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契訶夫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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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0117(2004)06-0042-04
    契訶夫是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作為一代短篇小說宗師，他的創作對世界各國的許多小說家都產生過影響。在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的中國，同樣有不少作家顯隱不同地受惠于契訶夫，并在藝術、思想的傳承中使小說的演進呈現出更廣博的內容和更豐富的色彩，汪曾祺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曾多次談到過契訶夫對自己的影響：“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1]“非常喜歡契訶夫。……我喜歡他的松散自由、隨便、起止自在的文體；喜歡他對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溫情。我認為契訶夫是一個真正的現代作家。”[2]作為一個風格非常明顯的小說家，汪曾祺因為對契訶夫的喜歡，甚至常常以契訶夫的思想、藝術為坐標來評判分析自己及別的作家的創作。通過考察契訶夫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多重影響，不僅可以理廓作家間思想與藝術的影響和傳承，更可以凸現其中的意義，并對作家、作品進行更明晰的定位。
    　　　　一
    從小說的取材考察，契訶夫所涉及的面是相當廣闊的，幾乎涵蓋了當時俄羅斯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上至貴族、將軍，下至販夫、走卒，但無論從作品的數量還是從作家的聚焦點論，對小人物生存狀態的關注是契訶夫小說創作所具有的眾所公認的突出特點。小市民、小公務員、小官僚以及身處社會底層的村夫、歌女各色小人物，在契訶夫筆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展示。對小人物的關注，必然使作家把目光投向他們的平凡生活。在契訶夫的視野里，小公務員因為一個噴嚏而惴惴不安終至死去，萬卡在寄出永不能達的信后開始了無望的等待，姚納的喃喃自語伴隨著馬的嚼草呵氣……契訶夫認為：“文學所以叫做藝術，就是因為它按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它的任務是無條件的、直率地證實。”[3]契訶夫嚴格遵循客觀寫實的原則，通過各類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展現了俄羅斯普通民眾生活的本來面目，對處于生活重壓之下的人們寄予深切的同情，對麻木而奴性的扭曲者進行尖銳的嘲諷，并向造成這種現象的黑暗社會發出強烈的抗議。作為一個始終充滿了對“人”的關心的人道主義作家，透過種種表象，其作品中也一直表露出對未來光明前景的憧憬與向往。
    綜觀汪曾祺的全部小說創作，對故鄉及其他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生活的描述是其創作的最主要也是成就最大的部分。小鄉鎮的教師、畫家，村姑、和尚，伶人、軍卒……汪曾祺以眾多的小人物群像，描繪了一幅幅中國社會生活的風俗畫。汪曾祺曾說：“契訶夫開創了短篇小說的新紀元。它在世界范圍內使‘小說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重情節、編故事發展為寫生活，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4]從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的方法看，契訶夫“我會用平和安靜的普通生活作為題材，照它原來的面目寫出來”[5]的特點對汪曾祺的審美視角影響是明顯的，它與汪曾祺“現實主義，本來是簡單明了的，就是真實地寫自己所看到的生活”[6]的理念是相符合的。
    在20世紀80年代小說初發表時，僅對小說所表現的生活，就曾引起很多爭論，面對“ 他們說怎么可能呀?”的責問，汪曾祺坦然回答：“怎么不可能，我都親眼看到過。”[ 7]汪曾祺小說的此類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的方法，其傳承是比較復雜的，但契訶夫的“ 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的小說觀念的影響也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
