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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生存命運狀態總是與大千世界所有生命種類聯系在一起。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對日漸嚴峻的環境問題，同時受西方生態文化影響，中國文壇涌動起探尋人與自然萬物關系的生態文學熱潮，動物形象大量出現，并以不同于傳統文學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嶄新書寫成為生態觀念的代言者。特別是一直作為丑惡、殘忍、狡詐和恐怖著稱的狼形象更是成為急切表達生態環境的憂思和關懷全體生命種類的典型，在短短幾年之間，集束式地推出了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沈石溪的《殘狼灰滿》、雪漠的《獵原》、郭雪波的《狼孩》、刺血的《狼群》、賈平凹的《懷念狼》和姜戎的《狼圖騰》等一大批與狼相關的作品，以及像《狼》、《狼的故事》、《狼道》、《狼魂》、《哭狼》、《像狼一樣地思考》等寫狼崇狼的出版物。其中有的還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懷念狼》進入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入圍作品，《狼圖騰》問世后立即發行逾一萬冊，其版權以高價為西方出版集團購買，而且翻譯為法、韓、日、英等多種文字。文壇刮起的“狼風”盡管有夸飾的成分，但它的出現，的確對人們既定的價值觀念產生了強烈沖擊，預示著文學在生態觀念的影響下將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從觀念、思維到文體都開始對傳統的人學寫作內涵進行調整，有必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本文選擇《懷念狼》和《狼圖騰》這兩部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從生態學角度進行分析，并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存在問題及未來發展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一
　　在當代生態文學中，《懷念狼》、《狼圖騰》也許不是最早寫狼的小說，并且其對狼性解讀的生態觀念不少地方存在含混龐雜甚至自相矛盾之處，遠未臻于理想的境地。但是從思潮演變的角度考察，不得不指出，它們的產生和出現，不僅是對被正史放逐的鄉野文化的挖掘修訂，也是對以往以政治為本位和近期以人性為本位的文學思潮的雙重超越。它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向我們揭示狼作為人類生存的威脅者和資源競爭者，依照生態學原理，具有自身獨特的生態位和存在的合法性理由：一方面，人狼為敵，相互威脅對方的生存；另一方面，人又離不開狼，沒有了狼，人也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于是，在生態學的視野下，傳統的人與狼的關系便被賦予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時代新內涵，它（他）們彼此關系自然也就成了文學創作的一個嶄新的意義之源。這表明隨著時代的演進，作家不再把思維視野局限于民族、時代和地域上，而是以更為開闊的胸懷和更為深層的憂慮來思考人類整體共同的生存境遇，即“如何詩意棲居”的問題。這應該看作是文學與時俱進的一個表現吧。
　　賈平凹的《懷念狼》在這點上是很具自覺意識的。在這部苦著三年、歷經四次修改的長篇小說中，他用怪誕無羈的筆法，向我們敘述發生在商州的人狼殘酷斗爭以及狼滅人衰的悲劇故事。小說開篇，作家寫道，商州南部的狼曾經是那樣猖狂肆虐，竟毀滅了一座三縣合一的老縣城，給人留下了許多殘忍而難忘的民間記憶和宗族傳奇。然而，狼災的結果同時也給狼的生存帶來災難。捕狼隊的紅火和捕狼英雄的彰顯，意味著人與狼之間的對立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隨著狼的數目的銳減，州行署頒布了關于保護野生動物、禁止捕殺狼的條例，各種流言散布在鄉間野里，人心惶惶。生態環境保護委員會的成員、原捕狼隊隊長傅山偕同“我”這個省城記者和原捕狼隊隊員“爛頭”到老縣城普查商州野狼。旅途中，“我們”不斷遭遇人狼沖突的怪事慘事，傅山打死了剩余的15只狼，商州的狼群終于全部滅絕，但原先矯健驍勇的傅山也由此“發了胖，長得像個大熊貓了。……嘴里的牙長出來，開始不大穿褲子，用一個竹筒套了自己的生殖器。……再后來，就慢慢地是人狼了”。其他的人也都患上類似或癱瘓或四肢變細變軟或萎靡不振甚至具有狼的習性和特征的怪病。