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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詩創作，始于“五四”文學革命。首先提倡并創作新詩的，是文學革命倡導者之一的胡適。他在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后，緊接著在次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八首》，較之用白話創作的小說和戲劇作品為早，因此胡適的詩歌創作在新文學發展史上占著重要地位。
　　在胡適的帶動下，“五四”時期《新青年》上出現了一批新詩人，他們共同披荊斬棘，開拓新詩這塊園地。據文學革命初期新詩之最完備的選集、１９２０年出版的《分類白話詩選》統計，共收署名詩作者６９人，未署名作者１６人。其中胡適的詩作最多，達３７首，其次是康白情１７首，沈尹默、玄廬各１５首，劉半農１２首。再加上《分類白話詩選》未收入而同年出版的《新詩集》收入的詩作者１６人，則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出現在主要雜志、主要報紙上的新詩作者達百余人。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作者群了。
　　１９２０年３月中國的第一部個人新詩集——胡適的《嘗試集》出版，錢玄同為之作序，稱《嘗試集》的確“當得起‘新文學’這個名詞”，標識新詩的試驗在文學界獲得了承認。１９２０年４月到１９２１年１月，《時事新報》、《神州日報》等曾對《嘗試集》的得失進行熱烈的討論，胡懷琛編的《“嘗試集”的批評與討論》收錄了這次討論的資料。后來《嘗試集》再版時，任叔永、陳莎菲、魯迅、周作人、俞平伯等先后替他刪詩［①］，可見當時已引起廣泛的注意。當然也有人加以否定，如胡先ｓù＠①《評嘗試集》云：“胡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眼光觀之，其形式精神，皆無可取”［②］。也有激進者對“五四”時期的詩壇采取否定的態度，認為“詩的王宮”內外遍地都生了野草，感到可悲可痛，并認為《嘗試集》“本來沒有一首是詩”，康白情的詩“是把演說詞分成行子”，俞平伯的《冬夜》“不是詩”，周作人的詩也不能說是詩，宗白華的詩“不過把概念與概念聯絡起來”，而冰心的詩“不過善于把一些高尚的抽象的文字集拢來罷了”［③］。盡管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新詩在文學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更是抹煞不了的。正如陳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所說的：“《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軌范，不在與人以陶醉于其欣賞里的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作的勇氣。”所以新詩的試驗反而更自覺，寫詩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以致章士釗譏之為“詩家成林，作品滿街”。
　　“五四”時期的新詩經過近十年的生長和發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陳子展認為，新詩的問題，似已不在內容，而在形式，新詩人的努力幾乎全在各種形式的嘗試。因此他從詩歌形式上將十年來的新詩分成四個流派。第一是形式上開始打破舊詩的規律，仍未脫盡舊詩音節和意境的，開山第一人為胡適，《嘗試集》可為這種詩的代表。其他如劉大白、劉復、俞平伯、田漢等。第二是無韻詩或自由詩。如康白情的《草兒》，其他如徐玉諾、汪靜之、焦菊隱、趙景深、李金發等。第三種是小詩，如冰心的《繁星》、《春水》，其他如宗白華、梁宗岱等。第四是西洋體詩。郭沫若《女神》算是先導，比較接近于成功的是徐志摩的《志摩的詩》，其他如聞一多、劉夢葦、饒孟侃、朱湘、于庾虞、蹇先艾等［④］。這種僅從形式上來劃分詩歌流派的作法未必恰當，他忽視了作者的不同創作方法和不同傾向。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不妨分為三派：自由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自由詩派包括胡適、沈尹默、康白情、周啟明、魯迅、俞平伯、湖畔四詩人、冰心、宗白華及郭沫若等。格律詩派包括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等。象征詩派包括李金發、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這種劃分詩歌流派的方法，雖未盡如人意，仍有欠科學之處，但比較重視從新詩的內在特質來區別其流派了，不乏可取之處。
　　無論是陳子展或朱自清，他們在論及新詩流派時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把胡適作為一個流派的主要代表詩人來評價。其實早在他們之前，在２０年代初期，詩壇上已承認有胡適詩派了，如胡懷琛的論文標題就有“胡適之派新詩”的稱呼［⑤］。人們把當時爭學胡適白話詩的作品稱為“胡適體”。胡適個人也曾在１９２４年序其侄兒胡思永的詩時說過：“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這是胡適之的嫡派。”［⑥］
