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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編輯學在中國“破土”
　　中國的編輯學研究始于20世紀中葉。
　　1949年3月廣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國民大學教授李次民先生的講稿——《編輯學》，這大概是中國的第一本編輯學著作。這本書只在個別章節中講到期刊的編輯工作，大量的篇幅是講新聞編輯學，說明當時的報紙很重視編輯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各項事業欣欣向榮，新聞出版工作也走上迅速發展的道路，對編輯人才的需求倍增。為此，中國人民大學創辦了新聞系，并設置了編輯出版專業。根據教學需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1956年8月翻譯出版了蘇聯莫斯科大學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的《書籍編輯課教學大綱》，作者是Κ·и·倍林斯基，中譯本名為《書籍編輯學教學大綱》。這是新中國翻譯出版的第一本編輯學著作。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國的香港和臺灣也先后出版過余也魯的《雜志編輯學》、張覺明的《現代雜志編輯學》、陳石安的《新聞編輯學》和荊人的《新聞編輯學》，還出版過陳世琪的《英文書刊編輯學》，其中《雜志編輯學》多次再版，說明港臺對報刊編輯工作是很重視的。
　　 2 編輯學研究的起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新聞出版工作突飛猛進。以1983年胡喬木同志致信教育部，倡議在高等學校設立編輯學專業為契機，北大、南開、復旦三所大學試辦了編輯學專業，此后清華、武大、河南大學等也相繼設立了這個專業。編輯學專業正式列入了高校本科的專業目錄。同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提出“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所……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研究工作”，從此我國出版理論研究走上了歷史上空前繁榮的道路。1984年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開始籌建，1985年3月21日正式成立，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研究和建立編輯學、出版學、圖書發行學，并且立即著手組織編寫圖書編輯學、期刊編輯學和編輯學論文集等書稿。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1981～1990)，共出版編輯學著作14種（不含港臺），其中1/3是由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領導的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籍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8月23日，10月初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實用編輯學》（闕道隆主編），這本書在出版以后的幾年里，曾成為培訓編輯人員的主要教學用書。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編輯學著作，有《報紙編輯學》（鄭興東等著）、《編輯學論集》（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科研處編）、《實用編輯學概要》（俞潤生編著）、《編輯學概論》（朱文顯、鄧星盈著）、《圖書編輯學概論》（高斯、洪帆主編）、《編輯學概論》（肖漢森、戴志松、曾毓英、彭守權主編）、《編輯學論稿》（劉光裕、王華良著）、《書籍編輯學簡論》（張玟、林克勤著）、《科技編輯學概論》（王耀先主編）、《編輯學通論》（王振譯、司錫朋主編）、《社會科學期刊編輯學》（李學昆主編）等。這是一批拓荒之作，它提出了問題，闡明了觀點，規劃了內容，構建了框架，是編輯學走向科學的先導，也是編輯學崛起的表現，并為以后的編輯學研究開辟了道路。
　　在這10年中，編輯理論和編輯業務的研究也蓬勃發展，有影響的著作有曾彥修、張惠卿等著《編輯工作二十講》、戴文葆等著《編輯工作基礎知識》、金常政著《百科全書編纂概論》和《百科全書及其編輯研究》、書君宜著《老編輯手記》、楊牧之著《編輯藝術》。編輯史和人物研究方面的成果有韓仲民著《中國書籍編纂史稿》、姚福申著《中國編輯史》、姜椿芳著《從類書到百科全書》、趙家壁著《編輯生涯憶魯迅》、汪紹曾著《近代出版家張元濟》、汪家熔編著《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錢小柏、雷群明編著《韜奮與出版》、費孝通等著《胡愈之印象記》、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科研辦編《近現代中國出版優良傳統研究》、伍杰著《中國古代編輯家小傳》、丁景唐主編《中國現代編輯家的編輯生涯》、陳原等編纂《商務印書館大事記》、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下編）》。