從狼的仇敵變為狼的保護者，又從狼的保護者成為打狼的獵人，作家通過主人公傅山與狼之間恩怨情仇的經歷，極富意味地昭示我們，狼無論是作為構成地球生態環境的自然實在物，還是作為人類文化生存環境中的象征物，它對人的生存包括人的體質的健康和心智的健全，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狼的存在不僅是人的能力和價值的確證，是自然（商州）生命的參照；同時，難以被人類馴化的狼，也是防止人生命力萎縮和人性委頓的可能力量。因此，狼是值得“懷念”的，“懷念狼是懷念勃發的生命，懷念著世界的平衡”①。這種懷念體現了賈平凹作為一個古典情結濃重的平民型作家，對現代文明條件下人類生存的深深憂慮與恐懼，也即對自然與生命的敬畏。正如他自己在《懷念狼》訪談錄中所說：“不知為什么，近幾年來我對世界越來越感到恐懼。連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恐懼什么了。……經常早上睜眼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担心這個世界出事，馬上打開電視看看新聞，總怕報導我們國家有什么天災人禍。”②“四十歲以后，我對這個世界越來越感到恐懼，我也弄不明白是因為年齡所致還是閱讀了太多的戰爭、災荒和高科技成果的新聞報道。”③
　　其實，豈止是賈平凹，在都市文明向鄉村社會擴展、人類日益張狂地役使自然萬物及其他生命種類的過程中，整個當代文學內部也不斷地傳達出當代人類似的憂患和恐慌。從莫言、張承志、張煒到韓少功、李銳、劉震云，從80年代中期眾所周知的尋根文學到90年代漸趨熱火的環境警示小說乃至充滿野性力量的擬動物小說，都從各自的角度表現了人類回歸綠色生命之家的憂患和祈盼。賈平凹的特別之處是，憂患和祈盼表現得更強烈也更深切，并且融入了鮮明的現代生態思想。這也是他從80年代的《好了歌》、《廈屋婆悼文》、《天狗》、《商州世事》、《古堡》、《浮躁》，到90年代的《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一以貫之的憂患意識和悲感精神的有機延伸和合乎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這說明賈平凹是敏感的，他不再局限于商州自然生態和鄉土原生態的變遷，而是更深切地痛思和沉潛到與所有生命存在相聯系的大地之脈的大憂思，他的憂患意識也在感時應勢地進行調整和拓展。
　　如果說《懷念狼》是通過文明人與自然人參照的角度來考察狼文化的話，那么《狼圖騰》則是通過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對立來探討狼文化。因此，它較之《懷念狼》及其他一般的生態文學，自然具有直逼以儒家文化為本位、漢族為正宗的自身民族弱點的批判精神。這對大多數讀者尤其是漢族讀者來說，無疑是奇異陌生也是極具刺激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將這部建立在11年草原生活基礎之上創作而成的煌煌50萬余言的長篇巨著說成是“一部因狼而起的關于游牧民族生存哲學重新認識的奇書”（周濤），“在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中，是一個燦爛奇異的存在”（孟繁華），是頗有道理的。這里所說的“奇”或“奇異”，主要就奇在以全新的角度解讀草原狼之對草原生態環境的特殊功能，將人狼的生存置放在原生態的自然之中，從民族精神整合即文化圖騰原點上重新詮釋生命價值。到內蒙古插隊的北京知青陳陣剛到草原就遭遇到壯觀的狼群，狼口余生后對草原狼產生敬畏和癡迷，開始跟著草原人的智慧代表畢利格老人近距離地接觸了神秘的草原狼。他親眼目睹了草原狼獵殺黃羊的戰役、狼群攻擊蒙古馬隊的慘狀，也親歷了蒙古人帶著狗群大規模圍獵捕狼的經過。懷著對草原狼的濃厚興趣，他掏狼窩后收養了一只小狼。通過與小狼的朝夕相處，陳陣深切地認識到狼及狼性對維護草原“大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開始由衷地理解和接受草原牧民殺狼護狼崇狼的復雜情感。陳陣上述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就是作家姜戎的思想），從傳統的人倫或人學的觀點來看，或許有些“大逆不道”，但卻暗合現代的生態理念。它啟迪我們，人類作為具備完善思維能力的生命種群，不應只是索取而應對自然萬物及其所有的生命種類承担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作家竭力挖掘草原狼的競爭意識和積極進取的“狼性精神”，正是對中原農耕民族的保守觀念和麻木懦弱的“羊性性格”的揭示和批判。中華民族是一個包括草原游牧民族在內的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在長期的正統文化史中，草原民族卻一直備受壓抑和遮蔽。《狼圖騰》大膽和可貴之處就在于打破這種傳統定見，從中華民族內部生態和諧和文化生成的角度對游牧民族進行認同，肯定其“狼圖騰”對漢民族“龍圖騰”的改造和更新功能。用作家自己或小說中陳陣的話來說，就是在游牧民族那里尋找和發掘防止中華民族退化的“救命性”的“輸血”功能：“我認為，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個最可惡的東西，就是全盤抹殺游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貢獻。……根據中國歷史五千年發展的事實，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堅持到近代，是不能離開游牧民族長期不斷輸血的。”④也正因此，作家不僅賦予狼以全新的生態功能，而且將其擴容提升并使之獲得了精神上的支撐。于是，狼這個可怕的“猛獸”就不期而然地成了理想生態環境的構建者和草原文化的啟蒙者。
