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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何衛平，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武漢，430072。
　　關鍵詞 解釋學 辯證法 對話
　　提要 哲學解釋學不僅同現代現象學有關，而且與辯證法傳統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突出前一個方面，而后一個方面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伽達默爾在深入研究解釋學的過程中，看到了辯證法對于解釋學的重要意義，并自覺地將二者加以融合。通過對伽達默爾本人思想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解釋學走向辯證法（也就是辯證法返回到解釋學）的過程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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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解釋學同西方傳統辯證法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但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比較突出解釋學同現象學的聯系，而對解釋學同辯證法的聯系重視得不夠，這顯然是片面的。實際上，伽達默爾對辯證法的研究是其整個解釋學理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他在這方面留有大量的論述，除了《真理與方法》、《哲學解釋學》之外，較為專門的有《黑格爾的辯證法》、《對話與辯證法》、《現象學與辯證法之間》，以及收入到《科學時代的理性》中的兩篇重要演講《黑格爾哲學及其影響》、《黑格爾的遺產》等等，零散的論述則遍布他的許多其他的著作中。可以說離開了辯證法，哲學解釋學是建構不起來的，而要研究辯證法，同黑格爾、柏拉圖進行對話又是避免不了的。這種對話在伽達默爾那里體現了一種解釋學精神，本身就可視為一次解釋學的實踐。從伽達默爾這方面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解釋學和辯證法在他那里如何被結合起來的。
　　 一、伽達默爾探討辯證法的宗旨
　　在當今西方杰出的哲學家中，象伽達默爾那樣對辯證法傾注大量的熱情和精力的人并不多見。也許這是因為一提到辯證法，人們就會自然想到黑格爾，想到他那教條式的三分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西方現代哲學都是建立在對黑格爾哲學的反叛的基礎上的。然而黑格爾的辯證法仍然是一個活的問題，對西方當代哲學思潮而言，它仍是一個強有力的挑戰。伽達默爾在哲學解釋學的建構過程中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無論人們關于辯證法說些什么，無論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都“無權嘲笑和輕視辯證思想所必須奉獻的東西。”[1]
　　伽達默爾研究辯證法，不是出于方法論的興趣，而是要將辯證法同解釋學“嫁接”起來，建立一種“解釋學辯證法”(die hermeneutisheDialektik)[2]。這種辯證法能夠站在哲學的高度概括哲學解釋學的精髓，正象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可以概括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之精髓一樣。
　　我們知道，辯證法在海德格爾那里幾乎沒有什么地位，他對黑格爾的吸收，如“經驗”、“時間性”等概念主要是從“此在”現象學出發的。伽達默爾則不然，他公開宣稱，“辯證法必須在解釋學中被恢復”[3]。這句話包含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要通過辯證法來改造已有的解釋學，同時又要用解釋學來改造已有的辯證法，從而使二者都得到新生。如果說海德格爾在存在論的意義上，使解釋學和現象學達到了統一，那么伽達默爾則在此基礎上，引入辯證法，并使解釋學、現象學、辯證法在存在論的基礎上達到了三統一。
