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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79(2003)03-0016-05
　　口述史學，作為歷史學的一種新領域與新方法，它在現代西方新史學思潮的推動下，是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西方(主要在美國)口述史學復興運動的產物。
　　但是，口述史學有它悠久的傳統。了解這種傳統及其延伸，將使我們對于現代西方口述史學，對于它的發展進程中的困難，以及它的未來前景，會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本文就這些內容試作論述。
　　　　　　一
　　史學發展的歷史，可以從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與史詩談起，一位歷史學家這樣寫道：史學史從神開始，人們最早認為神創造了世界和歷史，而跟神交通的人，即那些宗教家，是最早的歷史學家。[1]
　　其實，口述史學史也是這樣。在邈遠的洪荒年代，在文字發明之前，神、巫與詩人可說是水乳交融、渾然一體。那時，一個氏族的詩人，就是這個氏族的歷史檔案庫。詩人們可以將神或巫作為抒發情感的媒介，祭神巫祝，行詠歌手，正是通過世代的口耳相傳，在神話傳說或英雄史詩中，為后世保存了原始先民最初活動的記錄。于是，就有了十口相傳為“古”的說法。這在世界各個民族與地區，都大體如此。
　　這里我們先說中國。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多為英雄人物，它大抵反映了原始先民對自然界進行斗爭的故事，也有一些是反映氏族部落間原始戰爭的。[2]其中前者流傳至今甚多，如治水的故事。在上古時代，許多氏族中曾流傳著那些治水有功的英雄人物。例如，原在今山西省境內居住的金天氏的昧和他的兒子臺駘，原在今山東省境內居住的少@①氏的修和熙，原在今河南省北部居住的共工氏，都是那時能治水的英雄人物，后來都被演化為神。當然，神話傳說中最著名的治水英雄，當數夏后氏的禹了。禹按著地勢的高下，疏導汗漫的洪水，使之分別歸入一定的水道，使民眾脫離水患，得以在平地上棲居下來。在治水過程中，無論風里雨里，他都身先士卒，吃苦耐勞，為大家所敬重，他為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更是為后世所傳頌。至于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羿射九日等反映先民與自然界作斗爭的故事，就更為現代中國人耳熟能詳了。
　　關于氏族、部落間戰爭的傳說，尤以黃帝蚩尤之戰最為著名。傳說他們神通廣大，黃帝曾把應龍調來，要他用水去淹蚩尤。而蚩尤請來了風伯雨師，呼風喚雨，阻止了黃帝的進攻。后來，黃帝又把天女旱魃請了下來，才把雨止住了，這才由應龍把蚩尤殺掉。
　　這些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不管在具體事件上的真實性如何，但總的看來，卻是原始社會人們社會生活的一種折射，從中也可依稀看出一些原始的歷史觀念。對英雄人物的頌揚是原始先民傳述歷史的一種最古老的形式，也是一種最古老的口述歷史。
　　這種情況不獨中國存在，在西方亦是如此。這里以古希臘為例。古希臘的神話傳說是頗為豐富多彩的，它系列完整，內容宏富，在古希臘人看來，電閃雷鳴，白晝黑夜，江河湖海，乃至雨后的彩虹，深谷的回聲，舉凡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萬物有靈”的，一切自然現象都被人格化了、形象化了。在人格化了的諸神身上，也具有人的衣食住行和人的喜怒哀樂，體現了更多的人的品格，諸如勇敢與懦弱、善良與殘忍、寬容與嫉妒等等。你看：神情威嚴的“眾神之父”宙斯，干出了多少風流逸事；農神得墨特耳失去了愛女，痛不欲生，甚至連萬物草木也都枯萎了；由于俄底修斯未獲海神波賽冬的批準，私自航海回家，于是海神大發雷霆，興風作浪，結果把即將抵岸的俄底修斯重新刮到茫茫的大海上去飄泊；更有甚者，是愛與美之神的丈夫所干的那個惡作劇，說的是戰神阿瑞斯和愛與美之神阿芙洛狄蒂私通，被愛與美之神的丈夫匠神赫斐斯托斯發覺，于是他把他們包在一張網里送到眾神那里，使之當眾出丑，引得哄堂大笑……
