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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陳獨秀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兩面旗幟，揭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將中國人對現代化的追求從器物層次、制度層次，推進到了文化層次。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思想啟蒙運動并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直到今日它并未產生實際的結果，人們仍在繼續著它未競的事業。“科學與民主，人權與真理”，仍然是文化的當代主題。縱觀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啟示，文化是現代化成敗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其決定性因素，經濟因素是現代化建設的原動力，在后發型現代化國家里，政治因素具有重要特殊作用，而且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文化需要得到創造性轉化。本文試就人們對文化層次現代化追求未獲得實際效果的原因，從經濟、政治、文化方面作以闡析，以期從中得到應得的啟示和結論。
　　 一、走出“中國出路之爭”的文化圈子，完成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的觀念轉變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給辛亥革命失敗后死氣沉沉的中國思想界以巨大震動。在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下面，中國人開始從盲從愚昧中解放出來，民主、個性意識開始萌動。但新文化運動是由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的，運動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圈子里和思想文化領域里，主要是發生在城市周圍，而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和鄉間，工農群眾對此卻無動于衷。
　　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業國家，封建制度在中國持續了兩千年之久，1840年以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封建經濟中占絕對優勢。1840年以后，帝國主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隨之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因素，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國情的原因，到五四運動，中國農村依然完整地保存著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封建宗法的生產關系，封建傳統意識依然嚴重地束縛著廣大農民的思想。這種落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只能是封建宗法傳統生息的溫床，而不會成為科學、民主新思想滋長的土壤。農民作為封建生產方式的消極代表，不能代表他們自己，沒有力量沖決各種束縛，使自己獲得真正解放，他們只能靠別人，靠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來賜予他們陽光和雨露。造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孤軍奮斗的悲劇結局，也就順理成章了。當城市先進的知識青年為個人的自由奔走吶喊，同封建主義惡勢力進行拼死搏斗的時候，在封建思想統治嚴密的農村，廣大農民卻一味麻木沉睡，為爭得坐穩奴隸的地位而甘愿蒙受屈辱。
　　共產黨的產生，使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但即使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解放區，翻身農民得到了土地，獲得了解放，這種解放只能是政治上的解放，農民并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個性解放、經濟解放，他們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土地上不能普遍生長出平等、自由、民主、科學的思想意識、他們仰仗的只是新政府為他們撐腰。就是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人民做了主人，但隨這而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自然經濟越過了商品經濟階段，一躍進入產品經濟階段。實際的效果，它不是真正的產品經濟，而進一步陷入了自然經濟的泥潭中。人民沒有獲得自主經營的權利，就難以產生積極創新、自由發展的思想意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們及其后繼者，并未認識到經濟根源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小農經濟是最大障礙，他們從文化層次上來探討中國的出路。當然較之過去是一大進步。洋務運動，人們對器物層次現代化的追求，并未使中國獲得富裕、自強；戊戌變法，人們對制度層次現代化的追求，也未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坦途；辛亥革命，幻滅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迷夢。五四新文化運動，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推進到觀念文化的層次，注意到了現代化更深層次的意義，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然而把中國問題歸結為根本是一個文化問題，那就成問題了。不可否認，在現代化過程中，文化因素是重要的，但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因素，它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在外有強敵入侵，內有軍閥混戰的民族危亡關頭，五四知識分子們憂國憂民，積極尋求救國之路。