　　盡管《懷念狼》特別是《狼圖騰》的狼文化寫作承載了沉重的意義，但有必要指出，文化場域畢竟不同于自然生態系統。當作家將狼由自然生態位轉化為文化生態位時，狼形象的能指與實指之間的固有關系實際上發生了變異：狼畢竟是狼，對它來說，強者為刀俎、弱者為魚肉從來就是天經地義的，吃了就吃了，誰都沒有罪；而人類作為文明社會的高級智者，誠如俄羅斯作家烏斯賓斯亞在《土地的威力》中所說，是不能將“過多的幼稚的狼的貪婪帶進了人類的生活”，不能把“動物界和叢林中信奉的真理”當作真理⑤，否則，就容易走向弱肉強食的狼道主義，將整個相輔相成、具有生態意義的人狼關系簡單化也極端化了。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狼圖騰》是有明顯缺陷的。它不僅對狼及狼性性格作了過度闡釋，賦予此一生態位太多的意義內涵，好像整個生態系統全靠狼一個物種來維系平衡，狼的價值高于一切，其他物種是無關重要的；更主要的是把狼的自然屬性夸飾為具有永恒和普遍意義的精神源泉，以為找到了對中華民族進行輸血換種的“良方”，“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么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⑥。這就有意無意模糊了狼道與獸道、狼的生存法則與人的存在原則之間的界限，造成了不應有的認知錯位。特別是離開形象的有關議論（包括后記《理性探掘——關于〈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這種偏頗就表現得更加突出，正如有些學者所批評的不僅缺乏學理依據，而且客觀上宣揚了“一種不擇手段、勝王敗寇的市儈性生存哲學”⑦，甚至在價值上帶有某種“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傾向，“它把強權和蠻勇當作文明進步的動力，但卻忘卻真正意義上的人類文明進步，必須符合人道原則，是有著可靠的價值指向和健全的道義尺度的”⑧。
　　相比之下，賈平凹《懷念狼》中的人狼關系把握處理就比較冷靜客觀，他在描寫狼的生態位及與人的意義關系時，并沒有像《狼圖騰》那樣為了完成自己虛幻的文化烏托邦建構，賦予狼以如此偉大的精神和高貴的品質。作家正視狼對人道生態意義及其在現代文明社會遭遇的深刻悲劇，他不斷地“懷念狼”，又不斷地對懷念本身進行質疑，以至造成了文本不應有的含混散亂。但這恰恰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作家最本真最誠摯的普世主義情懷，也是作為“第二自然生態”的生態文學對自然生態理論的一個富于意味的超越。賈平凹上述的生態思想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藏獒》（楊志軍著）中也得到了回應。該書通過忠貞勇猛、具有犧牲精神的藏獒——也就是藏族牧民用來專門保護羊群的獵犬的書寫，從一個獨到的角度對不加辨析地過分崇拜狼性的熱潮進行反撥，這對我們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萬物關系，構建真正文明進步、和諧健全的現代生態文學應該是很有裨益的。
　　二
　　文學中的狼文化現象是建立在狼形象塑造的基礎之上，狼形象塑造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整部作品的生命價值。因此，如何集中筆力傾心塑造人狼關系中處在特定生態位的狼的形象，就成為作家創作的一個新課題，這也是我們評論和把握《懷念狼》、《狼圖騰》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這兩部長篇小說的精神主載體。
　　狼是什么？“狼，哺乳綱，犬科。……棲息山地、平原和森林間。性兇暴。平時單獨或雌雄同棲，冬季往往集合成群，襲擊各種野生和家養的禽、畜，是畜牧業的主要害獸之一。有時也傷害人類。”⑨當然，這是生物學給出的狼的定義，文學中的狼作為審美物化的對象，融入了人類對狼的文化想像，它需要而且應該對狼作出價值評判。中外古今文學作品的狼形象都是按照這種藝術規則書寫的，并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而恒定的形象譜系。