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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運動與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互相銜接的兩個階段。前者是低層次的社會改革運動，后者是高層次的社會改革運動，但二者緊密關聯，不能割裂。它們之間并不存在根本性質的區別，不應該把它們對立起來。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一　
　　１９世紀６０年代初，清王朝既遭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又面臨著太平天國、捻軍及各地農民起義的沖擊，危機十分嚴重。洋務派為了“平內寇”，“御外侮”，拯救危機，打起“自強求富”的旗號，興辦洋務，倡導改革。政治上他們與人民大眾為敵，充當清王朝的幫兇，是反動的。但他們所從事的洋務運動又代表了時代發展的方向，表現出了一定的進步性。
　　洋務運動是在“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１）］的思想指導下，從舉辦軍事工業開始的。隨后擴大到各個領域，包括編練新式陸海軍，興辦工礦企業，發展航運鐵路交通，主辦電報郵政，設立學校，遣派留學生，編譯西書，傳播科技知識，開展中外通商貿易，互派外交使節，等等。伴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民族資本主義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民族資產階級誕生了。同時，隨著中國對外開放、中外交流的擴大，加上西學的傳播，中國逐步走向世界，迎合世界潮流，一種新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洋務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容閎所言：“中國二千年歷史中，特開新紀元矣”。［（２）］洋務運動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批機器生產的企業，第一個輪船公司，第一支海軍艦隊，第一條鐵路，第一個郵局電報局，第一批新式學校，第一批留學生，第一代產業工人、民族資本家。
　　洋務運動是中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步，為戊戌維新奠定了物質基礎，準備了社會力量，也作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在洋務運動不斷擴展深化的過程中，洋務派提出了一系列變革主張，在激烈的論爭中開拓前進，表現了對頑固守舊勢力的鄙視與厭惡及對開創新事業的膽識和氣魄。
　　“變”或“變計”，是洋務派最初提出的命題。就是說，時勢變了，“祖宗成法”不能不變。李鴻章指出，中國正處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面臨著“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識時務者當知變計耳”。［（３）］他一再聲稱：“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４）］與此同時，奕訴、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曾紀澤等人都強調“變局論”，為“變計”奔走呼號。
　　洋務派倡導“變法”，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學習西方，求富求強。曾國藩主張“師夷智”，制洋器。左宗棠主張“奪西方列強之所恃”，不使列強“挾其所長以傲我”，但學西方“以藝事為重，以義理為輕”。［（５）］李鴻章主張“求洋法，習洋器，為自主張本。”丁日昌等人明確指出：“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學習西方，是鴉片戰爭時期林、魏等人提出來的，但真正的實踐是從洋務派開始的。
　　其次，排除陳腐觀念，推行近代外交。進入近代以后，傳統的“攘夷之道”轉化為中外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外交。為此，洋務派進行了實踐，但不是成功的實踐者。在中外交涉中，由于妥協退讓，以致喪權辱國，產生了嚴重后果，但其也有抗爭的一面。同時排除頑固派的“夷夏之防”、“攘夷之道”等陳腐觀念，為推動近代外交作出了重大努力。郭嵩燾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頂住嘲弄侮罵，“拼卻名聲”，担任第一個駐外使節。為此，李鴻章稱他為當世“英豪”。洋務與外交緊密結合在一起，是洋務派的重要活動，也是洋務運動的顯著特色。
　　第三，興辦學堂，改革科舉。李鴻章指出，“變法與用人”不可分，認為洋務的成敗取決于能否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于是提出“專設一科取士”，［（６）］以培養中西貫通的“制器之人”，并主張“變科目”，另設“洋務特科”，以求“經濟匡世之才”。郭嵩燾倡議設立外語學校，丁日昌提出廢除八股考試。
