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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我國的蠶絲業源遠流長，商代把蠶絲業的發展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本文從文獻、甲骨文、考古資料等方面較為系統地論述了商代蠶絲業的發展水平。
　　關鍵詞　 商代　　蠶絲業　　新階段 ＊　　　　　　＊　　　　　 ＊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帛的國家。據文獻記載養蠶是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的，她“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1 〕根據考古資料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們已開始發明養蠶、織帛。進入奴隸社會后，蠶絲業發展很快，商代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本文試從文獻、甲骨文、考古資料三個方面，淺析商代蠶絲業的發展狀況。
　　　　　　文獻所見商代蠶絲業
　　嫘祖發明養蠶織帛，是我國出現蠶絲業的最早文獻記載，說明我國蠶絲業有著悠久的歷史。到了夏禹時，則出現了“執玉帛者萬國”的可喜局面，“夏后氏之綢練”〔2〕聞名一時。在商代，除甲骨文外，記述本朝歷史的文獻資料較少。孔子就曾深有感觸地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3〕因此， 我們今天要找到直接反映商代經濟的可信材料是比較困難的。盡管如此，后世文獻中，也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間接地反映出商代蠶絲業的發展狀況。
　　一、商朝初年，商湯禱于桑林的傳說。先秦諸子的書，如《墨子》〔4〕、《荀子》〔5〕等都有關于此事的記載。唯成書于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記載稍詳，其文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6〕商湯禱雨的地點有成片的桑林，那里應該是栽桑養蠶較為發達的地區。殷人重視蠶桑，卜辭中也有營造桑林的記錄（詳后）。
　　二、伊尹生于空桑的傳說。《列子》記載“伊尹生乎空桑。”〔7〕屈原在《楚辭》中發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8〕《呂氏春秋》記載稍詳：“有ｓｈēｎ＠①氏女子采桑， 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9〕這個生于空桑的嬰兒就是伊尹。 酈道元所作《水經注》記載最詳：“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于皰，長而有賢德，殷以為尹，曰伊尹也。”〔10〕夏商之際，伊水之濱，在黃河中游，土地肥沃，氣候溫和，伊尹出生于空桑之地，那里當是一個蠶桑業比較發達的地方。
　　三、帝太戊時發生桑谷俱生的現象。《史記》載：“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11〕《論衡》：“殷太戊，桑谷俱生。”谷，即楮樹〔12〕。古人迷信，以為桑谷俱生乃不祥之兆。這個傳說反映出殷人對與桑有關的事是敏感的、重視的。
　　四、后人在講到商朝末年紂王的殘暴統治及奢侈生活時，提到商代宮妃穿著華美的絲綢衣服。《管子》曰：“昔者桀紂時，女樂三萬人，晨嗓于端門，樂聞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13〕《帝王世紀》說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女衣綾紈者三百余人。”《說苑》引墨子對禽滑＠②說：“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緯，婦女優倡，鐘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唯唯錦繡ｃｈī＠③ｚｈù＠④之用邪？”〔14〕可見，絲綢已是商代晚期供王室奴隸主貴族享受的高貴華麗的衣著和裝飾品，因而把“錦繡被堂”、“錦繡ｃｈī＠③ｚｈù＠④之用”歸結為商紂王窮奢極欲，導致身死國亡的一條重要原因。
　　根據以上文獻資料表明，我國蠶絲業早在商代之前已有一定的生產基礎，商湯建國后，統治者十分重視發展蠶桑，商代末期上層統治者已經穿上了華美的絲綢衣服，成為貴族們享用的奢侈品。
　　　　　　甲骨文所見商代蠶絲業
　　殷墟甲骨文是記錄商王活動的資料，是研究商代歷史的基本史料。下面我們根據甲骨文中的蠶、桑、絲、帛等字，考察甲骨文所反映出的商代蠶絲業的情形。
　　（附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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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所見商代蠶絲業
