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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學的“現代復活”，重新成為“顯學”，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一個意義至為重大的事件。回顧一個世紀墨學“復活”的歷史行程，挖掘其中所積淀的豐厚文化珍藏，對于墨學的跨世紀發展十分必要。在湮滅了2000年之后重新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顯學”之一，這種現象本身說明了墨子的理論與主張一定“有當而不可易者也”，也說明了20世紀中國社會一定產生了對這些理論與主張的巨大需要。因此，回顧墨學復活的歷史行程，除了有學術史自身的價值外，更重要的是對墨學繼續存在的合理性所作出的歷史說明。這就是墨學對現代中國的意義。21世紀初葉的墨學向何處去？如何向縱深挺進？這也是思想史界、特別是廣大墨學研究者和愛好者十分關心的問題。本文力圖對上述問題談一點概括性意見，不當之處，敬請海內外宿學鴻儒有以教我。
　　　　　　墨學研究的世紀回眸
　　一種在先前興盛一時的學說，在經過歷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又重見天日，在西方僅有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學術，這就是所謂“文藝復興”；在中國也僅有梁啟超所說的墨學的“現代復活”。
　　墨子生當戰國之初，其弟子徒屬至戰國時代終結前夕，仍活躍在歷史舞臺上：“世之顯學，儒墨也”（注：《韓非子·顯學》。），“孔子墨翟二氏，……從屬彌豐，充滿天下”（注：《呂氏春秋·當染》。）。從孟子所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的話來判斷（注：《孟子·滕文公下》。），在儒墨這兩大“顯學”的角逐對抗中，墨學似還略占優勢。但是，隨著戰國的終結，墨學突然從“顯學”淪為“絕學”，從呼嘯澎湃的思想洪流頓變為不絕如縷的山澗小溪。在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的重重擠壓之下，墨學幾近失傳。但時來運轉，墨學卻在20世紀大放異彩，被學界驚呼為“墨學的復活”！墨學從中古時代的幾近失傳到20世紀的復活再生，再至90年代墨學研究的高潮迭起，其間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發現與整理
　　所謂《墨子》文本的重新發現，這里主要是指：在充分認識《墨子》一書巨大思想價值的前提下，對該書所進行的校注和識讀，校墨、注墨、讀墨和解墨，從清中葉開始，好像突然形成一種頗具聲勢的文化運動，這一運動所結出的最大果實，就是孫詒讓的《墨子間詁》。
　　儒學獨斷地位的削弱，是《墨子》文本重獲世人注意的歷史前提。以“非儒”著稱的墨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實施之后銷聲匿跡，實在是勢所必至。后來，當《孟子》成為“四書”之一，被朝廷規定為科舉致仕的標準教本而為讀書識字者朝夕誦習時，被孟子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墨子（注：《孟子·滕文公下》。），幾近陷入萬劫不復、無人問津的地步。這一局面在明代有了很大改觀，明末，大膽的李贄竟然敢于斥孟崇墨。這與當時在新的經濟因素背景之下出現的新的文化思潮、西方文化的傳入以及這一時期出現的“六經皆史”等議論有極大關系。把經學還原為史學、把儒學還原為子學傾向在明代的出現，說明傳統意識形態內部，正處于變革的前夜。而繼之而來的有清三百年，學術文化領域的總趨勢，是儒學的逐步陸沉與邊緣化，子學漸漸走向繁盛，而墨子則從歷史深處的漫漫長夜中浮出地面。到了明清，這一趨勢更加強化和明朗，這就是前賢所指出的：“清代末造，異族交侵，有識者漸諗儒術不足以拯危亡，乃轉而游心于諸子群言與夫西方學術，墨子由晦而稍顯，時使然也。”（注：王煥鑣：《墨子校釋商兌·前言》，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在墨子文本的發現與整理史上，明末清初的傅山有蓽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他的《墨經·大取篇釋義》，開后來乾嘉子學研究的先河，也為四百年來的《墨辯》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墨學研究的真正復興，開始于乾嘉盛世。被稱為“名教罪人”的“墨者汪中”，是這一時期，也是整個墨學史上全面校勘《墨子》全書的第一人，但他的嘔心瀝血之作《校陸穩刊本墨子》惜已失傳。雖然如此，但其歷史價值依然不可忽視：汪中不僅是整理《墨子》全書的第一人，也是針對孟子對墨子的詆毀，試圖為墨子全面“翻案”的第一人。他對墨學的高度推許，在當時不可不謂石破天驚之論。汪中之后或同時，系統為《墨子》作注的是當時的大儒、《續資治通鑒》的作者畢沅及其助手盧文ｃｈāｏ＠①、孫星衍等人。畢沅的《墨子校注》十六卷是留傳下來的最早的《墨子》注本。在疏通全書疑難字句之外，畢沅為最終順利解讀《墨辯》作出的一個決定性貢獻是：發現了《墨辯》原始文本的寫法，從而推動了對《墨辯》錯簡的整理。在《墨子》錯簡的整理上，蘇時學的《墨子刊誤》一書作出了一定貢獻，其書“正訛誤，改錯簡”，使《墨子》書中許多疑滯之處，“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這一時期隨著西學東漸，還使中國學者能夠首次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來重新審視墨學。鄒伯奇的貢獻就是一例。他在1845年撰寫的《學計一得》中明確指出：“《墨子·經上》云‘圓，一中同長也。’即幾何言圓面惟一心，圓界距心皆等之意。”此類發現不僅是墨學研究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而且對后來墨家自然科學內容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導作用。而這一時期整理、校注《墨子》文本的集大成之作，則是晚清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孫氏此書的衡估最為得當：“孫仲容（詒讓）‘覃思十年’，集諸家說，斷以己所心得，成《墨子間詁》十四卷；……俞蔭甫（樾）序之。謂其‘……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誠哉然也！大抵畢注僅據善本讎正，略釋古訓；蘇氏始大膽刊正錯簡；仲容則諸法并用，識膽兩皆絕倫，故能成此不朽之作。