　　從以上可見，在五四詩壇上的確存在過一個“胡適之派”，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很少有人去專門研究它了。但作為新文學發展史上的客觀存在，我們現在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并根據史料，運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來研究它，才能認清歷史的本來面目。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新詩流派，我認為主要分三派，即以胡適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流派，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流派和以李金發為代表的象征主義流派。現僅就以胡適為代表的第一個流派的形成和特點，作一些探索。
　　凡詩派的形成，往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先有明確的文學主張，共同的傾向，自覺的組織，專門的出版陣地及代表性詩人等；另一種則是詩人們在創作過程中由于主張、傾向、風格一致而互相認同。胡適詩派則二者兼而有之，并不嚴格符合其中一種情況。所謂胡適詩派，其主要內容是：（一）其作者主要包括在新詩初創期拋棄舊體詩的語言和形式用白話寫自由體新詩的一群詩人；（二）詩歌主要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也包括在《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上發表的詩歌；（三）他們大都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抱著積極入世的態度；（四）在音節、用韻、方法上有著相似的主張。下面分別闡述。
　　首先，胡適詩派包括哪些詩人，這是必須弄清的一個問題。我認為應主要包括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在《新青年》及《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上開始試驗作白話詩的作者，他們是當時詩壇的主流詩人。他們主要是北京大學的教師及學生，如胡適、沈尹默、沈兼士、劉半農、周作人、魯迅、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等。其中胡適、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均系北大教授，魯迅在教育部任職，１９２０年下半年起也在北大任教。劉半農曾在上海担任《中華新報》和中華書局編輯，但自１９１５年即為《新青年》撰稿，１９１７年后亦在北大任教。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當時均系北大學生。這些詩人，可以說是中國新詩的開拓者。他們大膽地拋棄主導中國文學幾千年的舊詩詞的語言形式，開始用白話寫自由詩，這是他們的共同主張。基于這一認識，他們自覺地走上了試驗新詩的道路。所以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說：“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試驗室里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參與試驗并對新詩起推動作用的尚有北大教授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幾乎所有《新青年》同人，都卷進這一詩歌革命之中。所以胡適詩派，其實也就是被稱為“《新青年》詩人”的一群詩作者，還有人稱之為“初期白話詩派”。他們并無嚴密的組織形式，只是由于試驗新詩而形成一個松散的群體。在這些試驗者中，絕大多數都有堅實的古典詩詞根柢。其中一部分人，是逐漸從舊詩詞中解放出來，寫新詩時尚存留舊詩詞痕跡，如胡適、沈尹默等，而另一些則開始寫新詩時，就比較徹底地拋棄舊詩形式，如周作人、魯迅等。胡適曾說：“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⑦］康白情也是擺脫舊詩、詞、曲影響較快的一個，“他無意于創造而創造了，無心于解放然而解放的成績最大。”［⑧］這些新詩人，他們絕大多數或是大學同事，或是師生，大都身居最高學府之中，以《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為園地，形成了創作新詩的巨大力量。由于他們所處的地位及聲望，使新詩運動迅速推向全國。后來的朱自清、冰心等文學研究會的詩人，汪靜之等湖畔詩人，聞一多等新月派詩人，浙江的劉大白，以及“嫡派”胡思永等，都是受著胡適詩派的直接影響的。（作為浪漫派代表詩人的郭沫若，是在１９１９年９月看到康白情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的詩后，才開始發表新詩——見《創造十年》。）在中國新詩發展進程中，這一流派成了中堅力量。在這一流派中，又由于信仰、地域、主張、傾向不盡一致，在不同時期，形成了許多社團，一直綿延于中國現代文壇幾十載。