　　在這10年中，對國外編輯工作的研究和翻譯方面也取得了進展，主要譯著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刊出版活動》（周文熙著）、《列寧與編輯出版工作》（林穗芳編著）、《科技書刊編輯工作》（奧康諾爾著，王耀先譯）、《編者與作者之間——薩克斯·康明斯的編輯藝術》（多蘿西·康明斯著，林楚平等譯）、《編輯工作原理與方法》（米利飲著，李文惠譯）、《85次喜與憂——一個編輯的思考》（塔波·伏優科娃著，屈洪、寧寶雙譯）。
　　在這個時期中，有關編輯工作的工具書和百科全書的編纂，成績卓著。
　　邊春光主編的《編輯實用百科全書》引人注目，這本書比較好地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是編輯學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是有史以來在編輯工作方面的第一本百科全書。對編輯工作闡釋最多、內容最豐富的《出版詞典》，也是在這個時期編纂完成的。
　　我國第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新聞出版卷》，還刊列了戴文葆編撰的特大條目《編輯與編輯學》，表明了社會對編輯學的認同。《當代中國叢書》中的《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一書，以很大的篇幅論述了中國歷代的編輯事業和編輯家的活動，并以專章介紹了當代中國的編輯出版研究。
　　同時，《編輯社會學》、《編輯心理學》、《編輯思維學》等多種著作的出版，反映了編輯學跨學科的研究成果。
　　在這10年中，編輯學研究有了一批自己的陣地。繼中國書籍出版社之后，山西建立了出版類圖書的專業出版社——書海出版社。山西的《編輯之友》是最早創辦的編輯出版類期刊，此后創辦的《中國新聞出版報》、《中國出版》、《編輯學報》、《出版發行研究》、《編輯學刊》、《出版科學》都是編輯學學科建設的鼓動者和參與者，在國內外具有很好的影響。
　　編輯學研究正是這樣起步和崛起的。在這10年中，它亮出了牌子，形成了隊伍，建立了陣地，出版了第一批著作。
　　 3 編輯學研究的發展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編輯學研究起步、崛起的年代，那么在90年代即20世紀最后10年則是編輯學研究深化、發展，結出更多碩果的年代。
　　在20世紀最后10年中發生了一些令人難忘的事情。
　　繼1986年上海編輯學會和1987年中國科技期刊編輯學會的成立，1992年10月，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國編輯學會正式成立，編輯學界有了自己的組織，為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組織、引導學術研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湖北、江蘇、天津、遼寧、河北、湖南等省市也成立編輯學會，對當地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
　　高等學校的編輯出版學本科專業有了較大發展，目前已有30所高校設立了這個專業，是20世紀80年代的兩倍。有近10所高校招收以編輯出版學為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有的開辦了研究生班。河南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華中師大、山西師大等還建立了編輯出版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正在積極開展工作，有的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編輯出版學的教研隊伍得到壯大，特別是有一批學歷較高的年輕教研人員的積極參與。他們思想敏銳，接觸信息多，又善于吸收其他學科的成果，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使編輯出版學能夠緊跟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
　　在20世紀最后10年中，我國共出版書名上有“編輯學”字樣的編輯學著作62種（含臺灣1種），不僅有書、報、刊編輯學，而且有廣播、影視、攝影、圖片、新聞欄目、版面等方面的各種門類的編輯學。