　　第四，倡導“商戰”，“以工商立國。”曾國藩首先認識到“泰西以商戰二字立國”。左宗棠倡導發展民族工商業，尤其主張企業改“官辦”為“商辦”。隨后洋務論者又提出“以商敵商”，“以商制商”的主張，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掠奪。劉銘傳、張之洞呼吁“講求商政”，強調“以商務為本，以兵戰為用”。［（７）］盛宣懷明確說：“開關互市，實以商戰為上策”。后來維新派提出相同的主張，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鼓吹。
　　最后，改革官制，倡設議院。進入８０年代，李鴻章提出中國要“治”，就必須“變法度”，而“變法度先易官制”。［（８）］郭嵩燾明確說：“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政教之及人，本也；防邊，末也”。［（９）］他主張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認為“議政院”是西方的“立國之本”，“實多可以取法”。［（１０）］朱采、張汝洵也有類似議論，還請“速籌布置”，強調設議院“為自強之關鍵”［（１１）］張樹聲臨終還口授遺折，陳請“設議院”。指出“育才于學校，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希望朝廷“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變通圖治。［（１２）］可見洋務派很早就提出改官制，設議院，開了維新運動政治改革的先導。
　　洋務運動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教育及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相應地提出各方面的“變法”主張，推行了比較全面的改革。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農奴制改革，幾乎同時發生，是同時代的重大事件。可以說，洋務運動迎合并卷入世界潮流，是一次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對于洋務運動，早期維新派進行了理論闡述，提出了更明確的主張。
　　　　二
　　早期維新派，也就是洋務派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們既系統地總結了洋務運動，明確地提出“變法”的理論，更激進地提出仿效西方，進行資本主義改革。
　　馮桂芬于１８６１年就撰成《校ｂīｎ＠①廬抗議》，闡發自己的改革主張，包括采西學，制洋器，改革官制，淘汰冗員，改革科舉，取士用人，發展軍工、民用企業，改革關稅、幣制等方面。指出學外國必須做到“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將發展經濟與改革政治結合起來。特別是“改科舉議”，成為科舉改革的嚆矢。
　　王韜大談洋務，高唱“變法”。在《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設有《變法》上、中、下三篇，《變法自強》上、中、下三篇，共六篇專論“變法”。指出中國要“轉禍為福，變弱為強”，“在一變而已矣”，“蓋洋務之要，首在借法自強”。在《重民》篇里，提出政治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最為理想，可以“固國本，致富強”，經濟上“以商為戰”。［（１３）］同時倡導科舉改革，指出不廢時文（八股），“西法終不能行，洋務終不能明，國家富強之效終不能ｊǐ＠③”。［（１４）］
　　薛福成所作的《籌洋芻議》，從１４個方面闡發了“洋務”與“變法”。其《變法》篇明確指出：“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１５）］認為議會制度是西方第一大善政，“君民共主”，最為適中。又倡導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并設計了“商政”２１條。
　　湯震在《危言》一書里，提出“設議院”的方案，闡明“變法”的主張。指出：法之“遞變”，法之“當變”，勢之必然，并吁請朝廷“善變法”，“善用法”。［（１６）］
　　鄭觀應早期的《易言》，即提出“仿泰西之良法”，以期長治久安，［（１７）］并闡述了西方議院在“通上下情”方面的作用。后來的《盛世危言》專設《議院》篇，說：“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１８）］并主張賦予議院以治國之權，“攬庶政之綱領”。又高度贊賞“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并重，實為立憲國家神圣不可侵犯之高貴機關”。［（１９）］