　　其次，胡適詩派的作者，主要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這幾個掌握在北大師生手中的刊物上發表新詩，它們是這一詩派的主要陣地。當時國內尚無專門詩刊出版，這幾個雜志雖是綜合性刊物，其實也是當時國內刊載新詩的主要雜志。這一派幾位主要詩人發表于這三個刊物上的詩歌數目，截至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初步統計有：

            雜志            詩歌篇數      新青年  新潮    少年中國    共計            作者            胡適            ４５    ２                ４７            劉半農          ２６    ３                ２９            周作人          １８    ２                ２０            沈尹默          １７                      １７            沈兼士            ９                        ９            魯迅              ７                        ７            俞平伯            ７  １４                ２１            康白情            ３  １８      １６      ３７            傅斯年                  ９                  ９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由于《新青年》創刊較早（《新潮》１９１９年１月創刊，《少年中國》１９１９年７月創刊），并領導當時的文學革命運動，而且是最先發表新詩的刊物，所以它最早擁有新詩作者群體，發表的詩作也最多。圍繞這幾個刊物形成了不同層次、不同風格但卻共同探索用白話創作新詩的流派。其中胡適發表新詩最早，數量最多，影響最大，他自然成為這一詩派的代表者。在以上三刊發表新詩的作者除上列九位外，后來成為詩人的汪靜之、應修人、朱自清、田漢等也有詩作發表，但數量不多。
　　第三，胡適詩派大都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進行創作，他們詩歌總的傾向是抱著積極入世的態度。這是五四詩歌的主流，也是我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主要傳統。
　　現實主義，在五四時期曾譯為寫實主義。它提倡客觀地觀察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式精確細膩地描寫現實，真實地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五四文學革命時期，胡適在文學上極力主張寫實，“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⑨］，“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⑩］他在論及艷詩艷詞時說：“大概由于我受‘寫實主義’的影響太深了，所以每讀這種詩詞，但覺其不實在。”［①①］所以他主張文學、尤其是詩歌，必須表現“實生活”，強調文學要有生活基礎，要有親身經驗。他的大量詩歌，都是遵循這一原則創作出來的，如《老鴉》：“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棲。／我整日里飛去飛回，整日里又寒又饑。——／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這首詩是他個人思想感情的真實寫照，表現了五四時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愿為五斗米而折腰，不愿與封建軍閥同流合污的高風傲骨。他之所以稱胡思永為“胡適之的嫡派”，因為他曾教導胡思永“做詩要用實際經驗做底子，寫天然景物要從實地觀察下手”，而胡思永“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①②］。
　　康白情是五四詩壇的生力軍，他雖然說過他的作品屬于什么派，要留給后來的文學家作分類，但他明確主張“勞動是我們的天職，田野是我們的花園，勞動家是我們的朋友，我想和些好朋友走到花園里去找詩的生活去。”他主張寫詩要觀察，觀察有兩個對象：一個是自然，要窮究宇宙的奧蘊；一個是社會，要透見人性的真相［①③］。他還要求詩人描寫人生的斷片，闡明人生的意義，指導人生的行為，“使詩無愧為為人生的藝術”。一般地講，主張文學為人生的，都主張寫實，并用現實主義方法來從事創作。他的著名詩歌《草兒》，就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草兒在前，／鞭兒在后。／那喘吁吁的耕牛，／正担著犁鳶，／＠②著白眼，帶水拖泥，／在那里‘一東二冬’地走著。／／‘呼—呼……’／‘牛＠③，你不要嘆氣，／快犁快犁，／我把草兒給你。’／／‘呼—呼……’／‘牛＠③，快犁快犁。／你還要嘆氣，／我把鞭兒抽你。’／／牛呵，人呵！／草兒在前，鞭兒在后。”詩人通過“我”和“牛”辛勤耕作的描繪，表現了當時貧苦農民過著像牛一樣的凄慘生活。表面上是在寫牛耕作之艱辛，實則寫和牛一起耕地的人的痛苦生活，在封建制度的壓迫剝削下，農民的命運如同耕牛一樣。
