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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在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同時，也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紊亂，從而為人類未來發展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現實的迷津往往牽動著人們對歷史的文化回視。當前，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日益升值，贊美之聲不絕于耳，而對所謂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等觀念的撻伐之聲亦是此起彼伏。面對此景，哲學應該冷靜下來，按照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把中西天人觀置于較為廣闊的文化背景與時空座標中進行比較性分析，對其內容與意義進行理性廓清。這對于當代條件下新的天人觀的確立，對于合理把握傳統文化與現實的關系，不乏啟迪意義。
　　 一
　　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過程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矛盾不斷展開、解決的循環過程。從文化意義上說，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是文化生成的根本關系。一切文化現象和精神活動的展開都是首先以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其對這一關系的理解和處置為背景的。作為以關懷、引導人類向未來前進為莊嚴使命的哲學來說，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是其視野中的關注焦點與核心內容。
　　不同的早期自然條件，為中西天人關系的理解差異及各自發展軌跡孕育了觀念“胚胎”。馬克思談到原始公社中文化與自然關系時認為，在文化初期，“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①］從文化發生學角度審視，這就意味著，在人類文化的肇端，自然界對人的客觀強制性，自然環境為人提供的生存的天然基礎，規定著不同條件下各個民族的文化狀態，規定著人們對世界的不同理解和掌握方式。例如，希臘人生活在海洋國家，由此而決定了他們的早期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是航海和商業活動。商業活動的變化莫測與逐利本性刺激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索取的欲望與實踐躁動。而面對波濤洶涌大海的航海活動，他們要了解并駕馭這種翻臉無情的自然，要探究蒼茫昊天的奧秘所在，就把人身外的自然作為自身的改造對象加以研究、探索，以利于人類的征服。在這種條件下所形成的對自然征戰的意念，可視為后來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觀念的理性“種子”。中華民族的祖先生活在遠離海洋的內陸江河流域，作為江河的哺育者，他們對江河有著緊密的依賴關系。農業作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決定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親近感。這就極易使人們把自身與自然的和諧作為理想的目標。“農民的生活方式是順乎自然的。他們贊美自然，譴責人為，于其純樸天真之中，很容易滿足。他們不想變化，也無從想象變化”［②］。因此，中國特定的自然條件以及幾千年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形態的發展，造成了中華民族延綿不絕的眷戀與追求“天人合一”理想目標的心態。
　　回視博大雜陳的中國文化史，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存有多樣化理解。荀子的“天人相分”說與劉禹錫的“天人相勝”說，均有著征服、戰勝自然的意義表達。但在整個思想史的發展過程中，此類觀點沒有構成主流地位。占據主導與核心位置的是“天人合一”觀。從“天人合一”思想演變的歷程省察，它最早源于《周易》的天人協調說，經過孟子的性天相通觀點與董仲舒的人副天數說，到宋代的張載、程顥、程頤而達到成熟。“天人合一”觀主要包括下述內容：
　　第一，人生存于天地之中，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周易·序卦》中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③］這從天地萬物生長的時序上肯定了人類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后來許多思想家據此出發，主張“天地萬物一體”的觀點。中國古代哲人都意識到人類生活和其環境即自然的密切關系。
　　第二，天道與人道一致，人應順從自然界的普遍規律。程顥認為：“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世；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其余皆通”。［④］其意在于追求自然之道和人之道的一致，追求人和自然相和諧的目標。張載則以“一物兩體”視作貫通自然界與人類的普遍規律。他從前也認為應改造自然，但更強調人應順從自然之道。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突出的是人對自然的順從。
　　第三，道德原則和天道的一致。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倫理色彩，在天人關系的理解中顯現出來。“天人合一”不僅僅是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還是一種關于人生理想，關于人的最高覺悟的學說。《周易》討論夫婦、父子、君臣、禮義等人生問題，都同天地聯系起來。這種傾向到了后來儒、道人生哲學那里發展到極致，人生問題和“天人合一”問題幾乎被融為一體而加以考慮。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⑤］人的心性和道德的根由在于天。“天”被賦予倫理意義；反過來，人又稟受了天道，因而人性才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內涵。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調諧。“天人合一”在這里成為服務于政教倫常，協調人際關系，建構社會秩序的政治、道德觀念，成為統治階級把其統治規范、階級秩序詩化的人生觀、價值觀的折射。
