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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85(2006)06-0109-05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傳入日本的確切年代至今無法考定，但于江戶時期傳人，則是沒有疑義的，更具體些，就是此書在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首次付梓不久即傳入日本，至今已經過去了兩個多世紀。這期間雖然一直受到歡迎，但在不同時期，接受的主體、接受的方式以及接受的程度，則有很大的不同。考察、回顧這二百來年《聊齋志異》在日本的接受史，對于了解該書在海外的傳播，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于對《聊齋志異》本身進行文本的分析研究，都是有益的。而二戰以后《聊齋志異》的傳播和研究，更是得到了新的發展和質的飛躍，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值得大書一筆。
　　首先表現在翻譯方面，在這里不能不首先談到的是柴田天馬。早在二戰以前，他就已經開始了《聊齋志異》的翻譯。那部共收有34篇譯文、出版于大正八年（1919年）的《日譯聊齋志異》，只是其翻譯出版《聊齋志異》活動的開始，他的翻譯工作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之久，主要的翻譯成果集中于二戰以后的40年間。計有10冊本《全譯聊齋志異》（1951-1952年）、6冊本《定本聊齋志異》（1955年）、2冊本《易讀聊齋志異抄》、6冊本《完譯聊齋志異》和7冊本《完譯聊齋志異》（均先后出版于1955-1956年）、4冊本《定本聊齋志異》（1967年）、4冊本《完譯聊齋志異》（1969-1970年）、普及版1卷本《聊齋志異》（1987年）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將《聊齋志異》介紹給日本廣大讀者方面，柴田天馬功勛卓著，無人可與之相提并論。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譯本都以青柯亭本為底本。毫無疑問，青柯亭本在《聊齋志異》的版本系統中是個十分重要的本子，但在已經發現了多種手抄本并有了張友鶴的三會本之后，就應該以更接近原作面貌的作者手稿本和其他手抄本為底本。
　　所以，這個時期更值得關注的還是以青柯亭本以外各種版本的《聊齋志異》為底本的譯作的先后問世：1958年平凡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全集》（第21、22冊）中所收本子以蒲氏手稿本為底本，手稿本沒有的采用青柯亭本為底本，由增田涉、松枝茂夫、藤田祐賢和大村梅雄合譯。這些譯文后來又以四大奇書本全譯本的名義出版，并廣泛流傳。而以上述《中國古典文學全集》為基礎的新版本《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則是以張友鶴的三會本為底本的全譯本，1970年出版。到了1988年，中野美代子也從鑄雪齋本翻譯出14篇，取名《聊齋志異》，列為“巴貝爾圖書館”的第10種，由圖書刊行會出版。
　　在這期間還有一種譯本值得一提——專收《聊齋志異》中童話故事的單獨選本，主要有：藤田祐賢翻譯11篇，列為盛光社《中國古典名作全集》的第9種，1967年出版；由丸山松幸、竹內良雄合譯28篇，1977年由さらぇ書房收入《獻給少男少女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第13種。
　　總之，據不完全統計，戰后50余年間，日本的《聊齋志異》各種選譯、全譯本不下幾十種，數量是戰前近二百年總和的數倍。可見日本民眾和漢學界對此書的喜好和重視。
　　其次是改編，這方面的成績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是歌人釋超空門人霜川遠志所做出的貢獻。他將柴田天馬翻譯的10冊本《全譯聊齋志異》中的59個故事，改編成96集廣播劇，從1952年12月25日到1953年12月27日，在東京廣播電臺播出，得到很高的評價。
　　根據《聊齋志異》中的《嫦娥》改編的同名話劇，也在1953年9月上演。由于改編時既能很好領會原作中嫦娥和顛當這二位女性的人情味，又摻入了改編者自己的許多解釋，故而被譽為是有優美詩情、場面壯觀、很有古典戲劇風味之作。到了1971年，由桃園社出版的《脫胎換骨的聊齋志異》共發表短篇小說15篇，是一部沒有翻案①味的短篇小說集。
　　第二是多才多藝的評論家兼小說家栗田勇代在這方面的努力。1967年他創作的三幕劇《愛奴》，由江田和雄主演，獲得極大成功。同年它被搬上銀幕，由羽仁進監制，在日本的年青一代中產生了爆炸性的反響，并參加了第1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不久，他所寫的同名小說也由三一書房出版。而短篇小說集《愛奴譜系》于1968年由又葉社出版。該書包括7個短篇，其中的女性都來自《聊齋志異》，而且都與小說《愛奴》中的女性相同——作為性的象征。她們是盛開于現代黑暗之中的金色之花，是亂舞于生死之間的官能之女。由于栗田勇代這個受到來自法國象征派和超現實主義派詩人和作品影響的作家的出色創作，使《聊齋志異》的世界呈現出一種恍惚于現代之中的姿態，這是日本文學中從未表現過的世界，是明顯受到《聊齋志異》影響而創作的特異之作。