大而言之，這種形象譜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兒童文學作品中的擬人化的狼形象，如格林童話中的《狼與七只小羊》、《狼和狐貍》和著名兒童話劇《大灰狼》等；另一類是成人文學中具有象征意義的狼的形象，如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成語故事《亡羊補牢》、《聊齋志異》中的《狼》等，甚至魯迅在《狂人日記》中都把“吃人的狼”視為封建文化兇殘的象征體。這兩種類型的狼盡管在形態上不盡一致，但都被納入到否定性的形象體系中進行描摹，是集兇殘、丑惡、自私、貪婪、愚笨于一身的抽象特征的反面典型。它不僅是人類的公敵，而且還被高度類型化、定型化了。從藝術淵源上看，它與我們文化記憶中的“狼外婆”、“東郭先生與狼”、“狼與羊”等故事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這些文化記憶在文學中的直觀投射。“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一塊碎片，都有著在我們祖先的歷史中重復了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殘余。”⑩榮格斯言，無疑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證實了人類集體記憶與狼的形象原型間的深層關聯。
　　作為生態文學，《懷念狼》和《狼圖騰》與此前文學中的狼形象大相徑庭。由于借鑒運用了生態學的思想，也由于受藝術創新的驅動，作家不僅把狼納入到肯定性的形象體系中進行把握，而且從“自然—社會—文化”的整體系統中確認其存在的價值。這樣，被傳統視為假惡丑的狼就富有意味地成為大有益于人類的正面或準正面形象的化身，從而使其整體形象從內涵到外觀都產生前所未有的根本變化。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論，落實到具體的文本創作，這種新型的狼形象的塑造分別又通過內外兩個維度進行：
　　首先，就形象書寫的外部空間來看，主要圍繞“人—狼”關系展開。在這里，盡管至高無上的現代人褫奪了狼的基本生存空間，將狼推至種群存亡的危急境地，然而狼作為具有自足性格的自然界的生命種群，并不屈就于人的強力和蠻橫，而是面對超強的、異化了的人類，充分展現自身令人敬畏的智慧、尊嚴和“狼格”。《懷念狼》據此將為保留野性而寧愿滅種的野狼與逐漸喪失自然適應能力而退化的大熊貓進行對照，寫出了狼對尊嚴的執著，甚至描寫狼勇敢地選擇自殺來表達對人類生命力萎頓的現代社會的抗爭。《狼圖騰》更是把狼置放于人的欲望無限膨脹的內蒙古額侖草原，描摹它們在牧民大規模圍獵過程中損失慘重，但卻表現得堅忍不屈、英勇無畏，寧愿摧毀洞穴埋葬自己，也不愿被人捕獲；被越野吉普車追趕，直至累死也巍然不倒……。也正因為草原狼有如此傲然的“風骨”，它才深深吸引和震撼了陳陣。當然，就小說的實際情況來看，人狼關系的外部描寫更多是通過人與人的關系來展開。這里人與人發生的矛盾沖突，一切皆由狼（保狼護狼）而引發的，如《懷念狼》結尾“我”與“村人”之間的激烈沖突，《狼圖騰》中以包順貴為代表的滅狼派與烏力吉、畢利格、陳陣等護狼派之間進行的充滿政治色彩的斗爭（包順貴認為打狼滅狼“這可是個政治性問題”）以及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前勝后敗。這就不僅將人與人以及人與狼之間的矛盾關系很好地扭結在一起，揭示了狼生存的嚴酷環境，而且在狼形象身上融入了濃重的人學、社會學內涵。顯然，此處看似在寫人實則在寫狼，狼也因此被作家賦予了與人平等的地位：它不但具有自己獨特而精彩的生命形式，有類似人性的善心，有時甚至比人更通人性。《懷念狼》描寫老狼知恩圖報，誠心哀悼為它們治病的紅巖寺老道，相反，人則竟然把自己的孩子推向飛馳的汽車去詐錢，竟然在《二泉映月》的音樂中吃活宰生牛而無動于衷。《狼圖騰》也有類似的情節和場面。這些都表明作家在寫狼性時就是在寫人性，在書寫狼的形象時已自覺不自覺地融入了對現代文明和國民性的反思批判。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往的兒童文學和動物文學所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這也可以說是現階段生態文學中的狼及其他動物形象的一個新的特質。
　　與形象書寫的外部空間互為表里而又不盡相同的是內部結構，它緊扣“狼—狼”關系進行。對此，兩部作品根據自己的立意和對生態的理解，也都作了具體的實踐和探索。《懷念狼》描寫十五只狼之間不僅有各自的形貌稟性，而且也有類似人類社會的長幼老少。《狼圖騰》則進一步深入狼的世界向我們展示，在這個動物王國的內部同樣存在著利益分配、生死原則、道德規范和情感關系。為了打贏戰役，它們在頭狼的統領下分工合作，所向披靡，表現了嚴密的組織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內部各成員之間特別是母狼與小狼之間也存在深情和關愛。所有這些，讓人讀來唏噓不已，它顯然參照并移植了人類的生存體驗和社會排序，有意無意地將狼與狼之間關系擬人化了，賦予狼的形象以豐富立體、溫煦細膩的人學內涵。當然，不必諱言，與上述外部空間相比，這畢竟嫌弱，因此不能不給狼形象的清晰度和完整性帶來一定的影響。《懷念狼》在這方面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而作家筆下描寫的狼無論是作為群像還是作為個體，都顯得零散不完整。這可能與創作主體有“隔”于“狼—狼”關系的藝術描寫不無關系。另外，一味地將狼的內部世界人性化，而忽略或不講其獸性的另一面，不僅有違生活和文化的真實，而且也極易造成狼形象書寫的單維和單薄。而這樣一種動物形象塑造的“高大全”傾向，在《狼圖騰》中似乎表現得更明顯，它在很大程度上又與作家“主題先行”的先驗創作思路聯系在一起。