　　這一詩派的詩人中，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學”中主張文學應記錄研究“人生諸問題”［①④］。俞平伯也認為新詩應以關于人生的事物做材料，并指出幻想的最要不得，聽來的勉強可以，目睹身歷的最好，“做詩非實地描寫不可”［①⑤］。其他詩人也有類似的主張，不再列舉。后來茅盾在《論初期的白話詩》中也指出：《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發表的新詩，“一貫而堅定的方向是寫實主義”。所以，胡適詩派的現實主義傾向是非常明確的。
　　從總體說，五四新文學是以白話文描寫現實生活，反映人民的民主革命要求。小說如此，詩歌亦如此。一般地講，現實主義詩歌塑造的典型形象，往往是詩歌的抒情主人公；它反映現實生活的方式，往往是通過對抒情主人公主觀情緒的揭示，反映客觀社會現實。胡適的《威權》反映了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反抗，《你莫忘記》鞭笞了封建軍閥縱兵擾民、民不聊生的現實，《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歌頌了為推翻封建統治而犧牲的烈士，《樂觀》、《一顆遭劫的星》譴責了北洋軍閥政府封禁報刊、壓制輿論的罪行，《上山》表現了積極的人生態度等等，都非常鮮明地顯現胡適詩歌的入世態度。他在五四前夕的１９１９年２月翻譯了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Omar Knayyam）《希望》一詩，最能表現他詩歌的入世傾向：“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該把這糊涂世界一齊都打破，／要再磨再煉再調和，／好依著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把世界重新造過”正是五四時期革命者的呼聲。又如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對現實社會由于剝削壓迫造成的貧富懸殊，表現出詩人的義憤與不平，他自稱要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里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人們的呼聲寫出來［①⑥］。其他如沈尹默的《三弦》，康白情的《草兒》等，作者的視野都是在反映社會的蕭疏、勞動大眾的疾苦。從某種意義上講，劉半農、沈尹默、康白情的一些詩篇，較之胡適、周作人等，更能從社會的本質反映現實，社會意義更大，是當時具有較高水平的現實主義詩歌。
　　第四，在新詩的音節、用韻及方法上，胡適詩派有大致相同的主張。胡適在《談新詩》等文中，曾對此有過較為系統的言論。他的主張，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即：用白話寫表現真情實感的新詩，音節自然并押韻自由，要用具體的做法。他先強調，詩界革命的具體途徑是從“詩體解放入手”。所謂“詩體解放”，就是“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詩；有什么話，說什么話；把從前一切束縛詩神自由的枷鎖鐐銬，拢統推翻。”［①⑦］這里強調的一點是用白話寫個人的感情，而不是用文言仿古人寫詩。其次，要求白話詩“講求詩的自然音節”，“語氣自然，用字和諧”，要“用現代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韻”，“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其實質是主張白話詩要音節自然，押韻自由。再次，主張白話詩要用具體的做法，“能使我們腦子里發生一種——或發生多種逼人的形象”［①⑧］。他這里所說的，即我們今天說的要用形象思維，要用藝術形象表現主題，要用白描、比喻、象征手法，不能用邏輯思維和抽象的語言寫詩。
　　胡適寫《談新詩》是在１９１９年１０月。早在一年前的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俞平伯論及做白話詩時提出了三大條件，一是用字要精當，做句要雅＠④，安章要完密；二是音節務求諧適，卻不限定句末用韻；三是說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敘事要靈活。他提出了“雕琢是陳腐的，修飾是新鮮的”，最為胡適所佩服［①⑨］。在胡適寫《談新詩》之后的１９２０年３月，康白情在談及新詩時，也強調“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人行而尚典雅”，并說明“具體的寫法，就是刻繪的作用”［②⑩］。由此看，他們的主張大體上是一致的。因此朱自清指出：胡適《談新詩》的“這些主張，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