…其《附錄》及《后語》，考訂流別，精密宏括，尤為后來讀子書者所未有。蓋自此書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朱維錚校注），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 ～360頁。）孫詒讓自己說，“先秦諸子之偽舛不可讀， 未有甚于”《墨子》書者。而他“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于注。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倘更宣究其旨，俾二千年古子，厘然復其舊觀”（注：《墨子間詁·序》，見上海書店《諸子集成》本。）。可以說，經過150 多年的努力，在孫詒讓手中，被塵埋了近2000年的《墨子》文本的本來面目已基本上“厘然復其舊觀”、“盡還舊觀”。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墨子》文本的重新發現”。
　　　　二、民初至五四時期：《墨子》價值的重新發現與詮釋
　　前曾指出，清初至乾嘉，眾多學者之所以爭相治墨學，主要是出于對墨學的價值重估。其實，國人對墨學價值與意義的真正發現與體認，是從西學傳入中國之后的晚清開始的。在“西學”特別是其中的自然科學的映照下，墨學的價值與意義，特別是從未有人讀懂過的“墨經”的價值與意義顯示出來了。欒調甫對這一過程作了精彩、透辟的分析：“道咸以降，西學東來，聲光化電，皆為時務。學人征古，經傳蔑如。墨子書多論光重幾何之理，足以頡頏西學。……光宣之交，博愛之教，邏輯之學，大張于世。而孔門言語之科，不聞論辯之術。孟軻劇口之談，亦多不堅可破之論。加以儒先克己慎修為教，更無舍身救世之慨。惟墨子主兼愛則殺身以利天下，出言談則持辯以立三表，事偉理圓，足與相當，此其由微而得以大顯于世者。”（注：《二十年來之墨學》（1932年作）， 引文見《墨子研究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頁。除此之外，在寫作過程中還參考過譚家健《墨子研究》、秦彥士《墨子新論》等書的有關部分和張斌峰《近代〈墨辯〉“復興”的歷史過程》（載張知寒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三〉）、孫中原《否極泰來，絕學再興——論四百年來的墨學研究》（載張知寒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二〉）等文。）
　　清末民初，出現了“國人家傳戶誦，人人言墨”的盛況。墨學在這時的繁盛，絕非偶發因素所致。如果說，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從宗法貴族社會向官僚士農社會的深刻轉型造就了墨子的話，那末，20世紀中國從士農社會向工商社會的偉大過渡又一次選擇了墨子，墨學又一次担當了“振世救弊”的巨任。俞樾在《墨子間詁·序》中評論天下大勢時說：“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其論雖未必確切，但戰國與近代中國是歷史上的中國兩次可以相提并論的劇烈轉型則可以斷言。它們均由一個時代過渡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由一種社會政治體制轉變為另一個判然兩分的社會政治體制。在這種新舊社會交替的時期，一切現象幾乎均與相沿成習的傳統精神相悖，而固有文化學術幾乎皆不足以應對這種滄桑巨變。這樣，清末民初，儒學衰落，在舉國歡迎“新知”的同時，人們也以全新的目光重新打量原來一直被視為“異端”的學說。孔孟儒學看來已不可能再據以治國平天下，墨學再一次應運而出。當中國社會歷史、中國學術文化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需要重新定向的時候，墨學以其自身迥異于儒學的特殊價值，為中國未來路向的重新選擇適時地提供了參照，尤其是適時地填補了由于儒學的被遺棄所產生的精神和心理空白。在這種背景下，在《墨子間詁》使得《墨子》一書“人人可讀”的基礎上，民國時期墨學研究的重點，是《墨子》一書義理、價值、意義和精神的發現、開掘與詮釋，這也就是時人所說的：“清儒治墨子者，不過校注而已，初無事乎其學也。逮至近二十年來（1912～1932，引者注），述學之作，云合霧集，而墨學之深義，亦日有啟揚矣。”（注：《二十年來之墨學》（1932年作），引文見《墨子研究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頁。除此之外， 在寫作過程中還參考過譚家健《墨子研究》、秦彥士《墨子新論》等書的有關部分和張斌峰《近代〈墨辯〉“復興”的歷史過程》（載張知寒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三〉）、孫中原《否極泰來，絕學再興——論四百年來的墨學研究》（載張知寒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二〉）等文。）
　　這一時期，人們對“墨學之深義”有一系列發現，其中堪稱重大發現者有以下三端：其一，墨學的平民性質的發現。這是包括汪中、畢沅、孫詒讓等在內的囿于士大夫立場的清儒們所無法企及的，這一點只有到“五四”時期“勞工神圣”的口號和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流行之后才能被人們發掘出來。從梁啟超到方授楚，都為這一發現作出了貢獻。現在看來，墨子的理想、要求和愿望，是對下層百姓、庶人賤民、“農與工肆之人”，即弱勢者、被壓迫被剝削者等勞苦大眾的理想、要求和愿望的集中的古典表達。準此而言，墨學平民性質的發現，是迄今為止最具有革命意義，能全面刷新對墨學認識的發現。其二，墨學的科學價值的發現。這也是在傳統的知識框架和學術天地里所無法想像的。在兩千多年前的《墨子》一書中，人們竟然能看到埋藏著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刻的數學、幾何學、光學、力學、物理學、天體學等“西學”即自然科學的重要內容，這不能不令中國知識界感到無比欣慰，也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品格的判斷：中國傳統文化在源頭上不僅具有人文品格，也具有科學品格。這種科學品格在后來的喪失，是歷史上中華民族所遭遇的少數巨大不幸之一。其三，墨學的邏輯內容的發現。這一發現與墨學的科學內容的發現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如果說科學內容的發現主要是指光學、力學等科學知識的發現的話，那末，這里所說的邏輯內容的發現則主要是指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發現。梁啟超最先在墨子的背后看到了亞里士多德的身影，在《墨辯》中掘發出“三段論”那樣的從公設出發的推理過程。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則借助西方的科學方法全面而深入地詮釋出《墨辯》的邏輯學意義，從而奠定了墨子在世界邏輯學史上的地位。上述三大發現表明，民初的墨學，適應時代的需要，已從以校注為主的考據之學轉變為以詮釋為主的義理之學。
