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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時期文壇上，劉震云無疑是一位風格獨特且日益引人矚目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說創作發展由幼稚到成熟，從寫實、反諷走向近年的荒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作品的取材多集中于普通平民和基層干部的日常生活及鄉村歷史的變遷，且多透過政治文化這一視角對人的生存狀態、命運悲劇、人性的反常與扭曲進行審美觀照。
　　　　　　一、寫實·反諷·荒誕
　　從創作與生活的內在聯系、作家對審美客體的情感態度、創作主體的敘述筆調等方面去考察劉震云的小說，我們發現他的創作清晰地表現出以下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一）寫實階段。這是劉震云創作的醞釀準備期，這一階段他的創作較多地受到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影響。重視故事的敘述，作家情感的表現，話語的表層所指與其深層的內蘊之間大體相似或相同，均表現出作家或愛或憎的情感傾向。如他的小說《塔鋪》真實地描寫一群農家子弟為實現各自的理想而發奮讀書、廢寢忘食的艱難境況。作品以其逼真的寫實一度激起不少有過類似生活體驗學子們的情感共鳴，雖然這些故事讀后令人辛酸不已，但由于作家寫出了自己的真感至誠，因而從作品的字里行間仍能隱約感受到所蘊含的人性美的光輝。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曲愛與美的頌歌，作者深情地寫出了純樸的父子之愛、圣潔的男女情愛和至誠的朋友之愛，作品以故事的實與情感的真閃爍著永垣的藝術魅力。如果說《塔鋪》更多地流露出作家愛的情愫，那么在《罪人》中，滲透其間的則是恨的因子，不過這種主觀感情的表達較為節制和隱晦，作家將全部的愛憎藝術地融鑄于悲劇故事的客觀敘寫中。主人公牛秋由人性的過度壓抑，生命的沖動所驅使最后走向與嫂子通奸的罪孽，他在滿足性沖動的同時又自然受到性原罪感的縈繞，進而陷入自戕的命運悲劇，作者由對牛秋悲劇命運的描寫從而達到對造成這種悲劇的極左路線、傳統倫理道德的無情批判，不過，作品的敘事話語與作家的真正意旨之間已有所距離，從寫實到反諷的過渡性質已部分地開始顯現。
　　（二）反諷階段。所謂反諷就是一種用來傳達與文字的表面意義迥然不同（而且通常相反）的內在含義的說話方式。作為一種修辭手法的反諷在文學創作的歷史中由來已久，而劉震云的“反諷”筆法更多地來源于契訶夫和中國筆記小說、雜文一樣的古典傳統，他的小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官場》等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反諷意味，這些創作盡管仍保有敘事文學的基本品格，但人物的身心始終處于一種分裂狀態，人物悲劇性的命運的遠因近源已失去慣常的因果聯系，而多是起因于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主人公的悲劇常常是一些幾乎無事的悲劇，作家以前那種愛憎分明的感情色調已被更為復雜的情感內蘊所取代，其真實的創作意圖與文字的表面意義迥然有別，從而傳達出一種強烈的“反諷”意味。在談到劉震云小說的“反諷”意味時，青年評論家陳曉明尖銳指出，劉震云的“反諷”中有一種更為有力的東西，即他試圖運用‘反諷’去解開人類本性與制度化的存在結合一體的秘密。正是在把‘反諷’的觸角伸向整個生活的網絡的同時，劉震云揭示了日常瑣事中令人震驚的事實。那么，劉震云小說中的“反諷”意味究竟是怎樣體現的呢？我認為作家這種強烈的“反諷”意味分別從題目與文本、人物話語和敘事話語的自身矛盾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一般而言，文章的標題與正文的內容之間是趨于一致的，然而在由劉震云所構建的小說世界中，題目與文本話語之間往往存在一種矛盾，一種距離，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而這種矛盾還從他筆下人物話語的表層與內蘊之間的游離中表現出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作者筆下的人物無法真實地活著，時常處于一種自我分裂狀態，話語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常常表現出不和諧，油然而生一種強烈的反諷效果。人物話語自身的矛盾體現出作家情感上的矛盾，而作家情感上的矛盾同時又在文本的敘述話語中流露出來。《單位》中的小林夫婦當初都是有理想，與事業追求的大學生，“哪里會想到幾年之后，他們也跟大家一樣很快淹沒到黑鴉鴉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中呢？……什么宏圖大志，什么事業理想，狗屁，那是年輕時候的事，大家都這么混，不也活了一輩子，有理想怎么了？……一輩子下來誰知道誰！”這些飽蘸作家生命體驗的活語從語言表層看，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作家對生活的認同，對小林這種隨波逐流的理解，其實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依賴眾多讀者所共有的誤解和偏見，從話語深層對造成小林這樣有為青年一步步走向世故庸俗給予反諷式的批判。