　　這些書大體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概論性教材性的，如錢柏誠主編的《圖書編輯學概論》、闕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書籍編輯學概論》、鄭興東主編、徐懷玉副主編《報紙編輯學教程》、蔡雯著《現代新聞編輯學》、吳飛著《新聞編輯學》、龐家駒主編《科技書籍編輯學教程》、徐柏容著《期刊編輯學概論》、奚堯生、孫秋生、叢林主編《學術期刊編輯學研究》。二是理論性的，如顧榮佳、王德年、馬國柱著《編輯學的文化思考》、雷起荃主編《學術編輯學研究》、王振鐸、趙運通著《編輯學原理論》、劉光裕、王華良著《編輯學理論研究》、鐘立群著《新聞編輯學研究》、邵京起著《當代編輯學思維》、徐柏容著《書刊編輯學系列——創意論》，還有幾本論文集，如《論編輯和編輯學》、《編輯學縱橫談》和《編輯學研究文集》等。三是觀點摘錄，主要有朱美士主編《編輯學概覽》、向新陽主編《編輯學概覽（續編）》。四是以實用性為主的著作，如：王瑞棠主編、曹仁義、汪蘇華副主編的《廣播編輯學》、林永仁、楊尚聘、熊慶文編著《小型報紙實用編輯學》、張曉菲著《影視編輯學》、任根珠著《實用版面編輯學》、劉志筠、宋方著《電子新聞媒介欄目編輯學》、康大荃著《攝影圖片編輯學》等，這些書視覺較寬，涉及面也廣。
　　在這段日子里，還有一些書，如劉杲著《出版論集》、戴文葆著《尋覓與審視》、林穗芳著《中外編輯出版研究》、趙航著《選題論》，雖然未用“編輯學”命名，但書中不少內容涉及編輯學研究，并有自己的創見。
　　總的說來，在這10年中編輯學著作為數眾多，成果不少，這是20世紀80年代編輯學研究的繼續，是在前10年基礎上的新發展。這些著作大多議題專一，觀點鮮明，各有特色，它們的問世，是編輯學學科建設的一次攀登。
　　對編輯實踐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20年來，由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編輯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探索和認識這些問題，始終是我國編輯出版研究的工作重心。中國編輯學會成立以后，更有意識地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20世紀90年代初，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圖書質量滑坡，市場無序突出，編輯工作如何適應市場經濟，成為出版界內外關心的熱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在出版工作中日漸凸顯，作為精神生產的出版工作，如何既按經濟規律辦事，又堅持社會主義文化產品的價值取向，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編輯工作還是不是整個出版工作的中心環節；在新的形勢下，編輯究竟應該如何工作，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編輯策劃與案頭工作的關系等問題，都擺到了研究者面前，中國編輯學會和其他有關部門召開了一系列專題研討會，報刊也發表了許多論文。對這些問題的研討是有成效的，它不僅提高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推進了實際的編輯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研討中逐步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即要保證圖書質量，必須貫徹新聞出版署公布的《圖書質量保障體系》，并在這個前提下，嚴格按照編輯規范操作，做到規范化和創新相結合。根據這種形勢，中國編輯學會于1995年初決定編撰《圖書編輯工作基本規程》，并且委托湖北省編輯學會負責。湖北出版界對這項工作非常重視，組織了專門小組，由中國編輯學會副會長、湖北省編輯學會會長蔡學儉具體負責并執筆來完成這項任務。經過反復研討，并在1996年中國編輯學會第三屆年會作為中心議題進行討論，又多次征求京內外專家的意見，幾易其稿，《圖書編輯工作基本規程》終于在1997年7月完稿，9月上報新聞出版署。1998年由新聞出版署圖書司以文件形式轉發，“供全國出版社參考”。這個《規程》講了圖書編輯工作的性質、方針和任務，編輯工作的基本過程，應該完成的要求和如何完成的做法，以及各環節之間的聯系；既總結了實踐經驗，又注意了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使基本規程與積極創新相結合。目的是使編輯工作做到精細有序，保證圖書的質量。只要認真貫徹，必將收到良好的效應。
　　《規程》的研討告訴人們，討論當前實際的編輯工作，不僅要研究存在的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而且要不斷提高對編輯工作性質、職責、基本制度的認識，分析它在新形勢下的要求和特點。為此，又開展了要不要堅持和如何堅持“三審制”，編輯室工作和編輯室主任的職責和任務，以及責任編輯的地位、工作范圍、職責，新形勢下編輯工作新特點等問題的討論。這些專題討論，比較及時，切合實際，針對性強，對實際工作有一定幫助，更重要的是，它使編輯學研究能夠不斷地吸取新鮮經驗，豐富理論內容，有利于探索編輯規律在新形勢下的表現形態，促進編輯學的學科建設。
　　 4 世紀之交的邁進——學科建設若干重點工程的啟動
