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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140（2007）04—0114—05
　　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所處的地域、文化、性別文化的幾重邊緣性，讓維吾爾族女性作家拒絕了外面太多的浮躁、紛擾與喧囂，也拒絕了內地一個時期以來非常流行的“私人化”寫作。而她們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與認知，對世界性現代意識的融合認同，以及女性特有的思維及民族語言等方面的優勢，無疑給新疆維吾爾族女性作家帶來了更多獨特的靈感，使她們的創作富有獨特的審美特征。無論是以性別視角還是以超性別視角，她們均以一種執著的熱忱和堅守的力量守望著創作的故土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園，因此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所創造的獨特的審美特征，所創造的獨特的藝術天地恰恰又是“邊緣”以外的女性作家們所不可替代的。她們的創作為中國女性文化的建構提供了獨特的言說范例和互補的藝術空間。
　　一、鮮明的民族、民間、地域特色
　　新疆維吾爾族女作家對本民族的文學、文化、藝術有著深刻的熱愛、理解和認知，她們在故鄉廣袤的土地上，恪守著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以其獨有的視角，始終實實在在地關注現實，關注民族的興衰發展，關注維吾爾族女性的命運遭際。她們在創作中，以其擁有的豐厚的傳統民族文化藝術為素養，自覺不自覺地把民族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表現出來，并用現代意識重新整合建構，以此作為對民族文化的深度弘揚，由此，她們的創作呈現出獨特而鮮明的民族、民間、地域特色。
　　維吾爾民族在片片綠洲上世世代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綠洲四周則是被風沙干旱包圍的一望無際的戈壁沙灘。故維吾爾族女性文學也呈現出農耕文化和綠洲文化的特質。維吾爾族人倍加珍愛綠樹成蔭、花兒朵朵、月色溶溶的綠洲。維吾爾族歷代作品，常常善于運用比喻手法，將他們最美好的情感，最喜愛的人和事與綠洲上的花草樹木明月天空聯系起來，使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維吾爾族女性文學繼承了這一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使她們的作品顯示出一種奇特的美。在維吾爾族女作家筆下，綠洲上的水格外清，樹格外綠，天格外藍，太陽格外紅，月亮格外亮。如哈里黛·伊斯拉依里的代表作《沙漠之夢》。一開始，作者就以樸實的白描手法，向讀者展示了在沙丘環繞的大漠深處綠蔭覆蓋的小村莊的美景，有如一副清麗的畫卷，女主人公起初愛情的憧憬和甜美猶如這美麗的綠洲。
　　走出綠洲，那無垠浩瀚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除了從整體上寓意著維吾爾民族賴以生存的生命所在和精神所在之外，在維吾爾族女性作家的筆下更多是災難、痛苦和死亡的象征。《沙漠之夢》恰是如此。“沙漠”，在小說中是一個復雜的意象，與綠洲形成鮮明的對比。首先，它象征著男權中心話語主導的人物關系中，女性追求真愛、追求愛的權利而不得的悲劇結局。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遭遇的是愛的沙漠。無愛的心靈就像沙漠一樣干涸，只有愛才是沙漠中的清泉，才使得沙漠具有靈性。同時，它還象征著女主人公鮮明脫俗、超越常規的沙漠氣候般變化劇烈的性格特點。沙漠的氣候經常是在兩個極端中交替循環往返：酷熱與嚴寒，干旱與急雨，沙塵暴旋風與寂靜凝滯狀態交替往返。在這樣環境中生長的人，內心也會醞釀著激烈的極地風暴，愛起來像烈火燃燒，恨起來痛快淋漓。女主人公艾吾孜汗就是這樣一位敢愛敢恨的維吾爾族女性形象。