　　詩是原始的歷史，也是一種古老的可以詠唱的口述歷史，與神話傳說一樣，也是人類童年時代的產物，是一種遠古的聲音。在上古希臘，尤以荷馬史詩最為有名。荷馬生活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紀之間，相傳為盲詩人，因此才叫他“荷馬”(Homeros，在愛奧尼土語里就是“盲人”的意思)。“荷馬史詩”的形成，曾經歷了一個很長的口頭流傳的年代，在流傳過程中，又不斷補充，不斷豐滿，最后才由大詩人荷馬整理定型，成為特具風格的史詩，斯時已是希臘城邦國家步入文明社會的時候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荷馬史詩(包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學者們普遍認為那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紀時亞歷山大里亞的學者們編訂的。現代學術界對荷馬其人其作爭論不休，但再多的爭論也掩蓋不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出自遠古時代的聲音，它是對昔時流傳在人們口頭中的上古歷史的一種呼喚，是人類跨入文明時代門檻前的一份歷史遺產，也是我們所知道的人類最早的歷史，在它那里，包含了人類最初的歷史意識，而這正是史學史，也是口述史學所要追溯的源頭，這在古代希臘如此，在古代中國如此，在古代猶太如此，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是如此。可以說，在文字發明前，人類的歷史大致是通過口述歷史的方法傳承下來的。
　　　　　　二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文化漸啟，文字既出，各種文獻資料也紛紛出現，這就開始了用文字記載歷史。然而，此后的古代歷史學家，由于文獻資料的匱乏，在歷史著述中，口述歷史仍是記述歷史的重要方法，時愈古而愈顯其重要性。
　　以中國古代為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論語》)也就是說，在文獻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口述歷史有其優越性，它并不遜于當時的文獻資料。《論語》正是這種典型的口述語錄體。可見，我國史學中的口述歷史的傳統及對它的認識與重視，確實源遠流長。如《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這可否說明，在中國上古周代，便有專門的史官，從事搜集人們(主要為君王)口頭的言談，用來記載歷史。當然，中國古代的史官，其職能要比我們理解的廣泛得多。
　　這種做法，至漢代大史家司馬遷寫《史記》時，更有大進。在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候，文獻資料更富，但有時亦窮，也需借助與依靠口述歷史的材料。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談及荊軻刺秦王的史料來源時說得很清楚，他說：“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古代史家多為大旅行家，其游歷，不僅是訪求名山大川，探尋歷史陳跡，也在于搜羅天下放失舊聞，這就包括搜集口傳史料，為其撰史之需要。史家司馬遷正是這樣一位大旅行家，他的足跡幾乎遍及中國本部，前后有十年之久。他首先“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其后，他“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峰”，“@②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他“仕為郎中”，扈從天子，巡幸四方，又開始新的遠行。
　　司馬遷被學界稱為中國的“史學之父”，由司馬遷所奠定的口述史學方法傳統，一直影響后世，綿延不絕。無獨有偶，這一點在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那里，也表現得很明顯。
　　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他和司馬遷一樣，喜游歷，其足跡東至兩河流域南部，南達北非埃及最南端，西迄意大利半島及西西里，北臨黑海沿岸，幾乎遍及當時希臘人所知的古代世界。他與司馬遷當然不是同時代人(希羅多德早于司馬遷足足約三個半世紀)，但司馬遷不知道有希臘，希羅多德也不知道有中國，這未免令人遺憾。
　　然而，有一點在東西方兩位“史學之父”那里是共同的，那就是把口傳資料用來寫作歷史著作。“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古希臘，由于文字記載出現較晚，因此在希羅多德撰史時，他所能看到的文獻資料頗為匱乏。在那時，史家撰史，往往要靠自己的親自采訪和實地調查，口頭流傳的資料大多成了古希臘史家覓取資料的“主要來源”。“歷史”這一詞，在古希臘文中，最初即指通過考問、探究而求得的知識。希羅多德正是這樣。他每到一處，總是仔細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考察各地的名勝古跡，多方采集各種民間傳說，努力搜集各類歷史故事。隨著廣泛的旅行，他接觸各色各樣的人物，上至國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從他們的口中，他獲知許多人類過去的故事，隨旅途所見所聞，寫下了不少片斷的作品(即后來他寫的《歷史》一書的前半部分，第一至第五卷)。就這樣，他躬身實踐，實地調查，親自采訪，從中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沒有口碑(口傳)史料，希羅多德是不可能完成他的傳世之作《歷史》的。他是一面游歷，一面寫書的，這種口述的資料，在他書中是占大部份的，當然他也采用文字資料與考古學資料等。