　　這是中國“天人合一”觀念發展的大致脈絡。
　　西方思想史在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前，早期的自然哲學關于人與世界、自然關系的學說，也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與追求。當時的“物活論”就是最明顯的表現。即使到了近代，這一思想仍然有所延續。但是，相較于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的觀念更為明顯與突出。
　　西方文化強調征服、戰勝自然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經典《圣經》。圣經認為，世界與人都是上帝創造的。人和自然本來是一種和諧關系，由于人類的始祖吃了禁果，受到上帝的懲罚。上帝讓蛇與人世世為敵，讓土地長出荊棘和蒺藜，使人必須終年辛苦才能得到生活用品。這類說教隱含著一系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與啟發：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統治自然界的權力和欲望；人與自然界是敵對的；人要在征服、戰勝自然的艱苦斗爭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這些思想觀念影響深遠，在很大程度上，鑄就了西方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基本態度。
　　到了近代，作為西方自然條件以及基督教文化所萌芽、潛伏的“天人相分”觀念才日益在理論上明朗化并迸發出實踐力量，從而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拉開了與中國傳統天人觀的距離。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高揚人的價值與尊嚴，通過對上帝的否定而解放著人自身。在這一思想洪流中，由于把人類對世俗享樂的追求強化到唯一合理的價值目標，這種享樂主義再加上近代自然科學所涵孕的人類理性至上論的支撐，就使得人道主義逐步轉化為人類中心主義。這一理論，一方面以為人類在認識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原則上不存在解決不了的難題，由人類理性至上論或自然科學萬能論確立起認識論方面的信念。另一方面，由于把物質生活滿足和感官愉悅作為“人就是最高目的”的近代詮釋，這種庸俗享樂主義的膨脹構成其實踐方面的信念，即滋生、擴張了人們對自然的征服欲。由此，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西方拉開了大規模征戰自然的歷史帷幕，造就了一個新時代的興起。在近代西歐文化中扎根的“征服自然”這一攻擊性自然觀，是與其文化發展系統相輔相成的。
　　對中西天人觀上的差異，許多學者都曾指出過。本世紀初，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是“人間征服自然的”，東方文化是“自然支配人間的”。日本學者北聆吉也認為，“西洋之文化為精神之自由，先傾其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東洋諸民族則“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游樂是也”［⑥］。當代，大多數學者基本上持此理解傾向。這些認識，包含有一定的真理價值。
　　 二
　　當前，人們對傳統天人觀的關注，有兩種意向：一是通過對歷史上天人關系的反思求解出現代矛盾產生的文化根源；二是以對傳統文化價值意義的追尋，形成當代人對天人關系應有的處置態度。應該說，這一思維態度有合理之處。但，許多論者卻接受、認同了另一觀點，即西方的“天人相分”、“征服自然”的觀念是導致當代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精神根源，東方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則指明了人類解決自身與自然關系的正確出路。這種思維指向的極端化隱含著對中西天人觀認識上的混亂。因此，對二者的實質性關系，有必要在人類歷史背景及文化發展過程兩個視角中加以分析。
　　首先，傳統“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觀念分屬不同的歷史時代，與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相適應。
　　人類歷史的早期，人面對自然，“完全象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象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⑦］。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適應的、受制的、原始統一的。在這種關系下，人類的全部生活習慣、生產方式都建立在依賴于周圍環境的基礎上，服從大自然的擺布，順應自然界的發展。這種人類與自然的原始諧和、統一的境界，是自然所賜與而不是人類自身奮斗的結晶。它表現了人類對自然嬰兒式的無邪的天真、淳樸的信賴，它絕不是至善的境界，而是當時生產力極端低下的結果。正是由于這種“和諧”的追求，使人們充滿了對自然的崇拜與敬畏，相應也就束縛了人類自身創造力的發展。傳統“天人合一”觀念，恰恰是古代人與自然這種原始統一的思想表現。它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有著必然的聯系。
