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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維新派與洋務派的思想分野不在于堅持還是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是對中體西用的不同理解和運用。維新論者把西政引入中體，把西用引向開民智、興民權、設議院的變法理論，使中體西用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關鍵詞　洋務派　維新派　中體西用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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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認為維新派與洋務派在維新期間的思想分野，集中體現在堅持還是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特別是張之洞《勸學篇》的發表，全面闡述中體西用，顯示出與激進的變法主張格格不入。然而，更多材料證實，維新派大多又是“中體西用”論者。因此，對維新派與洋務派關于“體用論”的主張，就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了。
　　　　　　一
　　關于維新派對中體西用的批評，一些論者常引用嚴復《論教育書》中的一段話：“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1 〕該文發表于1903年。在戊戌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從未正面批評中體西用。相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首領都贊同中體西用論。
　　康有為變法思想的顯著特色是“托古改制”。在此旗號下，康有為十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儒學的先進。他的變法文化觀似乎較之中體西用更古香古色。1891年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時，強調辦學“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直到1898年，他仍堅持“乃謂今日，非維持人心，激勵忠義，不能立國，而非尊孔子無以維人心勵忠義。此又變法之本。”〔2〕在康有為的思想深處， 仍是中體西用的中西學術觀，即“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為有用之才；外講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為通方之學。”〔3〕
　　梁啟超秉承乃師變法宗旨，在中西學術上與康有為并無二致，他在代擬《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二章《學堂功課例》中全面闡述：“近年各省所設學堂，雖名為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蓋由兩者之學未能貫通……考東西各國，無論何等學校，斷未有盡舍本國之學而能講他國之學者，亦未有絕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中西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者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4〕1896年10月， 他在《西學書目表后序》中也強調“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5〕即使是維新變法的著名理論家嚴復， 在比較系統介紹西方自然、社會科學、進化論等的同時，并不排斥中學為體。譚嗣同一方面大聲疾呼沖破羅網，另一方面也強調中學的本體。可以看到，維新變法的思想家們盡管對西學的認識和理解上有較大差別，對中學的理解也帶有明顯的個人傾向性，然而對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則是一致的。他們基本上是用這種框架處理中西學術關系。所不同的是，盡管維新派堅持中體西用，但他們對中學和西學的認識較之洋務思潮又有新的發展，也就更帶有時代特色。
　　　　　　二
　　維新思潮興起于洋務思潮30年后，其間經歷了中法、中日戰爭，經歷了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資產階級產生、初步發展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力量的過程，人們的西學認識也有了明顯深入，完成了從學不學到怎樣學的初期階段。學有成效和失之偏頗都在中體西用框架中逐一展現。時代淵源、思想沿革，都向維新派提出了承繼與革新的雙重課題。在這種背景下，維新派的中體西用，顯示了與洋務思潮不同的理論特色。
　　洋務思潮發展過程中“采西學之體以為中用”和西學自有本末，大本末與小本末一系列新西學論的問世，使人們的西學視野進一步拓寬。在維新派的中體西用論中，中體和西用的含義都有一些實質性的新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歸功于被稱為早期維新派的一批思想家。隨著西學東漸，人們自然會遇到中西文化各自的體系、核心以及相互沖撞融合中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等諸多方面的分歧。許多思想家一方面身體力行于洋務活動，一方面又鳥瞰洋務運動的進程，洋務發展中的各種弊端盡收眼底。因之，又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洋務思潮的理論不足。指出其“棄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遺其大體而襲其皮毛”〔6〕，導致學無成效。特別是受到甲午戰敗的刺激， 人們的西學視野進一步開闊，在幾個重大問題上，繼洋務思潮又有新的突破。
　　與洋務運動初期的情形不同，7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翻譯西書大量面世；二是相當部分知識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國門，直接感受西方社會。這部分人如郭嵩燾、王韜、鄭觀應、嚴復等對西學的了解和傳播，為維新思潮的形成起了理論先導作用。在對洋務辦學的反思中深化西學傳播。“夫二十年來，都中設同文館，各省立實學館、水師武備學堂、自立學堂，皆合中外學術相與講習，所在而有。而臣顧謂教之之道未盡，何也？諸館皆徒習西語西文，而于治國之道，富強之原，一切要書，多未肆及，其未盡一也。”〔7〕他們認為中西都有自己的先圣， 也就有各自的燦爛學術成就，都是對真理的一定程度的認識。“蓋非常之輩天何嘗擇地而生？我國有非常之人，豈他國無非常之人乎？則我國有前圣之制作，豈他國無前圣之制作乎？且他國無前圣之制作迭興、繼續之以克駑夫前圣者乎？”〔8〕在對西學中源的批評中， 逐漸認識到西方格致說、人文哲學、政治學說等都有自身淵源和價值，擺脫“禮失而求諸野”的西學東漸模式。