　　說到《狼圖騰》的動物形象塑造，我們不能不提及該作品的“小狼”這個形象，它也許是這部小說惟一一個沒有上述概念化、極致化之弊而又別具創意和深度的獨特存在，是全書最精彩的片斷。作為一只被陳陣從“狼窩”掏來豢養的動物，小狼較之其他野狼，受人呵護，生活條件不錯，從某種意義上應該說是幸運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狼在接受人類盡心地豢養和呵護的同時，實際上卻注定了自身的生存生命價值的喪失，而不可避免地導致最后的悲劇命運：它不僅只能在陳陣給定的狹小的、非“人”非“狼”的空間生活，整日與小狗為伍，而且日益失去了與生俱來的自然本性，變得狼不狼、狗不狗，再也無法回歸日夜思念的狼群。作家用飽含感情的筆觸，細致地描繪了小狼被人豢養的異化過程。隨著小狼生理的逐漸成熟，它的“狼性”一次次地發作，但又一次次地被人類“友善”實則殘忍地給予強行窒扼，包括被鉗斷了在草原賴以生存的四根狼牙。特別是在一次遭遇狼群的徹夜呼喚，有可望“返回殘酷而自由的草原”時，它的這種“狼性”性格及其悲劇特征就表現得更突出，也更發人深省。此時，也許出于本能，小狼開始異常興奮，并無師自通地模仿一聲比一聲悠長的“嗚歐……歐……”的狼嗥予以回應，把前來試探的狼群給搞懵了。但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不斷受到狗叫的干擾以及“幾個月來與狗們的朝夕相處，使它很難擺脫狗叫聲的強行灌輸，找回自己的原聲”。結果，可憐的小狼不是發出“慌慌，嘩嘩”的不狼不狗的怪聲，就是“嗥出長句更加混亂不堪，更加不可理喻”，使自己喪失了最后一次重返狼群、重獲自由的機會，被留在人類，被留在永遠的寂寞和孤獨中，最終為了維護獨立不羈的“狼格”而悲壯地死去。這樣的描寫，細致入微又入木三分，它不僅賦予小狼形象鮮活的靈性和血肉，而且從中融涵了對人與狼（動物）關系的基于生態學又高于生態學的新思考，表明作家對狼作為與人平等的對象或審美對象的高度尊重。在這里，彷徨于人狼世界的小狼形象的精神空間雖然被懸置，但卻由此跨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獲得了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同等的主體位置，凸顯了自我的尊嚴、氣質和性格等形象魅力。難怪陳陣把他一生的摯愛都給了這匹小狼，在最后不得不依照狼的規則親手將它打死，讓它的靈魂長留在騰格里。像這樣具有原創意義的、催人警醒的動物形象塑造，在當代生態文學中似未有之。就其藝術描寫的實際成就而言，我們認為它不妨可與前蘇聯作家格·弗拉基莫夫的小說《忠心耿耿的魯斯蘭》中的警犬魯斯蘭、當代葡萄牙作家米格爾·托爾加的小說《懶貓馬戈》中的懶貓馬戈等動物主人公媲美。小狼形象的成功，縫合了人類與其他所有生命種類之間的罅隙，這不能不說是作家對當代生態文學的一個貢獻。
　　三
　　生態觀念進入文學，擴大了文學創作的領域，也豐富了文學創作的題材，它完全契合價值和審美多樣化的時代要求。但由于生態觀念本質上是倫理學的觀念（是一種“大地倫理”的觀念而不是“人學倫理”的觀念），它具有生態學固有的強烈的現實憂患、參與和警示意識，這就很容易導致生態文學的非文學傾向，使其創作和研究只關注生態危機的事實揭露和生態價值理念的傳達，而放松忽略了作為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以及作家在敘述生態時所顯現出來的藝術轉換能力。對生態文學來說，這絕非無足輕重，而是關系到現實生存和未來發展的大事，它涉及到對生態文學的定位和作家藝術資質的查驗。
　　站在這樣的層次角度審視《懷念狼》和《狼圖騰》，我們便不難發現這兩部風格迥異的作品在將生態審美對象化方面共同所作的努力。特別是《懷念狼》，在幾乎沒有完整故事情節貫穿的敘述框架中，作家憑借自己敏銳的藝術感悟和豐富的創作經驗，無論寫狼敘人，還是展示商州的世態人情，都顯得靈動飄逸又混沌鮮活。尤其是人狼“互變”的慣有魔幻手法的運用，更使這部篇幅不足20萬字的小長篇不僅具有多重的主旨內涵，而且在總體上呈現似真猶幻、似實猶虛，既具象又抽象、既現實又浪漫的特殊藝術美感。在這里，既有外國魔幻現實主義、流浪漢小說的筆意，又有中國傳統筆記小品、尋根文學的余韻，它充分體現了作家具體寫實、整體寫虛——即所謂的“以實寫虛、體無證有”的藝術追求(11)。《狼圖騰》與之相比，審美轉換能力要弱些，且其中有關狼崇拜的文化宏論有明顯冗繁和偏頗之嫌。但撇開這些不論，就文學文本來看，卻不得不承認其中“聚集了大量原創因素，屬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詩品格的宏大敘事”(12)。