　　陳虬撰成《治平通議》，大談“變法”，包括設議院，興制造，獎工商，開鐵路，變官制等。最根本的是設議院，認為是“泰西富強之道”，進而提出州縣一律設議院，地方興革事宜由議院“議行”的主張。［（２０）］
　　陳熾所撰的《庸書》，也認為西方富強的根源是議會制度，主張中國實行立憲政體，推行議院逐級選舉，以此“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２１）］
　　何啟在香港發表不少政論，后編為《新政新詮》。該書從七個方面倡導改革，推行新政。首要的是“行選舉以同好惡，開議院以布公平”。［（２２）］議院民選，以監督行政長官。并提出改革官制，廢除捐納，裁撤冗員，興辦學校，改革教育，廣開言路，興修鐵路，發展商務等改革措施。
　　洋務運動時期，已逐步形成了一股維新變法思潮。而早期維新派則架起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的橋梁，并成為后者的先驅。
　　　　三
　　洋務運動是社會改革運動，戊戌維新把這場運動推向更高層次，推向政治領域。
　　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洋務運動遭受嚴重挫折，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從政治舞臺上悄然退出。維新派順應時勢發展的要求步入前臺，發起維新變法運動，成為時代的主角。
　　戊戌時期，維新派的活動家和思想家們，在洋務派、早期維新派的思想理論主張的基礎上，提出更高的目標和更響亮的口號，并展開廣泛深入地組織、宣傳活動。他們的活動方式沒有停留在實業活動、著書立說、私下議論階段，而是大張旗鼓地公開活動。包括興辦學堂，聚徒講學；成立學會，聯絡維新志士；發行報刊，制造輿論；編譯西書，介紹西學西政；上書言事，推行皇權變法；著書立說，提出維新變法綱領。維新派的活動轟動了朝野，引起了世人注目。
　　維新派的理論宣傳，既有顯明的政治色彩，也表現了顯明的時代色彩，呼吁抵抗列強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批判封建專制制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制國家；抨擊舊文化，舊道德，倡導新學新思想；要求廢除科舉，興學培養新型人才；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實現國家富強。維新派的活動和輿論宣傳造成了強大聲勢，也提出了明確的維新變法綱領。與洋務運動相比，戊戌維新才是一場完全意義上的改革變法運動。
　　首先，“變”與“變法”。康有為在他的政論里反復論述了“變”與“變法”，“故至變者莫如天，故至變者莫如地”，“世道既變，治道斯移”，“故無百年不變之法”。進而指出：“變則通，通則久”，當今之世只有“變法”，“更新大政”，才能“光宗廟之威靈，圖社稷之久安”。［（２３）］梁啟超大聲呼吁“變法”，“今夫自然之變，天之道也”，“法何而必變，凡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是故“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２４）］嚴復急切要求“變法”，“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２５）］譚嗣同以“沖決羅網”之精神，大聲呼吁“變法”。“法”怎樣“變”？維新派回答說：“方今不變則害，小變仍害，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也”。［（２６）］這比起洋務派、早期維新派更加激進，“變法”的內涵也大不相同。
　　其次，社會進化論。維新派宣傳社會進化論，目的在于闡明變法改革為當今必然之勢。康有為從《新學偽經考》到《大同書》，闡述了他的進化史觀。前者根據公羊三世說，闡明社會將沿著“據亂世”（君主專制），“升平世”（君主立憲）到“太平世”（民主共和）三個階段進化發展，并指出當今之世即由“據亂世”進入“升平世”。后者把西方的理論學說附會于儒家學說，解釋歷史發展的趨勢，并認定人類社會必將進入“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嚴復則通過介紹赫胥黎等人的著作，闡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進化論。認為進化論同樣適用于人類社會，中國若不改弦更張，奮起求存，勢必被“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國滅種。社會進化論是維新派倡導變法改革的理論根據，洋務派則未曾提出過。
　　第三，托古改制。康有為所著《孔子改制考》，假托孔子的權威，以推行變法改革。這既是現實斗爭的需要，也是康有為傳統意識在政治上的表現。為了減少來自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打起“托古改制”的旗幟，把民權、議院、選舉、民主都附會于孔子身上，“為孔子所創制”，其目的如梁啟超所說：“所謂改制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改造之意味也”。［（２７）］為了推行變法，康有為又借助君主的權威，打起“君權變法”的旗號，一再上書，以推動光緒帝主持變法。“托古改制”與“君權變法”，是維新派的獨創，也是他們的旗幟和武器。