　　第三是芥川獎的獲得者安岡章太郎。他從讀太宰治的《清貧譚》開始接觸并立即喜歡上《聊齋志異》，后來創作了獨特的《我說聊齋志異》，1975年由朝日新聞社出版。有意思的是，同為芥川獎獲得者的森敦也對《聊齋志異》十分著迷，寫出《我家版聊齋志異》。他用柔軟筆致輕妙地再現了《聊齋志異》中的19篇作品，并請現代日本繪畫界三大高峰之一的高山辰雄作了獨特的蠟筆畫插圖，1989年由潮出社出版。
　　以上說的是文字方面的改編。在美術領域，《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同樣是畫家筆下喜歡表現的題材。以漫畫來說，日本著名的漫畫界巨匠清水昆先是以為前述柴田天馬的《易讀聊齋志異》畫了46幅插圖而著稱，后來又以其精湛的漫畫杰作在《漫畫讀本》連載。而與清水氏同名的小島功也在《漫畫動作》上連載其畫作，他的作品充分體現了《聊齋志異》原有的艷情特色。作為前衛漫畫家著稱的杉浦茂，其《漫畫聊齋志異》也以全3冊的分量由エア出版了前2冊。
　　日本前衛繪畫運動先驅之一的峰岸義一，其8卷本《聊齋志異圖卷》在1963年由美術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65年以《聊齋志異畫本》為書名，選擇了原作中19篇故事加以改編，每個故事都帶有自己的插圖。高山辰雄的特色畫集《聊齋志異》，以《聊齋志異》的21篇原作為基礎，總共畫了61幅蠟筆畫，并抄譯了21個故事的要點以方便鑒賞。
　　當然，戰后近50年來最引人注目還是對蒲松齡及其著作（主要是《聊齋志異》）的研究。尤其是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后，關于《聊齋志異》的研究在日本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迅速出現以東京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為兩大基地的研究高潮，并且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涌現出一批出色的碩儒新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從事研究的前提是資料齊全。但是，二戰以前日本有關蒲松齡與其《聊齋志異》及其它著述的資料，除去前述平井雅尾的文獻外，是比較匱乏的；而且，由于他當時還沒有向全社會公開自己的收藏，大量有關的珍貴文物還“養在深閨人未識”。以《聊齋志異》的版本來說，只有青柯亭本一種，而且除了呂湛恩、但明倫的注和評，其他人的注釋就難得看到了。即便刊行的少量幾種，如《聊齋志異拾遺》和《聊齋詩文集》，能夠看到的人很少，讀的人就更少了。到上世紀50年代初，平井雅尾決定出讓這批資料。消息為早年畢業于慶應義塾大學后來經商致富的一位校友得到，便出資購得，并將其無償捐贈給了母校。得到這一極為難得而重要的寶藏后，該校在其斯道文庫中專門開設了聊齋文庫來收藏；此后又注意搜集有關信息，陸續增添了不少藏品。它首先引起本校漢學家的關注，開始為它們登記編目并加以研究，陸續公布了許多一向不為人知的蒲氏原著及有關文獻，對近50年日本聊齋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另外，在我國發現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的影印出版，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齡集》、張友鶴先生輯校的會校會注會評本《聊齋志異》，以及日本翻譯界據手稿本和三會本全部翻譯而成的《聊齋志異》的出版，也給日本聊齋學家的研究以很大的方便。
　　由于平井氏的聊齋資料被慶應義塾大學收藏，該校的漢學家在蒲松齡及其聊齋資料方面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就占有得天獨厚的先機，因此，幾代漢學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這個方面。其中老的以藤田祐賢教授為代表，后起之秀中數八木章好副教授的成績最為突出。
　　先說藤田祐賢教授。他的聊齋學資料整理和研究經歷了半個世紀。由于有機會親覽聊齋文庫中大量的原始資料，故而得以先后編成了《慶應義塾大學所藏聊齋關系資料目錄》（1955年以該校中國文學研究室的名義發表，后又與八木章好合作重編并于1988年發表）、《聊齋志異的研究和資料》（1965年）和《聊齋研究文獻要覽》（與八木章好合編，1985年）等。在對蒲松齡著述的真偽進行甄別和研判方面，藤田教授也做了許多工作。當在中國遼寧發現的《聊齋志異》半部手稿于1955年由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不久，他就寫了《稿本〈聊齋志異〉考勘記》一文。總體說來藤田教授在文中的大多數判斷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后來他還撰有《關于〈聊齋志異〉二十四卷抄本》和《知不足齋原本批點〈聊齋志異〉》等文，也都是對這部名著幾種重要版本的考證研究，同樣不乏真知灼見和中肯之論。就是對蒲氏其他著述真偽的考辨甄別方面，藤田教授也做了許多工作，《論舊傳為蒲松齡著〈青云集〉、〈知命集〉的真偽》就是這樣一篇考證文章。
