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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332(2003)01-0001-04
　　江澤民總書記在十六大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課題。　他說：“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　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　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的民族精神”。“　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　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此后，有許多文章　發表，就如何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談了很好的意見；但遺憾的是，這些文章都沒有談　到國民的歷史教育問題。實際上，離開了歷史教育，所謂民族精神的培育云云，因缺少　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這一基本的承接面，多半將成了空話。
　　應當說，報告對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內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強調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更顯深刻。離開了愛國主義，所謂“團結統一”、“勤勞勇敢　”等等，都將因缺乏民族特質的整合，而泛化成人類多有的優長，無由彰顯“民族精神　”。愛國主義是什么?按列寧的說法，就是人們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對自己的祖國的深厚　感情。可見愛國主義的核心，說到底，就是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培育國民對民族歷　史文化的認同感，是培育愛國主義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這些舍歷史教育無由。這　個道理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志士仁人就已經提出來了。
　　“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紀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思潮中，莫澤爾發表《　論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認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　這一民族精神的激勵下，才可能萬眾一心去實現民族統一和重新恢復其光榮與強大。該　文引起了轟動，民族精神問題從此為國人所關注。隨著甲午戰爭后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理　論傳入中國，民族精神問題也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志士仁人關注的熱點問題。19　04年《江蘇》就發表了長文《民族精神論》。作者指出，一個民族的興衰最終取決于其　精神的強弱，西方各國所以強盛是因為18世紀以來它們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關于國　民精神，時人又稱國魂、民族魂等。何謂民族精神?當時少有明確的界說，不過從《浙　江潮》上發表的著名的《國魂篇》贊美“冒險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愛　國心”、“統一力”來看，時人所謂民族精神的內涵大致包括：團結愛國的精神、變革　進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壓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愛國主義。　所以，“鑄國魂”、“愛祖國”、“祖國主義”的呼聲，風靡一時，成了時代最強音。　《二十世紀之支那》的發刊詞寫道：“是則吾人之主義，可大書特書曰：愛國主義。”　至于怎樣培育民族精神，人們的認識相當一致，那就是要借重歷史教育。上述《民族精　神論》一文說：“民族精神濫觴于何點乎?曰其歷史哉，其歷史哉。”章太炎認為，一　些醉心歐化的人所以少愛國心，原因就在于對中國歷史無知，“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　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　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湯志鈞編：《章太炎年　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95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視中國歷史文化為　最可寶貴的國粹與民族的根，強調要研究國學，“愛國以學”。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　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堅持講學，其目的就是要在有為的青年中傳承民族的根，培育民　族精神。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中華民族初步覺醒和面臨危亡的時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揚　民族精神的時代課題；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今天，我們黨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　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大目標的同時，又一次揭出了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的時代　課題，這并非歷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進一步成熟。因時代的局　限，當年志士仁人對民族精神的認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確，但就其自覺地提出了這一　重大的時代課題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畢竟又是難能可貴的。我們應當在繼承前人認　知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培育民族精神問題的認識。我以為，就歷史教育與培育民族　精神的關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幾點：
　　其一，歷史教育是實現作為民族精神核心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基礎。
　　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時代固然有不同的內涵，但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卻是一脈相承　。這是一個民族能夠自立于民族之林，競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說過愛國主義　好似莊稼，需要施肥、澆水才能成長，而歷史教育就是為愛國主義施肥澆水，作培植根　的工作。這是十分深刻的見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過這樣的觀點：歷史教育是最基礎、　最有效的愛國教育。它像貴如油的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不經意中將　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們的心中。他們將來不論走到哪里，都懷有一顆“中國心”　，而永遠根系祖國，生生不已。錢學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學人，并沒有人對他們做什么專　門的愛國主義教育，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方面條件極差的情況下，志愿放棄國外優厚　的待遇，沖破各種阻力，歸國效力，不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嗎?通過歷史教育培育國　人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歸宿感和自豪感，同時也就為其他多樣化、現實性的愛國　教育，提供了一個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缺乏這個承接面，所謂愛　國主義教育，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