　　稍后，更有古希臘杰出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396)撰寫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了寫作這部著作，修昔底德也繼承了希羅多德的傳統，大量采用口碑史料。他奔赴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尤其重視當事者的口述，并從事件的目擊者那里取得可靠的材料。他比希羅多德的進步之處在于，修昔底德表現了對口述見證資料可信度的懷疑，并由此確立了縝密求真的科學方法。在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西方史學史上不斷被學者證引的著名論斷：“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聽到后，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于同一個事件，有不同的說法，由于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于記憶的不安全。”[3](PP17-18)
　　在上引這段著名的論述中，修昔底德顯示了作為古希臘最卓越史家的批判精神，一種史料批判原則與考信的精神，它對后世西方尤其是19世紀的德國史學大師蘭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口述歷史的傳統也不因歲月流逝而消失。可以這樣認為，中西早期歷史學家著史時兼用口述歷史，是歷史學對遠古傳統的一種回音，這種回音仍在不斷的延續。
　　　　　　三
　　只要歷史學在發展，口述史學悠久的傳統就不會被湮滅或阻塞，歷史學家總是不斷地“發現”它，運用它，直至現代口述史學運動的崛起，以及口述史學的現代復興。
　　我們在這里需略加筆墨，鋪陳一下西方史學這一“崛起”前的成績，“復興”前的“發現”。當代英國著名口述史家保爾·湯普遜有一段話很耐人尋味，他這樣說：“歷史學家們對‘口述史’的發現現在正在進行之中，因此不太可能被遮掩住。并且它不僅是一次發現，而且是一次復興。它賦予歷史學一個不再與書面文獻的文化意義相聯系的未來。它也將歷史學家自己技藝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們手中。”[4](P88)
　　事實正是這樣。口述歷史，這種最古老的技巧(方法)自歷史學產生后，歷史學家對它的“發現”(實為運用)，就不可能被阻滯，它總是處于“現在進行時”中，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這古老傳統的頑強，也說明了歷史學的生命力。
　　在西方中世紀的“黑暗社會”中，基督教神學的史學觀念改造了西方古典史學。這時的史學，不在世俗的書院，而在僧侶的廟堂，編纂歷史的多為教士；所敘述的對象，不在現實的人間，而在空渺的彼岸世界。但古典史學的口述史傳統卻在中世紀仍得以一脈相傳。如被稱作“英國歷史之父”的比德，就是這樣一位學者。從他留傳至后世的《英吉利教會史》來看，在那里除留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外，也包含了可觀的口述史料。在大多數的英格蘭地區，由于文獻資料匱乏，他總是想方設法搜集口頭傳說，并對這些資料加以佐證。“我決不愿意讓我的子孫后代讀到謊言。”[5](P3)這是這位生活在7世紀后期的“英國歷史之父”的臨終遺言，也是一位富有求真精神的歷史學家的心聲。比德對于他所敘述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的還是非凡的都盡可能地提供第一手資料；倘若缺乏第一手資料，如果材料的來源除了一般的口頭證據外，他就會坦率地承認這一點。不管怎樣，口述資料與口述史的寫作方法始終是與這位歷史學家結伴的。
　　至西方近代，這一傳統仍在延續，如伏爾泰，這位被稱作“理性主義史學之父”的史家，自然厭惡口頭傳說的“荒誕不經”；但令伏爾泰高興的是，那些“預兆、奇跡和幻象現在被送回到寓言的領域中，歷史需要受到哲學的啟蒙”，換言之，他要把“哲學的明燈”引入到精蕪雜沓的歷史檔案庫中，因此，他寫的歷史著作，決不排斥口述史料，包括他的傳世名作《路易十四時代》，口頭證據是該書一個必不可少的資料來源。