　　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書的序言中，他對自己研究辯證法的動因作了扼要的說明。他寫道：“黑格爾的辯證法永遠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源泉。”“在早年我就著手這樣一項工作，即把古代哲學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聯系起來，以便通過它們的相互關系來解釋它們。不過，我的目的并不是”出于方法論的考慮來“研究辯證法”，“毋寧說，我所關心的是使源自這種奇妙藝術并且以之為媒介的智慧寶庫能夠得到更充分的展現。”“我曾經學習過現象學那種堅實可靠的技術，并且先通過尼古拉·哈特曼后通過馬丁·海德格爾接觸到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當我面對黑格爾的聲稱——即在他的辯證法中重建了哲學證明的觀念——之時，我自己也陷入到一個人在孤立無助狀態下所感到的苦惱之中。于是，我花費了整整幾十年的時間來思考、寫作。始終擺在我面前的任務就是使辯證法思想富于創造性的模糊狀態具有理性明晰的生命，就是利用辯證法的精華，作為其內容的現象，來嘗試著闡明這種富有創造性的模糊狀態。”“假如沒有黑格爾思想中的希臘基質給予我的幫助，那么我的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4]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點：1.伽達默爾的解釋學辯證法是建立在對黑格爾、柏拉圖辯證法的批判地綜合基礎上的；2.在接觸辯證法之前伽達默爾已經過了現象學的“洗禮”，因而使他有可能在辯證法和現象學之間找到某種溝通；三、他要更本源地理解辯證法，揭示辯證法富于創造性的生命，而這對于哲學解釋學來講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如果說哲學解釋學得益于對德國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傳統的批判與吸收，那么黑格爾辯證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盡管伽達默爾宣稱，“我的思想構成得益于柏拉圖的對話要遠遠超過德國唯心主義的偉大思想家”[5]，但另一方面又說，“誰想要研究希臘思想，誰就總是要通過黑格爾學派”[6]。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講的那樣，對人體的解剖有利于對猴體的認識和理解。這本身與新解釋學精神相吻合。伽達默爾指出，“黑格爾是第一個確實把握了柏拉圖辯證法的深度的哲學家。他是具有真正思辨性的柏拉圖對話《智者篇》、《巴門尼德》和《菲利布》的發現者，這些對話對于18世紀的哲學來說甚至不存在，而且也只是由于黑格爾，它們才在19世紀被認作柏拉圖哲學的真正核心。”[7]更不用說，離開了黑格爾這個中介，古代的辯證法包括柏拉圖辯證法只能是很一般的東西，它的許多意義凸現不出來。所以伽達默爾在其《全集》第三卷的前言中強調：‘盡管我的哲學研究的重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希臘哲學中，但我仍在近代思維中找到三位大師，他們的思想和語言對我自己的思維嘗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三位大師就是：黑格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8]
　　 二、伽達默爾融合解釋學和辯證法的“心路歷程”
　　在當今西方的大哲學家中，沒有一個象海德格爾那樣在基本方面更接近黑格爾了，盡管他們在總體上相對立。海德格爾的思想一方面“固執地圍著黑格爾轉”，另一方面又“一再尋找新的方式與黑格爾劃清界限。”[9]伽達默爾從這種矛盾里看到，“海德格爾思想中所發生的與傳統的決裂恰恰代表著一種傳統的無與倫比的復興”。這種決裂“借用了那么多傳統的東西，而在這種借用中，批判又是那么地深刻”。這引起了伽達默爾的高度注意。他認為，兩個偉大的古典思想家長期以來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占據著一個模棱兩可的位置。他們與海德格爾既有相當的距離，也有同樣程度的密切關系。這兩個思想家就是柏拉圖和黑格爾。“海德格爾的思想一直沒有擺脫黑格爾的影響，與被當代學術界很快忘記的現象學技術相反，黑格爾純思想的辯證法以再生的力量表現自己。”因此，“黑格爾不僅繼續引起海德格爾自衛”，而且“海德格爾后期哲學的發展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要遇到一種最終回到黑格爾的批評”[10]，然而海德格爾沒有充分意識到他自己與黑格爾的接近。這種接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海德格爾把歷史同化到他自己的哲學研究中去，這似乎是他與黑格爾所共有的；2.隱藏的和不為人注意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就體現于海德格爾的基本主張之中。每當他進行自我解釋時，真正的辯證法就在起作用。例如，海德格爾就是在有與無、隱與顯、解蔽與遮蔽、可說和不可說、世界與大地的對立統一中揭示作為真理的存在事件的。黑格爾關于生成真理中以有與無為中介的思想已經確定了海德格爾關于真理的內在張力的學說可以存在于其中的框架。伽達默爾認為，為了從總體上克服形而上學的邏輯和語言，我們是不可能超越黑格爾辯證法強化知性中的對立并克服這種對立的成就的[11]。