此所謂的原創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是神奇慘烈的草原給予的，是作家從自身切實的生命體驗出發，對草原特有的草根性，即從人與大千世界所有生命種類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原生態資源的深入發掘和不加修飾的逼真還原。最典型的是幾十次驚心動魄、慘絕人寰的人狼戰爭以及能在幾天幾夜里把幾千匹馬從肉體到靈魂徹底瓦解的蚊災場面的描寫，再加上中間有大量的有關草原自然生態景觀的穿插和剛健雄渾、蒼涼悠長的排浪式的語言的運用。如此這般，使作品從里到外凸顯來自原始的蒼穹之氣和獰厲之美。它讓我們在讀慣了太多的軟、甜、膩的所謂日常敘事后，不能不感到眼前一亮，怦然心動。這大概是這部小說贏得讀者青睞的重要藝術原因之一，是它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為數不少的一般生態文學，特別是許多環境啟示錄和各種相對枯燥沉悶的生態報告文學的根本區別。從這個角度來說，《狼圖騰》可稱得上分量沉甸甸而又具有獨特藝術品格的生態文學文本。它和《懷念狼》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生態文學在經歷了一個階段的發展后，已開始呈現由“文學生態化”向“生態文學化”轉換的趨向。
　　當然，這也僅僅是一種標志，它并不表明這兩部作品成就了多大的藝術價值，更無意于說其已臻成熟和近于完美。事實上，在說什么和怎樣說生態問題上，《懷念狼》、《狼圖騰》都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遠未達到美國著名生態文學作家卡森的《在海風下》、《寂靜的春天》等名篇這樣的層次和境界；而且文本所存在的問題，包括審美機制、形象書寫，也包括結構類型、敘述方式，都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相當真實地反映了當下中國生態文學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思考提供非常有益的參考。那么，現實和未來的生態文學到底如何處理生態與文學、生命本體與運用人類獨有的話語表達方式之間的關系，提升自身的審美品格？參照《懷念狼》、《狼圖騰》的創作，我們認為在現階段特別需要把握和處理如下兩個關系問題：
　　第一，人性之情與獸性之理的關系。這也是生態文學尊重包括動物在內的所有生命種類的必然結果，是生態文學作家在創作時無法回避的一個新課題。而尊重人類之外的所有動物的生命，就不能像傳統的童話寓言和動物小說那樣采用慣見的真善美的藝術機制予以過濾和純化。相反，應該將其返回到動物世界殘酷生存競爭的環境中，給予直面淋漓的展現。這關涉到生態文學對殘酷血腥承受的人性標準與動物的生存競爭之間的關系，關涉到動物野性描寫的限度，關涉到優雅和野蠻的界限。一句話，關涉到藝術真善美原則與動物世界倫理觀念如何對稱的問題。《狼圖騰》在這方面描寫是最大膽也是最充裕的，小說通篇而下，作家不僅安排和穿插了大量的狼群對黃羊群的屠殺、狼群對馬群的廝殺的血腥場面，而且在敘述過程中還直接運用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對狼群的這種血腥殘殺予以認同。如作品開頭那場狼對羊的大圍戰，就用相當贊賞的文字描寫狼群如何以其卓越智慧和組織性、紀律性，輕而易舉地解除了黃羊的武裝；而疲于逃命的黃羊，由于吃草太多，“挺著大肚子，踏著厚雪，又是爬坡，黃羊群真是慘到了極點。這是一場真正的屠殺，也是智慧對愚蠢和大意的懲罚。……狼群對幾只跑得撐破肚皮，不咬自傷的倒地黃羊，連看也不看，而是直接沖向扎堆的黃羊群。大狼撲倒幾只大羊，咬斷咽喉，幾股紅色焰火狀的血液噴出，射向空中，灑向草地。寒冷的空氣中頓時充滿黃羊血的濃膻腥氣。”類似的慘景和場面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它幾乎構成了作家敘事的樞機所在。從所有生命種類平等的生態觀點來看，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合理，并且這段充滿濃膻腥氣的文字的確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血脈賁張的閱讀感受。但是從人性的、審美的角度觀照，則又不能不看到其中隱含的某種暴力美學傾向，它在強烈沖擊我們閱讀經驗和刺激我們感官的同時，也將生態文學有意無意地簡單化粗鄙化了。而這種潛在的閱讀后果，往往容易被忽略，故有必要在此作特別的強調。眾所周知，文學的審美表達是為了凈化人的心靈，啟迪人的理智。因此，面對野蠻和粗礫的原生態現象，我們需要把握必要的道德尺度和藝術底線。生態文學也不例外。盡管它在獸性動物性問題上有自己獨到的審視角度和更大的闡釋空間，但它也不能違反這一基本原則。畢竟生態文學是寫給人看的，而不是寫給動物看的，絕對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做不到，也無此必要。事實上，現今包括《懷念狼》在內的不少優秀或較優秀的生態文學對動物身上的原始獸性以及彼此之間的血腥暴力，也都是相當節制、相當謹慎的。在文學審美的王國里，用獸性的裸呈來代替人性的揭示，無論如何都是不可取的，它也必然導致讀者的惡心和反感。