他們身受西方學說的影響，改變了自己思想中傳統的價值觀念，現實中政治與社會的腐敗，使他們對中國傳統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在中國傳統中，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存在著一種通過思想文化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傳統。五四知識分子們在反傳統中不自覺地接受了這種傳統。五四以來關于中國出路之爭，長期都是圍繞東西文化之爭這個題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經濟發展的問題。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長期以來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運動的方向上，自然就沖淡了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這些問題的研究和探索，特別是對于經濟發展對現代化的決定性作用認識不足。
　　經濟因素是現代化建設的最根本的、決定性的因素，要加速現代化進程，首要的、關鍵的一步，在于重視經濟、發展經濟。五四新文化運動旨在中國徹底清除封建主義，但封建傳統觀念賴以生存的自然經濟卻始終沒有受到根本的觸動。直到今天，專政主義、等級觀念、迷信思想，仍然頑固地不肯退出歷史舞臺，這與因襲了兩千年的小農經濟不無關系。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使五四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真正成為中國人的實踐，就必須對自然經濟，束縛中國現代化的落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加以徹底改造。
　　摧毀這種頑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只能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反映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上，則表現為每個人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上，享有平等的權利，不允許任何人享有特權。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全國掀起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浪潮。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商品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平等和民主的意識在全國人民中產生了最廣泛的影響，開始轉變為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90年代，我們黨又審時度勢，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是現代社會的動力機制。它在物質利益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等共同作用下，運用公平和效率的原則，使資源在市場經濟中得到最優化配置，以利于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民主、平等、個性、科學意識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土壤，在人們意識中不自覺扎下了根。假若說專制、獨裁、官官相護、腐敗等封建意識在目前仍有市場的話，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最根本的還在于發展市場經濟不夠，還需大力發展，經濟因素是決定一切的最本質根源。
　　 二、建立起達到社會整合的權力機構，使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得到普遍體認
　　中國屬后發型的現代化國家，所進行的是對外部刺激、挑戰作出的被動回應的超越型的現代化，不能象早發型現代化國家那樣自發從容地進行，必須依靠國家組織和強有力的干預。政治的因素，特別是國家權力機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五四啟蒙運動沒有看到中國現代化的經濟根源，這是它的一大遺憾，但它在舊的權力結構崩潰后，使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得到升騰，同時又存在著權力結構的二律背反。
　　中國的政治文化是“以文化為中軸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架構下，傳統的權力結構與社會的價值體系相輔相成。權力的存在和與文化水乳交融的價值體系的存在唇齒相依。一旦支持它的價值體系的合理性受到質疑，這種權力結構距分崩離析也就為期不遠了。
　　自1840年起，中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的傳統權力結構受到外部世界的猛烈沖擊。中國人有要求高度政治統一的歷史傳統，中國也一直是一個高度整合的中央集權國家，行政效率很高，如對其加以有效的轉化，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強有力的推動力量。然而腐敗的清政府并未進行這種轉化，對外國的入侵表現出一種驚人的麻木和遲鈍，未能作出有力的反應，坐失良機，延緩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并一步步將自己推向崩潰的邊緣，最終全部瓦解，帶給中國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政治混亂。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變則興，不變則亡”的變法維新運動，都不同程度地抨擊了舊政治價值合理性，初步提出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傳統權力結構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并被1911年辛亥革命所徹底摧毀，以至失去了在同一形式下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中國這個大國面臨重建權力結構的歷史任務。首先要解決其價值合理性問題。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中國人追求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形成風暴。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實質上就是西方民主主義價值。五四啟蒙思想家們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全面反傳統，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抨擊。這場風暴有力地沖撞了舊政治價值合理性，但卻沒有完成對新事物的普遍體認。舊政治價值合理性作為一種心理積淀和生存方式，頑固地存在著。它賴以存在的狹隘的自然經濟依然盛行，人們沒有找到一種摧毀它的物質力量，大多數人還生活在傳統的氛圍之中，被重重包圍。
