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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初，發端于文學評論界進而擴展到整個思想文化界的“人文精神”討論，已成為當代極富悲壯色彩的文化景觀。遺憾的是人文精神概念至今仍無統一的定義。筆者以為，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會個體從自我生命感性出發對現實永無止息的批判、否定與超越。這里的現實既指社會現實又指個人內心現實；在具體形態上指特定環境里各類精神價值的綜合。它是基于廣大民眾的現實生活實踐而生長出來的，時代性是其內在本性。在此意義上，它是通體透明的時代文化精神的核心。人文精神重在建設，如何著眼于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從歷史和現實視野去廓清人文精神的現代意蘊和當代主題，是進一步探討人文精神所要傾注的工作。
　　　　　　一、人文精神在文化演進中的歷史軌跡
　　人類的人文精神傳統是當代人文精神構建的廣闊資源，從中我們不僅可以提取有用元素，而且可以得到方法論上的借鑒。
　　西方哲人卡爾·雅斯貝斯建立了著名的“軸心時代”的理論。他認為，中國、印度、西方在經歷了史前和古代文明時代之后，相繼進入“軸心時代”。直至近代，“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盡管雅斯貝斯話語絕對，難免武斷，但不可否認的是， “軸心時代”的許多精神價值是永恒的普通準則。
　　西方軸心期的燦爛文化圖景為巴勒斯坦地區的先知，荷馬、巴門尼德、德謨克利特、普羅塔哥拉、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希臘賢哲，悲劇作家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所提供。古希臘神話和傳說中蘊涵著豐富的價值意蘊：追求鮮明個性、浪漫情懷、美的理想；追求美德、崇尚為祖國為人民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獻身精神；向往自由民主、渴慕智慧、勇敢、正義。需要指出的是，英雄的價值意蘊體現著早期希臘人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追求，但并不等于當時人們普遍奉行的價值觀念。希臘精神淵源于荷馬時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愛琴文明，萌芽于希臘神話中的生活理想和美德追求，但它的形成離不開古典希臘時期社會現實的沃土，特別是古典時期希臘人的追求和思想家富有創造性的提煉和升華。如古希臘時期的智者派思想家以啟迪民智為己任，推陳出新。其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命題，確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主體性地位。蘇格拉底以“雅典牛虻”自命，把改善人的靈魂看成畢生事業，甘愿飲鴆而死，而不放棄信仰。他提出“認識你自己”的著名口號，把研究人類精神的自我靈魂和宇宙精神的邏各斯作為哲學的真正使命。希臘精神即追求幸福、崇尚智慧、熱愛自由、踐行民主、張揚正義等，是古代希臘人留給西方和世界的寶貴遺產，它具有明顯的理想性與實踐性相整合的特征，構成了整個西方文明和價值觀念的靈魂。它既是古希臘人社會生活的理想，又是他們個人生活的價值取向和奉行原則。其后，在古羅馬土地上孕育的法制精神，蘊涵著理性、平等、正義、民本等內容，是西方精神的一次再生。
　　西歐近代的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和科學精神的勃興，是對封建等級特權及神學觀念的一次否定。文藝復興作為近代西方劃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潮，它反對神權，提倡人權，大力倡導尊重人的世俗感性生活，即肯定人的情感和意志自由，強調現世的快樂和幸福，謳歌人的美德良心及創造天賦。正如德國學者包爾生所言：“文藝復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共同特征是對個人自由的熱烈渴望：個人不再情愿受既定的意見和制度束縛，而是欲望他的特殊個性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欲望他所有的沖動和力量的全面和自由的訓練……”〔2〕。 同時它誘發了享樂主義和物欲主義，以及因現世精神的擴張而導致意義世界的失落。人覺醒之后，脫離了上帝的監護，步入了信仰的盲區。宗教改革宣揚“因信稱義”的宗教個人主義，推進了主觀思想和批判的理性精神發展，主張以個人為本位，宣揚勤奮勞動、節儉理財、盡可能地多掙錢等新教倫理，發展了個人自由與平等，為新生資本主義發展鳴鑼開道，最后奠定了西方以個體為本位的文化精神。培根、笛卡爾等提出重建人類知識大廈，強調對自然必然性的認識。提出科學是通向地上天堂的道路，希望通過科學達到完善的文明，使生命健康、長久、豐富、美麗和幸福。這種追求科學理性的精神是值得贊賞的，它能使西方人文主義精神在知識理性滋補下沿健康軌道發展。但也為后來唯科學主義泛濫埋下了禍根。在西方由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期特別引人關注的吁求是孤獨與焦慮的帕斯卡爾發出的：人沒有上帝是可悲的，必須在新的水平上重建信仰。作為科學家的帕斯卡爾所吁求的不是學者和邏輯學家的上帝，而是亞伯拉罕·以撒和約伯的上帝。他的以“賭上帝存在”的方式試圖建立世俗的價值理想是對世俗化和理性化過程中人的靈性與德性泯滅的一種反動。啟蒙時代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在對人性和人類生存境遇批判反省的同時，都自覺致力于向民眾宣揚科學與理性，自由、平等、民主與法制思想，使民主觀念深入人心。這種近代民主精神鼓舞著勞苦大眾反封建專制斗爭，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