　　　　三、30至60年代：墨學研究的全面展開與成就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政治與學術的雙重進步使墨學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欒調甫即指出：“民國肇造，政體更張。學術亦因之盡脫專制之羈絆，入于放任自由之途，是以二十年來：士治舊業已無經子之界， 理趨大同悉泯中西之見。”（注： 《二十年來之墨學》（1932年作），引文見《墨子研究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第141頁。除此之外，在寫作過程中還參考過譚家健《墨子研究》、 秦彥士《墨子新論》等書的有關部分和張斌峰《近代〈墨辯〉“復興”的歷史過程》（載張知寒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三〉）、孫中原《否極泰來，絕學再興——論四百年來的墨學研究》（載張知寒主編《墨子研究論叢》〈二〉）等文。）中國的學術界此時已經走出了“五四”時期的開辟草創階段，與世界學術大勢接軌的現代學術范型基本形成，前一時期學者的那種浮躁、輕率、粗疏和對待外來學理上的生吞活剝、牽強附會，已為更專業化、更精細審慎、更踏實沉穩的學風所取代。受這種學風的范導，墨學研究也呈現出一種清新的氣象：研究在更大范圍內、更多的學理層面上展開了，晚清以來的那種認為泰西之學“其源蓋出于墨子”的虛驕心態消失了，乾嘉漢學考據與微言大義解讀等不同的學術路數分途推進，《墨子》一書中的政治學、倫理學、科學、邏輯學、軍事學等廣泛內容都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研究，圍繞著墨辯邏輯與墨子國籍的論戰此起彼伏，墨學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這種墨學研究上的全面繁榮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而在一些領域里（如《墨經》研究）一直持續到6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墨學研究的主要創獲具體說來有以下諸端：
　　在《墨子間詁》的基礎上，對《墨子》文本的樸學工作仍在繼續。《墨子間詁》，上接千年，下推百世，承前啟后，功德無量。但是，《間詁》一書并未一舉解決所有問題，而遺留下相當多的空白，而且當時認為已被解決的一些問題其實仍包含著錯誤。尤其是奧義難解的《墨辯》，在梁啟超看來，孫詒讓留待后人的空白更多：“孫仲容著《墨子間詁》，全書疑滯，剖抉略盡，獨此四篇，用力雖勤，所闡仍寡。即以校勘論，其犁然而有當者，亦未知得半。”這樣，前修未逮，后學踵繼，一時注家蜂起。《墨子間詁校勘》（楊嘉，1921）、《墨子間詁箋》（張純一，1922）、《墨子集釋》（張純一，1931）、《定本墨子間詁校補》（李笠，1922）、《續墨子間詁）（劉昶，1925）、《墨子刊誤》（陳柱，1926）、《墨子新箋》（高亨，1961）、《墨子舉正》（孫人和，1930）、《墨子新證》（于省吾，1938）、《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岑仲勉，1948）、《墨子校注》（吳毓江，1944）、《墨子校釋商兌》（王煥鑣，1986）等著作，紛紛問世。其中，張純一的《墨子集釋》和吳毓江的《墨子校注》，被認為是1949年前發現最多的兩部書，吳著尤被稱許為“孫詒讓以后最完備的《墨子》注本”（注：譚家健：《墨子研究》，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頁。）； 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在專家看來亦屬于填補空白之作（注：秦彥士：《墨子新論》，（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頁。）， 而王煥鑣的《墨子校釋商兌》，則直接匡正《墨子間詁》140 多條疏略失誤之處，成就空前。
　　繼梁啟超之后，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理來詮釋、開掘《墨子》意義的工作向縱深拓展。民初至五四時期，中國墨學史上成就、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他的《子墨子學說》、《墨子之論理學》、《墨子學案》和《墨經校釋》，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文字魔力，把《墨子》一書的要義普及于國中，尤其是他首次采用西方現代學術分類方法，從政治學、經濟學、宗教學和倫理學諸方面對《墨子》學說的初次闡釋，別開生面，影響至巨。沿著梁啟超開辟的這一學術理路繼續前進，是三四十年代墨學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墨子政治哲學》（陳顧遠，1922）、《儒墨之異同》（王桐齡，1922）、《墨子分科》（張純一，1923）、《墨子哲學》（郎擎霄，1924）、《墨子學說》（胡韞玉，1924）、《墨學十論》（陳柱，1926）、《楊墨哲學》（蔣維喬，1927）等，均是這一方向上的重要著作。而《墨學源流》（方授楚，1936）一書，最為出色，“為三十年代墨學研究著作中資料最豐富、論述最詳密的一種”（注：譚家健：《墨子研究》，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頁。）。 在梁啟超的基礎上，該書更從容、更深入地展開解說了“墨學之淵源”、“墨子學說之體系”、“墨子之根本精神”、“墨子之政治思想”、“墨子之經濟學說”、“墨子之宗教信仰”、墨子之“知識論與辯學”和墨子之“實用科學”。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作者對墨子學說平民立場的有力論證。與方授楚相反，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墨學予以徹底否定，認為墨子是代當時的王公大人立言。此一看法，在現代墨學史上另起一波。