　　《沙漠之夢》這一悲劇故事，不獨是題材來自民間敘事詩，而且作者將富有象征和暗示的民謠放在開頭：“不讓花兒配花兒／偏要花兒配刺兒／不等花兒找花兒／嫁了昏聵老頭兒。”一下子就讓主人公的命運進入了悲劇氛圍。使得這一來自民間的題材，被賦予不斷延伸和創新的元素，獲取了新的藝術生命力。運用雙語創作的維吾爾族女作家古麗尼莎·加瑪勒的作品《紅玫瑰和百靈鳥的故事》也是從廣為流傳的維吾爾族民間故事中汲取了素材和豐富營養。作品以鮮明的現代意識塑造了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維吾爾族現代女性的形象，使一個民間傳說的古老故事帶著鮮明的時代進步的印記。
　　一些作品用在維吾爾族生活的綠洲和戈壁中最普通最常見的花果草木作為象征物，來表達多重意蘊。有的象征少女的美麗和脆弱，有的象征美好的愛情與幸福，有的在預兆人的命運或生活的吉兇。如熱孜萬古麗的《神秘的蘋果》和《沙棗花》。前者借著傳情并且致使懷孕的蘋果，表現了維吾爾族青年男女對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的追求向往；后者則描述了一個沙棗樹下發生的故事——女主人公在沙棗林中憧憬著夢幻般愛情，遭受欺騙夢醒之后奔跑到沙棗林想自殺，又出現了腹中的孩子在沙棗樹叢中摘吃沙棗的幻影——女性人物的命運遭際與維吾爾民族的民間民俗、日常生活景象互為依存。
　　維吾爾族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主張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報應，各得其所。維吾爾族女作家的一些作品有意無意地滲透著這一宗教觀念。《蘋果的故事》為了滿足維吾爾族人民群眾的普遍審美需求，在附加結構里顯示了活著的兒子在心靈感應中得到了母愛，已經長大成人，并且敢于同不合理的事進行抗爭，使多年被迫骨肉分離的母親頓生欣慰。《彩色旋風》中的男女主人公雖然拍馬逢迎達到目的，但內心卻被別人和自己的鄙夷攪擾，永不得安寧。
　　維吾爾民族是一個有著豐富諺語的民族。早在11世紀，馬赫穆德·喀什葛爾的《突闕語大詞典》里就收錄了近三百條維吾爾族諺語。維吾爾族女作家的作品中常常猶如粒粒珍珠般閃現著生動形象的生活化比喻，富有鮮明的民族、民間色彩。例如，“正午時分，陽光把大地照射得如同馕坑般炎熱……正是南疆農村被人們稱之為‘在土里攤個薄馕也能烤熟’的季節。”“我像一個患病的小鳥，垂下了翅膀。”“陽光帶著病容般的蒼白。”“她猶如灌好的面肺子一樣豐滿潔白。”“光光的腦門和皮肉松弛得像舊套靴一樣皺巴巴的脖子。”（《沙漠之夢》）這些比喻都與維吾爾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有著密切關系，又那么生動形象。一些作品中對于歌舞的描繪，和偶爾插入的木卡姆樂曲情調的感受，與人物和情節自然貼切，有種血脈相通的感覺。如：父親取過“那柄亮光光的舊都塔爾琴又彈又唱……有時也能東拼西湊地彈上幾首木卡姆，那憂悒的曲調別有韻味，他自己就會潸然淚下。兒女們就在這無窮無盡的傷感動人的歌聲中長大了。”（《多雪的冬季》）其把一個貧窮多子家庭的生活鮮活呈現出來。這是因為木卡姆的文化藝術元素已經深入民間，深入到每一個家庭院落，溶化在民族血脈中了。這既是他們精神的慰藉滋養，又是生命的依托支撐。
　　鮮明的民族、民間特色，還表現在維吾爾族女作家對于社會癰疽、世風日下、不良嗜好的揭露指斥，表現了她們對于民族精神傳承的憂慮。如哈里黛·伊斯拉依里的《彩色旋風》中對燈紅酒綠的奢靡旋風、趨炎附勢的腐敗旋風的披露；《多雪的冬季》中對販賣毒品的黑惡實力的鞭撻，對貧民女子淪陷殺入魔窟的扼腕痛惜。維吾爾族女作家顯然警覺到在這個驟變的時代和轉型的社會中，維吾爾民族的優秀品格和傳統美德以及價值觀所遭遇到的某種危機和挑戰。她們無疑在批判的同時，也在弘揚著民族正氣和民族文化。與對惡德敗行的揭露指斥的同時，維吾爾族女作家對于純樸、熱情、堅韌、頑強的生命意識贊頌弘揚，以及再困難的時候都不會忘記希望和情趣的樂觀從容，也有著切合維吾爾民族文化本質的動人描摹，諸如熱孜萬古麗的《紅遍鄉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經歷一段人生曲折坎坷后，終于回歸土地，在勞動中，在身體和心靈沐浴的紅光中，找回了健康、健壯、堅實的自我。而且，有意味的是女主人公沒有具體的姓名，只用“她”指稱，既借以強調作品意義的普遍性之外，顯然象征著維吾爾族勞動婦女有如沙漠戈壁中生長的胡楊、紅柳一般正直、頑強、堅韌的民族性格。諸如《神秘的蘋果》，其謳歌了無處不在的母愛，表達懲惡揚善的美好意愿，有著弘揚維吾爾民族善良、勤勞、勇敢的生命意識的多重意蘊。
　　二、藝術形式的探索與創新