　　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到了世紀之交也就是1999～2001年這段時間里，編輯學以新的姿態，在三個重大問題上開始進行探索。
　　 4.1 由各種門類編輯學向普通編輯學發展
　　1995年，中國編輯學會根據高等院校編輯學專業教研人員的要求，提出編寫《編輯學理論框架》的任務。從1996年4月起，以天津市書刊編輯學會提出的框架為基礎，進行了多次討論。1997年9月，以此為中心議題在銀川召開的全國編輯學理論研討會進行了研討。在討論中，與會者提出：要建立什么樣的編輯學理論框架，是圖書的，書報刊的，還是涵蓋各種媒體的？經過反復醞釀，問題又集中到涵蓋各種媒體的普通編輯學能不能建立？它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尤其是各種媒體的編輯活動有沒有共性？如果只有各自的個性（特殊性），沒有共性，那么，建立普通編輯學就不可能。學界經過3年的思考，在報刊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有些專著還對有關問題作了論述。2000年3月，中國編輯學會在北京召開全國編輯學理論研討會，邀請一批有編輯學專著的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和高等學校的教研人員參加了會議。討論的問題有：(1)關于多種媒體編輯活動有沒有共性的問題。與會者認為，圖書、期刊、報紙、廣播、電視、電影、音像制品等各種媒體的編輯活動，有個性也有共性，這是肯定的。也有的同志認為，共性有，但比較難概括。有的同志認為，多種媒體編輯活動的共性，可以從幾個方面考慮：一是編輯學體系一般包括總論和分論。分論即部門編輯學，如音像編輯學、書刊編輯學等。總論的內容，如編輯的概念、性質和作用等，這些總論就是共性。二是多種傳媒編輯活動的共性可簡單地表述為：開發選題、選擇和加工作品以向公眾傳播。三是共性就是為了傳播、積累文化，對精神產品進行策劃組織、選擇優化和編排組合工作。四是創意、優選、優化、組合等編輯活動的特征是書、報、刊、廣播、影視、音像制品等普遍存在的，這些就是共性。與會者認為，考察各種媒體編輯活動的共性，可以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視角，需要找到一個恰當的切入點。把個性指出來，再找到一些橫切面，就可以發現共性。(2)關于涵蓋多種媒體的普通編輯學能不能建立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不同類型圖書的編輯活動雖有很大差異，但不妨礙尋找共同點，寫出圖書編輯學通論。不同傳媒編輯活動之間的差異很大，并不否定其共同發展規律的存在，問題是我們認識不認識或認識深淺而已。在科學認識各種傳播媒介共性的基礎上建立普通編輯學，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尤其在出現多媒體和網絡以后，出版媒體編輯特別是音像出版物編輯和影視媒介編輯彼此越來越接近，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這種趨同的傾向日益明顯，一種意見認為，1999年版《辭海》，說“編輯”是“組織、審讀、挑選和加工作品的工作”，“是傳播媒介工作中的中心環節”。這將有助于認識編輯活動的特點與共性，為普通編輯學的建立提供佐證。一種意見認為，現在出版的編輯學專著已有好幾十種，不僅有圖書、期刊編輯學，還有新聞、廣播、電影和影視編輯學。有人還在研究電子出版編輯學。這些書充分論述了各種媒體編輯活動的特點，從這些特點中可以抽出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可見建立普通編輯學已有很好的基礎。再說，現在已經有了《編輯學原理論》、《編輯學理論綱要》、《編輯學基本原理》等書，可以說普通編輯學的初步形態已經萌現，這說明建立普通編輯學的條件是很好的。會上，劉杲作了頗有見解的講話。他說：搞普通編輯學確實很不容易，因為不同傳媒編輯學本身發育狀況不同，有的發育還不夠。但是，事情在向前發展，普通編輯學早晚會建立起來。
　　 4.2 關于《編輯學理論綱要》的討論
　　經過這次會議，建立普通編輯學的問題取得一定的共識。但是，還是存在一些疑慮，如有人認為，依據各種媒體編輯活動的共性，建立普通編輯學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這樣宏觀的編輯學的實際效用如何？普通編輯學涵蓋的媒體范圍究竟以多大為宜，或者說根據目前學界對多種媒體編輯活動認識的程度和有些學科本身的發育情況，在編輯學理論框架中，對這個問題究竟如何處理才比較合適。為此，中國編輯學會于2000年召開了編輯學理論框架座談會進行了專門討論，會議著重討論了這樣兩個問題：(1)建立什么樣的編輯學理論框架。有的同志提出，要總結十多年來各種媒體的分支編輯學研究成果，建立一門通用的編輯學理論，使它能像新聞學、教育學、語言學、文藝學等學科那樣，列入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系統之中，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至于說，普通編輯學對某一個具體媒介的從業者來說有多大用處，認為不能以狹隘的實用觀點看待。