　　第二，生態真實與藝術創造的關系。這也是擺在每個生態文學作家面前的一個相當棘手的難題，它的成功與否將直接關系到生態文學的生存質量和藝術命運。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形態或話語方式，生態文學不同于一般文學，它可以而且應該表達新的生態觀念，揭示現實生活存在的嚴酷的生態事實，以此來獲取自身的生存發展權利，凸顯自我的文體屬性和審美特質，這也是作家現實使命感和文化責任感的一大體現。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生態文學畢竟是文學而不是生態學，它對生態的描寫和處理雖然在關系、形態方面與社會學、倫理學呈現某種“同構”的相通或一致，但在功能、形式、手法上則有著“異質”的根本區別，就其實質而言，仍屬于文學功能圈的范圍。因此，不能不講藝術創造和審美規律。以此來考量賈平凹和姜戎的作品，我們內心涌起一股既喜又憂、喜憂參半的復雜心情：所謂喜者，主要是看到在當下狼文化大潮中，它們超出同類或同題材作品一味客觀寫實、暴露問題的寫作思路，抓住人狼關系這樣涉及終極關懷而又富有哲理詩性的話題，用傳奇或浪漫、靈性或知性等極具個性化話語進行敘述，表現了難能可貴的藝術才情和資質。而所謂憂者，主要是感到它們還缺乏明確的文的自覺，藝術想像性、創造力還不夠恣肆飽滿、飛揚靈動：《懷念狼》故事情節過于簡單，敘述話語過于玄虛；《狼圖騰》重史輕詩，夾進了太多的議論，嚴重地干擾或打斷了小說的敘事進程。因而，它們在超越同類或同題材作品的同時，也沾上了它們重質輕文的缺憾。它們的藝術探索，冥冥之中似乎都受到當下正在盛行的狼文化和整體成就并不高的生態文學的規約，甚至連同問題和不足，也與它們具有某種同構的關系。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有必要強調生態文學的藝術想像性和創造力，強調作家在言說生態時應有的超越意識、文體意識、敘事意識，不能將生態文學文本看成是現實生態母本的簡單照搬和自然模擬。也就是說，在生態真實與藝術創造的關系問題上，不能顧此失彼，一味只講所謂的客觀性而不講作家主體的融入和能動的創造作用，將原始態的生態真實與“第二自然”的生態文學真實簡單地等同起來。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說到底，是用審美方式與生態進行對話，并將它轉換為文學與生態學相結合的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生態文學之于生態學，自然有恪守基本原則和規范的問題，不能像一般文學那樣可以作倏忽意興的創作，但它畢竟是文學而不是生態學，需要憑藉情感和形象凸現自我的功能價值。生態文學的價值，主要不是看它寫了什么樣的生態而是怎樣寫生態，即是否根據自己對生態的理解和感受，通過寫情和寫人的審美中介，將其納入富有意味的審美機制中加以表現，將原始的生態如同溶于水一樣被藝術審美機制所化解，從而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雙合金”。真正的生態文學，它所有有關生態的思維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態敘事既是生態的，更是審美的，具備文學作為人學應有的情感和美感、溫暖和魅力。如果上述說法言之成理，我們就不大贊同現在比較流行的有關生態文學的概念定義：“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立意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13)因為在這里，它看重的是“生態”而不是“文學”，“文學”只是充當“生態”的修辭，而沒有被提到本體的高度加以重視。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人們對生態文學的認識還停留在比較初始樸拙的階段，遠未達到文的獨立與自覺。為什么迄今為止的生態文學作品大多寫得比較概念呆板，缺乏文學應有的形象性、生動性，我們以為都可從中找到解釋。
　　誠然，我們指出生態文學創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非自暴自棄，推導某種悲觀的結論，相反，這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一種表現。畢竟在生態文學這塊陌生奇異的嶄新領地，我們已有近20年左右的耕耘歷史，除了這股潮涌般的狼文化之外，我們還有如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和《守望家園》、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岳非丘的《只有一條江》、蔣子龍的《水中的黃昏》、高行健的《野人》、李存葆的《大河遺夢》、張煒的《融入野地》、李松濤的《黃之河》、楊文豐的《海觴》、哲夫的《淮河生態報告》和《長江生態報告》、楊志軍的《藏獒》等一批作品。