　　他還是國際聊齋學界最早注意到《聊齋志異》與民間文藝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血緣關系的學者之一，并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其實，在他寫于早年的《〈聊齋志異〉研究序說》中就曾指出：“讀過《聊齋志異》便可發現，那些故事的素材源自民間傳說故事。”“如果用民間傳說的理論加以觀照，把《聊齋志異》與同類作品及現代民間故事中同類型的故事作一比較對照的話，大約便可以發現，其中大多數都是原封不動地傳述了某個民間故事，至少在內容方面是這樣。”在后來的《〈聊齋志異〉與民間說話》中則不但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述，而且對這一看法有所申說與修正。至于《聊齋俗曲考》，則是對該校聊齋文庫所藏斷為蒲氏創作的俗曲、小曲的創作態度、作品的文學價值的系統研究，這是聊齋學界研究俗曲的一個重要成果。其次，作為一名日本漢學家，藤田教授在研究《聊齋志異》的時候尤其注意它與日本文學的關系，主要有三篇論文：《〈聊齋志異〉的一個側面——特別是和日本文學的關系》、《中國小說和日本小說——〈聊齋志異〉的影響》、《〈聊齋志異〉在日本（追補與訂正）》。
　　當然，任何一位《聊齋志異》研究者都會關注這本文學名著的內容和藝術，也都會對作者創作此書的心態給予應有的關注，藤田教授也有幾篇論文專論這方面問題。在《論贊和隨想的流變》一文中，他把《聊齋志異》文末常常附有的“異史氏曰”放在歷史演變的長河中加以考察。《中國文人的創作契機——以蒲松齡和〈聊齋志異〉為例》和《聊齋志異研究序說》都是探討蒲氏創作心態的。這種注意從作者自身遭際和真實思想活動出發來探討其創作動機的研究思路，無疑是切實可行，符合實際的，后來我國其他研究者所以能在這方面有較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究其實也是循此前行的。
　　除了致力于聊齋學的研究，藤田教授還對《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是1958年由平凡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全集》中《聊齋志異》部分(21、22)的譯者，這部分譯文后來又作為“四大奇書”本中的《聊齋志異》出版。由盛光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名作全集》(9)（《聊齋志異》）和世界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學》(6)（《西游記·聊齋志異》）也是他翻譯的。此外他還在自己所譯《聊齋志異》書后或其他介紹中國古典文學的著作中多次向日本讀者介紹這部文學名著。
　　總而言之，藤田祐賢教授作為資深的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文言小說的研究專家，對《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和對日本聊齋學的發展所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
　　其次要說到八木章好副教授。他投注更多精力的還是聊齋詩歌的資料整理和研究。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早在從事聊齋學研究之初，他即對自己的研究計劃作了比較明確而系統的考慮，這表現在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聊齋詩研究序說》中。從八木先生此后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就是按照這里的設想卓有成效地進行著。首先是有關聊齋詩歌資料的整理。一是發表了《蒲松齡兒孫抄本〈聊齋詩草〉校勘記》。二是與藤田教授合作影印出版了《蒲松齡手抄蒲氏族譜·聊齋草》，并負責關于“聊齋草”的解說，為聊齋詩歌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同時，他還重視蒲松齡詩文創作與文學傳統、時代背景和個人性格等方面關系的探討。發表的文章主要有《蒲松齡與李賀》、《作為詩人的蒲松齡》、《關于〈聊齋志異〉的“癡”》（后來用中文改寫為《〈聊齋志異〉的“癡人”群象》發表）、《牡丹考》等。
　　八木先生也把聊齋文庫中有關《聊齋志異》的抄本納入自己的視野，他對一份迄今為止尚未為外界所知的《聊齋志異》抄件所做的初步考察和披露就是其一。這份題為《關于〈聊齋志異〉抄本殘卷》的文章讓人們得知：慶應義塾大學聊齋文庫藏有《聊齋志異》一份抄本殘卷（慶本），是平井氏在山東淄川所搜集的蒲松齡關系資料中極珍貴的一種[1]。
　　日本聊齋學的另一個重鎮是東京大學。該校的研究集中在作者和作品方面。前輩學者是前野直彬，他的突出貢獻是對蒲松齡生平經歷的研究和蒲氏傳記的寫作。戰前不能說沒有關于蒲氏傳記的研究，但比較周密的研究卻無疑在這之后，這可以說是戰后研究的特征之一。其中成績最為突出的要數前野直彬教授。他充分利用平井氏的有關資料，對蒲氏生平事跡中許多不明了的地方做了思考，寫出系列文章，1958-1959年陸續發表于《漢文教室》雜志上；后來又進行了修訂，加以系統化，以《蒲松齡傳》的題目，于1976年由秋山書店出版。這是有關蒲松齡的最早一部傳記，分18個專題，敘述蒲氏從生到死的一生事跡。雖然其中不乏疏漏差錯，但其篳路藍縷之功，卻是有目共睹。