理論從來都是抽象的，它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存在，對實踐有指導意義。編輯理論對任何一位編輯職業工作人員來說是一種應該具備的素質，對自己從事職業的性質、意義、前景、價值的理解和信念，并不是僅僅學會實用技能就可以自發獲得的，編輯的專業理念是由普通編輯學理論培養起來的。(2)編輯學理論框架涵蓋的范圍。有的同志認為，從現狀看，書、報、刊編輯學研究發展較快，有的媒體編輯學發育不全，“框架”能否把所有媒體的編輯活動都包括進去，值得研究。另一種意見認為，不同傳播媒體的編輯活動雖有較大的差異，但有普遍性的東西、有共同規律可以總結。因此，我們要建立的普通編輯學理論框架，應該涵蓋各種媒體的編輯活動。有的部門編輯學，雖然目前看來還發育不夠，但作為編輯活動來說，它離不開某種共同規律，應該是有基礎的。會上還涉及到一些其他問題，如編輯學的學科定位、編輯學的理論及編輯活動的規律、編輯學學科的起點及終點和編輯模式等。
　　編輯學理論框架問題的提出，引起研究者極大的興趣。1988年初，楊煥章發表了《當前編輯學研究的任務》的文章，指出“所謂編輯學體系，實質上就是編輯學諸概念之間、諸原理之間以及概念與原理之間的內在聯系”，主要是“揭示這些內在聯系”。闕道隆發表了《建立和完善編輯學的學科體系》的文章，提出了12個研究課題。認為在這些問題的研究和交流的基礎上，“可以形成一種或幾種比較公認的編輯學理論框架”。1999年，劉杲發表了題為《我們的追求：編輯學》的文章，對編輯學的研究目的、性質、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編輯的地位以及關于編輯人才的培養等問題作了闡述。他說提出這些問題的目的是在推動編輯學理論框架的研究。林穗芳、逸士也分別就《編輯學理論綱要》發表論文，闕道隆并就《綱要》提出了具體的“構想”。這些都大大推動了《編輯學理論綱要》的研究。2001年4月，中國編輯學會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對研究編輯學理論框架的目的、意義和基本內容，涵蓋的范圍以及有利條件等作了分析和說明，并且把它作為今后學會的重要工作加以強調。
　　2001年下半年，闕道隆提出了《編輯學理論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初稿。《綱要》全文5萬余字，除導言外，分為13章，包括編輯概念、編輯活動、編輯過程、編輯工作者、編輯與作者、讀者（受眾）、編輯與傳播媒介、編輯與社會、編輯規律、編輯價值、編輯模式、編輯規范、編輯風格各方面。中國編輯學會為此召開在京部分專家學者座談會進行討論。與會者對《綱要》給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評價，認為是幾年來探索編輯學理論框架的一個重要成果，將有利于編輯學走向成熟，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和具體的修改建議。會后，作者又作了必要的修改。2001年第3期和第4期《出版科學》全文發表了《綱要》，編者還加了熱情洋溢的按語。
　　 4.3 關于編輯規律的探討
　　在討論理論框架的過程中，有人提出要回答三個問題，即編輯學的基本概念、基本規律和基本原理。有人認為研究科學就是研究規律。根據這些主張，中國編輯學會召開了編輯規律專題研討會，并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編輯規律的研究以及提出的各種觀點。會上闕道隆提出“兩個區分”和“兩個了解”，即區分編輯工作的方針、任務、要求和編輯規律，區分編輯活動需要遵循的社會規律和編輯規律；了解編輯活動的本質和編輯規律的辯證統一關系，了解編輯活動的特殊規律和普遍規律的辯證統一關系。并且在《綱要》提出編輯活動三條普遍規律（即“尊重作者創作個性與編者選擇把關相統一規律，傳播已有文化成果與文化創新重構相統一規律，保證文化產品質量與掌握最佳傳播時機相統一規律”）的基礎上，補充一條，即“編輯活動的內容、要求與傳播媒介的特點、功能相統一的規律”，說“這條規律反映了編輯活動與傳播媒介的關系”。
　　楊曉鳴向這次研討會提交了題為《認識和解構編輯活動的規律》的論文，認為：編輯規律是編輯活動的本質聯系。“一切體現編輯活動過程的本質聯系，從一個側面制約著編輯活動過程，都可能是編輯活動中的一條規律”。他提出：“能動性和受動性相統一是編輯活動的普遍規律”，即“舉凡有編輯活動的地方，就存在著編輯主體通過編輯活動能動地參與社會文化大廈的構建，并同時要受到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作者、讀者、社會制度、出版體制、自然條件狀況等等）的制約、影響的現象”。
　　任定華提出：“編輯基本規律就是信息、知識有序化、媒體化與社會化的規律”。同時提出“在這一基本規律的基礎上也可以形成次一級的法則：即選擇優化法則、加工創造法則、標準規范法則、媒體結合法則、擴散傳遞法則和完整美化法則”。認為“所有的編導個體與群體，在編導實踐中，必須嚴格遵守這些法則”，它是客觀的。
