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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整整五十個年頭了。就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對五十年前的這場戰爭也許已沒有什么感觸了，然而約占人口三分之一多的中老年人，對這場戰爭還是記憶猶新的。他們有的曾在戰爭的烽火中，為保衛家園，趕走日本侵略者，出生入死，英勇抗戰。也有的，雖然沒有直接與侵略者面對面地搏斗過，但在自己特殊的工作崗位上，為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燕平先生的這部近３０萬字的《抗幣風云錄》記述的就是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和親人，不畏艱險，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交給了這場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其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今天看來仍然令人動容、感慨和敬嘆。這部作品，以史話的形式，對當年的戰爭生活作了忠實的描寫與記錄，是一部有關戰爭、有關民族解放運動及新四軍暨華東解放區革命貨幣史的生動、形象的教科書。它在展現戰爭年代革命生活的同時，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幅充滿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理想與追求、充滿對自己所從事的革命工作的敬業于獻身精神。生動細致的描寫、逼真的生活畫面與色彩鮮明的人物形象，對我們今天如何進行有效的革命理想主義教育、精神文明教育，都是具有啟發意義的，這也是作者將一個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歷史責任與一個小說家的嫻熟的藝術技巧完美結合的成果。同時對于我們記住歷史、防止法西斯主義的沉渣泛起，都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抗幣風云錄》雖然反映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我解放區的貨幣印制歷史，但作者并未將眼光局限于印鈔史上，或者說，作者始終將新四軍暨華東解放區印鈔史放在整個新四軍史這個大背景下來敘述，尤其是戰爭局勢發生某些重要變化時或者我國在戰略上有重大決策時，作者都及時加以概括性的介紹，使讀者對當時的局勢始終有一個全局性的把握，同時也充分體會到抗幣的印制與其發展過程中的曲折與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及其艱難歷程的相互關系。
　　抗幣的產生，與新四軍的成立一樣，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它是在蔣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歷史條件下，尤其是皖南事變后，蔣介石悍然撕去了假抗日的面紗，對我新四軍進行大肆屠殺，我黨為了保存和發展新四軍這支共產黨的抗日隊伍，并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經濟領域內對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瘋狂掠奪而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在這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主動伸出了“國共合作”之手，提出愿將八個省的游擊健兒集中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接受國民政府的統轄，隨時準備奔赴抗日救亡的第一線。國民黨蔣介石出于輿論的逼迫，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建議，然而在內心，卻對這支革命隊伍恨之入骨，在新四軍成立前幾個月，國民黨蔣介石還幾次向我各省游擊隊發動國剿，企圖撲滅這些革命的隊伍。在新四軍成立之際，他又從各個方面，對新四軍加以壓制和歧視，最明顯和惡毒的就是在經濟上對新四軍加以限制，軍餉比其它部隊少得多，而且還要經常拖欠。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蔣介石一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并悍然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同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向全國人民揭露了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摧殘抗日力量的罪行。２０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將我華中部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七個師，同時號召新四軍全體指戰員繼續高舉團結抗日的旗幟，堅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戰爭。