　　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以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又接連不斷。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的論述是激動人心的，提出了人從異化中解放出來的道路：科學社會主義。19世紀后期興起的西方人文主義思潮，更是一場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反思與檢討。20世紀的西方世界，文明的分裂與失衡是最突出的問題。技術理性對人類社會生活全面滲透，一方面帶來了物質財富的巨大增長，同時也加強了技術對人的全面控制，從而使人的行動變得“舒適的、柔和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人成為單向度的“人”，從而喪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識。人的主體存在和“生活世界”被“物的世界”所遮蔽，人成為精神荒原的流浪者。生態環境惡化，人際關系疏離。正是基于對現代困境的反思，生命哲學、意志主義哲學、現象學哲學、存在主義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等和各人文學科重返“人”這一主題，從不同角度反思了人文精神的現實意義。叔本華轉變了傳統哲學的研究方向，他強調生命意志始終是原始的、第一性的東西，“照例認識總是服服貼貼地為意志服務的。”然而叔本華對生命意志宰制的悲觀情調使其反傳統的革命理論淹沒在基督教的禁欲主義道德中。在尼采那里，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形象不僅是對生命、本能、欲望和快樂的肯定，而且是對自古希臘以來理性主義傳統的否定。一般認為，在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中，尼采主要是破壞性的，海德格爾主要是建設性的。海德格爾通過對“在”的意義的追問，提出了“語言是存在的家”，“人詩意地棲居大地”等主張。美國學者白壁德力倡注重“人事之律”的新人文主義，以“教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法蘭克福學派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批判令人耳目一新。馬爾庫塞指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是一種人性喪失的社會，要想超越異化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必須通過“大拒絕”手段來一場革命，即“性的、道德的、理智的和政治的全面反抗”。為了指導這場反抗，他提出了“現代烏托邦革命”的理論。總的看來，海德格爾等對人的現代性困境的反思，集中到了對人的價值理性的肯定。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協調發展才是文明健康發展之路。
　　自周代以降，中國便確立了與天道自然相貫通的人文傳統，形成了一種“尊天、遠神、重人”的文化取向，以社會價值為本位，并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性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的“人文”精神，有兩個體現著現代理性精神的特點：一是強調自我超越，淡化神的權威；二是高揚明道正誼，節制物欲。這種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精神，有著積極進步的社會意義。如中國文化“軸心期”的孔孟，老莊，墨子等，他們都從各自立場對當時紛亂動蕩的社會提出批評和建議，并構鑄各自的社會和人生價值理想。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老子主張自然無為，“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這樣才能超越世俗生活中狹隘的功利追求，達到自由境界。莊子主張以道為本，安命無為的生活態度，追求精神自由，萬物一體的“逍遙游”境界。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尚賢”，“非攻”，“愛無等差”，“不辟親疏”等和平大同理想。孟子則主張“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
　　在近代中國，以“五四”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所引發的人文論爭，涉及文學、藝術、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對傳統和現實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響亮的戰斗口號：提倡科學以反對封建蒙昧主義；提倡民主以張揚個性自由，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這場新文化運動革故鼎新，波瀾壯闊，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文化先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回應。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魯迅，更是發人深省地指出：“最要緊的是要拯救國民性！”即從社會世俗生活層面喚起人文自覺。同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激進民主主義者自覺選擇馬克思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主張以社會主義理論改造中國的救國之道。梁啟超、蔡元培、辜鴻銘、胡適、梁漱溟、張君勱等融合中西文化精神菁華，走中華文化創新之路，試圖重構中華民族精神。