　　因此，與海德格爾不同，伽達默爾直接了當地提出了關于黑格爾的遺產——主要是辯證法的繼承問題，并對自己從這種遺產中所得到的東西作出說明。當然他清楚地意識到他與黑格爾之間有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距離，他同黑格爾的接近始終是一種保持張力的接近。當黑格爾引用下面的話“看吧，將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腳已經站在門口了”時——這最終也是針對他自己的。因此伽達默爾說，問題不在于成為黑格爾的信徒，而是要從他那里學到點什么。在伽達默爾的思想探索中，黑格爾的遺產最終是根據他的觀點被改造的[12]。但是不論怎么說，他同海德格爾對黑格爾態度上的矛盾心理相反，并使黑格爾的永恒遺產在解釋學中得到了成功的運用。在這一過程中他使解釋學和辯證法相互適應，最終將它們變成了一個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解釋學和辯證法融合的過程，也就是黑格爾的遺產在伽達默爾視域中被吸收和改造的過程。這里我們有必要沿著伽達默爾自己在《科學時代的理性》中所提供的思路來清理一下這個過程。
　　眾所周知，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是沿著海德格爾所指示的路標前進的，它真正實現了本體論的轉折，而這一轉折在伽達默爾看來同時也與黑格爾那包羅萬象的綜合密不可分。黑格爾將從希臘發展出來的邏各斯首次運用于歷史領域，鮮明地提出認識歷史理性的任務和要求。然而由于他所追求的是一種絕對的理性即真理的全體，因此，一開始就同科學主義的時代精神相背離，并遭到歷史主義的堅決抵制，在這方面他的歷史哲學與其自然哲學的命運相同，相比之下施萊爾馬赫解釋學中所體現出來的開放的辯證法顯得更有希望作為歷史科學方法論的基礎，施萊爾馬赫傳記的作者狄爾泰以及歷史學派都把為人文科學奠定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作為解釋學的目標[13]。
　　盡管如此，伽達默爾看到黑格爾的遺產，尤其是他的“客觀精神”這一概念并未過時，它有超越于新康德主義以及由這個氛圍所產生出來的胡塞爾的現象學之處，它指出了一條克服現代主觀主義片面性的道路。而這一點在伽達默爾看來對哲學解釋學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以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為代表的古典解釋學走的是一條心理主義的道路，他們所強調的“心理解釋”就是現代主觀主義在解釋學領域中的體現。這里反襯出黑格爾的“客觀精神”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辯證法和哲學解釋學的相通之處，于是他堅決背離了古典解釋學上的心理重建的方向，而追隨黑格爾的“綜合”說[14]。
　　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并不徹底，這在他的歷史觀上表現為歷史的開放性和歷史意義終結性理解之間不可調合的矛盾。伽達默爾認為哲學解釋學不應該重復這種矛盾，這促使他放棄黑格爾的“真無限”而走向“惡無限”，他認為“惡無限”意味著終點無限延遲的到來，“這對黑格爾來說，并非僅僅是不真實的，其實也是真實的。”[15]因為黑格爾雖然愛好同一性，但還是給“惡無限”留下了地盤。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新康德主義對伽達默爾的影響。他力圖用新康德主義的開放性來改造黑格爾思辨辯證法的封閉性。
　　另一方面，海德格爾的事實解釋學對人的歷史性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這種反思與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對歷史性的排斥是相背馳的。胡塞爾堅決反對歷史主義，認為歷史主義必然導向相對主義，而相對主義與他的現象學把哲學作為嚴密科學來追求的目標相左，但是海德格爾對“此在”歷史性透徹的思考是很難被胡塞爾當作歷史主義與相對主義一筆勾銷的。伽達默爾認為，海德格爾轉向事實解釋學，背離按新康德主義模式強調意識的唯心主義的胡塞爾，同黑格爾對“外在反思”的批判非常接近[16]，尤其是當海德格爾后期直接走向存在不再將“此在”放在顯要的位置時，更接近了黑格爾的客觀精神，但由于海德格爾堅持把黑格爾的“自我反思”理解為是對那支配黑格爾朝自我意識發展的證明，這樣以來，黑格爾走向客觀精神的步驟及其意義就沒有得到足夠的強調和重視，而伽達默爾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要做的則是相反。