　　20世紀70、80年代的女作家阿依夏木·艾合買提、吐爾遜娜·玉努斯、阿依古麗·毛依丁、迪里達爾·艾則孜、艾里拜爾·穆罕默德、迪麗拜爾·克尤木等，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傳統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重視對社會現實的描寫，按照生活的原貌再現和反映生活，盡量按照時間和空間的連貫構思作品，重視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確保了故事情節的波瀾起伏和完整性。
　　上世紀90年代涌現出的一批年輕維吾爾族女作家們的表達方法則有了很大變化。她們的創作在對民族文化的傳承中又側重了對于新的藝術形式的探索和創新，融入了對表現形式的多樣嘗試和不懈追求，這使她們作品中深厚的民族性與現代性元素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一些女作家已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不僅有著鮮明的維吾爾民族特色的共性，而且又有著各自獨特鮮明的藝術個性。
　　哈里黛·伊斯拉依里擅長哀婉細膩的心理描寫。這個特點在《軌道》中最為出色。這篇小說采用了日記的形式。日記就是心靈的窗口，可以把最隱秘的感受盡情宣泄出來，也可以把精神分裂患者的不尋常心態揭示出來。“日記”為精神病患者的心路歷程找到了“有意味的形式”，最恰當不過。弗洛伊德說過，夜夢是愿望的滿足，白日夢即幻想，也是愿望的實現。當主人公陷入到白日夢中不可自拔的時候，就已經是精神分裂了。可以說，在《軌道》中，內容和形式達到了比較完美的統一。這正是她采用“精神分析法”的成功試驗，采用意識流手法的成功探索。
　　此外，哈里黛·伊斯拉依里小說的突出審美特點還在于，為數不多的大自然風光的典型細節描寫含有某些神秘的象征意味。這種從《福樂智慧》就形成了的表現手法，在哈里黛的創作中發出了新的光輝。例如在《彩色旋風》里：“閃耀著紅、白燈光的汽車不時打破夜晚的寧靜，像野獸一樣風馳電掣，呼嘯而過。”使人產生了不安的聯想。在《軌道》里，和現實生活刻板、擁擠、狹窄的城市生活秩序相對照，“窗外不時傳來淙淙流淌的泉水聲，遠處可以望見白雪覆蓋的天山雪峰。”一種渴望沖破束縛、擁抱大自然的情懷躍然紙上。而《沙漠之夢》通體象征手法的運用，大大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使得小說的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十分完滿，把一個敢愛敢恨、性格剛烈的維吾爾族悲劇女性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
　　熱孜萬古麗·玉素甫則是一個將鄉村題材與現代派藝術手法融為一體的好手。那些來自民間傳說的故事，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原生態，而對西方現代派手法的借鑒與運用，使作品的言說形態有很大張力，引發了閱讀的興趣和回味。這一點在其作品《神秘的蘋果》里尤其達到了較為嫻熟的程度。作品有著很濃厚的神秘色彩、荒誕性和心理分析的意向。作家把心理活動搬演成了現實存在；寫心理失衡的人的情感知覺比實在的具體感受還要動人和真切；寫虛幻的母愛比真實的存在還要細膩感人，在對第六感官的描摹中展現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作品的藝術手法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恰是傳統與現代手法的結合，這不僅使女作家發現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使她的作品在維吾爾族女性文壇上獨具個性，獨樹一幟。
　　熱孜萬古麗·玉素甫的《飛蓬的夢》象征意象更為豐富。“飛蓬”是一種廣泛生長在新疆沙漠地帶、山坡草地、牧場或林緣的草本植物。高尺許，葉互生，上部分枝帶紫紅色，花有黃白兩色。根系入土淺，一有大風很容易連根拔起，隨風旋轉。飛蓬還是極好的燃燒物品，起火迅速，火勢旺盛，但是燃燒時間短。飛蓬初則象征了愛情之花曾像飛蓬一樣絢爛綻放，繼則象征了女主人公阿依古麗和穆罕默德的短暫而熱烈卻又毫不牢靠的愛情。顯然，《飛蓬的夢》里的飛蓬意象，在更深的意義上象征著阿依古麗的命運就像飛蓬一樣，瓢泊、落寞。真愛在落寞和幻想中如飛蓬燃燒一樣灰飛煙滅，現實的婚姻和命運，卻還是如飛蓬一樣，掌握在“風”的手中。