　　林穗芳認為研究編輯規律是編輯學學科建設中的攻堅項目之一，難度很大。作為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是最高層次的規律，最好歸納成一條，其他法則處于從屬地位。要是基本規律也列舉多條，便沒有主次之分了。他提出，傳播媒介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是：“在為作品的內容向公眾傳播作準備的過程中作者和讀者／用戶之間的供需關系的矛盾在全面而準確評價的基礎上依照質量第一和社會效益第一的原則加以調節和解決”。要點是全面準確評價，兩個“第一”。
　　龐家駒集中講了網絡時代的編輯活動，他認為“交融性是網絡時代編輯活動的一個新特征”。他說，“有一種現象：在不同傳播媒介之間，一方會交叉利用另一方的優勢功能，擴展自己的活動空間和存在價值，并協同發揮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這種現象姑稱之為交融性。這種現象，從多種媒介產生以來，實際上一直存在……光盤的問世，使這種現象開始顯現。網絡的興起，由于其無比強大的功能，更使交融性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這種相互的循環不息的運動，“應該是一種規律”。
　　有人主張研究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要從分析編輯活動的矛盾入手，認為編輯活動的矛盾很多，但基本矛盾是兩個，即編輯與作者的矛盾，編輯與視聽者的矛盾，其中編輯與視聽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這個主要矛盾中，編輯與作者同處在矛盾的一方，即都是精神產品的生產者，都是為視聽者服務的，而視聽者是被服務的。同時提出根據主要矛盾的狀況，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可以作這樣的概括，即：編輯以眾多的精神成果為基礎，用優選、優化為手段，生產新的精神產品，最大限度地滿足視聽者的需要，促進社會文明的發展。說得簡單一點，可說是“優選、優化規律”或稱“二優律”。這里的“精神成果”是指原創作品，可再次利用的成品，也包括信息、各種資料或半成品。“優選”是指選題的創意、策劃，作者的物色，稿件的審讀、評價和取舍。“優化”是指加工、整理、裝幀設計、美化，合理的編排和優化組合。根本目的是滿足視聽者的需要，為視聽者服務，為傳承社會文明服務（參見《探討編輯規律，推進編輯學的學科建設》，《中國出版》2001年第12期）。
　　劉杲強調要重視基本規律的研究。他認為編輯活動的規律，可以有特殊規律，普遍規律和基本規律。基本規律應是體現在古今中外各種媒體編輯活動中的規律，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性的，是全過程的，不是階段性的，應當對編輯活動的其他規律有指導作用。因此說基本規律只有一個、不是很多個。基本規律的研究方法是一種歸納的方法，是基于大量編輯實踐的概括。他希望大家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努力，完成這個課題。
　　 5 回顧與展望
　　綜觀20年來的編輯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是多數人的共識。當然有不足，還有許多問題要研究。同時時代在進步，編輯學的理論應該創新，編輯學的學科建設應該不斷前進。
　　回顧過去，編輯學所以能夠取得一些進展，主要是：
　　 5.1 不斷拓展編輯學的研究領域
　　從新中國建立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編輯學研究可以說是從編輯業務開始的，如對編輯“六藝”的研究，幾本實用性編輯學著作的問世，就是佐證。后來逐步發展到一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各種門類編輯學的研究，又發展到關注電子出版和網絡，直到建立普通編輯學的討論。從業務到規范，從實踐到理論，是符合學科建設發展規律的。今后要繼續開拓編輯學的研究領域，包括編輯歷史和相關學科的研究，有選擇地對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攻堅。
　　 5.2 加強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編輯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必須更加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過去，我們對學科定位的研究，以圖書編輯學為主攻方向的確定，對《圖書編輯工作基本規程》的討論，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對編輯概念、規律等的探索，都強調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是幾年來編輯學研究能夠取得進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學科不同，研究者的理論視角不同，和實際相結合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有的需要一個過程，有的只是提供一種觀點，一種指導方法。