　　此外，后期的海德格爾背離解釋學走上了一條詩化的道路，試圖以此來克服形而上學的語言，而伽達默爾繼續堅持解釋學方向，但又力圖與海德格爾后期思想的目標保持一致，并在解釋學經驗的分析中貫徹克服現代主觀唯心主義的道路。伽達默爾對審美意識的批判只是一個切入口，另外，他還不斷與希臘古典作家尤其是柏拉圖進行對話，在這個方面，他得益于克爾凱戈爾的思想的幫助，并以一種迂回的方式經過克爾凱戈爾走向了融合黑格爾和柏拉圖的道路。
　　伽達默爾曾多次提到克爾凱戈爾的生存辯證法對他的影響。這種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它指的是“生成”(becoming)。對于克爾凱戈爾來說，辯證法是一種朝向完成的活生生的過程，但真理永遠不會有完成和終結。探索真理的辯證法并不信奉必然性，相反它總是通過熱情去把握變易反常。黑格爾重對立面的統一與和解，克爾凱戈爾則不承認合題，他認為有的只是悖論(Paradox)。黑格爾重肯定，克爾凱戈爾重否定，前者雖然也強調否定，但這種否定在克氏看來并不真實，因為黑格爾的絕對的實在(Absolute Reality)是純粹的肯定的存在。
　　克爾凱戈爾對辯證法的理解深受柏拉圖對話中的蘇格拉底形象的影響。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蘇格拉底的諷刺概念》為題的。克氏將蘇格拉底的諷剌理解為無限的否定，它類似于“疏遠化”的概念。克爾凱戈爾將蘇格拉底的辯證法解釋成為“否定式”的或“悲劇式”的，以示與黑格爾的肯定的辯證法相對立。
　　克爾凱戈爾同黑格爾在辯證法方面的對立吸引著伽達默爾，然而他認為，“黑格爾式的辯證中介”以其特有方式完成了對現代主觀主義的克服，這對本世紀新的后形而上學的思想來說實際上始終是一個持久的挑戰。對此黑格爾的客觀精神概念就是一個生動的見證。盡管“克爾凱戈爾用‘或者——或者’的口號對于一切設定的辯證的自我揚棄的‘既——又’作出了出于宗教動機的批判，但這種批判仍可以被納入辯證法的整個中介之中。”[17]
　　克爾凱戈爾的影響促進了伽達默爾同黑格爾的對話，而且使這種對話經常與柏拉圖的對話交織在起，并引導他達到這樣的思想：一個命題的真理性，不能由它是否正確或與事實是否一致來衡量；也不僅僅依賴于它所在語境，而是最終要“決定于它所確立的根基的真實性，并與它由之獲得其潛在真理性的說話者本人連結在一起，因為一個陳述的意義并不窮盡于被表述的東西。只有當人們追溯促使它產生的動因的歷史，并朝前展望它所隱含的意義時，它才會被揭示清楚。”[18]上述觀點成了伽達默爾占主導地位的解釋學見解之一。在這里狄爾泰的歷史主義與胡塞爾的現象學融合在一起了，并靠近了黑格爾的“客觀精神”的理論，它推動著伽達默爾向解釋學辯證法邁進。
　　在這個過程中，科林伍德的作用十分關鍵。伽達默爾認為，蘇格拉底的問答之所以能避免墮入詭辯，應歸功于邏輯，但普通邏輯并不能揭示古名為辯證法的論辯術，科學的證明程序也不同于對話的說明力量。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對話在解釋學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人類對于世界經驗在總體上的語言性質作為一種信念在他的思想中逐步確立起來。
　　科林伍德對他的啟發，主要在于提出了“問答邏輯”的設想，并將其提高為一種基本原則。伽達默爾指出問答邏輯證明了它自己是關于問題和回答的辯證法，在對話中問題和回答不斷地交流，并消融在理解的運動之中。這種邏輯的確立使對話與辯證法的統一，“從所有精神科學方法論和認識論背后赫然呈現出來，這種統一以令人驚訝的方式把黑格爾和柏拉圖相互聯系起來了，并使解釋學經驗獲得了自由。”[19]
　　伽達默爾之所以要用柏拉圖對話意義上的辯證法去改造黑格爾思辨、獨白意義上的辯證法就在于它能將關于無限、絕對的形而上學問題與提問者的不可消除的有限性、相對性重新結合起來。柏拉圖一方面把在Logic（邏輯）中的關系網絡稱為“辯證法”，認為它屬于存在將自己展現在思想面前的方式或手段，另一方面柏拉圖還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存在自身永遠不會在人那里達到絕對無蔽的呈現。伽達默爾認為，這也正是哲學解釋學所要確定的要點，因為它描述了傳統的前后關聯，我們作為一種向未來無限伸展的存在必然生存于這種傳統關聯之中。哲學解釋學力圖說明，每一富有生氣并卓有成效的談話是如何促成對話各方視野的交流與改變的。這樣在從黑格爾向柏拉圖返回的過程中哲學解釋學的辯證法自身的輪廓開始逐漸清晰起來，最終在對話中確立了自己的位置。與海德格爾走向前蘇格拉底哲學相反，伽達默爾通過黑格爾回到了柏拉圖，并力求從辯證法的開端處——對話中建立解釋學辯證法。