　　其二，歷史教育是實現繼承與弘揚民族優良傳統的基礎。
　　民族精神，說到底，就是民族優良傳統的精髓。十六大報告將之概括為：團結統一、　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它看似抽象，實際卻是具體的，因為它是歷史的積淀　。民族精神、優良傳統是在歷史上形成的，欲繼承首先必須要認知，欲認知便離不開歷　史教育，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團結統一”為例，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漸形成了　“大一統”觀念。隨著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統一的封建國家，“　大一統”從此也成為中國政治鮮明的價值取向和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歷代開　國君主都不滿足于偏安政權，而以天下統一為己任。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有一代天　驕成吉思漢，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點，就是因為他們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　統一大業，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國的民族心理，也習慣于把天下統一，認作是“治世”　，而將割據紛爭的時代，認作是“亂世”。事實上，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也　是統一的時間長，分裂的時間短。可見，統一是中國歷史與人心的大趨向。與此相應，　中國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團結和執著于祖國的統一大業。在古代歷史上，漢族政權與少數　民族政權間，常常通過聯姻來溝通民族感情和發展民族友好關系。各民族都把聯姻，稱　作“和親”，說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間的親和關系。因而，“和親”在歷史上被傳為美談　，而王昭君等歷代勇敢承担“和親”使命，并為民族間的和睦作出貢獻的許多女性，也　成為了各族人民共同緬懷的巾幗英雄。而從鄭成功收復臺灣，到甲午戰爭中中國人民可　歌可泣的反割臺斗爭，再到今天黨和國家為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　努力，不都是中華民族注重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的生動的歷史見證嗎?很顯然，如果我　們不了解上述的歷史，我們也就不可能理解“團結統一”何以是我們民族傳統的精神了　。同樣的道理，“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等優良傳統，也都不是抽　象的，而是中華民族千百年無數生動的歷史實踐的記錄，是民族精神氤氳化育的結果。　歷史是最好的教師。要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首先必須向歷史請教。離開了歷史教育，　既無法真正了解優良的民族傳統，弘揚民族精神也就無從談起。
　　其三，歷史教育是引導國人培養歷史責任感的基礎。
　　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目的是為了“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而　要使國人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歸根結底，就是要引導國人培養熱愛祖國　、振興中華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在這方面，歷史教育同樣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　個人歷史責任感的形成，有賴于具備開闊的歷史視野和正確的歷史觀。難以想像，一個　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和歷史感的人，會有振興民族的歷史責任感。歷史教育可以為國民　提供必要的歷史素養，以開闊視野，并養成科學的歷史觀，進而如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　報告中所說，懂得“科學判斷”黨和國家的“歷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斷歷史，又不　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時代，又不超過階段”，自覺做時代的建設者。其二，一個人歷　史責任感的形成，還有賴于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和高的理想境界。一個目光短，思想卑微　的人，不可能有歷史責任感。歷史教育既利于國人開拓視野，同時也有助于國人蕩滌胸　襟，志存高遠，如江澤民同志所說，學習歷史，“歷史知識豐富了，‘寂然凝慮，思接　千載’，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為開闊，精神境界就可以大為提高”。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黨的三代領導人歷來都高度重視歷史教育。但是，現在的　問題是落實不力，多年來歷史教育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斷被削弱。商潮滾滾，人多　浮躁，歷史和歷史教育既不能創造經濟效益，自然不被重視。電視上倒有不少歷史劇熱　播，但那是出于商機需要的“戲說”，不是真正在講歷史，許多胡編亂造，甚至誤人非　淺。國民的歷史教育，本來主要是依賴基礎教育階段中的歷史課來實現的，但現在小學　是停開歷史課了，中學歷史課的時數也一壓再壓，像首善之區的北京，初中歷史課將只　乘下每周一節課了，聊勝于無而已。初中是義務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義務教育了。如　果學生初中畢業就去就業，他的歷史知識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學，如果不進歷史　系，這些學生終生不再接受本國歷史教育，中學學的那些少得可憐的歷史知識，大概也　都忘得差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國民教育的歷史教育還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　。現在許多青少年包括大學生，“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對祖國歷史知之甚少。對此　，有識之士深感憂慮，不斷提出了批評意見。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認為，建國　以來教育的主要失誤有二，一是重應試教育，輕能力培養；二是不重視歷史教育，許多　學生愛國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先生也著文說，在　美國大學任教的朋友曾對他講，現在有一些中國留學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鎊　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長江與黃河，即中國歷史文化，對自己的祖國缺乏感情。中　國史學會前會長、著名歷史學家戴逸先生說得更沉重，他說：日本右翼勢力正在篡改教　科書，歪曲侵華歷史，誤導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們管不了，我們中國自己的青　少年總可以加強教育吧。但是，如果我們不重視歷史教育，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歷史都搞　不清楚，將來他們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歷史呢!耐人尋味是，戴先生說上述話后不久　，就出現了個別年輕藝人因于歷史無知，不自覺為日本侵略者張目的事情，引起輿論嘩　然，網上更是一片譴責聲。這不是偶然的，難道還不應當引起我們的反省嗎!