　　《墨辯》復興是近代墨學復興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這個過程中，梁啟超和胡適起了關鍵的作用。《墨經校釋》與《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說是《墨辯》復興史上的兩座里程碑。這兩位學界領袖登高一呼，應者云從，遂使《墨辯》研究成為二三十年代之后《墨子》研究的中心議題，導致“附庸蔚成大國”墨學格局的出現。《墨辯》研究集中反映了2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整個墨子研究所達到的深度和所獲致的成就。《墨辯解故》（伍非百，1923）、《墨子大取篇釋義》（張之銳，1923）、《墨經新釋》（鄧高鏡，1931）、《墨經通解》（張其煌，1931）、《先秦辯學史》（郭湛波，1932）、《墨辯討論》（欒調甫，1926）、《墨辯新注》（魯大東，1933）、《墨經哲學》（楊寬，1942）、《墨子辯經講疏》（顧實，1936）、《墨家的形式邏輯》（詹劍峰，1956）、《墨子研究論文集》（欒調甫，1957）、《墨辯發微》（譚戒甫，1958）、《墨經校詮》（高亨，1958）、《墨辯的邏輯科學思想分析》（汪奠基，1961）等著作，是梁啟超、胡適之后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欒調甫有關墨經的部分見解被梁啟超譽為“石破天驚”的“發明”，并引起一場墨經論戰；伍非百的《墨辯解詁》被認為“是對中國邏輯史的巨大貢獻”（注：見沈有鼎為伍非百《中國古名家言》一書所作“序”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譚戒甫的《墨辯發微》甚受學術界重視；而高亨先生的《墨經校詮》在專家看來，則是“近幾十年來研究墨經最有成就的書”，是孫詒讓之后的“第二個集大成者”（注：《楊向奎教授的講話》，見《墨子研究論叢》（一），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頁。）。
　　1949年后，墨經研究在墨學領域之所以一枝獨秀，原因非常復雜，這和墨經研究屬純學術問題、知識論問題，基本不涉及當時比較敏感的階級定位和社會政治評價問題有關，所以承二三十年代的討論余緒，持續下來。但到“文革”突發，從清末開始“復活”了近一個世紀的墨學遂整體上陷入十多年的沉寂之中。此前的50年代，唯一的一部全面研究墨學的專書是任繼愈先生的《墨子》。此書雖僅為墨子生平思想之簡介，但仍具有獨特價值，僅書中對墨子生平之考辨即足以成一家之言。后來任先生對墨學研究的許多指導性見解，亦由本書引發。
　　　　四、80至90年代：墨學研究的重新啟動與深化
　　“文革”結束之后，中國大陸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學術的春天，墨學研究也在這種春天的陽光雨露滋潤之下，重又走向全面繁榮的新時期。墨學研究的這個新時期，大體上可劃分為80年代和90年代前后兩個段落。
　　前一個10年，從最基本的趨勢看，學界對墨學的探討，仍然延續了30年代以來的學術傳統：將更多的精力、注意力傾注在對墨經的考索上，而對墨學其他層面的研究相對薄弱。而且，這時的墨學研究遠未引起學界的關注，更未引起社會的關注。這種狀況的出現，一方面是學術的連讀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是整個80年代，“全盤西化”的潮流影響了人們對傳統思想學術的正面觀察。墨學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被有意無意地鎖閉在象牙塔內。即將過去的后一個10年，其大勢則又是儒學的強勁上揚與墨學的二次復活齊頭并進。盡管上述背景限制了80年代墨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但由于長期的學術積累，學術界在墨經研究上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沈有鼎在《墨經的邏輯學》（1982）一書中，以其邏輯學大家的眼光，對《墨經》的特點、價值作了獨到精深的闡發，所附“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論，更是發二千年墨學所未發。此外，陳夢麟的《墨辯邏輯學》（1983）、方孝博的《墨經中的數學和物理學》（1983）、楊向奎先生的《墨經數理研究》（1993）、譚戒甫的《墨經分類譯注》（1981）、周云之的《墨經校勘、注釋、今譯及研究——墨經邏輯學》（1992）和姜寶昌的《墨經訓釋》（1993）等著作，共同把對墨經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特別是一批有理工專業背景的學者更把對墨經中所蓄含的自然科學成果的開掘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楊向奎先生可以說是這批學者中的卓越代表。先生既是歷史學家、思想史專家，又有深厚的經學、小學功底，還有對理論物理學的深入鉆研，這些別人所不同時具備的優勢的組合，使得先生的《墨經數理研究》在許多方面能獨步一時。
　　即將過去的90年代，是墨學史上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在這個短短的10年內，可以說有許多大事值得永遠載入未來的墨學編年史中。這些大事的起點，是對墨子具體出生地望的考定；接著是1990年山東大學與滕州市政府聯合組建的“墨子研究中心”的成立；此后則是“中國墨子學會”和“墨子基金會”的創設。在這些機構的運作下，中外學者得以匯聚一堂，使得首屆墨學研討會成為中國墨學研究史上的劃時代重大事件。加上本次會議，我們在10年之內連續召開了五次大型國際和國內墨學研討會，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學術反響。四輯《墨子研究論叢》的相繼出版，尤其值得我們大書特書。“墨子紀念館”的建筑落成，更給我們的墨子研究的進行提供了依托。上述這些共同創造了墨學研究的十年輝煌！在談到墨學研究的十年輝煌時，我們不能不提到去年故去的張知寒教授。張知寒教授把墨子考定為滕州市人，不但解決了一個千古懸案，而且奠定了山東大學與滕州市十年合作研究墨子的基礎。沒有他對上述墨學活動的慘淡經營，90年代的墨學研究絕不會是這種局面。他是近10年來墨學研究長足進步的最大動力。張知寒教授直到離開人世時，仍心系他所嘔心瀝血的墨學事業，仍心系我們這次會議。倘若他地下有知，聽到這次會議如期順利舉行的消息，一定會含笑于九泉！