　　在這里“蘋果”和“飛蓬”在作品中既是單純的自然界中的美的物象，又與命運多舛的悲情女子形象疊合在一起，它作為物的形象的意義減弱了，而女主人公命運的象征意義卻更加鮮明了。
　　三、女性人物形象多具有濃郁的悲劇特色
　　維吾爾族女作家作品的共同審美特點在于她們筆下女性人物形象多具有濃郁的悲劇特色，審美意蘊含有濃郁的悲劇美。
　　所謂悲劇，是指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的內容規定性。也就是說，構成悲劇的矛盾沖突和促使悲劇人物陷入悲劇狀態的性格特征。簡言之，悲劇實際上是表現痛苦和災難的，是表現人生大不幸的。維吾爾族女性文學所體現的悲劇特色，既不像古希臘悲劇那樣，表現人與神之間的對抗，也不像莎士比亞悲劇那樣，注重人性的深度寓意，而是著眼于社會現實的悲劇、世俗觀念的悲劇。
　　維吾爾族女作家女性意識的自然而然流露，性別觀念的逐步覺醒和明晰，把她們筆下女性人物的內心矛盾和情感的碰撞，推向了極致。維吾爾族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無論身份、社會地位、生活環境和文化水平怎樣不同，都在傳統與現代、皈依與反叛中掙扎煎熬，都在親子之情和無愛的婚姻中盤桓難決。一方面，女性的溫良、堅韌、富于責任感、同情心和親和力、對于真善美的與生俱來的追求，都通過各種感性形式在作品中得到較好表現。另一方面，內心反叛傳統，反叛封建家長，反叛社會陋習，將追求自我、救贖自我的意向變成堅實可行的行動，這些又與實際生活中的進退兩難、矛盾重重境遇的膠著、沖撞，成為普遍存在的心路歷程，也成為作品中女性人物心靈搏斗的主旋律。諸如《鴻雁湖》中女主人公祖合熱、《軌道》中女主人公阿斯亞、《飛蓬之夢》中的女主人公阿依古麗、《沙漠之夢》中的女主人公艾維孜汗、《多雪的冬季》中的女主人公尤麗吐絲等等，都是在愛情、婚姻中遭受侮辱的、精神被壓抑的、尊嚴被踐踏的女性形象，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悲劇色彩。通過這些形象，揭示了維吾爾族女性愛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情感焦慮和坎坷經歷，真實地反映了她們心靈深處的欲望、迷茫、彷徨、悲哀以及希望、欣喜，真實可信，具有強烈的現實感。而其中典型的悲劇女性形象當推《軌道》中的阿斯亞、《沙漠之夢》中的艾維孜汗、《多雪的冬季》中的尤麗吐絲。
　　如果說《多雪的冬季》中的尤麗吐絲的悲劇是典型的命運悲劇和社會悲劇，猖獗的黑惡勢力、殺人不見血的白色魔窟是尤麗吐絲淪為吸毒女的罪魁禍首，那么，《軌道》中的阿斯亞的悲劇則更多是“心靈型”的，是內心的掙扎、奔波、較量和延宕。善良的阿斯亞把自己純真的愛情奉獻給了一個并不愛她，也不值得她愛的薄幸無恥的男人，一直像她不幸的母親一樣，在無愛也無性的生活中飽受煎熬，內心憧憬著真愛又不敢回應，終日“在遙遠的過去和沒有感情的歷史與心靈的呼喚之中掙扎”，“累得精疲力竭”。精神的壓抑與磨難、心靈的悲苦與呼救，之于阿斯亞，時時刻刻都發生著，存在著，直至無法承受，釀成典型的精神分裂病態。在這些悲劇中，你聽不到氣吞山河的憤怒的吶喊，但可以感到飲泣的心靈的死亡。
　　《沙漠之夢》中女主人公艾維孜汗的悲劇，既是心靈悲劇，又是性格悲劇、命運悲劇，是美好生命被毀滅的悲劇。女主人公有過鮮花一樣的曼妙青春，但鮮花頃刻之間慘遭蹂躪；與初戀情人勇敢私奔，享受過愛情的甜美與幸福，繼之，又遭遇愛情與友情的雙重背叛；巨大的心靈傷痛，使這位性格堅強、剛烈、決斷的女性痛不欲生，幾近瘋狂，最終殺死女友，鋃鐺入獄。一朵鮮花枯萎，一個鮮活的生命消殞。作品揭示了女性因愛而遭受的苦難，它在愛情、妒忌、復仇等人類情感中，用愛恨情仇所形成的巨大沖擊力來表現女性人生的悲劇命運。尤其作品在最后寫道，在仇殺即將發生時，一個“奇怪的紅物”“狀如躺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正在掙扎的一個巨人血脈里噴射出來的鮮血，一瞬間即將整個天空浸染，”將“無際的沙漠、農田、果園、農舍、核桃樹都變成了深紅色”，大自然的恐怖與人類中的悲劇交相呼應，反復渲染，極大地增強了女主人公命運的悲情色彩。