    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是契訶夫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特征，契訶夫說：“只因為小人物小，就用傲慢輕蔑的口氣奚落他們，那不會給人的心靈添上什么光彩。”[8]通過對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描述，表達對“人”的悲憫與關懷是契訶夫全部小說創作的主基調，雖然表達這種悲憫與關懷的風格從總體看是以客觀冷靜為主，但其中對“人”所遭受苦難的感同身受正來源于他的深切同情。契訶夫滿懷溫情地關心小人物的一切細致的情感需求，關注他們的靈魂與精神，關注他們的處境與命運，解剖人性的扭曲，譴責社會的不公正、庸俗、丑惡，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他的一個信念：“當我們把人們的本來面目展現在他們自己面前的時候，他們是會變好的。”[9]
    契訶夫“對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溫情”在汪曾祺的小說創作中也有著本質類似的體現。作為作家，契訶夫和汪曾祺的人道主義思想都不是嚴密而成體系的，只是在其作品中表現出了鮮明的樸實真摯的人道主義情感，并以此為出發點和指歸點表達了一種對人、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索。而且在表達對人類的關愛上，契訶夫更具有職業的影響，他以一位醫生的冷靜、客觀，以筆為刀進行病理的探索，并對筆下人物的不幸報以輕輕的嘆息。而汪曾祺卻更多地像一位溫情的畫家，在較多暖色的涂抹中傳達他的心意。 “我的人道主義不帶任何理論色彩，很樸素，就是講對人的關心，對人的尊重和欣賞。 ”[10]盡管他們表達思索與溫情的切入點不同，但他們的指向卻是一致的。
    汪曾祺小說的人道主義情感，主要表現在對人的關注的獨特視角。“我對筆下的人物是充滿同情的。”[11]對人性善的歌頌，對和諧的人的理想探求，成為汪曾祺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壓抑的，反而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12]《大淖紀事》：針對“街里說這里‘風氣不好’”，汪曾祺說：“到底是哪里的風氣更好一些呢?難說。”“那些挑夫不是穿長衫念子曰的人，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跟我周圍的人不一樣，他們是高尚的人，雖然他們比較粗野。”[13]汪曾祺接受了“人本”的信仰，又將它體現于世俗生活之中，呈現出了顯著的世俗人道主義色彩。在汪曾祺的這類小說中，我們可以體悟到人是可以依靠自身走向幸福的，真正獲得自由的個體是能夠享受美好生活的。
    汪曾祺作品的內涵也不僅是歡樂，“我自己覺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紀事》；一部分作品則由于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帶有苦味的嘲謔，比如《云致秋行狀》、《異秉》。在有些作品里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比較復雜。”[14]“我寫的《陳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爺》，也不是全無感慨。只是表面看來，寫得比較平靜，不那么激昂慷慨罷了。”[15]在生命的權利受到侵犯，人失去了選擇、參與、發言的權利而導致價值的失落的時候，面對高北溟先生的悲劇，面對沈沅的痛苦，面對王瘦吾、十一子、陳小手、高大頭……等等掙扎于生活底層的各色人等，汪曾祺的心間筆端無不傷痛陣陣，盡管作品表面顯現不多，但如《天鵝之死》的末注中“淚不能禁”的字樣依然讓作者的心跡顯露無遺。
    　　　　二
    契訶夫的小說從總體看，不以情節取勝。盡管他有《變色龍》、《一個官員的死》這類具有漫畫性質、帶有夸張性的作品，但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從作者精神思想的代表性來看，他更多的作品所呈現的是與此不同的風格。契訶夫的大部分小說沒有大起大落、曲折生動的情節，也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不以給讀者造成強烈的沖擊為追求，有意淡化作品的故事情節和外在沖突，小說事件、場面都普通而不奇異，人物不多，以人物的言行展現其內在的精神世界，著眼于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表現人物的內心感受，形成了含蓄、深沉、耐人尋味的藝術風格。以《苦惱》為例看，全篇所展現的是一個孤苦的老車夫在不幸失子后哀告無門的慘痛心靈世界，小說簡單到幾乎沒有情節可理；《萬卡》的重心也在通過一個九歲男孩的心理痛苦展現他所遭受的生活的痛苦，小說從情節上考察的只是幾個片斷的連綴，同樣缺少嚴格意義的故事情節，甚至沒有傳統小說必需的結局。再看他的名著《草原》，作為中篇小說，罕見的是它沒有一個中心情節，連作者自己也說“《草原》的情節沒什么道理”，[16]若以傳統的小說理論都無法加以分析，“ 不過無論如何它是我的力作，再好也寫不出來的”，[17]它如一首敘事詩，以巨大的藝術感染力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從這些作品的解讀中，汪曾祺認為契訶夫“開創了短篇小說的新紀元”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汪曾祺認為“生活，是沒有多少情節的”，[18]他的大量小說也是以淡化情節為藝術特征的，以至于評論界稱之為散文化的小說。在概括、表述生活方面，汪曾祺的小說不是以精確、細致、客觀的傳神寫實為主要手段的，也不以傳神寫實作為其審美境界追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過分刻劃人物。