　　近10年來的墨學研究成果，與前10年相比，與前90年相比，有著以下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概括性、通論性和全面性的大型研究著述集中出現，這是以往10年和以往90年所沒有的。以往的成果多是專題性的，集中研究墨學的某一個側面。這種作業方式有它不容低估的優越性：便于進行窄而深的專題追索，而它的短處是，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便于在更大面積上普及。近10年來出現的這批成果多是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既具通識又不乏專精。其中，孫中原先生的《墨學通論》（1993），以對墨子論述的系統性和對墨家邏輯分析的深刻性為人稱道，此書對墨家軍事理論的清理也付出了許多辛勞。譚家健先生的《墨子研究》（1995），規模宏大，被認為是“這類著作中成就最卓著的一部”（注：見林徐典（新加坡）為《墨子研究》所作“序”文。），該書前10多章的最后一節，都是關于墨子學說與先秦諸子及后世思想家相關論述的比較，學術價值甚高，而本書所匯集的古今中外墨家研究資料非常詳備。楊俊光先生的《墨子新論》（1992），也是這一方面的引人注目之作，被專家推許為“是目前對墨子作比較全面細致論述的專著”（注：譚家健：《墨子研究》，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此書對二三十年代墨學諸說的駁辯，深入而周詳，值得參考。水渭松先生的《墨子導讀》（1991）不僅對普及墨學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諸多有爭議的學術問題提出了獨到深刻的見解。秦彥士先生的《墨子新論》（1994），別出蹊徑，較多觸及了一些前人、時人很少提出的問題，結論精湛，具有較高的信息含量。
　　更加突出地挖掘、闡發、詮釋、強調墨學的現代價值，構成近10年墨學研究的又一個特點。在先秦諸子中，最具有入世精神、救世情懷的是墨子、墨家。反戰爭、反特權、反等級、反腐敗、倡和平、主兼愛、尚廉潔、貴平等、重生產，是墨子思想中帶有永恒價值和普世價值的部分。把這些具有永恒和普世價值的思想開發出來，詮釋出來，解讀出來，無論對于“拜金主義”現象抬頭的當下中國，還是對于以大欺小、恃強凌弱的當下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我們欣慰地看到，近10年來，有許許多多的學者在做這種傳統資源的開發和轉換工作。《墨子研究論叢》前3輯，共收學術論文145篇，其中，直接闡釋墨學的現代價值或以致用為宗旨的論文占一半左右，而以《貴義、兼愛與企業最高目標》為代表的一批論文，把墨子的古典價值觀念詮釋為當代工商社會的管理操作準則，相當成功。在從事“傳統的現代轉換”方面，我們認為‘墨學與當今世界叢書”（張知寒主編，1997）和《墨學與現代文化》（孫中原主編，1998）一書堪稱典范。前者尤值得注意。這套叢書共10本，囊括了墨學的方方面面，而且與當代社會需要全面對應。作者們既有對墨學本身的準確把握，也有對現代社會的深刻理解，真正做到了古今呼應。可以說，這是一套淋漓盡致地展現墨學現代價值的精彩之作。
　　近10年墨學研究的第三個特點，是與海外墨學專家的對話與交流大大加強。如上所說，墨學本身具有普世價值，墨子的一系列理論與主張反映了整個人類的最基本的價值需求，是對人類普遍本性的把握。墨子在當時提出他的兼愛非攻反戰的一系列政治綱領時，既不是面對“魯國”、“齊國”，也不是面對“楚國”與“宋國”，而是面對當時的“天下”。盡管當時的“天下”與今天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語，但墨子當年的主張以對人性理解的深刻依然為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們所歡迎，并很早就為他們所接受。還在本世紀20年代，在中國國內墨學熱的激勵下，《墨子》一書就幾乎被同時譯成日文、英文和德文，在世界各地出版。一批有遠見卓識的漢學家也開始了對墨學的艱苦探索，如英國的李約瑟在他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就辟出兩個專章，專門討論墨學的自然科學內容，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從而使墨學的價值廣為國際學術界認識。而英國的湯因比與日本的池田大作關于墨子價值的對話更是為人們所熟知。把世界各地和海峽對岸的墨學專家請到大陸來，共同切磋和對話的創舉，始于1992年10月在滕州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墨學研討會。這是本世紀前90年從未有過的事情。不同國家和地區墨學專家的到來，給中國大陸的墨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視角，海外的墨學專家們提供了他們對墨子的獨特觀察與心得，發現了一些從未發現的思想，提出了一些從未提出過的問題，極大地豐富和推動了大陸的墨學研究。在這些海外學人中，美國的李紹昆教授被譽為“近30年來在美國研究墨子最有成就”的學者（注：譚家健：《墨子研究》，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頁。）， 臺灣地區的王贊源教授以他專深精到的《墨子》（1996）一書為廣大的墨學同道所知。另外，臺灣李漁叔、史墨卿等教授的墨學成果亦為大陸學者所重，而嚴靈峰先生編輯的《墨子集成》（1975），則屬巨型的墨學文庫，為人們從事墨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墨學研究的跨國界、跨地區的學術對話將會永久持續下去，這是墨學在21世紀繼續繁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由上可知，墨學從“絕學”變為“顯學”的復興歷程是漫長的、曲折的，而這一歷程所給我們提供的下述啟示也是深刻的：1.墨學命運的大起大落與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變遷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墨學的流傳曲線與中國文化的起伏軌跡驚人地吻合。這一現象昭告世人，民族興則墨學興；墨學遠比適應穩定的農耕社會文化的儒學具有更為超越時代的價值。隨著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崛起，一個墨學繁榮的嶄新局面也肯定不可避免。2.思想的價值不能由思想自身來決定，歸根結底，思想必須由時代來取舍和選擇。傳統思想學說中某些原來一直被遮蔽被埋沒的價值可能由于時代的交替和社會的轉型突然顯露出來，從而使后人在傳統學說中看到前人所無法想像的內容，墨子思想的平民性質、科學價值和邏輯內涵就是借助時代之光發現的。可以相信，墨家學說中仍蘊藏著一些我們今天尚未完全認識的東西。換句話說，博大精深、玄奧無比的墨學在21世紀肯定會有著廣闊的研究前景。3.墨學的價值重估與“西學”的傳入有著不解之緣。墨子是一位最合乎西方標準的思想家，他的淵博的自然科學修養使他可與最杰出的古希臘哲學家并駕齊驅。墨學因而有著超越民族、地域的普遍意義。假如，中國的某些傳統學說的某些成分可能會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逐漸淡出的話，那末，全球化真正到來之日，肯定會是墨學最為輝煌、墨學的價值徹底彰顯之時。我們期待著并將努力促成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21世紀墨學前景展望