　　下面不妨舉胡適等人的詩來印證他們的主張。胡適認為《威權》、《上山》、《周歲》、《一顆遭劫的星》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是他的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如《威權》每一詩行都是三個音節：“‘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么樣——就怎么樣！”音節很自然，符合白話口語的習慣，而且在每節第二、四行押腳韻。胡適的詩歌，一般都注意押韻，并且押韻比較自由，不拘于古韻或平仄。又如上文所引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全詩兩節，每節四行，每行也是三個音節：“屋子里——拢著——爐火，／老爺分付——開窗——買水果，／說——天氣不冷——火太熱，／別任它——烤壞了——我。”押韻也不拘古韻及平仄，第一、二、四行押腳韻。康白情的新詩解放得更徹底，如上文所引《草兒》，每節的行數不同，每行字數多則十字，少則二字，且不講押韻，但讀起來卻很自然，新詩的韻味更濃。
　　至于寫詩要用具體的做法，上面所舉幾首詩歌也表現了這一特點。胡適的《威權》刻畫了壓迫者——威權及被壓迫者——礦工的形象，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塑造了驕奢的老爺和饑寒的叫化子形象，康白情的《草兒》則描寫了氣喘吁吁負重耕耘的“牛”的形象，都給人以新鮮的感覺、深刻的印象，不乏詩歌的構思與意境。
　　從上述胡適詩派一些詩人關于詩歌音節、用韻、方法的主張及創作實踐來看，他們大體上是一致的，形成了該派的特色，其實也是我國新詩初創期的特色。
　　以上從四個方面論述了胡適詩派。這一現實主義詩派，與后來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派，以李金發為代表的象征主義詩派，此起彼伏，各有千秋，交織發展于整個現代詩壇。但現實主義流派卻是新詩的中堅，這不僅因為該派內各種不同傾向的社團多，詩人多，作品多，而且成就最大，對當代文學影響也最深遠。但正如茅盾所說，早期白話詩大都“具有‘歷史文件’的性質”［②②］，它一方面具有歷史價值，另方面也有其歷史局限。詩人們一方面要打破舊詩詞從內容到形式的束縛，創造真正的白話詩；另方面從內容到形式卻解放不徹底。胡適的詩“傷于率易，絕無纏綿悱惻之致，耐讀者尋味”，故其詩“只耐一回讀”［②③］。不少詩人的描寫、比喻、象征，無不具有明白平凡的特點，但“缺乏飛騰的藝術想象力”［②④］。我們現在研究以胡適詩派為濫觴的現實主義詩派，目的不在于胡適個人，而在于從現代詩歌發展的角度，了解該詩派在詩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對研究現當代詩歌發展的趨向或許有所增益。
　　① 見《嘗試集》四版自序。
　　② 載《國衡》第１期，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第２６７、２７９頁。
　　③ 見成仿吾《詩之防御戰》，載《創造周報》第１號。
　　④ 見陳子展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⑤ 見胡懷琛編《新詩討論集》，１９２４年曉星版。
　　⑥ ①② 《胡適書評序跋集》第１０２頁，１０１頁，岳麓書社１９８７年版。
　　⑦ ①⑧ 胡適《談新詩》。
　　⑧ 見《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⑨ 見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⑩ 見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①① 胡適：《寄沈尹默論詩》，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①③ ②⑩ 康白情：《新詩的我見》，見《少年中國》第１卷第９期。
　　①④ 周作人：《人的文學》。
　　①⑤ 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
　　①⑥ 劉半農：《揚鞭集·自序》。
　　①⑦ 《答朱經農》，見《胡適文存》卷一。
　　①⑨ 俞平伯《白話詩的三大條件》，見《新青年》第６卷第３號。
　　②①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序》。
　　②② 茅盾《論初期白話詩》。
　　②③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４８６頁，岳麓書社１９８６年版。
　　②④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第１５５頁，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責任編輯：伍一莎）＊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馬加肅
　　 ＠②原字目加古
　　 ＠③原字口加也
　　 ＠④原字挈上下加糸
　　
　　
　　
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44-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步大唐19971997 作者：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44-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步大唐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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