　　第四，中西會通。康、梁、譚等維新派領袖長期受過封建儒學的熏陶，又接受了西學，于是在構造他們的思想體系時，采取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立場。并在中學與西學的矛盾沖突中尋求中西會通的途徑，尋求中西文化的共同點，在此基礎上發揮、創造。如把儒學中的仁愛與西學中的博愛，儒學中的“天下大公”，小康大同與西學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空想社會主義，儒學中的民本思想與西學中的民權主義，公羊三世說中的“升平世”與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中國的變法改革與日俄等國的變政維新等結合起來大膽探索，從各方面會通中西，以形成維新派的變法理論。比起洋務派，是個重大的發展和提高。
　　第五，合群立會。為了推行變法，維新派特別強調“合群”。他們大膽地突破儒家所謂“無黨無偏”，“君子不黨”的思想樊籬，創辦學堂，成立學會。康有為認為，“群人共學，學則智，群則強”，要變法維新，就要“合眾人之才力”，“合眾人之心思”。［（２８）］梁啟超、嚴復都強調“合群”，“立會”的重要性。經過維新派的宣傳、組織活動，群體意識日趨濃厚，有力地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這是洋務派不敢、也未能倡導的。
　　最后，政治改革。維新派宣傳政治改革，其核心是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贊美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說，認為“今此法權歸于眾，所謂平等之意，用人之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２９）］他從《上清帝第一書》提出“變成法，通下情”，“增設訓議之官”，到《上清帝第四書》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民權政治思想日趨明朗。到《上清帝第五書》以后，便系統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政治改革主張。譚嗣同更勇敢，更大膽，猛烈抨擊封建的專制制度、綱常名教，將君主譬作“獨夫民賊”，“三綱五常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君主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３０）］于是他呼號“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主張“廢君統，昌民主”。梁啟超鼓吹民權論不遺余力，“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他把２４朝君主斥之為“民賊”，指出中國致弱之根源，在于“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他斷言“民主，固救時之善圖也”。［（３１）］嚴復介紹和宣傳西方的民權思想，是維新派中的佼佼者。指出：“故言自由，則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權。合自主之權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３２）］他贊美議會制度，倡導“設議院”，以集眾人之智力，興邦治國。維新派激烈的政治主張，是洋務派不敢想象的，且是他們堅決反對和抵制的，就是早期維新派也不敢倡導。
　　到“百日維新”期間，維新派為了爭取光緒帝主持變法，爭取帝黨、洋務派參與變法，減少來自頑固派、后黨的阻力而改變激進的政治改革主張。但這不會也不能否定戊戌維新運動的歷史功績和進步意義。
　　　　四
　　任何一種社會改革都是從低級走向高級，從一個階梯上升到另一個階梯，前一個運動為后一個運動創造前提條件，后一個運動在此基礎上接續前進。雖然有曲折反復，錯雜不齊，但總有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關系。維新運動對于洋務運動，就是這樣一種關系。洋務運動孕育了維新運動，并為之開辟了前進道路，奠定了物質的、思想的基礎。戊戌維新是對洋務運動的汲取、揚棄和超越，是更高層次、更深層次的改革。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關系。
　　關于變與變法。洋務派與維新派都鼓吹“變”，“祖宗成法”必須“變”。怎樣“變”？洋務派只主張小變，漸變，部分變，修補破屋，不使傾倒；維新派則要“大變，全變，驟變”，另起爐灶，重建大廈。“變”什么？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變器不變道”，對于西學西政，“遺其體而求用”；維新派則主張“變器”又“變體”、“變道”，要全面效法西學西政，改變傳統制度。目的何在？洋務派為了“自強”，“靖內寇”，“御外侮”；維新派為了“參政”，建立新型的資產階級立憲制國家。