　　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西學本末的劃分。盡管體用、本末、道器、主輔等都是中國傳統哲學命題，他們運用于評判西學，就深入了對西學的認識層次。維新派對西學的體用劃分，受到鄭觀應的很大影響。認定“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于書院，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9〕梁永超概括為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 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藝。
　　按照大本末和小本末的劃分，維新思想家注重在傳播西學中，選擇較高層次的西方社會、自然科學知識，以彌補洋務思潮的不足。特別在戊戌政變后一段時期內，廣泛通俗地宣傳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著名思想家，比較系統地整理和介紹了歐美哲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教育學以及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的發展史和近代成就，撰寫了各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傳記，形成了空前的啟蒙思潮。
　　維新思想家對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民主制度的稱頌為洋務思潮所未能達到的高度。盡管他們早期對“民權”和“民主”的概念仍很模糊。康有為、嚴復、黃遵憲等都提倡民權，反對民主。直至戊戌政變后，梁啟超才指出“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10〕但他們在向西方學習中卻對民主制度的開民智、興民權、設議院等重要內容表現了極大興趣。譚嗣同的沖破羅網，嚴復論三權分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議院觀，無不顯示他們雖然也認可中體西用，但中體的實質發生了某些變化，西用則與洋務思潮的西用有更大區別。康有為早年就指出泰西“政事皆出于議院，選民之秀者與議，以為不可則變之，一切民與共之，任官無二人，不稱職則去，故粉飾者少，無宗族之累，無妾姬之糜，無儀節之文，精考而厚祿之，故中飽者少。泰西非無貪偽之士，而勢有所不行；中國非無圣君賢臣，精核之政，然而一非其人叢弊百出，蓋所由民也。”〔11〕隨后他逐漸形成了以政治改革，設議院更張封建政體的政治主張。“設議院于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地利之盡必由此，欲道是之辟、商務之興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于善必由此。”〔12〕在維新思潮的中體中，雖然也強調經義、國聞、掌故、名物，但對核心的封建專制制度提出了大膽的懷疑、變革、甚至激進的否定。“蓋我國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蓋由此等邪說，成為義理而播毒于人心也。數千年之民賊，既援國家為己之產業，摯國民為己奴隸……遂使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于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13〕顯示在傳播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大膽舉措，把中體西用觀引向變法、變制、開民智、興民權、設議院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
　　維新思潮與洋務思潮的中體西用觀的關系，既有承繼又有揚棄。洋務思潮是維新思潮的直接理論先導，特別是洋務思潮發展中突破早期西學觀許多誤區的進展，更對維新思想家以極大影響。
　　維新人物對于責難、詆毀辦洋務數十年成效的觀點很不以為然，強調“謂今日之禍皆由數十年之洋務。冤呼！”〔14〕“接于聰明，接于精神，接于日用飲食，何莫非洋務？既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斯決去之而勢有不能。”〔15〕他們譴責封建守舊派人物對洋務的種種誹謗和自視清高，指出，“數十年君子徒尚空談，清流養望，以辦洋務為降志辱身，攻擊不遺余力，稍知愧恥志，至不敢與洋務之人通往來。”〔16〕無論在社會生活或思想領域，他們都表現一種理性的思考和客觀的審視，充分肯定洋務運動、洋務思潮對社會進步、思想啟蒙所產生的巨大效應，以維新變法應有的理論高度，完成對前任的承繼與創新。
　　與洋務思潮不同，維新思潮開始意識到西學是一個完整的具有理論形態的文化體系，不再象洋務初期那樣視之為皮毛。他們正確地把西學劃分為“西政”和“西藝”，即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強調西學是近代西方社會制度及其政教設施的本源，意識到中國不僅在“西藝”方面落后，在“西政”方面，也同樣落后。他們抓住了西學的核心是崇奉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則和民權學說。而中學則旨在取儒學言論之便于君主者作專制之說。按照這種劃分，他們更注重把“西政”引入中體，“西藝”作為輔用，由此得出政治改革的結論，從而使維新思潮的中體西用觀富有變法圖存的時代特色和理論作用。
　　洋務思想家并非沒有涉及政治改革，也發現了“西政”的強處。包括鄧華熙、張樹聲、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官員都認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在不同場合表達過“變法”主張。這是中體西用觀發展的內在邏輯關系使然。但是，由于認識深度、社會環境、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制約，他們從總體上講邁不出政治改革這一步。因之，當維新思潮興起時，洋務思潮自然順理成章把接力棒遞送給了下一站。＊
　　注釋：
　　〔1〕〔12〕《嚴復詩文選注》141，68頁。
　　〔2〕《杰士上書匯錄》，《請商定教案折》。
　　〔3〕《戊戌奏稿》，《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致用策論折》。
　　〔4〕〔13〕《飲冰室文集》一、第19頁，五、17頁。
　　〔5〕《戊戌變法》一、461頁。
　　〔6〕《庸書》外篇自述。
　　〔7〕《光緒朝東華錄》四、總3791頁。
　　〔8〕《萬國公報》第22期、1883年1月。
　　〔9〕《鄭觀應集》上、967頁。
　　〔10〕《愛國論三·論民權》，《清議報》第12冊。
　　〔11〕康有為《救時芻言》。
　　〔14〕〔15〕〔16〕《譚嗣同全集》第158頁，第206頁，第204 頁。
　　　　　　　　　　　　　　　　　（作者單位　衡陽師專教務處）
　　　　　　　　　　　　　　　　收稿日期　1995—09—01
　　
　　
　　
衡陽師專學報30-33K3中國近代史周輝湘19961996 作者：衡陽師專學報30-33K3中國近代史周輝湘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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