　　回顧歷史是為了展望未來。20世紀的墨學史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示，其中最深刻的啟示是：任何理論思想的價值都是由其本身的內涵與時代的需要二個方面的互動決定的。墨學之所以會在20世紀由“絕學”走向復興，是由其自身的豐富而深刻的內涵與20世紀科學與民主成為時代主旋律這一現實決定的。在未來的21世紀，墨學肯定將以其自身獨有的價值在新的時代放射出更加奪目的光輝。
　　　　一、墨學的定位
　　2000多年來，墨學由興到衰，再到興，特別是近百年來，墨學研究被不斷深化、拓寬。對于墨學，贊之者眾，貶之者也眾。有稱之為“圣人”者，也有斥之為“禽獸”者。直到現在，對墨學的評價仍呈兩極之勢。像墨學這樣的理論體系，歷經這樣多的坎坷，實屬罕見。但在這樣的沉浮褒貶中墨學也比其他理論體系經歷了更多的考驗，而其價值意義也更加顯明。在新世紀即將來到之際，回顧百年墨學研究的歷程，特別是總結海內外各位著名學者的高見，應該給墨子與墨學以一個更全面、更準確的定位。我們認為：墨子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最集中、最系統反映下層勞動人民利益的偉大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完全站在弱國小國立場上提出了一系列反戰理論與防御戰略的偉大軍事家，墨子也是世界歷史上足以同古希臘諸多科學家比肩的第一個東亞的偉大科學家。這三個“第一”既決定了墨子與墨學的歷史價值，也決定了它的當代價值。
　　這樣的歷史定位，首先是從墨學本身出發，同時也是同其他思想理論的比較中得出的結論。他的以“兼愛”為出發點的“十論”，集中反映了他的偉大的平民思想家的風貌。他所謂的“兼”，正是針對貴族統治者的“別”，要求無區別地熱愛救助苦難中的勞動人民。他說：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猶有不慈者乎？猶有盜賊乎？（注：《墨子·兼愛上》。）他認為“兼愛”即愛人如己，超越等級與血緣；相反，有區別的愛則是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他的“兼愛”論既反映了下層勞動人民的要求，批判了貴族等級觀念，具有強烈的人民性、進步性，同時也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因為“兼愛”在貴族統治的社會中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他在“非樂”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評價，這就是所謂“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注：《墨子·非樂上》。）這實在是發自下層勞動人民心底的呼聲，成為所有剝削社會勞動人民現狀的生動寫照。而他的“兼愛”論同孔子的“仁學”截然不同。孔子盡管主張“仁者愛人”，但他的愛是有區別的，是以“親親”、“尊尊”為基礎，“克己復禮”為前提，而將奴隸與勞動人民排除在外，這就是所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注：《論語·陽貨》。）。因此，孔子的“愛”是統治階級范圍內部的愛，孔子的人道主義是一種貴族階級的人道主義。而墨子的人道主義則是一種平民的下層勞動人民的人道主義。兩者是大相徑庭的。與孔墨時間大體相同的古希臘的柏拉圖，作為思想家提出了著名的《理想國》，在這個理想國中處于最高位置的是哲學王，其次是城邦保衛者，統治作為農工士商的自由民，而奴隸則完全處于被奴役狀態。很明顯，柏拉圖是貴族階級的思想代表。再從墨學被儒家學者的攻擊來看，孟子將其視為“禽獸”，也能說明這一點。而西漢以后，在“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中墨學逐漸走向湮沒。這都同其反映平民階級要求的鮮明思想傾向有著直接的關系。墨學作為古代世界歷史上僅存的全面而系統反映下層勞動人民思想政治要求的理論體系，在封建統治思想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權力話語語境中的確難有立錐之地，最后被罷黜而幾成絕學。
　　而墨子以“非攻”為代表的一系列反戰的篇章則構成了他作為世界歷史上第一位代表弱國小國利益，從守備與防御上提出系統理論的偉大軍事家的風貌。他假借天意，反對恃強凌弱。他說：“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注：《墨子·天志中》。）而其出發點，仍是從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發。他認為，在戰爭中受到殘害的是勞動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具體描寫侵略者帶給下層勞動人民的災難時寫道：“入其國家邊境，芟刈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ｑｕáｎ＠②，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斗。”（注：《墨子·非攻下》。）這說明，他的軍事思想是以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為其出發點。這在世界古代軍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而且，他總是代表小國利益，提出一系列防御為主的戰略戰術思想。包括《公輸》、《備城門》、《備高臨》等10余篇，系統地論述了小國如何勝利自衛抗御強國入侵的理論與實踐。具體提出了守城的14個條件，包括外交、動員、武器、裝備、布兵、工事、紀律、后勤等各個方面，應有盡有。論述小國、弱國如何勝利抗御大國、強國，其所達到的水平，在古代世界軍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與其時代大體相當的《孫子兵法》，的確反映了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軍事科學的最高成就。但那是反映戰爭一般規律的著作。而作為集中反映古代勞動人民利益、論述以弱勝強的軍事家，墨子則是第一人。