　　由此可見，伽達默爾在《科學時代的理性》中對黑格爾遺產的重新評論，同當代西方哲學對黑格爾的普遍反叛傾向形成鮮明的對比，他描述了哲學解釋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與黑格爾宏大的思想結構（主要是辯證法）充滿張力的接近。這種接近決不意味著成為它的盲目支持者。相反這種接進是一種有選擇的批判，正是在這一點上，伽達默爾認為，承認自己是黑格爾的繼承人才是有意義的。[20]黑格爾在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中的復興意味著使黑格爾自己從對他的蒼白的學院式復述中解脫出來，讓他回到他那些最具特色的主題的時代情境中去。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伽達默爾在建立哲學解釋學過程中，通過兼收并蓄，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改造，促進了他自己的頗具特色的解釋學辯證法的形成。這種辯證法同他的解釋學理論是重合一致的。在解釋學辯證法確立的過程中經歷了一系列的“中介”，在這個當中，伽達默爾從解釋學看辯證法，從辯證法看解釋學，最后使二者融為一體。由于有一種新的視域，所以他在跟隨黑格爾的同時，也就超越了黑格爾。在海德格爾把解釋學和現象學加以統一的基礎之上，伽達默爾又將辯證法納入進來，從而實現了解釋學、現象學和辯證法的三統一。解釋學辯證法的建立是伽達默爾對黑格爾永恒遺產的成功運用，也是他對解釋學最具獨創性的貢獻之一，它從屬于解釋學的本體論轉折，并且是這一轉折的具體化和真正的完成。正如在海德格爾那里，現象學的解釋學和解釋學的現象學是一個東西，同樣在伽達默爾這里，解釋學的辯證法和辯證法的解釋學也是一個東西。它一方面深刻揭示了解釋學的辯證性質，另一個方面也深刻揭示了辯證法與解釋學的內在聯系，為理解解釋學和辯證法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總之，哲學解釋學辯證法的產生是伽達默爾仰仗海德格爾的“眼光”同黑格爾不斷進行對話的結果，在這里他從黑格爾那里吸取的與他果斷擯棄的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
　　注釋：
　　[1][4][7][9] 伽達默爾：《黑格爾的辯證法》（英文版），第3、4、6、103頁。
　　[2] 這個術語是伽達默爾自己提出來的，它同柏拉圖、黑格爾辯證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參見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德文版），圖賓根1975年版，第441，447頁。
　　[3][12][13][14][15][16][18][19][20] 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薛華等譯，國際文化公司1988年版，第54、32—33、33、34、35、35—36、39、31、45頁。
　　[5] 伽達默爾：《自我介紹》，張慎譯，載《德國哲學論文集》第1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
　　[6] 伽爾默爾：《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86頁。
　　[8] 轉引自倪梁康：《現象學及效應》，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57、258頁。
　　[10][11] 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英文版），加里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231、232頁。
　　[17] 伽達默爾：《摧毀與解構》，載《哲學譯叢》1991年，第23頁。
　　 （責任編輯 嚴真）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25-29B6外國哲學何衛平19971997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25-29B6外國哲學何衛平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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