　　（三）荒誕階段。近年來，劉震云的小說由以前的注重情感日漸朝生活的莊重方面靠拢，從對下層平民百姓瑣碎生活的關注開始轉向捕捉生活中荒謬的一面，以追求藝術最高程度的真實。需要指出的是，劉震云作品中的荒誕感與西方現代派文學中的荒誕主義有質的區別，在劉震云的筆下，荒誕是隱藏在世俗化現象背后的一種真實，與表層的現實秩序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反差，是作家對生活中所存在的荒謬的東西的真正發現，更是作者不愿重復自己不斷超越自身的結果。如他的長篇小說《故鄉相處流傳》的結構方式就很富有荒誕意味。作品敘述了4 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故事，一是曹操一袁紹爭奪延津之戰；二是明代搞大遷徒；三是慈禧和陳玉成爭奪延津之戰；四是五八年搞大躍進，這原本是發生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故事，然而作者卻將古人和今人置于相同的時空中進行對話，讓活躍于三國時期的曹操和現代延津百姓一起生活，初看起來荒誕不經，但仔細考慮還是有可能的，因為生活的空間是一樣的，只不過是時間的不同，這是一種錯位。現在再把這種錯位重新拉一遍，就會產生一種荒誕感。作家創作上結構故事的獨特方式自然給作品平添一種荒誕意味，這不是人為的現象。而是現實生活中的客觀存在，是作家對生活作了大量思考之后所作的哲學的概括和歸納，然后訴諸創作實踐的產物。他的中篇小說《新聞》所寫的“芝麻變西瓜”、“驢變馬”的典型事例本身就給人一各真真假假、假真難辨的荒誕，作家將生活中不易察覺的荒誕的一面進行大膽的藝術處理，從而增進讀者對生活的深層理解。
　　當然，劉震云小說創作的階段及特征只是相對而言，他的鮮明的創作個性（原生態的生活、原型式的人物與作家真情實感的完美融合），則綜合體現于他創作的全部。
　　　　　　二、城市·鄉村·平民·頭人
　　劉震云小說取材地域比較集中，一個是他生活多年、置身其間的現代都市，一個是他走向人生的第一站，給他留下最難忘回憶的故鄉—豫北農村。從小說人物活動的時間來看，關于城市生活的描寫多著重于現代社會普通人的生存景觀，而描寫故鄉內容的作品則以鄉村悲劇歷史的演變為軸心，但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是以普通平民和基層干部作為描寫對象，于是便形成了作者創作中的兩個作品系列。
　　平民系列　大學畢業之后，劉震云一直生活在城市，家庭的日常瑣事、單位里的恩恩怨怨、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時時激起作者的創作沖動，他以自己的所見所聞、真實的生命體驗去逼真地再現現代都市平民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困境，在創作過程中，他不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進行遠距離的審美觀照，而是以其自身鮮活的生命感受進入創作狀態，以獲得一種身在其中的近距離透視，同時又依照藝術創作規律力避情感的直接流露，這樣就使其筆下的生活成為平民社會原生態的顯現，從而形成了他創作中占比重較大的都市平民生活的全景圖，如《單位》和《一地雞毛》等。
　　從當代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劉震云反映現代社會普通人的生活遠不如直接描寫當代經濟改革的重大事件、弘揚時代的主旋律更能引起讀者和批評家的關注，因為這些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生活缺少那種波瀾壯闊的壯舉、激動人心的場面，而多是一些司空見慣的細小事故，但評價一個作家和他作品價值的高低，關鍵并不表現在他寫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寫，不在于追求一時的轟動效應，而在于其是否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以永葆藝術的生命力。劉震云這類作品的價值，首先在于作品所描寫的平民生活境況在以往的創作中均未得到成功的表現，盡管不少作家也曾涉筆于下層社會那種豬狗不如的生存環境，并對此給予深切的同情，但因其筆下的生活途徑作家較大程度的加工、提煉、升華，于是又與生活本身距離甚遠，而劉震云反映都市下層人物的生活獨特之處體現在這些生活的原汁原味，以其自身的原生狀態展示在讀者面前，讓你再度體驗這種生活時能有所發現，有所感悟。其次，這些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往往不是個別人生存的真實寫照，而是大多數平民的生活實況，他們的存在證明就是這些讓人心煩無奈說也說不清的瑣碎生活。如《單位》、《一地雞毛》寫的就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單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弄孩子、對付保姆，還有如何賄賂別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讓孩子入托，如何將老婆調一個離家近一點的單位，這差不多是生活在都市有妻子兒女的人所面臨的全部生活內容，作家的巧妙之處在于從別人看似無價值的生活中去發掘所蘊含的真意，由形而下的審視走入形而上的沉思。