　　在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以及“國民教育”新的重大課題后的今　天，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歷史教育的作用與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強國民的　歷史教育：
　　其一，對歷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說歷史教育可以增強凝聚力、培養愛國精神是　不夠的，至少還缺乏尖銳性。龔自珍說，“亡人國必先亡其史”，強調歷史教育是關系　國家興衰榮辱的大事。這才是一針見血的判斷。借現代的語言，我們必須明確，歷史教　育關乎國家與民族的安全，應列為國民教育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應　當從加強歷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門應加強統籌規劃。
　　其二，高度重視中學歷史課程的建設。國民教育重在向青少年施教，國民的歷史教育　主要是通過中學歷史課的教學來實現的。因之必須高度重視中學歷史課程的建設。首先　，要規定歷史課應有的教學時數，不能隨意減少。其次，編寫高質量的教材是關鍵。目　前教育部制定了中學歷史課程的編寫標準，并出版了新的教材。其積極的意義應當肯定　，但不少專家也有意見。我以為有兩點值得討論：一是制定“課程標準”的標準是什么　?現在的課程標準，似乎是預設已有教材存在“繁、難、多、舊”的弊端，然后，反其　道而行便是標準。已有教材是否可以概括為“繁、難、多、舊”，這里可不置論；我強　調的是，制定課程標準首先要有一個標準，它的根據應當是，國民教育所規定的國民在　歷史素養方面必須達到的水準。否則，便成了拍腦袋式的隨心所欲了。二是教材要保證　一定的歷史知識總量，不是越少越好。著名歷史學家龔書鐸先生的意見是對的：“中國　人知道本國歷史，主要就在中學階段。中學生應該接受比較系統的歷史教育，否則形不　成基礎。中國文化有代表性的都應寫進教材，學生要知道。”不能簡單強調學生興趣，　將歷史知識搞得支離破碎。沒有一定的量，就不能保證一定的質。歷史知識達不到一定　的量，青少年就無法形成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基本認識，也就無法形成對祖國的熱愛，民　族精神的培育與弘揚，自然也落空了。
　　其三，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要制定政策，支持和引導專業史學工作者以多樣化　的形式，積極參與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目前北京市社科聯組織的“北京歷史文化普及　論壇”，就是一種很好的形式。除了出版圖書、開辦講壇之外，覆蓋面廣的影視制品也　應當重視。從中國歷史上看，廣大民眾的歷史知識更多是通過通俗的作品獲得的，所以　，《三國演義》在民眾中的影響遠遠大于《三國志》，這是值得注意的。今天影視作品　影響千家萬戶，現代生活節奏快，生活工作壓力大，民眾更愿意接受寓教于樂的作品，　而疏離沉重的歷史專著，這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借助影視普及歷史知識，還必須重視　歷史劇這一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形式。“戲說”歷史是另外的問題，一些成功的歷史劇　，如描寫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大決戰》、《長征》等作品，確實起到了宣傳革命歷史　的很好作用。應鼓勵史學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以產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在　這過程中，史學工作者尤其需要打破輕視歷史知識普及工作的傳統觀念，將自己的書齋　研究與宣傳普及工作很好結合起來，從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
　　收稿日期：2003-01-10
　　
　　
　　
史學史研究京1～4K1歷史學鄭師渠20032003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作者：史學史研究京1～4K1歷史學鄭師渠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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