　　到了19世紀，我們可以舉出更多的歷史學家對口述史“發現”的范例，這里略寫幾位：一是英國歷史學家馬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l，1800-1859)，他的名著《英國史》是19世紀用英語寫作的最著名、最暢銷的作品。在這部著作中，馬考萊濃墨重彩描述了社會下層的人們的生活，為了寫好這些人，他充分運用了來自坊間的調查、回憶錄、日記、民謠、寓言、詩歌和小說等多方面的資料，其中口述史料占優。無怪乎他的書能在坊間行銷一時。口述資料所具有的生動性等特點，在馬考萊那里有著很明顯的反映。另一是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1798-1874)。這位“法國第一位偉大的人民史學家”，以其《法國大革命史》這樣一部“把自己融化在當年的那個革命環境中”的名作而享譽后世。他對口述史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偏愛。他這樣說：“當我說到口頭傳說時，我指的是民族的(national)傳說，它仍然普遍地分布在人民的口頭上，它在為每個人所言說與重復，農民、城鎮居民、老人、婦女、甚至兒童；如果你在夜晚走進一家鄉村小酒店，你就能夠聽到它；你可以這樣來收集它；你發現一位過路人在路旁休息，于是你開始和他攀談起來，先是談到下雨的天氣，然后是季節，然后是食物的高昂價格，然后是皇帝的時代，然后是大革命時代。”[4](PP25-26)米什萊的卓越，在于他對歷史充滿著一種赤誠之情，這種赤誠之情在他那里已化作一種取之不竭的動力，這種不竭的動力轉換成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這種有效的方法演繹成一種他所篤信的史學理念，為此，他整整花了10年時間來搜集口述資料，他的名言：“歷史是民族的史詩”，將與他對歷史學的貢獻而永遠為后人所傳頌。
　　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提到馬克思與恩格斯。作為歷史學家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不僅在創立唯物史觀、推動史學革命的進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貴的是，他們在自己的翔實與嚴密的作品中，也樂于汲納口述資料，運用口述史的方法。這就是“既依賴于他們自己的直接經驗，也依賴于來自他們的無數通信者與訪問者書面的或者口頭的報告。”[4](P46)如馬克思的不朽之作《資本論》。在這部宏著中，馬克思除大量地引用古典文獻資料外，還征引兩類資料：一是當代經濟和政治理論及對它們的評論資料，另一是來自報紙、議會藍皮書以及當代發生的一些生動的趣聞軼事。顯然，在這里馬克思使用了不少已經出版的口頭材料，藉以幫助他的論證。又如，恩格斯為了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曾作了不少調查訪問，以搜集民間的口述資料。1842年，他在曼徹斯特曾作過很深入細致的調研工作，對當時英國工人階級“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饑餓”[6](P281)的狀況，有著很切身的體會。很難設想，這部著作只是關在書齋、依靠那時官方的文獻資料就能寫得出來的。
　　19世紀以降，史學研究與世變桴鼓相應，西方史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歷史學的世紀”之稱。在樂觀主義的時代背景與科學主義大興的學術氛圍下，歷史學家對“科學的歷史學”的追求甚篤，在這種情況下，蘭克的客觀主義史學大盛，他所標榜的“如實直書”，注重原始史料，尤其是刻意覓求官方的檔案文獻資料，以及他的內證(Internal Criticism，論證史料的價值)和外證(External Criticism，鑒別版本)相結合的考訂方法，構成了他的客觀主義史學的基礎。對此，他這樣說：“歷史向來把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教導現在作為自己的任務。對于這樣崇高的任務，本書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僅僅在于說明事實發生的真相而已。”[7](P57)
　　在這種史學理念及時代風氣下，口述史學的傳統受到了阻滯，口述史料被排斥，被降為民俗與神話一類而不能入流，以至于“到了19世紀中期(蘭史客觀主義史學大盛之時——引者注)，使得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更有可能在毋需使用任何‘活的文件’(即口述史料)的條件下進行寫作。”[4](P56)于是就有了法國史家古朗治(Fustel deCoulanges，1830-1889)的名言：“不是我在寫歷史，而是史料通過我在陳述它自己。”[8](P9)這里的史料即蘭克及其學派所主張的文獻資料，而主要是指官方公布的檔案文獻資料。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史學發展的復雜軌跡，它既使史學向著前進的、科學的方向邁進，與此同時，它又與此相背離，向著如口述史家保爾·湯普遜所說的“最古老的技巧”(即口述史方法)相背離的方向邁進。正是在這種進步與背離的雙重變奏中，口述史學因時代的機緣而迎來了復興的年代，而西方史學(其實豈只是西方史學)正是在這樣曲曲折折的過程中不斷地前進著。