在談及這一問題時劉震云指出，他的作品的意義就在于寫生活瑣事，這種無意義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如果沒有意義，十幾億的中國人靠什么活著？我覺得人不是靠一種空洞的理想活著，而是靠一種實實在在的東西支撐著，如《一地雞毛》中的小林上班前買了一塊豆腐拿回家，因急著趕公共汽車上班，忘記把豆腐放到冰箱里，晚上回來這塊豆腐就溲了，老婆就來氣了。其實他老婆也不一定是因為這塊豆腐的問題，是因為她在單位、或者在其他方面受了氣，就把這塊豆腐作為發泄口，今天他們爭論的意義就是這塊豆腐該不該溲，這塊豆腐也許只值壹毛伍分錢，那么這壹毛伍分錢就是他們生存的意義、生存的證明。我覺得這非常有意義，這也許是他們人生的支撐點，是一種偉大的證明，如果沒有這些爭論，他們的生活就會很空洞，再也沒有什么可以爭論了。其實，不少讀者喜愛劉震云的小說，其原因皆源于作家對這種熟視無睹的生活的新的認識和理解，從而激起處于類似生活狀態的人的情感共鳴。
　　頭人系列　這一系列的作品主要反映城鄉基層干部的生活景觀，代表性的作品有《頭人》《官人》《官場》《故鄉天下黃花》等，在以往的小說創作中，批判各級干部身上的劣跡敗行、開掘他們身上高尚的品德和人性的光輝這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創作公式，其實這些內容遠遠不能囊括他們生活的全部，作家把一個具體的人進行肢解，只突出其正負兩極，自然就把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豐厚的思想內蘊和復雜的性格因素漏去了，劉震云頭人系列的價值就在于他不是從階級論、社會學的角度而是從審美角度去探討城鄉機關的大小官人們的生存內容和生命追求，即注重他們的人生和情感。在談到這一問題時，作者認為，對于生活在上流社會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樂趣是什么？我們務必不要認為這些統治老百姓的人，這些官僚階層人的生活是枯燥的，開會、做報告、收禮送禮，似乎生活就是由這些組成的，他們的生活也是很充實的，這種生活和運作是很充滿情感和人情味的，他們之間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他們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這種生活中，這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夠做到的，在劉震云著力營造的官人世界中，我們目睹了官場斗爭的殘酷無情；（《故鄉天下黃花》）看到了官場中頭人的命運難測；（《官人》）同時也飽覽了官場中官人為官的樂趣和人情味。（《官場》）當然，作者官人系列作品的價值仍在于他拋棄一般作家的世谷偏見，真正把官人當作具體的審美對象去藝術地審視和把握。
　　　　　　三、生存·命運·人性
　　與創作中十分關注普通平民和基層干部的生活境況相聯系，劉震云在創作上對政治文化也比較敏感。政治，作為意識形態之一有形無形地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曾經有相當一段時間文學依附于政治，文學喪失自己獨立的品格而為政治服務，甚至文學因受到政治的過度干擾而大大降低了自身的審美價值，新時期以來，不少作家都試圖在自己的創作中將政治作為一種文化去表現，然而，寫出特色和個性的作家并不多見，事實上，作為一種文化標志的政治，既表現在口頭、墻上的標語、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等這些有形的東西，同時又表現在它的無形性上，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大家同樣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它的存在，即作為一種意識、觀念它滲透于每一個人的骨髓和細胞，這種觀念意識又常常可以將人們區別開來。如在經濟利益和生存方式上，處長和科長之間在住房面積、工資待遇等方面差別較大，這種政治制度上的硬性規定決定了每一個人都有形無形地受到它的制約和影響。政治文化對人的滲透首先是波及到生存狀態上。《單位》、《一地雞毛》中的小林小李夫婦當年都是大學生，有理想有追求并為此奮斗過，挑燈夜讀過，哪里想到畢業幾年之后，他們也跟大家一樣很快淹沒到黑鴉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整天忙于上班下班、買菜做飯、吵嘴睡覺……到了晚上疲憊不堪，連一頁書都不想看，什么宏圖大志、什么事業理想都統統置之度外，在一定意義上也許是這種周而復始的瑣碎生活消磨了人的意志，促人變得庸俗世故，然而真正促使小林夫婦變得卑瑣的因素則是隱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那種看不見摸不清的政治文化及它的直接表現形式權力，有了孩子后的小林夫婦才清楚地感覺到生存環境的惡劣，但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生存困境，必須依賴小林政治上的進步，職務上的升遷，于是小林為了生存從此在單位“痛改前非”，不得不夾著尾巴做人，不得不一次次靠近黨組織寫思想匯報，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主動為局長搬家，甚至狠心將孩子舍不得吃的奶粉送給黨小組長女老喬……而這一切使小林都難于承受，導致他常常處于一種身心疲勞，自我分裂的無奈之中，從小林的生存境況中我們不是可以明晰地看出政治文化對他的巨大影響嗎？