　　人與自然關系的解決過程是人自身生存與發展需要的滿足過程，這一過程不是簡單重復而是體現著進化的特征。１４世紀末，敏感的思想家從工業的初步發展中感觸、把脈到社會歷史突變的前兆，理性主義文化的興起承担了社會變革清道夫的作用。理性主義文化的特征之一，即以樂觀主義的態度把人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到征服并支配自然的高度。近代理性主義文化以及征服觀念的崛起，并不是自發的、孤立的，不是由文化的內在邏輯而自在確定的，它與資本主義經濟條件的萌芽與發展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在一定意義上說，“征服自然”觀念既是對資本主義的文化催生，又是資本主義的實踐呼喚。文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在此時得以充分的體現。近代工業實踐需要培養的是一種“理性主體”，是一種用理性和知識發現、占有、支配自然的實踐意識。所以，當時許多思想家如培根、笛卡爾等都極力鼓吹科學力量、知識力量，認為科學可以使人成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人類的價值就是發展理性、掌握知識，從自然界獲得財富。尤其是１８、１９世紀出現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發展。人類應用新的生產力控制了一個又一個自然物，處處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輝煌勝利。改造自然的成功事例，使人類強化了自身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這樣，人類與自然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由過去自然界對人的統治變為現在的人類可以駕馭部分自然，它標志著人類對自然認識和改造能力的提高。其次，過去對自然、對神的崇拜轉變為現在對人自身的崇拜，它標志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位置變換。這代表著人類卓有成效的勇于進取精神，是人類能力的輝煌展示。正因為如此，人類才能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才有今天的現代文明。近代文明所開創的人類進步，其動力確實來自于人對自然的征服，而不是傳統“天人合一”所沉悶延續的結果。
　　當近代西方對天人觀的理解發生變化，人們以自身的理性力量向大自然宣戰的時候，中國仍處于封建社會內部結構的演化之中。從經濟與文化關系的多重視角審度，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狀態既沒有引起對傳統天人關系的重新詮解，“天人合一”所內蘊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追求也沒有激發起中華民族向自然進軍的欲望與雄心。在西方開山伐路式的行進中凱歌高奏的時候，在中國，“天人合一”觀念作為農業社會“順天”的生活、生產方式的倒影與折射，仍在催化、孕育、歌頌寧靜、太平、溫馨的情趣，而沒有勾劃出人與自然較量的雄偉畫面。近代之后，無論從天人關系的理性認識還是從其所引發的實踐水平以及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來看，中西方差距明顯擴大。
　　其次，傳統“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觀念處于人類認識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代表著不同的思維水平。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人類社會的思維規律經歷了總——分——總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古代，由于實踐和科學水平的限制，當時人們對自然世界的思維把握具有直觀、朦朧、整體的特征。但是，人類對事物總體的精確認識，是以對事物的具體理解為基礎的。因此，隨著實踐與自然科學的發展，近代，通過對傳統直觀式的整體性思維的糾校而使人的認識觸及到事物的具體、局部及其內在結構。從人類認識進化史的角度透視，古代朦朧思維方式被近代具體思維方式所替代，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必然環節。當然，隨著歷史的演進，１９世紀，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自然科學與實踐發展所反映出來的綜合性要求，又指出了人類思維發展的整體性特征的現實與前景。以此為契機，馬克思創立了以普遍聯系為特征的唯物辯證法，初步完成了人類認識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從而實現了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場革命。
　　把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與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觀念放置于這一認識發展背景中審視，二者所體現的認識水平有著明確的歷史階段性分界。
　　傳統“天人合一”所體現的對人和自然和諧目標的追求，與人類思維的直觀猜測、抽象整體性相聯系，因而它對這一關系的理解是朦朧而非精確化的。由于內含著人對自然的絕對敬畏與順從傾向，相應也就制約了人自身能力的發展，它對人的理解是保守的而非奮發進取的。這一概念表征的是主觀能動性受抑的人與非精確化的自然的對應關系。
　　實質上，世界發展規律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從特殊性角度省察，天的法則是自然法則，人的規則是社會法則，人之所以與動物不同，就因為他突破了動物的界限，這才能使人從自然界分化出來。在這一意義上，“天人相分”是促使人類歷史包括人類認識史發生質變的撬板。西方“天人相分”思想的提出與“征服自然”觀念的崛起，正是對“天人合一”朦朧追求的自覺掙脫。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喚醒了人類沉睡的理性。對人的自然意義、社會意義的沉思與探究，對人的能動性與實踐本質的揭示與開掘，使人類對自身主體性特征的理解進入規模宏大、透視深刻的歷史新時期。由于人的中心地位的確立，為了使自然更迅捷地被利用與征服，西方近代開始了對自然內在本質及規律的精確性研究，從而導致自然科學進入突飛猛進的發展時代。在此基礎上，構成人與自然互化的、多重的、實踐的關系，形成了人以對自身能力的確信向可理解的自然開戰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而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一直到本世紀初，仍然停留在直觀、猜測的認識水平。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兩極來看，既缺乏對人自身本質特征的開發式研究，又滿足于對自然理解的“歷史”狀態。人與自然本身是一個互為對象化的動態關系，人對自身認識的薄弱造成人對自然認識與改造能力的停滯性重復。而對自然認識的籠統浮淺，則阻礙著人自身主體力量無論是理性認識還是實踐水平形成應有的質變。對人與自然的總體關系，由于沒有隨著歷史時序的未來指向而把其置于“現代”意義上進行開拓性分析，從而阻止了理解水平的時代性過渡。“天人合一”所蘊含的“順天”、“無為”思想不僅沒有激發人的進取精神，往往成了宿命論與張揚迷信的工具，以致于中國在后來發展中無論是科學還是實踐水平都落后于西方。五四前后，才有一些清醒的學者對中西文化在時空座標上進行比較性分析，對“天人合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對人與自然相統一觀點的強調，是對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關系的體悟，這一理解由于體現著對古代思維方式的過多依戀，隨著近代史的開端，它已經失去了光彩，不具備開掘近代、當代人類輝煌的潛能。