　　1978年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使得人們從教條主義、個人迷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國的思想文化建設開始步入良性軌道。80年代中后期，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引入中國，知識界展開了一系列大討論。僅文學界就出現了“人道主義與文學”，“人學與文學”，人道主義與異化”，“主體性與文學”等異常活躍的大討論。通過討論，人們的自我主體意識蘇醒，民主法制觀念增強。同時，文學界通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形式開始反思“文革”。
　　　　　　二、人文精神的當代主題
　　從以上對人文精神在哲學視野的歷史考察，我們清楚地看到，人文精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它緊扣時代脈搏，以推動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文明的整體進步以及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為基本價值取向。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深入，人文精神在現實文化實踐中起著愈來愈重要的推進作用和范導作用，激勵人去超越現實而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
　　世紀之交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空前劇烈的社會與文化轉型，即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由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型，由倫理型社會向法理型社會轉型。中國的改革開放及其所引起的全面社會轉型，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市場經濟有了一定發展的今天，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普通老百姓有了一定的自主擇業的自由，個人權益在經濟上有一定實現，在法律上有一定保障，相應地原來盛行的等級觀念、長官意識、一統思想、依附心態，逐漸被平等意識、契約法制思想、自我主體意識所取代，自由、平等、效率、公平、競爭、守信等逐漸成為人們的思想動力和行為準繩，人們的理性精神不斷覺醒。隨著全球文化開放格局的逐漸形成，人們的全球意識不斷增強，我國文化建設的參照系統更加明晰。這是人文傳統獲得現代性轉換的新土壤。然而，伴隨著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中國社會出現了諸多有悖人文理想的地方：如物欲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膨脹起來，并成為某些人的人生哲學和價值準則，知識分子不能明確自身的職責和社會義務，落入“落俗與媚俗”的境地；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分裂，并進而壓滅著價值理性，導致人生存意義的失落，人類與環境關系緊張；……。
　　無論如何，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作為前現代的思想資料的儒學和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雖然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決不能成為現代化的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我們需要的是現代化的思想意識和實干精神，……”〔3〕。因此， 當代人文精神的主題是：立足中國社會現實，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西方文化精神的精華，消除傳統計劃體制下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把完善人的主體精神及現代人格作為其根本價值指歸，催生一種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和現代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并為之保駕護航。明確了人文精神的當代主題，在現實文化實踐層面，我們理應達成如下共識：
　　1.高揚與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相關的人文價值。市場經濟與人文精神是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人文精神為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正常運行提供精神動因，用人文精神塑造市場主體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市場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社會經濟形式，為人文精神的發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市場經濟首先是法制經濟，法制規范是保證社會和市場正常運行最切實可靠的制約機制。由于市場經濟的開放性，中國社會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化，因此更要注重公民意識培養和社會公德建設。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科學理性在市場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然而由于市場競爭中人們運用科學理性的盲目性，致使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陷入某種困境。因此發展市場經濟一定要注意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協調發展。
