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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35(2006)02-0023-03
　　我新發現了趙樹理的一篇佚文，題目是《“說”與“唱”的分野》。要真正解讀研究一個作家，必須先從收集整理資料文獻入手，弄清楚該作家的生平行狀、創作經歷和他所寫的全部作品，然后寫作家年譜，編研究資料，輯文學作品，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學術研究，且資料文獻收集整理得愈全得出的研究結論愈近合理。因此收集整理資料文獻，輯佚補缺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事項。在趙樹理研究方面，僅就資料文獻而言，前輩學者諸如賈植芳先生(與人合作)與黃修己先生分別編纂，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趙樹理研究專集》與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趙樹理研究資料》；1980年工人出版社與山西大學編纂，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趙樹理文集》；董大中先生主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趙樹理全集》以及他編著的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的《趙樹理年譜》等。這些成果奠定了趙樹理學術研究的資料文獻的基石。在收集趙樹理佚文方面，董大中先生貢獻尤為突出，他曾在工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趙樹理文集·續編》中，收集整理了趙樹理的許多佚文。這些學者為趙樹理研究的文獻資料工作，做出了歷史已經銘記的成就，誠然，他們也取得了學人公認的趙樹理研究的標志性的學術成果。
　　趙樹理《“說”與“唱”的分野》的文章，既沒有收入《趙樹理文集》與《趙樹理全集》，也沒有登錄于《趙樹理全集》中所列的附錄“尚未肯定的作品”、“尚未找到作品目錄”以及“擬寫作品目錄”，查《趙樹理研究專集》中的“趙樹理作品系年”和《趙樹理研究資料》中的“趙樹理作品系年”、“他人記錄整理的趙樹理作品目錄”、“待考作品目錄”、“存名佚稿目錄”等都沒有記載。又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韓玉峰等人的《趙樹理的生平與創作》和三本《趙樹理傳》① 以及兩本《趙樹理評傳》②，也沒有記錄。還查閱其他一些相關的書籍資料也沒有該篇文章的信息。這篇文章發表于1950年4月9日天津的《進步日報》副刊“大眾文藝”第18期。本期副刊發表了一組“民間文藝改革筆談會”的專欄文章，除在頭條登載趙樹理的《“說”與“唱”的分野》外，還刊登有老舍的《從技巧上說》(未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老舍文集》)、王春的《改用與改作》、馬烽的《采集民間故事要有選擇》(未收入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馬烽文集》)、苗培時的《改寫什么》、康濯的《慎重對待民間作品》、王亞平的《舊戲曲的改寫》、辛大明的《三點意見》和章容的《分清能改的與不能的》等文章。
　　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究，有許多方式方法。僅就資料文獻角度看，有這樣兩種情況：有的學者做某個課題研究，開始不從做資料文獻工作入手，僅就已有通行的資料文獻從事研究；有的學者是在前人已收集整理資料文獻的基礎上，繼續發掘發現新資料，甄別已有文獻，在占有較全面的資料文獻的基礎上，再進行學術研究。我以為后者的研究雖然難度很大、周期較長，但這樣的研究既有新資料、又有新觀點，較有學術價值和學術史意義。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由于受到動蕩的局勢，殘酷的戰爭以及極左思潮等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致使收集整理資料文獻比較困難，存在不少問題，直接影響了學術研究的真實公正與獨立，也限制了學術研究的繁榮與發展。