　　作為政治文化的直接表現形式之一，權力意志不單單制約著人的生存水平和質量，在大多數情況下它還直接影響著每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新兵連》寫的是一群農村戰士的故事，小說不僅寫出了一種真實、質樸的軍營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作者揭示了在極左政治制約下人的前途、命運的不可預料，“老肥”在乘汽車前往部隊的途中無意中尿了帶兵排長一褲，深感不安，后來部隊會餐時為使自己愧疚的心理有所彌補，他便把自己碗中的肥肉撥給排長，由于排長一向對肥肉反感，因而對“老肥”的舉動更加不滿，為此“老肥”的情緒降到了最低點，意識到自己徹底完了，為什么？無非是作為“排長”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他的命運和前途才使其惶恐不安，后來，“老肥”靠積極努力創先爭優當上了“骨干”，希望有一朝一日去給軍長開小車，由于大家都要求進步，這樣“老肥”的進步致使他人無法進步，甚至將來有可能影響他人的前途，于是同時入伍的“元首”便偷偷向團里匯報了他犯羊羔風病的內幕，結果剛入伍兩個月的“老肥”不得不中途退伍，回去之后，他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政治前途無望，便跳井自殺。老兵李上進，把參軍入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他如此重視入黨，并非出自他個人對政治生命的特殊關注，而是因為這是當時人們衡量一個人軍人價值的主要標準之一，因此，李上進的悲喜憂樂便基本上圍繞著是否入黨這一軸心運作，他經歷了一次次的考驗，結果一次次入黨機會從身邊錯過，失望之余他則把自己未能如愿的原因推到指導員身上。并暗中進行開槍報復，后因此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老肥”的自殺，李上進由一個渴望上進的老兵論為階下囚的命運悲劇的形成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然而深層的緣由難道不也和極左的政治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嗎？
　　由于政治具有一種影響人、控制人、滿足人的欲望的魔力，因此，在政治的影響下，正常的人際關系常常會變味變色，純潔的鄉情、和睦的鄰里、親密的夫妻在政治觀念的籠罩下很快地異化變質，正常的人性開始變得異常和扭曲。文革中孫實根在鄰縣被揪斗，本希望回到家鄉尋找一點精神的安慰，誰知家鄉的父老鄉親不僅不同情他的遭遇，不念及他在三年困難時期給予的資助，反倒落井下石，重新對他進行批斗，受斗回家寄希望于妻子的安慰與愛撫，豈料老婆又跟他鬧了起來。他從自己痛苦的生命體驗中感受到：夫妻之間不是甘與共相互攙扶著走完人生這段艱難歷程的伴侶，而是大難來臨各奔東西。趙刺猥、賴和尚的老婆依靠丈夫在村中的權勢，蠻橫地白吃李葫蘆家的香油，李家忍氣吞聲多年，后來李葫蘆因背毛主席語錄成績突出，受到公社領導的表彰，這時兩人回到家里，都囑咐自己的老婆，以后淹菜不要再到李家去放香油了。（《故鄉天下黃花》）這種無所不在的權力關系既構成社會的重要本質，又逐漸改變著人性的本來面目，有意無意地使正常人走向人性的反常與扭曲。《官人》中身為常務副局長老張為了探測部長意圖，對部長的小秘書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陪著小秘書釣魚還不算，甚至不惜在前座上抱著已經熟睡的小秘書的女兒，《官場》中的縣委書記金全禮成績平庸，靠與省委書記的私人關系得以升遷，事后金全禮為此向其致謝，這時，許年華則表現出一種冠冕堂皇的面孔。明明是個人間的私情促成了官位的提升，但語言上表現的是如此堅持原則，從這些“官人”身上我們更清晰地察覺出政治文化對正常人性的扭曲以及這種現象背后人物不得已的苦衷。
　　質言之，追溯劉震云創作的來龍去脈，我們發現他一以貫之的精神，即對小人物、普通平民生存困境和生活態度的關注以及傾注全力去刻畫他們被有形無形的政治文化任意擺布的或憂或悲的生存景觀，并對那些置身于官場之中命運難測、人性扭曲的頭人們給予審美觀照。
　　　　　　　　　　　　　　　　　　　　（責任編輯　曾祥芹）＊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66-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曹書文19961996 作者：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66-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曹書文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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