我抗日健兒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一面與日寇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周旋，一面要自己設法解決給養，搞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當時，在敵、頑、我三方不斷“拉鋸”、搏殺的特殊情況下，金融秩序是非常混亂的，市場上的貨幣五花八門，既有國民黨發行的法幣，又有汪偽政府發行的偽幣和日本占領軍的軍用票，還有一些五花八門的在一定范圍內流通的雜色貨幣，包括各種代用券、代價券、流通券等，有些是地方商號為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自行印制或使用的。貨幣的五花八門，也使根據地和游擊區的財政經濟處于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通貨膨脹極為嚴重，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把搜括來的大量法幣輸入根據地，另一方面又通過汪偽政權發行的偽幣大肆搜括根據地物資，以達到“以戰養戰”的罪惡目的。針對此種情況，我新四軍一方面制定相應的貿易管理措施，以減輕法幣貶值及通貨膨脹對根據地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創立自己的金融堡壘，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抗日貨幣（簡稱抗幣）以保護根據地人民的財產和穩固根據地的金融。就這樣，一支担負著重要使命的印鈔隊伍在這支抗日隊伍中由小到大地迅速建立起來了。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變化，戰場的轉移，我新四軍的這支印鈔隊伍也隨著主力部隊轉戰南北。在局勢稍為穩定時，他們便承担起繁重的印制貨幣的任務。而當環境險惡時，他們便以最快的速度將機器設備妥善安置好，扛起槍，戰斗在敵人的心臟。就這樣，在變幻莫測的戰爭年代，他們時而堅守在隆隆的機器旁，時而突圍在漆黑的田野上，時而在陸地，時而在海上。隨著形勢的需要與革命隊伍的不斷壯大，我軍的印鈔隊伍從最初的軍部直屬的江淮銀行和江淮印鈔廠發展到新四軍每個師都有一個或幾個印鈔廠，隊伍不斷擴大，這樣不僅及時解決了戰爭中部隊之急需，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的迅速發展，同時為根據地抵制、排斥法幣、偽幣的侵入，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物資不受侵害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為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馬功勞。
　　所以說，抗幣史的發展與新四軍軍史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作者準確地把握住了這種內在聯系，表現出對這段歷史發展脈膊的了然于胸，并對戰爭局勢的變化及其我軍戰略決策的制定和改變也向讀者作必要的交代，使讀者對抗幣史的發展與新四軍軍史的發展乃至與革命戰爭的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有一個全局性的認識。
　　《抗幣風云錄》之所以能緊緊地扣住讀者的心弦，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將對這段歷史的真實反映與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和作品的可讀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結果。
　　作者本人曾經是這支印鈔隊伍中的一員，有對這段歷史的親身感受和體驗，而且記下這段歷史又是許多當年曾在這條戰線上奮斗過的老同志們的共同心愿。許多經歷、許多往事，甚至于許多小小的細節，對他們來說仍然是記憶猶新的，這就使作者的胸中擁有了大量豐富的、細致的第一手資料。作品中所提到的每一個人物，都是真名真姓，每一個事件和活動，都來自生活真實，不借助虛構，因而，當讀者看到我們的戰士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購運印鈔器材、穿越敵人設置的道道封鎖線時，其逼真的描寫使讀者不得不為他們捏著一把汗！而當他們以智慧和膽識歷經艱難險阻，終于化險為夷時，又怎能不使我們從心底里松下一口氣來。這部著作的真實性更為可貴的一個方面是作者不回避歷史生活中的某些失誤。失誤并不能抹殺什么，相反，它只會使我們對這段歷史有更全面、更真實的了解，同時，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否具有一個真正革命家的寬闊胸懷和面對歷史真實的勇氣。在這部史話中，作者并不諱言戰爭年代里我們偶爾也會有失誤、失策的地方，也存在一些與時代的旋律不相符的音調。譬如，在遇到緊急情況部隊急需撤離時，雖然大多數情況下能有條不紊地安置好一切物資和人員的疏散，但偶爾也會有手忙腳亂、安置不妥以至物資受損，甚至我們的同志最后落到敵人的手中這樣的事情發生。也有在敵情緊迫時，因為內心緊張，以至失手誤傷了自己的同志。還有對艱苦的戰爭生活和嚴格的組織紀律不習慣、不滿意而發牢騷講怪話以至逃離革命隊伍，以及在地下斗爭時，因麻痹大意，遭到敵人破壞以致帶來殺身之禍等等。如作者在描寫從華中撤退到山東那種敵人緊追時的戰亂場景，毫不掩飾，正如作者文中所述：“當時的大撤退，并不象以后的某些小說和電影電視所展現的，撤退得那么有條不紊，那么從容不迫。在險惡的戰爭環境下，遠不是這么一回事。失散被俘，以至從此與本單位失去聯系，流落異鄉，歷經艱難才重新歸隊的事并不稀奇。”