加強理論研究，可以出人才，有利于培訓隊伍，可以從宏觀上改變輿論氛圍，可以影響人們的思想，可以指導人們實踐。這些都密切關系著實際工作。當然，也有的純屬具體業務，如有人問研究工作者：“現在有的刊物付酬很高，我們單位很窮，付不起稿酬，組不到稿件怎么辦？”有的說：“現在投來的稿子很多，沒有人看稿，怎么辦？”可見，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很多，不是所有問題都屬于理論層面上的問題。理論只能闡明立場、觀點、方法。至于做不做，怎么做，還是要靠實踐者去進行。現在編輯學研究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如有的只注意從其他學科的理論移植，不看中國編輯工作的實際，有的只注意“老一套”的研究，忽視新情況和新問題等實際工作的變化，等等。這些都值得研究者注意，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進。
　　 5.3 繼續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雙百”方針是學術發展的根本途徑，也是20年來編輯學研究的根本方針，是編輯學發展的生命線，今后要繼續堅持，特別是涉及不同觀點、不同學派之間的問題，更宜審慎。要提倡討論的方法，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否定。對于學術批評，應該提倡，只要是建設性的，就應該吸取其合理部分。只有堅持真理，又善于修正錯誤，任何學術問題才可能得到解決，即使有些觀點一時統一不了，也可求同存異，讓實踐和歷史作出判斷。編輯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有廣泛的實踐領域，經驗來自四面八方。所以，更需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的。
　　 5.4 狠下功夫，總結經驗，認真讀書，刻苦鉆研，堅持不懈
　　大凡要做成一件事，必須認真對待，狠下苦功，刻苦鉆研，不能走捷徑。實際工作發展很快，尤其像編輯工作這類精神生產活動，人文科學和高新科技對它都有重大影響，更需要關注現實，不斷發展和總結新鮮經驗，使它具有很強的時代感。同時要認真讀書，既要關注其他學科的進展，又要著重掌握本學科的發展趨勢。但是，現在有的研究者并不關心這些，只是從自己的實踐經驗出發，走已經走過的老路，造成不必要的重復。高爾基有句名言：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培根說：“書籍是在時代的波濤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貴的貨物運送給一代又一代。”如果我們的研究者能踏上已有的“階梯”，乘上已經啟航的“船”，那么研究成果一定能事半而功倍。
　　 5.5 知自己的不知，善于取長補短，互相學習
　　在編輯學研究的隊伍中，有白發蒼蒼的老人，有風華正茂的青年；有做了一輩子編輯工作的老編輯，有長期站在講臺上授課的教師，也有剛剛接手的新人；有搞自然科學的專家，也有攻社會科學的學者。可以說人才濟濟，各個方面都有。目前的問題是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如有的老專家現在不熟悉網絡，一些年輕教師對網絡很內行，但沒有接觸過實際的編輯出版工作，有的只知新聞，不了解出版，有的只知出版，不了解新聞，這都影響了對問題的深入研究，融會貫通。因此必須強調讀書，強調互相學習。
　　編輯學學科建設的進程不算慢，發展勢頭是很好的，相信今后會更快更好。
　　 2001年12月
出版科學：出版科學年評（第一卷）（1980-2000）武漢12～17Z1出版工作邵益文20022002中國編輯學研究始于20世紀中葉，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在20世紀最后10年中得到深化、發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世紀之交，編輯學研究在三大問題上開始進行探索，即普通編輯學的建立，編輯學理論綱要的討論，編輯規律的探討。編輯學研究/重要成果/重點工程邵益文 中國編輯學會 作者：出版科學：出版科學年評（第一卷）（1980-2000）武漢12～17Z1出版工作邵益文20022002中國編輯學研究始于20世紀中葉，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在20世紀最后10年中得到深化、發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世紀之交，編輯學研究在三大問題上開始進行探索，即普通編輯學的建立，編輯學理論綱要的討論，編輯規律的探討。編輯學研究/重要成果/重點工程

網載 2013-09-10 2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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