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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殊環境中的文學現象
　　張愛玲的成功出名是在一個特殊環境里。柯靈先生曾說：“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點什么，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臺。”其實，張愛玲即使早出道幾年，也未必不能成其為張愛玲。不過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壇龍騰虎躍，門戶復雜，一個文學新人要出名當別有一番滋味，但是張愛玲畢竟是寫出了傳世的作品，而且在新文學的啟蒙傳統遭到空前抑止，一些堅持知識分子社會大眾立場的精英們只能韜光養晦的時候，她卻獨獨開辟出一條通向都市民間的道路。
　　張愛玲是新文學史上的一個“異數”，在她接受現代化教育、學習中英文寫作的階段，正是五四新文化發展到輝煌的三十年代，她不可能回避新文學給以她的巨大影響，她晚年回憶胡適的時候，說過一段很有感情的話：“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和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ＪＩＮＧ）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在張愛玲看來，從“五四”一代開始，新文化傳統已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滲透到民族生命的血液當中，你想背叛它也不行。她的西方化的教育，她對人性悲劇的深刻體驗，她對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所持的不無同情的諷刺態度，都可以證明這種文化上的血脈。
　　張愛玲是以《沉香屑　第一爐香》在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上一炮而紅，她選擇了這家鴛鴦蝴蝶派雜志作為步入文壇的第一臺階，自然有些人事上的因素，但也證明了她對自己的創作與文壇上的門戶沒有什么定型的選擇標準。但不管張愛玲是否承認，這部小說的神韻得自于新文學：它探討了青年女性面對都市文明誘惑的病態心理。據張愛玲本人自述，她喜歡的新文學作品有曹禺的《日出》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們在“葛薇龍在物質誘惑下純潔外衣一層層褪去時不能不想到陳白露的遭遇；在她被受過西洋文明影響的男子所激起的性的煩躁時也不能不想到莎菲的悲劇，尤其是結尾部分，作家幽幽地寫灣仔市場上的眾生相，一直寫到那些描藍涂綠的妓女，最后寫葛薇龍對自己處境的嘆息，有些卒章顯志的意思，這當然是敗筆，卻是新文學作家常犯的社會性批評的主題。至于《沉香屑　第二爐香》里羅杰教授的隱私不幸被周圍社會輿論所傳播，以至逼上絕路的悲劇故事，已經幾近于魯迅小說里對社會輿論的憤怒控訴了。似乎用不著扯來更讓人驚心動魄的《金鎖記》，即使在張愛玲小試鋒芒的處女作里，也能在新文學史上有明確的定位。
　　　　二、不同凡響的都市民間文化形態
　　有了這個前提，我們才能談張愛玲對現代都市通俗小說品質的提升。張愛玲從小深受中國古典小說的浸淫，晚年又以研究《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自娛，其實這些個人愛好在一般新文學作家中也是很普遍的，并不說明她與舊文學有特殊關系。令人感到特別的是她直言不諱自己對都市通俗小說中社會小說（如張恨水、朱瘦菊等人的作品）的喜歡，以及對現代都市世俗文化（如滬上曲藝、舊京劇、社會小報等等）的熱愛，這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是很少見的。以張愛玲的身世來猜想，她對受過西方教育而大膽背叛封建舊式家庭的母親向來不抱同情，這種潛在的逆反心理使她對舊式家庭的生活方式反而充滿了溫馨的回憶。與她母親追隨“五四”新文化的崇高精神思想相反，她故意夸張了其家族的貴族血緣的一面，包括陳舊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的生活趣味。當張愛玲在文章里津津樂道地談舊京劇，談舊服裝，談一夫多妻，談愛慕虛榮……時，你不會不感覺到其言語背后存有什么可能來自童年不愉快記憶的變態心理，同時也會為她出人意外地坦然走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面對世俗社會的心理怪圈而感動。因為張愛玲在文壇上的出現猶如燦爛耀眼的彗星一掃而過，花開花落不過兩年的時間，許多深層次的內心世界來不及展露出來，我們今天對她個人的研究無從談起，但她那些有意為之的作品里所流露的反“五四”的情結，卻鼓勵了她撿拾起都市民間文化形態的碎片，在現代都市通俗小說領域進行了一番革命。
　　在現代都市中，本來民間文化的價值就是虛擬的，所有的民間形態都不過是市民們從其家族歷史中帶過來的文化陳跡，民初的現代都市通俗小說就是從傳統文本里抓來這些陳跡，卻不能真正代表都市市民在現代化過程中真實的精神狀態。而張愛玲對現代都市文學的貢獻是她把虛擬的都市民間場景；衰敗的舊家族、沒落的貴族女人、小奸小壞的小市民日常生活，與新文學傳統中作家對人性的深切關注和對時代變動中道德精神的準確把握成功地結合起來，再現出都市民間文化精神。因此她的作品在精神內涵和審美情趣上都是舊派小說不可望其肩項的。她不是直接描寫都市市民的生活細節而是抓住了社會大變動給一部分市民階層帶來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個時代的特征：亂世。那些亂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動了都市動蕩環境下的市民們。應該說，這種亂世感對張愛玲來說是真實的。