　　　　　　四
　　現代口述史學的發展前景怎樣?1998年歲末，美國口述史家，《口述史評論》雜志主編勃魯斯·斯代夫在北京大學作口述史學的講演，他一開場就這樣說：在中國，口述史就像“中國的難題”(The Chinese Puzzle，這是斯代夫寫的一篇文章的篇名)一樣，難以尋找到所有的部分。[9](P253)“中國的難題?”難道口述史學的發展僅僅是“中國的難題”嗎?口述史學恐怕是一個“世界的難題”。
　　口述史學之所以是一個普遍性的難題，在我看來，原因不外是：
　　其一，口述史學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這種不重視，在許多方面得到了驗證。例如，以中國內地而言，口述歷史的研究還未能列入從國家到地方的學術研究課題規劃之中，目前國內大概還沒有一個專門性的口述史學的研究機構，有熱心者曾提議成立“口述史學研究中心”，但卻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又例如，資金不足。從事現代口述史學，是一項需付出高代價的史學工作，“對于任何渴望開展口述歷史項目的研究者來說，最重大的問題是資金”[10]，美國口述史家卡什和胡弗發出這樣的感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復旦大學歷史系曾進行過抗日戰爭上海“孤島時期”的口述歷史訪談，后來由于沒有得到后續資金的支持而未能繼續開展下去，實為可惜。再例如，在高校的相關專業中，缺乏學科支撐點。有消息稱北京大學歷史系楊立文、劉一皋教授已開設了口述史學課程，但這在國內恐怕是鳳毛麟角的吧。由于沒有相關專業的哺育，這方面的人才就培養不出來。于是就相應地產生了下一個問題。
　　其二，缺乏從事口述史學所必需的人才。
　　要從事口述史學嗎?你必須是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有良好的歷史學的素養，有現代學者的眼光，有廣闊的知識面，有熟悉從事某一課題的具體的專業訓練，有能駕馭如何做口述史學的一套方法(如何制定課題、如何訪談、如何整理、如何綜合等等)。這樣的人才，在目前大陸學界，似乎也是至為鮮見。因此，我們發展中國的口述史學的當務之急是要加速培養這方面的人才，而不是聽之任之，放任自流。這當然不只口述史學是這樣，其它如發展中國的影視史學、心理史學、計量史學等，也都是這樣。
　　其三，口述史學的可信度受到了質疑。
　　這恐怕是口述史學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的一個主要難題。由于對口述史學缺乏深入的了解，也由于傳統的“口說無憑”的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人們對口述史料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如約翰·托什所說：“大多數專業史學家甚至現在仍對利用這類材料進行研究持懷疑態度，并時常不愿意討論它實際存在的優點與缺點。”[11]正因為這樣，口述史料在那些重文字史料、重文獻考據的學者那里，受到了輕視，乃至被一些史家完全地拋棄了。
　　誠然，口述史料主要是通過訪談而獲得的。如何看待受訪者的回憶，回憶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歷史的真實，這些都是可以存疑的。造成這種缺憾有很復雜的情況，或由于年深日久致使受訪者的記憶失誤和不完全，或由于受訪者的個人原因而故意歪曲真相(或避重就輕、或自我拔高、或無中生有、或欲言又止)，或受訪者受到了訪談者的誘導(或暗示、或曲迎等)而使“過去的聲音”變成了“現在的聲音”，如此等等。不管出現哪一種情況，都可能使回憶失真，從而背離了歷史的真相。這是為什么?此乃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主體意識所使然也。客觀存在的歷史是不可能復原的，口述史家通過口述史料重建歷史，并輔之以文字史料，經歷一個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無不顯現著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事實上，以文字史料為主進行歷史研究的過程難道就那么客觀嗎?難道文字史料就那么可靠嗎?難道它就不充斥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嗎?如此厚此(文字史料)薄彼(口述史料)，這不是出于傳統史學的偏見，就是出于對歷史研究過程理論認識上的盲區或誤解。對此，應另文詳加討論，在此就不多費筆墨了。