　　總括上述，（１）中國天人關系的理解，有著歷史回視性與因襲傳統的傾向，“天人合一”停留在古代思維水平而沒有形成應有的變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社會歷史的開拓；西方從傳統天人關系的蒙昧理解中蛻升出征服自然的近代追求，則體現著面向未來的理智覺醒。（２）中國的“天人合一”與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狀態保持著“和諧”，而西方征戰自然的觀念則與資本主義文明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正如瞿秋白所說：“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是時間上的遲速。”［⑧］二者的區別不僅僅是表征的民族性差異，更是時代性差異。
　　 三
　　人與自然矛盾的展開、解決形式是進化的，人類對這一關系的理解亦是發展的。“征服自然”觀念盡管極大地擴充了人與自然關系的質和量兩個方面，刺激和推動了人對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術征服，并且這種文化精神至今仍在支撐著工業文明以極強的內驅力向前發展，但由于它包含著對人開發自然要求的放縱，因此，這一觀念在實踐中釋放價值能量的同時，也導致了人的異化、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等全球性消極后果。這說明，對人與自然關系需要結合時代條件，觀照當前實踐特點進行重新闡釋。
　　人與自然關系的當代理解，當然要借鑒傳統。以儒家和道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通過直觀的方式體悟到人和自然統一的精神，這對于工業文明條件下面臨著人與自然分裂困境的人類，確實可以提供某種有益的啟示。但如果由此出發，認為傳統文化含有包治當代社會“病”的靈丹妙藥，則就走向謬誤。當前，有人認為，人與自然矛盾的解決，應從中國傳統對人與自然“和為貴”的追求中去消解“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觀念所帶來的惡劣后果。更有人倡言，傳統“天人合一”觀念是引導人類擺脫生存困境的“思想先鋒”。這類論點所顯露出的對民族文化的崇尚與贊美固然令人鼓舞與自豪，但仔細推敲，其中內蘊著明顯的理性缺失。如上所述，傳統“天人合一”對當代的啟發，只是從抽象意義上所指的，由于其對人與自然關系把握的籠統性，其內容的蒼白不可能在操作層面上為當代人類解決自身與自然的矛盾提供更多的文化價值。同時，人與自然矛盾的現實解決，本身又是一個實踐性問題，涉及到人類實踐方式與技術手段的轉換。實際上，一些科技發展帶來的矛盾還要通過科技的繼續推進來解決。因此，當代意義上人與自然和諧目標的實現，決非是通過一個歷史命題價值的高揚所能完成的。傳統“天人合一”觀念根本無法與工業文明時期人們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對二者統一的追求同日而語。當前，需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以糾校人們對自然開發的掠奪方式和放縱心態。但，當代人與自然矛盾的解決，“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中吸取自己的詩情。”［⑨］
　　根據征服自然過程中所出現的負面效應而懷疑、敵視工業文明的傾向，近代以來一直沒有中斷過。１７世紀，斯賓諾莎通過高度贊美“自然的力量和作品”來表達著他對原始自然面貌的懷戀。以盧梭為旗幟的１８至１９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從對工業文明的抗拒走向對近代文明的批判，用“回歸自然”的口號表達著重建人類文明的理想。浪漫主義對文明的批判，偏于道德感傷主義，因而有一種詩意的迂腐而缺乏理性的深刻，這種通過對現實的憂慮而營造出的悲觀氣氛被人類征戰自然的呼聲所淹沒。當代，西方世界更是出現了科學技術“危險論”的調子，甚至有人喧囂要停止科技發展，提倡回歸自然、返樸歸真。過份強調并追求傳統“天人合一”觀念所蘊含的蒙昧和諧，也是對西方面對人與自然矛盾的消極、悲觀性思潮的回應。對這一思潮的價值意義當然不能一概否定，但其對人類發展出路指向所包含的歷史循環論意念，卻是不現實的。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古代一味追求和諧而無視其間的對立，近代看到了人與自然征服與被征服的矛盾而忽視了其間的協調，這兩種天人觀所固有的片面性說明其在解決當代人與自然關系時已失去作為指導性觀念的價值意義。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已經實現了對上述觀念的超越，對于我們理解與解決當前人與自然的矛盾，仍富有啟示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在古代條件下所衍生出的朦朧思維方式及人屈從自然傾向的批判，已經暗含著對傳統“天人合一”的否定。他們對崛起于近代的征服觀念，也在工業文明的社會背景中作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達到歷史上的新高度，“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⑩］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面，由于人類征服欲望的極度膨脹，盲目性實踐引發出許多人為災患。恩格斯根據歷史的經驗告誡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而要正視由于人的實踐的盲目性而出現的自然界對我們的報復。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傳統天人觀的辯證揚棄，形成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理解。