　　維吾爾族女作家并沒有把她們筆下女性人物的愛情婚姻悲劇，僅僅看成是偶然的變故和注定要失敗的命運造成的，而是更加看重造成悲劇的社會文化歷史成因，揭示男尊女卑的傳統性別文化如何根深蒂固地制約著、影響著女性的人生命運。其筆下女性人物的悲慘命運也并非是不能改變的，相反，都有一種頑強的追求自我發展和人性舒展的欲望，一種改變命運的內心抗爭，表達了女作家們的深情呼喚與殷殷期盼。女作家通過阿斯亞的愛情婚姻悲劇，希望維吾爾族女性擺脫陳舊觀念習俗的束縛與羈絆，勇敢地面對生活，為自己做人的尊嚴和權利而抗爭；通過尤麗吐絲的悲劇命運，將控訴鞭撻的利刃直指黑惡勢力，將追究的鋒芒指向悲劇產生的社會土壤；而艾維斯汗的悲劇內涵，更為豐富，既有命運的偶然性，又揭示了性格的必然性；既有人性挖掘的深度，又有質疑、解構男權中心文化的力度。
　　令人欣喜的是，維吾爾族女作家古麗尼莎·加瑪勒運用漢語創作的中篇作品《好夢成真》中，成功塑造了一位獨立不羈、秀外慧中、自立、自主、自強、自信的維吾爾族知識女性形象——海維拉。海維拉是一位有著強烈事業心和奉獻精神的醫生，她在救死扶傷的崇高事業中實現著女性自我價值，建構了一個堅實獨立的自我。由此，面對丈夫屢次的背叛和家庭暴力，她才勇于抗爭，依然決然地脫離舊有的生活軌道，與腹心相照、聲氣相求的愛人勇敢相愛，好夢成真。從某種意義上說，海維拉這一女性形象，不僅表現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維吾爾族知識女性覺醒、抗爭追求精神獨立的嶄新時代風貌，而且帶著中國知識女性在變革時代追求自我實現的鮮明印記。她昭示出維吾爾族女性文學新的時代內涵與審美特色。
　　［收稿日期］2007—04—17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蘭州114～11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任一鳴/張淑萍20072007
維吾爾族/女性文學/審美特征
　　Uygur/female literature/aesthetic feature
Some Discussion on Aesthetic Feature of Uygur Female Literature The aesthetic feature of Uygur female literature from 1980s and 1990s:inheritance of fine tradition of national culture,with typical feature of nation,folk and location;new 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of modern art form and art style,with peculiar time feature;more value and higher expectation of female figures in literature.with tragic featur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fold the peculiar cultural essence and artistic value of Uygur female literature from these aspects.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以來，新疆維吾爾族女性文學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繼承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具有鮮明的民族、民間、地域特色；在傳承中又有對于現代藝術形式、藝術手法的探索和創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對女性人物形象傾注了更多的痛惜與企盼，具有濃郁的悲劇特色。這由此呈現出維吾爾族女性文學特有的文化內涵，獨具的藝術價值。
作者：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蘭州114～11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任一鳴/張淑萍20072007
維吾爾族/女性文學/審美特征
　　Uygur/female literature/aesthetic feature

網載 2013-09-10 2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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