　　追求新政治價值合理性的風暴為權力結構重建設立了一個二律背反，以新政治價值合理性為核心的權力結構需要工具合理性的挖掘來確定自身，而工具合理性的挖掘在價值合理性沒有被充分體認之前又無法展開，或者說沒有意義。
　　中國近現代史就是這樣一部被扭曲、斷裂的歷史，由于時代的需要，中國不得不走上一條脫離常規、動蕩反復的道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環，都有這種為時代所規定的特色所在。燃眉之急的中國近代緊張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迫使思想家們無暇旁顧，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去。在民族危亡的壓迫下，不僅工具合理性，而且價值合理性都被擱置一邊，救亡是第一位的、首要的，啟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啟蒙是為救亡服務的，甚至于為了救亡而不惜犧牲啟蒙任務。救亡壓倒啟蒙。同時，中國社會20年代末的戰爭，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中國人都忙于內部斗爭和反侵略戰爭，全國政治整合長期沒有完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價值層面，它始終沒有被牢固地確立下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追求新政治價值合理性的風暴，動搖了舊權力結構，但并未使新政治價值合理性得到普遍體認，而進一步進行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和挖掘。自辛亥革命后，中國沒有形成一個達到社會整合的權力結構，這個超大社會失去一體化的治理系統，陷入了長期的不穩定和無序狀態。這種不穩定影響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吉爾伯特·羅茲曼認為，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需要權力結構具備以下4項條件：（1）一個國家的行政管理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有助于力量的協調和資源的征用以支持現代化進程；（2 ）高度專權化和專門化的制度的發展，為政治作用的穩定擴大做好準備；（3 ）行政體制中的中央、行省和地方三級的結合能為有效率的政治管理做出重要的貢獻；（4）具備一支干練而諳熟規章制度的行政官員。 近代以來以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頂點的新政治價值合理性風暴，不可能使舊權力結構演化成這樣的結構，它本身也沒有力量促成這樣一種符合要求的新的權力結構。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落后的大國，在通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權力結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五四所提出的新政治價值合理性是合乎歷史發展的，然而中國社會蘊含著阻礙它變為現實運作的種種機制。這自然是因為它的政治路線問題。1978年以后，經濟改革普遍展開，政治體制改革也隨之興起，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總有種種因素阻礙強有力中央政府以及專權化、專門化制度的建立，特別是各種腐敗現象層出不窮，使那樣一支干練的行政官員隊伍沒有形成。現在的中國中央政府雖然可以說是有力的，但離羅茲羅曼所提出的條件還相差一定距離。企盼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加大力度，使一個領導中國現代化加快、順利進行的權力結構早日展現在人們面前。
　　 三、創造出文化的“奇理斯瑪權威”，形成有生機的中國文化傳統
　　社會學研究表明，在社會中存在著“奇理斯瑪權威”現象。“奇理斯瑪”本意是“神圣的天賦，來自早期基督教的詞匯，最初指的是得有神助的人物。麥克斯·韋伯用它來界定權威。他指的“奇理斯瑪權威”是個人魅力權威之意，后來被引申不僅指具有創造性的人物的特殊素質，而且指能與最神圣——產生“秩序”的——泉源相接受的行為、角色、制度、符號以及實際物體。“奇理斯瑪”賦予社會以中心或中心價值體系，是符號秩序的中心，是信仰和價值的中心，它統治著社會。我們好多人雖不能明確說出這一點，但能感覺到有這樣一個不能化約的中心。現代社會學對“奇理斯瑪權威”作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真正的個人自由與“奇理斯瑪權威”密不可分。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總要有所根據，如果社會的文化中沒有強有力的“奇理斯瑪權威”起著示范作用，那么許多人的內心勢必非常空虛、貧乏。而“奇理斯瑪權威”在社會中出現與發揮作用，有賴于一個有生機的系統，僵化的傳統和激烈的反傳統都妨礙著“奇理斯瑪權威”的產生。