　　趙樹理研究的文獻資料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學術研究無止境，趙樹理在解放前還有不少散佚的作品，至今未能找到。就是建國后也有許多資料文獻需要學者去發現、挖掘和整理。如長治市趙樹理文學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內部刊物《趙樹理研究》，在這方面就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趙樹理研究還有許多有價值的亮點，如趙樹理與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趙樹理與“山藥蛋派”、東西總布胡同之爭、“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與新中國大眾文化文藝思潮等，這些選題都值得重新翻檢資料文獻探討研究。我受董大中先生的《東西總布胡同會議》的啟發，曾寫過一篇《從通俗化研究會到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兼及東西總布胡同之爭》[1] 的短文，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興趣，他們希望我能對此問題，進一步做些研究。為了把東西總布胡同之爭進一步搞清楚，我先從翻檢資料文獻入手，查閱了建國初期相關的大量資料文獻，真的發現了一些重要的一般人不太注意的資料，趙樹理的這篇佚文就是在查閱這些資料的過程中，在天津的《進步日報》發現的。
　　登載趙樹理這篇佚文的副刊“大眾文藝周刊”是由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編的，編者為辛大明、王亞平、苗培時、馬紫笙和沈彭年。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成立于1949年10月23日，趙樹理任主席，王亞平、連闊如、郭玉儒任副主席。隨之，他們在北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眾文藝運動。他們把改革民間文藝作為主要任務之一，力圖把解放區新文藝“打入天橋去”。此時的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已形成大氣候。該會編輯了許多報紙副刊與期刊，主要有北京《新民報》的“新美術周刊”、“新曲藝周刊”、“新戲劇周刊”、“工廠文藝周刊”、“新北京周刊”，天津《進步日報》的“大眾文藝周刊”；創辦的重要刊物有《說說唱唱》和會刊《大眾文藝通訊》。此外，還編輯出版了《新曲藝叢書》、《新大眾文藝叢書》等多種叢書。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還同中國曲藝改進會和北京市第二民教館，組建改造了箭樓大眾文藝游戲社、西單游藝社以及新樂天、三友軒等游藝社，這些游藝社由演唱舊曲逐漸全部改唱新曲。他們還做了許多普及大眾文化文藝的很有意義的事情，這里不贅述。可見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規模之廣、效益之大，其影響從京都遍及全國。
　　此時的趙樹理似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感覺，按他說就是“奪取封建文化陣地取得初步勝利”，趙樹理就是在建國初開展大眾文藝運動的背景和他心情舒暢的心境下寫的這篇文章，再往后他就引來“《金鎖》問題”、“武訓問題”等一系列的煩惱。《“說”與“唱”的分野》由于報紙版面限制，篇幅較短，只有六百余字。文章談了趙樹理認為說唱文學最關鍵的“說”與“唱”的問題，言簡意明，淺顯易懂，這是事關說唱文學成敗的關鍵創作技巧。文章第一自然段說明“大本鼓詞和舊戲往往都是說一陣唱一陣”，而“說”和“唱”不是隨意的，是有規律的，“這規律就是‘敘事的部分(帶感情的敘述例外)往往是說，抒情的部分往往是唱’(在舊曲范圍內甚為嚴肅)”。在第二自然段趙樹理認為“不論鼓詞或舊戲，由說到唱的時候都有‘叫板’”。但凡“叫板”“都正是動感情的部分——不論是喜是怒是嘆是樂……都是表明話說到那里，使說話人保持不住常態，自然變了語氣，接著唱起來，就不突然。”“叫板”要舍棄那些可有可無的老套。第三自然段敘述了老解放區舊藝人演唱新戲曲，往往“叫板”引起群眾發笑，后來發現“只要叫的是正經地方，群眾并不再笑——而他們所謂正經地方，正是動感情的部分”。文章最后落筆到當下現實，當時京津地區的舊藝人演唱新戲曲，也存在上述說唱的問題，提出來“以供寫作者和演唱者參考”。[2]