　　這也多少反映了張愛玲對個人前途難以把握的不祥之感，從她與胡蘭成欲仙欲死的愛戀時起，對大限來臨的恐懼一直隱隱地支配著她，及時行樂、個人至上的世紀末情緒和通過古老家族的衰敗隱喻著傳統道德價值沒落，是她的小說的兩大主題，而這，絕妙的是逼真地寫出了現代化過程中都市的傳統道德式微和都市市民面對社會文化發生巨大變動而生出的虛無和恐慌。比起那種專寫亭子間嫂嫂、白相人阿哥、拆白黨、姨太太等等城市丑惡大展覽的石庫門風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磅礴大氣；比起那些專寫咖啡館、跳舞場、以及霓虹燈下頭暈目眩的新感覺小說，顯得充滿歷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張恨水筆下的相對靜止的舊式市民社會寫真，又擁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現代都市特征。確實，是張愛玲使散失在都市里的民間文化碎片中心凝聚起來，再生出真正的“現代性”的都市生命。直到今天，雖然都市建設在現代化物質文明方面有了巨大的發展，但都市市民面對流動不定、真幻無常的都市文化所生的種種精神病象，大約也沒有超出這兩個范圍。由此而生的當代都市文學創作，幾十年來沉而復起，卻始終被籠罩在張愛玲淡淡的陰影之下，無論六十年代的港臺還是八十年代的大陸。
　　　　三、真實生動的人生欲望
　　張愛玲的第二個貢獻是突出地刻畫了現代都市經濟支配下的人生觀：對金錢欲望的瘋狂追求。在西方文學對人性的刻畫中，人性的三大變態欲望——權欲、物欲、性欲的瘋狂追求都得到過經典性的表現，可是在中國的現代文學創作中，作家們對現代經濟社會變動趨向的認識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傳統思維模式上：存天理，去人欲。他們把剖析社會的注意力都放在人們對權力的爭奪方面（如階級斗爭之類），而性的欲望也僅僅是在男人們的權力欲望得不到滿足時才被提升到合理的地位。在這種傳統士大夫模式的男人中心文化中，人的物欲——對金錢及其享樂主義的追求，被擠到了欲望的邊緣。雖然魯迅在《傷逝》里提到過經濟對保障愛情的重要性，但這個主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發揮。事實上，對金錢在社會變動以至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義，是現代都市經濟充分發展以后的話題。而女性作家往往比男性作家更容易接受這個現實。作為都市人的張愛玲一開始就直言不諱她愛錢，而且以愛錢的標準與象征著“五四”一代理想主義的母親劃清界限，并對別人稱她是“財迷”感到沾沾自喜。以這種心態進行創作，她從來不表現知識分子對金錢的清高態度，相反，在她的小說中一再出現的是人物對金錢的迷戀和不可自拔。張愛玲筆下從沒有出現過愛情的理想主義者；葛薇龍是為了享樂與金錢而背叛了破落世家的傳統道德，而曹七巧，是為了金錢而戰勝了自己的性的本能，那種被金錢的枷鎖沉重壓著下的人性掙扎，確實達到了恐怖的程度。這種表現人性中物欲瘋狂的文學創作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文學里也沒有得到過很好的發展，張愛玲樹立起來的幾桿旗幟，卻成了現代都市文學不可繞過的坐標。
　　既然張愛玲的創作代表了都市民間的文化形態，就不能回避對政治權力的妥協。在淪陷區的文化專制統治下面，民間不可能以純然的面目出現，它唯以弱勢的姿態出現才能流行，所以張愛玲的筆下不可能出現“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與統治者的廟堂文化針鋒相對的斗爭，甚至連《圍城》的作者那樣隱居民間從事學術活動的潔身自好也做不到。許多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即使不便公開反對敵偽，憂世傷生的精神仍然能表現出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但張愛玲對這些都回避了，與其說她不懂政治或者厭倦政治，還不如說在張愛玲身上暴露出都市市民政治觀念的冷漠和生活態度的虛浮，她喋喋不休地談性論食，開拓了文學領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間，同時也迎合了專制體制下的市民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她使原來五四新文學傳統與廟堂文化的相對立的交叉線，變成了民間文化與廟堂文化的平行線。于是，在權力與民間達成的妥協中，張愛玲迅速走上了她的文學生涯的頂峰。
　　
　　
　　
文匯報滬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思和19951995 作者：文匯報滬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思和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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