　　我們不妨對中西近代啟蒙運動加以比較。歐洲的古希臘、羅馬，有著輝煌燦爛的文化，特別是古希臘的民主制，拋棄塵世的宗教信仰文化，與現代文化聯系緊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沒有完全拋棄傳統，而是以復興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的旗幟，以弘揚古代文化中的民主、人道精神為主要內容。這種精神盡管在歐洲中世紀封建教會的黑暗統治下被窒息，然而作為一種文化遺傳基因，一種民族潛意識或集體意識，早已深深積淀在歐洲人民的心靈深處，因而一經啟蒙，便引發了廣大人民的響應和共鳴，并在反封建和發展商品經濟過程中得到發揚光大。這種文化變遷呈現一種連續性、穩定性，是對傳統的一種創造性轉化，而不是傳統的斷裂。在社會上很快形成“奇理斯瑪權威”，促進了生產的科學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的五四知識分子們總的傾向卻是全面的反傳統。他們把所厭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符號以及傳統社會中的一切制度設施，都與傳統中的基本思想建立了必然的因果聯系。因此，不打倒傳統則已，要打倒傳統，就非把它全盤打倒不可。當然這種反傳統對于批判傳統“吃人”的封建禮教，啟發人們的民主、科學意識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而這種全面反傳統的傾向使他們企圖割斷實際上根本無法割斷的文化傳統，結果只能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境。一個企圖全盤否定歷史傳統的民族，就會失去借以吸取其他民族先進文化，迎接光明未來的基礎，因而也會使“現在”處于無序狀態，從而使歷史沉渣泛濫成災。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而是全面的反傳統，不能造成中國社會“奇理斯瑪權威”所需要的有機系統，自由、民主、法制、科學，100年來未產生實際效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梁漱溟是一位具有強烈反思意識于理論家與實踐家為一身的學者，難能可貴地發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這一弱點。他曾說，新派所倡導的總不外乎陳仲甫先生所謂“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和胡適之先生所謂“批判的精神”，這我們都贊成。但他覺得若只這樣都沒給人以根本人生態度，枝節的做法，未免不切，各種新的思想潮流和改革綱領紛至沓來，卻總是在筆頭口頭轉來轉去，總沒有什么實際干涉，真的影響出來，只有踏實地奠定一種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兩精神下的種種學術思潮而有個結果；否則，他敢說新文化是沒有結果的。梁漱溟一直在謀求使實際價值和他規定的價值統一起來。他暗示，只有依靠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內心牢牢地樹立了人生態度，改良才能獲得成功，行動才能達到有效，“一個人必確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動”。在改良能成功地完成之前，一定要有建立在牢固基礎上的群眾性感情的信仰。梁漱溟所說的“人生態度”與“奇理斯瑪權威”極為相似。現代化是必須與精神的重建與復興相伴隨的。由于中國缺乏這一基本的先決條件，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未產生真正結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地反傳統與后來毛澤東堅持的激烈反傳統的“文化革命”思想密切聯系，他曾以此作為改造中國人本性的方法，這一點與五四運動非常相象。任何激烈的反傳統對中國都是沒有好處的。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化革命”，給中國帶來的只是災難。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從來沒有“奇理斯瑪權威”所代表的有生機的傳統，只會形成思想的浮泛和行動的混亂，而不會產生真正的個人自由。
　　中國文化要創造出“奇斯瑪權威”，形成有生機的傳統，就需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即把中國傳統中符合時代需要的符號和價值系統加以挖掘和改造，成為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并非一錢不值，假若不是如此，中國封建社會何以保持千年之久。儒家文化與古希臘羅馬文化一樣，其中也有人道主義與民主思想萌芽，完全可以批判地繼承，發揚光大。儒家的奠基者孔、孟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向往原始平等、自由、民主、博愛的思想，是原始社會后期堯、舜所創立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局面。他們的民主意味著領導者、管理者由人民選舉產生，尊重民意，人民擁有對不稱職瀆職官員實行罷免、廢黜的權利，言論自由，保護人民議政、評政權利，不壓制不同政見，實行輿論自由政策等。這些都是我們完全可以批判繼承，將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西方的民主思想聯系起來進行整合，形成中國有生機的傳統。
　　我們應當相信，在這場世界規模的文化交流與競爭當中，凡是我們民族文化確有的長處，絕不會喪失，只會發揚光大。而那些一經與外來文化接觸就如泥菩薩過河一樣的東西，斷然不是民族文化中值得珍惜的東西。全盤否定傳統即不能說明現在，也會失去未來。強調民族性，將是世界未來文化的發展趨勢。中國具有悠久的傳統文化，只有將其創造性轉化，才有利于形成強大的“奇理斯瑪權威”，中國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隨著70年代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序幕的拉開，中國現代化建設步入了正規。但不難看出，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國面臨著同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的難題，專制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腐敗現象層出不窮，迷信活動到處盛行，法制時而被踐踏。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仍是我們前進的目標。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建立起強有力的權力機構，進行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形成文化的“奇理斯瑪權威”乃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責任編輯 宋建國）
　　
　　
　　
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111-114K4中國現代史劉芳19971997 作者：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111-114K4中國現代史劉芳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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