　　解讀《“說”與“唱”的分野》，聯系趙樹理的生平創作，我得出了這樣一些認識：其一，“說”與“唱”是趙樹理文藝生涯的關鍵詞。趙樹理認為傳統的通俗文學基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說的，另一種是唱的。[3] (P99)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創辦的《說說唱唱》的刊名就是由趙樹理敲定的，他以為辦這個刊物就是要提倡說唱文學，中國文學的正統，小說要能說，韻文要能唱，“說說唱唱”正好體現了自己的主張。[4] (P124-125)趙樹理從理論倡導、創作實踐到成立團體、創辦報刊等，都是圍繞說唱文學開展大眾文藝運動的。趙樹理為說唱文學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乃至生命。其二，趙樹理是偉大的說唱文藝家。過去我們一般肯定趙樹理的小說成績較多，談其他成就不多。其實，趙樹理的創作成就體現在說唱文學的各個方面，如他的評書體小說《李有才板話》[5] (P409)、鼓詞《石不爛趕車》、戲曲《三關排宴》等等，都是說唱文學的經典。由此想到對趙樹理文藝生涯的命名，他的戰友、同事有不同的說法，華山戲稱其為“廟會作家”與“快板詩人”，[6] (P221)而史紀言莊重地稱他為“農民作家”，[7] (P59)苗培時則認為應稱為“通俗文學派的旗手”[3] (P100)，王亞平認為是“卓越的說唱文學家”。[8] (P37)他們都講得有道理，我覺得趙樹理是偉大的說唱文藝家、現代通俗文藝派的旗手、農民文化的代言人。其三，趙樹理的文藝理想與文化愿景是“把太行的石頭搬到北京去”(趙樹理語)③。我理解這個表述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說唱文藝要先擺“地攤文學”[9] (P19)占領農村文化陣地，后占領城市“打入天橋去”[10] (P188)；第二層是先占領封建文化陣地，后占領新文學的領地。趙樹理所寫的《“說”與“唱”的分野》講的就是如何寫好說唱文藝，開展大眾文化運動，既占領封建文化陣地，同時又與新文學爭得地盤。
　　附錄
　　“說”和“唱”的分野
　　趙樹理
　　大本鼓詞和舊戲往往都是說一陣唱一陣。什么地方應該說、什么地方應該唱，雖然沒有誰作過明文規定，可是就流行的成品說，似乎有它的規律，這規律就是“敘事的部分(帶感情的敘述例外)往往是說，抒情的部分往往是唱”(在舊曲范圍內甚為嚴格)，也有好多不合這個規律的，但那就不如合乎這個規律的好。
　　不論鼓詞或舊戲，由說到唱的時候都有叫板，如舊戲中的“叫我一言難盡了”，“好不警怕人也”，“這不奇了”，“嗚呀呀”之類。這些地方，都正是動感情的部分——不論是喜是怒是嘆是樂……都是表明話說到那里，使說話的人保持不住常態，自然變了語氣，接著唱起來就不突然。
　　掌握了這個規律，寫出來的唱詞，往往是有詩意的，否則不只唱詞無味，也失去唱的意義。凡是不按情節，只覺得說得久了該唱唱了的人，寫叫板往往好寫個普通的“叫我道來”，而唱起來又是些“叫××上前來聽我言講，你聽我言共語細說端詳”一類的可有可無的老套。老解放區開始演唱新戲曲的舊藝人，最怕的是“叫板”，因為說著普通的話突然叫一下，觀眾總是笑，起先還以為是說普通話(不用韻白)就不好叫板，后來就有些人發現只要叫的是正經地方，群眾并不再笑——而他們所謂正經地方，正是動感情的部分。
　　目前，京津兩地舊藝人演唱新戲曲，似乎也有這些問題存在，因此我又把這點意見提出來以供寫作者和演唱者參考。
　　一九五○年四月　北京
　　(原載天津《進步日報》副刊“大眾文藝”，1950年4月9日第4版)
　　注釋：
　　①分別為：高捷等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戴光宗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年6月版；楊品著，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②分別為：黃修己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董大中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③據筆者1982年采訪上黨梆子老藝人程聯考先生訪談。
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23～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蘇春生20062006
趙樹理佚文/“說”與“唱”/說唱文藝家/文藝理想與文化愿景
新發現的趙樹理的佚文為《“說”與“唱”的分野》。該文是趙樹理于共和國初期，在北京掀起大眾文藝高潮時，為改進民間文藝而創作的。文章短小精悍，言簡意明，主要表述說唱文學中“說”與“唱”的區別和寫作。“說”與“唱”是趙樹理文藝生涯的關鍵詞，趙樹理是偉大的說唱文藝家，他的文藝理想與文化愿景是“把太行的石頭搬到北京去”。
作者：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23～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蘇春生20062006
趙樹理佚文/“說”與“唱”/說唱文藝家/文藝理想與文化愿景

網載 2013-09-10 21: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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