　　我國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掌握了絲織技術，并開始了人工養蠶。我國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牙雕小盅的外壁上就發現飾有編織和蠶紋圖案〔32〕。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距今約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有一個“半割的似絲的半個繭殼”〔33〕。八十年代在河北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兩件蠶蛹，同時發現既可理絲，又能打緯的骨匕70件〔34〕。1983年在河南滎陽城東青臺村仰韶文化遺址里也發現有炭化的絲織物〔35〕。北京平臺上宅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陶蠶形飾〔36〕。八十年代在內蒙古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玉蠶〔37〕。對前列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出土的與蠶有關的遺物，審慎的研究者還不敢輕易斷為家蠶遺物。六十年代末期，在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約距今四千七百年的絹片、絲帶、絲線等絲織品。發掘者說：這些絲麻織品除一小塊絹片外全部炭化，但仍保有一定韌性，手指觸及尚不斷裂。〔38〕經浙江紡織科學研究所專家對出土絲織物的鑒定，原料均為家蠶絲，絹片為平紋組織。錢山漾遺址里的絲織物的發現，確切的說明了我國早在四千七百年前就已經開始飼養家蠶，并且懂得用家蠶絲織造絹帛。（應該說絲織技術的掌握略早于蠶的家養，因為野蠶繭照樣可以利用來抽絲）。1963年江蘇梅堰遺址良渚文化層出土的黑陶器皿上有蠶紋裝飾，共刻有形象逼真的玉蠶五條〔39〕。與良渚文化時代大約一致的甘肅臨洮齊家坪齊家文化出土的二連罐的腹部有6條蠶紋〔40〕，其布局工整，疏密繁簡錯落有致，蠶身略微彎曲，頗有蠕動之感。距今四千多年的陜西神木石峁龍山文化遺址里也發現了玉蠶〔41〕。從前引資料可以看出，至遲約在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時（即新石器時代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四千七百年以上），先民們已懂得了養蠶、織帛。
　　蠶絲業進入奴隸社會后，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反映夏代蠶絲業的考古資料很少，能證明商代蠶絲業的考古資料主要有：
　　1937年，瑞典絲織物學者西爾凡根據馬米爾博物館及遠東博物館所藏的青銅觶及青銅鉞上有絹絲斷片的研究，認為殷代絹織物的技術已經達到綾織的階段〔42〕。所以鄭振鐸說：“就那織紋看來，殷代的織工已達到高度的發達境地。”〔43〕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銅器和玉器上，其中有幾件留有花紋絲織物印痕〔44〕。1950年在安陽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3件銅戈上，“皆有絹帛”的痕跡，有的“裹有極細的絹紋。”〔45〕1985年在山西靈石旌介村發掘的商代晚期墓葬的青銅器上發現蠶紋〔46〕。在河北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的奴隸主貴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上，往往發現有絲帛包裹或覆蓋的痕跡，在第三十八號墓出土的銅觚上附貼著絹帛的痕跡最為清晰〔47〕，經放在五倍顯微鏡下觀察，有四處比較清晰，都是平紋組織，“計有平紋的‘紈’，平紋及紗類，平紋縐絲的‘＠⑤’，紡紗類的紗羅等，特別是生產縐這種富有彈性而輕盈透明的絲織物，需要有較復雜的工藝技術”〔48〕。“涇陽商末古墓中器物盛裝的祭品及麻片、絲綢、草繩、樹葉都保存得相當完好。”〔49〕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鄉商墓中的大部分青銅器物上有絲織品包裹的痕跡，“不論大型或小型銅器上均殘留有尚未全朽的木質，鏃翼則有絲絹織物印痕。”〔50〕在殷代婦好墓出土的絲織品共有6 種：一是各種平紋絹類，可辨識的約有20余例；二是用朱砂涂染的平紋絲（絹）織物，這為研究我國絲綢的印染工藝提供了珍貴資料；三是單經雙緯組織之縑；四是雙經雙緯的絹綢；五是回形紋綺；六是紗羅組織的大孔羅，每米大約有1500—2000個拈回，屬于目前所知的我國年代最早的糾經機織羅標本〔51〕。除貴族墓葬外，一些平民墓葬中有時也發現有絲織物，如安陽后岡的一個人祭坑內埋有73個個體，部分人架上發現附有平紋絲織物及粗麻布〔52〕。另外，在安陽后岡的祭坑中還發現了絲線、雙股三縷線綰成的絲繩，殘長4厘米〔53〕。
　　對出土的商代絲織物，經科學研究發現：“其織法主要有三種，一是普通的平紋組織，二是畦紋的平紋組織，三是文綺。花紋雖是簡單的復方格紋，但已需要十幾個不同的梭口和十幾片綜，這便需要簡單的提花裝置的織機〔54〕。殷代刺繡的實物也有發現，花紋作菱形紋和折角波浪紋〔55〕。
　　從上引考古資料我們可得到這樣的認識，商代絲織物品種類繁多，既有美麗的絲綢，又有絢麗的刺繡，并發明了用于織絲的糾經機織羅。絲織品主要在貴族墓中出現，可見絲織品主要為奴隸主貴族所擁有，以供他們安逸享樂的生活。平民墓中偶爾也發現絲織物，但一般平民是否都能夠穿上名貴的絲綢服裝，則還不敢肯定。
　　綜上所述，根據文獻、甲骨文、考古資料的考察說明：我國的蠶絲業源遠流長，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們就已經開始從事養蠶、織帛的事業，商代則把蠶絲業的發展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這為爾后三千年我國蠶絲業的發展，走上更高階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注：
　　〔1〕羅泌《路史》后紀卷五。
　　〔2〕《禮記·明堂位》。
　　〔3〕《5論語·八俏》。
　　〔4〕《墨子·兼愛》。
　　〔5〕《荀子·大略》。
　　〔6 〕《呂氏春秋·順民》。
　　〔7〕《列子·天瑞》。
　　〔8〕《楚辭·天向》。
　　〔9〕《呂氏春秋·本味》。