　　2.振興通才教育，以現代愛學和美學為核心內容，全面加強現代中國人的人文教化，以期促進關系的和諧和現代人完整人格的發展。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既是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面向未來的時代要求。所謂人的全面發展，就是通過教育培養完整人格的人。所謂人格的完整性，說到底是一個人內在世界諸因素協調平衡發展，即邏輯與直覺、理智與情感之間相反相成，協調互補。為了維系人格的完整性，必須實施整體性教育，即培養學生德、智、體、美、勞或智、情、行、意的全面發展，尤其要重視唯理性教育之外的情感教育與靈感教育。愛育與美育是當代中國最需加強的人文教育，下面就此談談自己的認識。
　　21世紀人類將面臨六大矛盾，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內心、人與神、不同文明間的矛盾與沖突。如何解決這些矛盾，關系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愛作為自我在自身中創造的一種顯著的感情回應能力，一種用他們的情感，他們的語詞和他們的行為來賦予價值和評價價值的能力，可以起到緩解矛盾與沖突的作用。泰戈爾在宣揚愛的福音時說：“我們愛生命，實在是為了維護我們同這個大世界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愛’的關系，……，一切存在的矛盾在愛中融化，消逝，只有在愛中，統一與二元才不矛盾。愛同時是一又是二。在愛中，得與失和諧起來”〔4〕。而且，在愛中自我本質力量獲得確證， 我們要賦予世界以關心和愛護。因為“世界的形象既不是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也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個有待照料、關心、收獲和愛護的大花園”（F·費雷語）。
　　審美教育并不只是藝術教育，還是一種生命教育與情感教育，它與人格的完整性有著密切的關系。審美活動是一種自由活動，在審美活動中，人可以超越現實，進入某種理想忘我狀態，從而升華人的精神境界。審美活動的結果是對象的人化，是人與對象境界的升華。
　　3.促進交往與對話，以增宏人文精神的現代內涵。交往行為是一種主體間的協調互動，它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這是平等的、自由的交往，即胡塞爾所說“感應式的”，而非強迫式的、被動的。交往行為反思地或間接地把“角色”與客觀世界、主觀世界、社會聯系起來。人類努力創造理想的交往環境，欲圖達到理想的意見一致。這種意見一致的契約設立了“真理”，但在人類活動中，我們所達到的一致、共識是暫時的，真理是無限多樣的，是交往行為的目標。“對話”絕非內心的獨白，而是一種人際關系發生過程，它是指現在與過去（傳統）的對話，解釋者與本文的對話，解釋者之間的對話，這是一個無限展開的過程。對話的本質并非是用一種觀點反對另一種觀點，也不是將一種觀點強加于另一種觀點，而是改變雙方的觀點達到某種新的“視界融合”。因此真正的對話總是蘊含著一種伙伴關系或合作關系。
　　人文精神建構的首選現實途徑是圍繞當代中國人文精神重構的主題，加強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市民社會的大眾文化間的交往與對話，加強與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的交往與對話，以期鑄造優良的人文環境，滋生出新的為大眾認可的人文理想，并激勵中國人民新的文化創造。而且，各種文化主體間真實平等的交往與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新型的人文精神。
　　注　釋
　　〔1〕［德］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2〕［德］弗里德里希·包爾生：《倫理學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
　　〔3〕郭健寧：《儒學現代轉換的困境》，《開放時代》，1997 年第3期。
　　〔4〕季羨林：《泰戈爾的生平、思想和創作》， 《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
　　收稿日期·1997年4月17日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8～21B1哲學原理熊在高19981998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會個體從自我生命感性出發對現實永無止息的批判、否定與超越，在具體形態上指特定環境里各類精神價值的綜合。本文追溯了人文精神在其文化演進中的歷史軌跡，分析了人文精神的當代主題，即催生一種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及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強調指出，促進現代交往與對話是建構當代人文精神首選現實途徑。人文精神/市場經濟/愛育/美育/交往/對話熊在高，男，1972年生，（武漢）湖北大學（郵編430062）政治與行政學院1995級研究生。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8～21B1哲學原理熊在高19981998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會個體從自我生命感性出發對現實永無止息的批判、否定與超越，在具體形態上指特定環境里各類精神價值的綜合。本文追溯了人文精神在其文化演進中的歷史軌跡，分析了人文精神的當代主題，即催生一種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及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強調指出，促進現代交往與對話是建構當代人文精神首選現實途徑。人文精神/市場經濟/愛育/美育/交往/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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