　　《墨辯》則奠定了墨子作為東方古代第一個偉大科學家的地位。本書涉及天文、地理、數學、幾何、邏輯、光學等各個方面，而且達到很高水平。將墨子稱為“東方科圣”是當之無愧的。墨子之所以成為當時偉大的科學技術專家，這同他本人出身于勞動人民是密切相關的，古代曾將他與魯班并稱為工匠之祖，應有一定根據。而且，他看到勞動人民當時飽受戰爭之苦，為避免這些苦難，他身體力行帶領弟子四處奔波，幫助弱國小國研究御敵之術，發明防城器械，研究攻守方法。這一切都涉及到科學技術。因此，墨子作為東方第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同他作為平民思想家密切相關的。而與他相對立的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就鄙視生產技術，從而遠離科技。這正從反面印證了古代科技主要源自生產實踐與勞動人民，而為貴族階級所輕視。由此可見，墨子的三個“第一”，是以其作為世界古代最偉大的平民思想家為基礎前提與出發點的。
　　　　二、墨學的當代價值
　　20世紀即將結束，新世紀的曙光已在前面。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有著無限美好光明的前景，將逐漸走向以信息科學為標志的知識經濟時代，人類的生存方式將極大改善，生活質量也將全面提高。但人類社會也將面臨著一系列問題：環境問題、貧窮問題、精神危機問題、人口膨脹問題、強權政治問題等等，都威脅著人類。而世界的兩極分化，強權政治的發展，貧窮與戰爭的蔓延，使廣大第三世界弱國、小國的貧苦人民存在著基本人權與生存權被威脅的問題尤為突出。這就使未來21世紀弱國貧苦人民為爭取基本人權與生存權，抗擊強權政治，爭取民族復興與強大的斗爭將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之一。在這樣的形勢下，墨學就顯現出了其特殊的價值和意義。諸多西方學者曾預言未來的21世紀人類將從東方儒學中尋求拯救人類的藥方。事實上，這里應該把儒學擴大為東方傳統文化，其中主要包含儒、道、墨的互補，這樣才能為人類社會的前行貢獻東方特有的智慧財富。而墨學在這種互補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意義。這也就為新世紀墨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
　　第一，墨子的“兼愛”思想，對新時代第三世界人民爭取基本人權與生存權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墨子作為世界古代第一個偉大的平民思想家，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強烈要求勞者得息、饑者得食、寒者得衣這樣一些勞動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他堅持不分貴賤與血緣的無區別的“兼愛”，反對講究貴賤與血緣的“別愛”。根據這一思想就徹底地把第三世界弱國小國人民的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同發達國家大國富國人民的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放到完全平等的位置之上，從而成為這些國家與人民捍衛自己生存權與基本人權的重要理論根據。
　　第二，墨子的“非攻”理論，是廣大弱國抗擊強權政治的有力武器。
　　墨子提出著名的非攻理論及一系列弱國抗御強國的戰略、技術，使其成為世界古代第一個代表弱國小國利益抗御強國大國侵略的偉大軍事家。他在著名的《公輸》篇中批評楚王伐宋說：“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而為何要“舍文軒”而竊人“敝輿”呢？這樣的批評真可謂形象生動，而當今世界自己有了極其豪華的車子還去掠奪別國破舊車子的事實不是屢見不鮮嗎？墨子將這樣的行徑斥之為“不義”，而這種不義的行徑直接殘害到廣大勞動人民。他具體形容道：“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注：《墨子·節用上》。）。因此，他高高舉起“非攻”的義旗。他的所謂“非攻”不是一般地反對戰爭，而是反對以強凌弱的侵略戰爭。他同時創造了一系列以弱勝強、以小勝大的理論和戰略戰術。凡此種種都對當前反對強權政治、抗御不義的侵略戰爭，乃至于鼓舞小國弱國人民在強國欺侮侵略面前樹立必勝信心，都有其重要意義。江澤民主席在1991年5月15 日的一次講話中就引用了墨子“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思想，這集中說明了墨子非攻思想的偉大現實意義。
　　第三，墨子的“非命”理論成為中華民族在新時期自強不息，爭取偉大民族復興的強大動力。
　　墨子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固然有迷信鬼神的一面，但他在束縛古人的“命運”面前卻表現出了無畏無懼的精神。這也正是他的下層勞動人民立場所使然。他認為所謂“命”正是統治者束縛勞動人民的手段之一。他說：“命者，暴王作之。”他的《非命》篇集中批判“命富則富，命貧則貧”的統治思想。認為勞動人民只有抗擊命運，自強不息才能擺脫貧窮，求得溫飽。他說：“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注：《墨子·非命下》。）這種抗擊命運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傳統之一。在新的世紀，中華民族肩負著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任務光榮，但也特別艱巨。不僅有擺脫貧困、發展經濟的重任，而且須克服重重阻力。在這種情況下，墨學的非命思想就成為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不同樣處于“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的境地嗎？！不同樣也應像偉大的墨子一樣面臨存亡發展的危境，而努力奮斗，不敢怠倦嗎？！
　　第四，墨子的科學思想成為新時期增強民族自信心，發展科技，貫徹“科教興國”方針的精神基礎。