（１）實踐是人類的存在方式，實踐是通過人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使自然順從自己的客觀活動。他們主張人類有征服自然的需要與目的。“象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界進行斗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①①］（２）人們對自然的改造不是任意的。人應通過對自然界的認識，按照自然規律的指向改造自然。“我們對于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②］盡管人有理性威力，但他最終要服從自然的必然性。（３）人與自然是一種對象性的互化關系，二者的統一應是人類追求的目標。人改造自然的同時又受到自然的制約與“改造”。因此，人征服自然乃是意味著使自然成為“人的精神的無機界”和“人的無機的身體。”［①③］使自然變成人的本質即生命表現的對象，通過把作為客體的自然的屬性、規律內化為自己的本質力量，實現人的自然性。這就意味著在高一階段上恢復人同自然界的統一，這種統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①④］其目的是在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中尋求和諧狀態。由此，恩格斯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這個世紀的大變革，即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①⑤］
　　馬克思恩格斯對人與自然統一關系的論述，形式上似乎與傳統“天人合一”觀念有著相似性，其實不然：第一，馬恩關于人與自然統一的論述，是基于人與自然矛盾的現代表現形態，在對近代文明的批判分析中形成的認識；第二，馬恩的論述，是在經過對天人關系合、分階段合理因素辯證揚棄的前提下，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和現實實踐經驗的總結而提出的嶄新觀念；第三，馬恩所提出的人與自然統一，是人的主體能動性與自然規律明確性的交匯與融合，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發展的高度統一。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觀點，仍是當代理解天人關系的文化出發點。如果不帶有什么偏見，我們沒必要繞過這一合理文化觀念而一味地去古代文化中尋找所謂“靈感”。
　　當前，我國正在通過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推進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人與自然的矛盾解決構成了我國現實的重要任務。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明確：一是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水平本來與世界有較大差距。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后起者，不通過對自然的改造以實現生產力的巨大飛躍，我國就很難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在現代化推進過程中，就人與自然的矛盾，我國有與西方相類似的問題。不注意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就會引發一系列消極后果，進而阻礙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實際上，當前中國現代化進程最易受到傳統“天人合一”觀與西方“征服自然”觀的夾擊。兩種觀念的片面性傾向，或是由于傳統力量的慣性使人們過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泯滅了進取精神；或是由于致富的迫切催化出人們開發大自然的放縱心態。這兩種片面性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因此，沿著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維路向，結合世界發展特點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要求，構建新的天人觀就顯得十分必要。在這種情勢下，片面地、不加分辨地以傳統“天人合一”作為我們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主導觀念，可能產生一系列負效應：阻礙我們對人、自然及其二者關系的發展性認識；誤導人們消極地順從自然而忽視了對它的改造；延誤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９０頁。
　　②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３３頁。
　　③《周易·序卦》。
　　④《二程集·遺書卷十八》。
　　⑤《孟子·盡心》。
　　⑥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言治季刊》１９１８年７月。
　　⑦ ⑨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３５、６０６、２５６頁。
　　⑧《東西文化與世界革命》１９２３年。
　　①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２６頁。
　　①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第５１８頁。
　　①③ ①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９５、１２２頁。
　　①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０３頁。
　　 （責任編輯 董翔薇）
　　
　　
　　
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5-10B2科學技術哲學李榮海19971997 作者：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5-10B2科學技術哲學李榮海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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