　　此外，前野氏作為日本聊齋學的前輩，也像前面提到的藤田教授一樣，既致力于聊齋學的研究，還對《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方面，他寫有《通俗小說的流變》、《清代志怪書解題》、《〈聊齋志異〉雜考》等文；介紹方面，有他在柴田氏的《定本聊齋志異》譯本所附《聊齋志異的虛構》、《中國的八大小說》中的《聊齋志異的語言》等文可證。
　　該校的后起之秀戶倉英美教授，是東京大學現有的聊齋學中堅骨干。她在東京大學修讀了從學士到博士的三個學歷課程，又長期在母校任教。她曾自稱對中國文學經歷了“從文學的愛好者到古典的研究”的轉變過程，其修士（碩士）論文即以蒲松齡的詞為研究對象，此后2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包括蒲松齡著作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在聊齋學方面已經發表多篇有關論文，如《聊齋志異——在志怪流中》（1981年）、《聊齋志異——人間婦女與異類婦女》（1981年）、《蒲松齡的詞》（1986年）、《見果てぬ夢——〈聊齋志異〉の作者の生涯》（1988年）、《變身故事的變遷——從六朝志怪小說到〈聊齋志異〉》（1990年）等。她致力于《聊齋志異》文本的研究，尤其重視人物、故事的流變傳承，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聊齋志異——在志怪流中》、《聊齋志異——人間婦女與異類婦女》和《變身故事的變遷——從六朝志怪小說到〈聊齋志異〉》三篇論文里。
　　如《變身故事的變遷——從六朝志怪小說到〈聊齋志異〉》強調指出：《聊齋志異》是集中國志怪文學之大成，在由六朝志怪到《聊齋志異》的發展過程中，它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她看來，六朝志怪小說的根本性質，就是畏懼不可理解的世界，而且只是詳細記錄這特殊世界的實際情況。到了唐傳奇，把變身一方面看作不可忍受的苦惱，一方面又當作解放自己的快樂；而且也由六朝志怪簡單的事實記錄發展到情節曲折的故事。在宋元明時期，人們比較注意變身的原因和結果的關系，而失去了探索人心的興趣，也逐漸失去了唐傳奇那充滿迷人的幻想。而清初的《聊齋志異》，表面上看來情節陳舊，有不少老套的故事和令人生厭的因果教訓，實際上卻展示了異類和人類關系的新面貌。一是變成人類的異類比以前的種類更豐富；二是故事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聊齋志異》中人類與異類混雜在一起，沒有什么對立的關系，互相變身，形成像圓舞形似的狀態；而且從前那被侮蔑被虐待的異類，甚至超越了平等對待，成了被人敬愛的對象。在這里，她考察了自六朝以來的志怪小說中人類變成異類、異類變成人類的歷史過程及各個階段的不同特點，概括了《聊齋志異》里的變身故事（尤其是人間婦女與異類婦女的變身故事）的全貌，對《聊齋志異》在中國古代志怪小說發展史上的地位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當然，近50多年里，在日本不但東京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有遠不止上面所介紹的四位漢學家涉足聊齋學，而且在整個日本的漢學界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也取得成績，有的學校也像東京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一樣，把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作為研究生課程和學位論文選題。岡本不二明教授和阿部泰記教授就是其中成果較多的兩位學者。
　　在20世紀80年代起活躍于日本聊齋學界的中青年漢學家中，現任國立岡山大學文學部教授的岡本不二明的研究值得注意。到目前為止，在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的研究領域，發表了以下幾篇論文：《〈聊齋志異〉和菊花》、《〈聊齋志異〉促織篇新考》、《〈聊齋志異〉里的醫術和再生》、《關于〈聊齋志異〉的會話》和《蒲松齡與醫術》，另有《科舉與志怪》探討從宋代志怪小說《睽車志·劉堯舉》到《聊齋志異·王桂庵》的發展軌跡；此外還發表過兩篇中國學者聊齋學論著的書評：一是評李厚基、韓海明的《人鬼狐妖的藝術世界》，一是評王枝忠的《蒲松齡論集》。他還在《志怪小說的后裔們》里介紹清代三部文言小說《聊齋志異》、《子不語》和《閱微草堂筆記》時，高度評價《聊齋志異》對其后文言小說發展的重大影響。因此，他有關聊齋學的文章就有九篇。若從數量上說自然不能算多，但全部集中于《聊齋志異》，很多都是此前學界罕有論及者，而且視角獨特新穎，每篇均有創見，談到了諸如版本問題，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描寫問題、作者生活經驗對創作的影響與作用，以及《聊齋志異》在中國古代小說傳承流變中的重要地位問題。
　　而阿部泰記教授主要探討《聊齋志異》的寓意問題，這集中反映在1977年的《〈聊齋志異〉——清初的寓意小說》和相隔27年所寫的《〈聊齋志異〉——繼承李漁文學的清初寓意小說》，在前一篇論文中他提出，雖然蒲松齡在北方，李漁在南方，活動的地方不同，但其所寫故事的內涵卻特別相近；而且，《聊齋志異》是受了李漁文學的影響而出現的。李漁生活的年代比蒲松齡早而又相隔不久，后者完全有可能受到前者的影響。在后一篇論文中進一步重新比較這二位作家的作品特征，進而在文學史上確定《聊齋志異》繼承李漁的寓意小說的位置。