　　現代史學在前進，現代口述史學也必將在坎坷曲折中前進。其實，方向業已指明，堅冰必須打破，航道應該開通，我們對現代口述史學發展的前景，同影視史學、心理史學等一樣，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不論是“中國的難題”還是“西方的難題”都阻擋不了我們。前任美國口述歷史協會主席莫斯這樣說：“口述史學要對歷史學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就必須使自己徹度地被人們所了解，并接受嚴峻的考驗。”[10]要使口述史學徹底地為人們所了解，需要做多方面的艱苦的工作，我們愿意為此作一顆鋪路石子，為現代口述史學充當“吹鼓手”(注：對此，鐘少年、楊雁斌、楊祥銀等同志曾寫過不少文章，功不可沒。他們的大作大多發表在《國外社會科學》、《史學理論研究》、《學術研究》等刊物上，不另一一列出。)，讓歷史學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讓克麗奧(Clio，歷史女神)早日走向坊間。
　　收稿日期：2003-03-05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南昌16～20K1歷史學張廣智20032003口述史學有悠久的發展歷史。文字發明前，世界各地的歷史是借助于詩歌和神話等口述歷史的形式傳承下來。早期歷史學家著史時兼用口述史資料，是歷史學對遠古傳統的一種回應與延伸。中世紀以降，口述史歷經曲折，迎來現代的復興。然而，口述史學的發展既面臨著困難，又充滿了希望。其困難主要在于口述史學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相關研究所需人才匱乏，以及口述史學的可信度受到質疑。口述史學/傳統/發展/前景/Oral history/tradition/development/prospectsOn the Tradi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Oral History　　ZHANG Guang-zhi　　History Department,Fudan Univerity,Shanghai 200433,ChinaOral history has a long history.Before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historyhad been handed down in the form of oral history,such as poems and myths,in　China,even in the whole world.Oral history by which early historians wrotehistory is in fact a continuity of the ancient tradition.After Middle Ages,oral history has entered the times of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afterundergoing some difficulties.However,oral history in modem times taces with　some common difficult problems because oral history hasn't been stressed;there are few people who study oral history;and the reliability of oralhistory has been questioned.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043　　張廣智(1939-)，男，江蘇海門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西方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作者：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南昌16～20K1歷史學張廣智20032003口述史學有悠久的發展歷史。文字發明前，世界各地的歷史是借助于詩歌和神話等口述歷史的形式傳承下來。早期歷史學家著史時兼用口述史資料，是歷史學對遠古傳統的一種回應與延伸。中世紀以降，口述史歷經曲折，迎來現代的復興。然而，口述史學的發展既面臨著困難，又充滿了希望。其困難主要在于口述史學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相關研究所需人才匱乏，以及口述史學的可信度受到質疑。口述史學/傳統/發展/前景/Oral history/tradition/development/prospects

網載 2013-09-10 2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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