他們不大理解，也不大理會典型論”，[19] 作品“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寫時代之情狀”，[20]更多的是表達作家自身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宣泄作家對審美對象的情感體驗和情感意志。《故里三陳》中的《陳四》，在對故鄉的風俗人情作了大量的敘寫之后，落于人物的僅是了了數行，小說便戛然而止了；《云致秋行狀》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沒有傳統小說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像一個人物的簡歷，連作者自己都恐被誤讀而特地加尾注說明：“這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星期天》是一篇強烈的抒情性與情節的模糊性都異常明顯的作品，主人公隱約難辨，情節似有若無，斷斷續續；《異秉》從表象上看，用心并不在陳相公，然而，小說的重心及最精彩的一筆，卻分明是屬于他的。汪曾祺小說以淡化的情節、詩化的生活實境和人物形象展示主人公的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已經成為他的一個突出的藝術特征。
    在小說結構上，汪曾祺也受到了契訶夫的很大影響，這種影響主要來自于契訶夫中后期的小說。體察契訶夫早期的作品，結構還是比較嚴謹，很有獨幕劇的特點，場景單一，時間集中，情節單純，以對話和動作的描寫為主，如《變色龍》、《胖子和瘦子》等。到中后期，契訶夫小說的戲劇化痕跡越來越淡，“松散自由、隨便、起止自在的文體 ”特征卻日益明顯，“他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松松，隨隨便便，瀟瀟灑灑。他超出了結構，于是結構更多樣。”[21]《沒意思的故事》全篇幾乎就是老教授的一份內心獨白，《決斗》的結局幾乎出乎所有讀者的意外，“《恐懼》實在不大像小說，像一篇雜記，”[22]《草原》的結構也極其單純，依“旅行”漸次寫來，如同一篇自然流暢的散文，于樸素中顯出攝人心魄的意境的美。
    汪曾祺自陳：“我的小說觀念大概還停留在契訶夫時代”，[23]“我是主張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來結構作品。”[24]他的小說的結構或隨所展示生活的變化或隨情緒的變化而變化，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有的類似于人物速寫，如《塞下人物記》、《故里雜記》、《故鄉人》、《故里三陳》；有的類似于風格不同的散文：《故人往事》有大量的風情敘寫，“《詹大胖子》、《茶干》有人物無故事，《幽冥鐘》則幾乎連人物也沒有 ”；[25]《天鵝之死》從結構上看，時空交錯，全然是一首散文詩；“《窺浴》是一首現代抒情詩”；[26]《大淖記事》前一半的篇幅似乎都是與情節無關的；《釣人的孩子》只是一個片斷；《星期天》的結構完全是生活原生態的再現；《徙》則是以情緒的流動來結構作品的。
    在藝術技巧上，汪曾祺也有受契訶夫影響的明顯表現。首先，他們都非常重視讀者的參與，并有意識地把自己深深隱藏在作品后面，不以教訓、說教的面目出現。1890年，小說《賊》發表，針對蘇沃林的指責，契訶夫回應說：“我寫的時候，充分信賴讀者，認定小說里所缺乏的主觀成分讀者自己會加進去的。”[27]汪曾祺也有同樣意識：“我認為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寫盡了。”[28]“留出空白，是對讀者的尊重。”[29]在契訶夫與汪曾祺的小說中，都可以發現許多“留白”的處理。《萬卡》的小主人投出永不可能有回音的信以后會發生什么，一個喜劇性的細節后所隱含的巨大的哀傷被“留白”；《哀傷》第一句說老鏇匠是“早已出名的優秀工匠，同時又是早已出名的最沒出息的農民 ”，這一切的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被“留白”；《渴睡》中的十三歲的小保姆瓦爾卡終于承受不住勞累的折磨在幻覺中殺死了小主人，然后沉沉睡去，小說結束了，醒來后的瓦爾卡將面臨的一切同樣被“留白”了。這種“留白”的特征在契訶夫小說的結尾處，更為明顯。“難道這就是結局嗎?我們總有一種跑在休止符號前面的感覺，或者說，這有點像一種曲調，在預料中的和弦結尾尚未奏出之前，它就突然終止。”[30]但正是這種處理使作品具有了更大的沖擊力，具有了直指靈魂的震懾力。汪曾祺的小說也有許多異曲同工的處理。在他的許多小說中，對人物及其命運多以不加評論、留下空白的手法，給讀者以思索、體味、感悟的余地。讀完《異秉》，在片刻的啞然之后，讀者無不會為陳相公和陶先生的尋求“異秉”的舉動失笑，繼而又會有一絲淡淡的酸澀升起；《金冬心》結尾的一句“斯文走狗”，不僅令老家仆陳聾子糊涂：“他這是罵誰呢?”同樣也使讀者感受到幾許弦外之音，甚至產生再把小說回味一遍的欲望，對人物的理解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深化。其次，汪曾祺和契訶夫一樣，非常重視細節描寫。契訶夫說： “要是你在頭一章里提到墻上掛著槍，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一定得開槍。如果不開槍，那管槍就不必掛在那兒。”[31]“在心理描寫方面也要注意細節。