　　〔10〕《水經注·伊水》。
　　〔11 〕《史記·殷本紀》。
　　〔12〕《論衡·順鼓》注釋，第三冊895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13〕《管子·輕重甲》。
　　〔14〕《說苑·反質》。
　　〔15〕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167頁，日本東京印行，1933年版。
　　〔16〕陳邦懷《殷代社會史料征存·蠶示》。
　　〔17〕〔18〕〔19〕〔20〕胡厚宣《殷的蠶桑和絲織》，《文物》1972年11期。
　　〔21〕〔23〕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373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版。
　　〔22〕《詩·幽風·東山》。
　　〔24〕《周禮·天官·家宰》。
　　〔25〕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桑》75頁。
　　〔26〕陳邦懷《殷代社會史料征存·＠⑥大邑》。
　　〔27〕轉引自周匡明《桑考》，載《農業考古》1981年1期。
　　〔28〕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六，2059 頁。
　　〔29〕〔54〕〔55〕《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考古》 1972年2期。
　　〔30〕《周禮·考工記·氏涑絲》。
　　〔31〕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十三，3903頁。
　　〔32〕《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5期。
　　〔33〕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22 —23頁。
　　〔34〕《河北正定南揚莊發掘一處重要仰韶文化遺址》，《史前研究》1985年3期。
　　〔35〕《青臺仰韶文化遺址1981年上半年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2年1期。
　　〔36〕《北京平臺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文物》1989年8期。
　　〔37〕《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48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38〕《吳興縣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2期。
　　〔39〕《江蘇吳江梅堰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3年6期。
　　〔40〕陳炳應《群蠶圖》， 《中國文物報》1988年10月10日。
　　〔41〕轉引自衛斯《中國絲織技術起始時代初探》，《中國農業》1993年2期。
　　〔42〕陳顯泗《我國最早的蠶桑和絲綢》，《鄭州大學學報》1979年1期。
　　〔43 〕轉引自王曉《建國以來我國古代紡織機具的發現與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3期。
　　〔44 〕轉引自《兩件有絲織品花紋印痕的商代文物》，《文物》1979的12期。
　　〔45〕郭寶鈞《1950年春殷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1年5 期。
　　〔46〕《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41頁， 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47〕《藁城臺西高代遺址》，60頁，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48〕〔52〕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373、36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49〕《涇陽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禮器》，《中國文物報》1991年9月15日。
　　〔50〕《江西新干大洋洲鄉商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10期。
　　〔51〕《殷墟婦好墓》，18頁，文物出版社，1980年。
　　〔53〕《殷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414 頁， 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們去門加先
　　　＠②原字為敖下加厘
　　　＠③原字為纟右加希。
　　　＠④原字為纟右加寧。
　　　＠⑤原字為索右加設去之
　　　＠⑥原字為衷去加羊
　　
　　
　　
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南充113-117F7經濟史羅存康19961996 作者：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南充113-117F7經濟史羅存康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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