　　通過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近50年《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無論是翻譯還是改編，數量都比此前多得多，質量也大大提高。其次，《聊齋志異》的故事為更多的日本讀者所熟悉和接受，對日本文學藝術多個領域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尤其要特別提到的是，此前幾乎還是空白的關于《聊齋志異》及其作者的研究，更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一些大學甚至還開設了有關《聊齋志異》的專門課程，許多博、碩士研究生也紛紛以之作為自己學位論文的首選。這樣一來，就使得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一個相當長時期里，日本的聊齋學在國際漢學界處于領先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6-04-10
　　注釋：
　　①翻案：這里指小說、戲劇的改編。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109～113,13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王枝忠20072007
日本/《聊齋志異》/傳播和研究
　　the later 50 years/Japan/LiaoZhai Zhi Yi/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Substantial development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of LiaoZhai Zhi Yi at Japan In Later 50 Years
　　WANG Zhi-zhong
　　(College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In the later 50 years,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of LiaoZhai Zhi Yi at Japan acquire a new huge development. On translating achievement, not only the amount exceedes , but also the various edition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successively. Secondly, the result of reorganizing is unprecedented, which has produced an aggressive influence to the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research to the PU Song-ling and his work (Liao Zhai Zhi Yi) getting a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keeping about half a century, and appears many outstanding scholars, who obtained plenteous results.
二戰以后的50年里，《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和研究獲得新的巨大發展。表現在翻譯方面，不但數量大大超過此前，尤其有以各種版本的《聊齋志異》為底本的譯作先后問世。其次是改編的成績前所未有，不但各種文藝形式都有，而且對日本文學產生了積極影響。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對蒲松齡及其著作（主要是《聊齋志異》）的研究得到了長足發展，并且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涌現出一批出色的碩儒新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109～113,13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王枝忠20072007
日本/《聊齋志異》/傳播和研究
　　the later 50 years/Japan/LiaoZhai Zhi Yi/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Substantial development

網載 2013-09-10 21: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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