……最好還是避免描寫人物的精神狀態；應當盡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狀態能夠從他的行動中看明白。 ”[32]契訶夫的細節描寫是精要和漂亮的，在《胖子和瘦子》中，讀者從瘦子對胖子的稱呼的變化、從瘦子臉部表情的不同就可以強烈感受人物心理的變化、性格的特征；在《在磨坊外》，面對饑寒的母親，磨坊主掏出了小把鈔票，他“揉搓那些錢。票子和銀幣從他的手指中間漏下去，一個連著一個的回到皮夾里”，最后才“嗽了嗽喉嚨，臉漲得發紫”，把手中剩下的一個二十戈比的錢幣給了母親。在這類細節描寫中，確實達到了“人物的精神狀態能夠從他的行動中看明白”的藝術效果。汪曾祺也說：“我覺得情節可以虛構，細節絕不能虛構，必須有生活的感受。”[33]基于這種理念和對人物的感同身受，汪曾祺的小說中常有細節描寫的神來之筆，《大淖記事》里，十一子被打傷后，為了救他，“巧云把一碗尿堿湯灌進了十一子的喉嚨。不知道為什么，她自己也嘗了一口。”寫到這個突然又自然而至的細節，作者自己也被感動而淚下。《三列馬》中耿四喜特有的三字成語、《去年屬馬》中夏構丕的屬相，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逝去的歲月痕跡、不變的人情世態、人物的心情起伏在大量的細節描寫中一一閃現，給汪曾祺的小說增添了藝術魅力。
    收稿日期：200青海師專學報（教育科學）西寧42～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董建雄20052005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受到契訶夫較大的影響。與契訶夫小說比較，汪曾祺同樣以小人物的生存狀態作為小說創作的主要描述對象，并通過對他們平凡生活的展示，表達人道主義的關懷。藝術上，汪曾祺的小說也有淡化情節、結構自由的特點，重視“留白”處理和細節描寫，具有和契訶夫小說類似的風格技巧。汪曾祺/契訶夫/小人物/情節/結構/Wang Zengqi/Che-Khov/nobody/plot/structure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03JB750.11-44010)資助.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On Che-Khov's Influence On WANG Zeng-qi's Creation
   DONG Jian-xi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ce,Huzhou Teachers College,Huzhou Zhejiang 3130 00,ChinaThe creation of Wang Zengqi's novel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e-Khov.Compared with Che-Khov's novels,Wang Zengqi also used existence condition of some nobodies as main source material in his novels and expressed humanitarian care by revealing their ordinary life.In the aspect of art Wang Zengqi's novel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akening plot and free structure and similar style and technique to Che-Khov's by stressing the handling of setting aside vacancy and details description.湖州師范學院　教科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董建雄(1962-)，男，浙江紹興人，湖州師范學院教科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方面的研究。作者：青海師專學報（教育科學）西寧42～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董建雄20052005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受到契訶夫較大的影響。與契訶夫小說比較，汪曾祺同樣以小人物的生存狀態作為小說創作的主要描述對象，并通過對他們平凡生活的展示，表達人道主義的關懷。藝術上，汪曾祺的小說也有淡化情節、結構自由的特點，重視“留白”處理和細節描寫，具有和契訶夫小說類似的風格技巧。汪曾祺/契訶夫/小人物/情節/結構/Wang Zengqi/Che-Khov/nobody/plot/structure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03JB750.11-44010)資助.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網載 2013-09-10 21: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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