在臺港和海外方面，則有余光中的《控訴一支煙囪》、龍應臺的《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等作。相信經過一個階段的實踐、反思之后，在現有基礎上有新的整合和提高。從文學史角度看，凡新生的文體特別是新的交叉學科，如傳記文學、歷史文學、報告文學、科幻文學等，由于一時還不能完全割斷與非文學文體的關系，自我的功能價值和文學屬性尚欠明晰，開始往往都有這么一個過程，出現重生態而輕文學在所難免。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如何積極推進這種文的現代化的進程，盡量少走彎路，真正將“生態文學”推向“生態文學”。實踐證明，生態文學是一個極具前沿性、交叉性、現實性的課題，它已引起了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的廣泛關注，正蘊積著一種新的浪潮涌動。只要把握得當，睿智地處理好生態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相信必有其良好的發展前景。
　　注釋：
　　①③廖增湖：《平凹訪談錄——關于〈懷念狼〉》，《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第88-90頁。
　　②賈平凹語，參見胡殷紅：《賈平凹之狼：長篇小說〈懷念狼〉》，《文藝報》2000年06月10日。
　　④⑤姜戎：《理性探掘——關于〈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狼圖騰》，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398、396頁。
　　⑥《俄國民粹派小說特寫選》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195頁。
　　⑦黃發有：《文學健忘癥——消費時代的文學生態》，《南方文壇》2005年第6期，第30-35頁。
　　⑧李建軍：《是珍珠，還是豌豆——評〈狼圖騰〉》，《文藝爭鳴》2005年第2期，第60-64頁。
　　⑨《辭海》“狼”辭條，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第1882-1883頁。
　　⑩馮川：《神話人格——榮格》，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95頁。
　　(11)賈平凹：《懷念狼》“后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83頁。
　　(12)雷達：《〈狼圖騰〉折射當代中國文學缺失靈魂》，《光明日報》2005年8月12日。
　　(13)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頁。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39～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秀明/陳力君20082008
生態學/生態文學/狼文化/狼形象/狼書寫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與狼相關的文學作品和寫狼崇狼的出版物，掀起了一股探索人與自然萬物關系的生態文學熱潮。當代文學中出現的這股狼文化現象，盡管有不少人為夸飾的成分，但卻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對人們既定的價值觀念形成強烈的沖擊，預示著文學在生態觀念的影響下將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懷念狼》和《狼圖騰》堪稱這方面的代表作，它們對狼文化、狼形象、狼書寫所作的探索，真實地反映了當下中國生態文學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為文學如何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及實現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協調提供了有益的啟迪。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39～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秀明/陳力君20082008
生態學/生態文學/狼文化/狼形象/狼書寫

網載 2013-09-10 21: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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