　　墨子作為古代東方第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在科學技術方面所涉及領域的全面性，理論上所達到的水平以及同生產實際與戰爭實際聯系的緊密性在當時均走在世界的前沿，成為高峰之一。這充分說明中華民族不僅在文化上，而且在科技上都曾領世界潮流之先。也說明，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確有其深厚的根基，從而有力地駁斥了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謬說。但科學技術的發展確同社會制度緊密相關。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小農經濟體制的長期綿延的確束縛了科技的發展。而科技只有同生產力的發展緊密相聯，才能獲得不竭的動力。墨子作為下層勞動人民的代表，充分認識到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的生息緊密相關，因而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提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重要觀點（注：《墨子·非樂上》。），加之幫助弱國提高防御自衛能力的需要，因而其科技水平達到極高的高度。當今世界，科技已成為第一生產力，我國也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在這樣的形勢下，古代墨子在科技上的光輝成就無疑是推動中華民族振興科技的巨大動力。既然在2000多年前我國在科技上曾經走在世界前列，那么，在面向21世紀之際，我國人民經過努力也一定會在科技上趕上世界水平。古代的墨子正是憑借科技武裝勞動人民，改造自然，取得自衛戰爭的勝利的。而今天的我國人民要真正走向繁榮富強，也必須認真貫徹“科教興國”的方針，崇尚科學，反對迷信，憑借科學的武器去創造21世紀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另外，墨子的“節用”思想表現出的艱苦奮斗精神，“尚賢”思想中提出的“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的用人之道等等均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注：《墨子·尚賢中》。），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掘借鑒。當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墨子畢竟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不可避免地有其時代與階級的局限。他的平民意識仍然反映的是小生產者的要求，而所謂“兼愛”也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其科技思想與軍事思想也都是人類社會早期成果，帶有諸多草創的痕跡。因此，對墨學也需要批判地繼承，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而且我們今天重墨，并不意味著儒道佛其他諸說就沒有價值。而只是認為，墨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成分之一，應同其他思想文化一起在互補中共同構成綿延不絕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河，用以滋潤海內外炎黃子孫，建設世界文明的大廈。
　　回顧過去的百年，墨學由衰到盛，展望未來的百年，墨學必將沐浴著時代的風雨，吸取豐富的營養，在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其他思想和與西方文化的互補中創造新的輝煌，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文史哲濟南8～17B5中國哲學曾繁仁20002000在經過歷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墨學在20世紀的復活再生，走過了四個階段的歷史行程。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發現與整理，民初至五四時期：《墨子》價值的重新發現與詮釋，30至60年代：墨學研究的全面展開與成就，80至90年代：墨學研究的重新啟動與深化。墨學命運的大起大落與中華民族命運的沉浮變遷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墨子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最集中反映下層民眾利益的偉大平民思想家，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站在弱小國家立場上提出反戰非攻理論的偉大軍事家，還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東亞的偉大科學家。這三個“第一”，既決定了墨學的歷史價值，也決定了它的當代和未來價值。墨學復興/儒學陸沉/平民立場本文是作者在第四屆墨學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曾繁仁，山東大學教授，中國墨子學會會長。郵碼：250100。 作者：文史哲濟南8～17B5中國哲學曾繁仁20002000在經過歷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墨學在20世紀的復活再生，走過了四個階段的歷史行程。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發現與整理，民初至五四時期：《墨子》價值的重新發現與詮釋，30至60年代：墨學研究的全面展開與成就，80至90年代：墨學研究的重新啟動與深化。墨學命運的大起大落與中華民族命運的沉浮變遷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墨子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最集中反映下層民眾利益的偉大平民思想家，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站在弱小國家立場上提出反戰非攻理論的偉大軍事家，還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東亞的偉大科學家。這三個“第一”，既決定了墨學的歷史價值，也決定了它的當代和未來價值。墨學復興/儒學陸沉/平民立場本文是作者在第四屆墨學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網載 2013-09-10 21: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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