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中國一所“最高學府”的副校長，我的這位中國朋友用四個字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中國的大學，那就是“大而不學”。中國的大學現在出奇的大，教學樓大、教師和學生的數量大，國家的投資大。但是，真正能夠產出有價值的成果的教師并不多。我曾經就讀的牛津大學和任教的劍橋大學，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在一起不超過五千人，但是產出的學生的質量和教師的論文數量都是中國的那些具有五、六萬學生的“一流大學”所望塵莫及的。

我真的很為中國的年輕大學生們感到不平。其實中國的一流大學的學生的確都是萬里挑一的。問題是，這些質量上乘的“半成品”都被現在中國大學里的那些教書的人糟蹋了，而且還在一代一代地繼續糟蹋下去。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于中每又好老師。沒有好老師，學生能學什么？早先中國的一流大學還是不錯的。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也曾經出過在世界上絕對拿得出手的大師級人物。早先的北大、清華都是神圣的學堂，濫竽充數的東西并不多。但是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之后，大師們被逐出講堂，濫竽充數者日益吃香。

中國的大學“大而不學”，一個重要的表現就在于那些身為大學教師的人喪失了作學問的興趣和能力。我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入學的，我曾經就讀的那所大學的經濟系，當時還有一些老教授們乘著文革結束的喜慶，重新站到了講臺上。當時給我們上課的那些七、八十歲的老教授們，大多數是上個世紀三、四是年代從西方學成回國的。他們的學問作得好，為人更好。現在想來，我們那一代大學生還是幸運的。

同樣是那所 “頂尖”學府，過去的一個經濟系現在分成了三個學院和中心，但是真正算得上是大師級得人物已經幾乎沒有了。那些院長、主任們都是很聽黨的話的“經營者”，作為中國最為頂尖的大學的學術掌門人，除了幾個別人之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根本不具備有與國際上一流學者進行學術對話的能力，甚至有的人連外語都不會說。我不知道他們的學問是怎么做的。這樣的“名師”除了做一些嘩眾取寵的公眾講座外，連學術的邊都沾不上。

雖然這些年來中國也引進了一些有潛力的學者。這些人對東方和西方都有些了解，還有不少人在西方的好大學里打下了不錯的學術基礎。問題是，回到中國后，學問以外的那些東西的誘惑力太大了，跟著政府的指揮棒走可以做“學官”，掌握一方資源，物質報酬比起老老實實作學問的那些人不知道要豐厚多少倍。于是，有的人便放下了學問，開開心心地做起“學官”來，學問當然也就放棄了。還有少數繼續想做學問的，在這種環境下感到很壓抑，過得并不開心。

中國的教育發展規劃作了一個又一個，但是大學里的研究和教學質量并未見大的起色。我想除了埋怨扼殺思想自由的政治體制、腐化墮落的社會風氣之外，大學老師們的責任也不應該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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