　　關于學習西方。都主張學西方，采西法，目的也基本一致，求富求強，抵制外國侵略，振興國家。洋務派的口號是“西學為用”，學的是“器藝”，在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力師西法”，政治上躲躲閃閃，拒絕“采西法”。維新派主張從器物、制度到觀念廣泛吸取西方文明，尤其要在政治上“力師西法”，進行改革。
　　關于議院與民權。洋務派最早提出“議院”問題，亦有仿效西方國家“設議院”的主張，但都避開“民權”問題，反對“興民權”。這種議院只是官紳的“議院”，非國民的“議院”，并且議不立憲，議而無權，也就只是咨詢機關，備顧問，通下情。維新派則把“設議院”與“興民權”緊密結合在一起，大倡“人權平等”，“權歸于眾”，并要求“開國會”，操國家之大權，“立憲法”，秉國家之大綱。因此，維新派的“議院”與洋務派的“議院”，性質和作用是不同的。
　　關于批判傳統文化。無論是維新派還是洋務派，都與頑固守舊勢力展開過激烈論爭，都對傳統文化發起過沖擊。但洋務派不敢從正面批判和否定它，堅持“中學為體”，“道不能變”。而維新派的勇士卻敢于向傳統的文化道德挑戰，展開尖銳的批判，并提出用“西學”改造“中學”的主張。比起洋務派要深刻得多，影響大得多，從而形成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１）（４）（６）《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２５，頁１；頁９—１０；頁１０。
　　（２）容閎《西學東漸記》，頁９１。
　　（３）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籌議海防折，頁１１—１２，朋僚函稿，卷１１，復王補帆中丞，頁２７；朋僚函稿，卷１９，復王秋山長，頁４３。
　　（５）（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頁４２；頁１９；頁３２４。
　　（８）李鴻章《李文忠公尺牘》，第七冊，復出使日本國大臣黎莼齋。
　　（９）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１１，倫敦致李相國，條議海防事宜。
　　（１０）《郭嵩燾奏稿》，頁３４８。
　　（１１）崔國因《＠④實子存稿》，頁２２—２３。
　　（１２）張樹聲《張靖達公奏議》，（八），遺折。
　　（１３）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稿編》，答強弱論；變法中；重民。
　　（１４）王韜《漫游隨錄·扶桑游記》，頁２２—２３。
　　（１５）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
　　（１６）湯震《危言》，議院，變法。
　　（１７）（１８）《鄭觀應集》，（上）頁１０３；頁２４０。
　　（１９）鄭觀應《盛世危言》，增訂新編，自序，卷３，頁２９；危言，商務。
　　（２０）陳虬《治平通議》，上車撫張宮保書；經世博議·開議院。
　　（２１）陳熾《庸書》，議院。
　　（２２）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新政論議。
　　（２３）《康有為政論集》，變則通通則久論；孔子改制考序；同前；應詔統籌全局折；孔子改制考。
　　（２４）（２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變法通議》，頁１１，頁１８；《救亡決論》，頁６０。
　　（２６）故宮藏本《杰士上書匯錄》，請御門誓眾開制度局以統籌大局折。
　　（２７）《戊戌變法》，（一）清代學術概論，頁４３７。
　　（２８）《戊戌變法》，（四）《上海強學會后序》；《強學會敘》。
　　（２９）《康有為全集》，第一集，頁２９。
　　（３０）《譚嗣同全集》，仁學，卷上，頁１５，頁５５。
　　（３１）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頁１０６—１１０，頁１２８；頁１０６—１１０。
　　（３２）轉引自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維新論集》，頁３９７。
　　　　　　　　　　　　　　　　　　　作者單位：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
　　　　　　　　　　　　　　　　　　　責任編輯：郭林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分加阝
　　＠②原字弓加山下加又
　　＠③原字畿改下部為戌
　　＠④原字臺下加木
　　
　　
　　
學術研究廣州081-085K3中國近代史徐松榮19951995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081-085K3中國近代史徐松榮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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