應該說，在嚴峻的戰爭環境下，尤其是在敵情險惡時，革命活動的危險性確實很大，對一些剛參加革命的同志來說，確實是一種心理上的考驗和意志上的鍛煉，在這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誤或者產生畏懼、膽怯的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可貴的是他們最終戰勝了種種弱點而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戰士。作者對此所持的既不夸大、也不掩飾的創作態度，使讀者覺得他筆下的那一個個人物確實是生活中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真實的人，確實是在革命的熔爐中由普通的勞動者最后煉成具有鋼鐵般意志的堅定的革命者，而不是小說家理想中編織出來的虛構人物。唯其真實，才有藝術的魅力可言。雖然作者在此中的筆墨似蜻蜓點水，著筆不多，但僅此一點，便可讓我們感受到作者面對歷史真實的勇氣和革命唯物主義者的博大胸懷。
　　《抗幣風云錄》，一方面盡力渲染了戰爭的艱難和建廠中的種種曲折困苦，如湯少林的英勇犧牲，趙醒華的壯烈就義，盛慕萊的為黨捐軀、張漢卿的慘遭殺害，以及李琢章、陳耀祖等同志的身陷囹圄等等，但同時又著力描寫了生活中的另一面。我們看到，即使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下，印鈔工人和戰士們那種輕松歡快和對生活的熱愛之情，他們會在簡易的兵乓桌前、籃球架下，龍騰虎躍，拼搶爭奪，會在一起跳秧歌舞或者參加文化學習，而充滿革命激情的歌聲，更是日夜所聞，逢上節日或者紀念日，還有豐富多彩的文娛晚會，表演大家自己編排或改編的節目。如作者作言：“好在那時，差不多人人會唱歌，也習慣于唱歌，歌聲永遠是和生產勞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反映了人們革命的樂觀主義和對精神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他們是革命戰士，同時也是一群充滿生命活力和生機盎然的年輕人。革命和生活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這是作者筆下流露出的歷史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又一個生動寫照。
　　真實之余，我們還深切感到，這部史話作品與以往許多反映這類題材的文學作品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它將新四軍這段革命印鈔史巧妙地融進了作者對一個個生動、形象的印鈔戰士的藝術性描繪、對戰爭歲月的藝術提煉之中，使讀者不僅在理性上而且也從感情上領悟和了解這段歷史的復雜性和艱難性，同時又沒有絲毫的枯燥感，在這點上，這部史話作品可說是同類題材作品中的佼佼者，它將歷史與文學巧妙地溶為一體，并以一個小說家的眼光和筆調去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體現出作者對歷史的深刻把握和對文學創作駕輕就熟的本領。
　　這種完美的結合首先表現在作品中人物富有個性的細節描寫，使我們對印鈔戰士的性格特點、工作作風、敬業精神以及勇敢、機智、無私無畏的共產主義者的精神風貌有一個深刻的印象。譬如寫吳福海（上海解放后曾先后担任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和農場局顧問等職），“高個子，闊肩膀。……常穿一雙引人注目的大皮靴，走起路來，腰板挺直‘咯登咯登’地很有氣派……他這種氣派，很象老刀牌香煙殼子上的那個海盜，所以服務團里一些調皮的女同志就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老刀牌’。老遠看到吳福海走來，就喊道：“老刀牌來了！”吳福海則裂開嘴笑笑。有時還做個取刀劈人的動作。”吳福海的形象很自然地就印在了讀者的腦中。又如在介紹胡金魁（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統戰部長、省人大副主任等職）時，除了對他的革命經歷有一個簡潔的交代以外，還引用了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他的描述“我當時是同傅錦魁（音譯）一起旅行，他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由外交部派來陪我上前線……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整個旅行公開抱懷疑態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總是樂意幫忙的，因此后來沒有等到旅行結束，我們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在另一部書中又描述道：“他是有大學畢業生的溫雅沉著風度，但他卻是一個完全靠自學，或者說是紅軍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為人幽默，有耐性，機警和勇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工廠工人”從這些引述的文字里，我們便可了解到胡金魁的善良、真誠、聰敏、勇敢和對革命事業的堅定的信念，同時也感受到革命隊伍確實是個鍛煉人、磨煉人的地方。就這樣，在每一個關鍵人物出場時，作者都以不同的筆法，從不同的角度，對人物進行描繪與介紹，使讀者能從短短的幾行字甚至幾句話，就能把這個人物牢牢地印在記憶里，這是作者藝術手法的第一高明之處。
　　第二是借用章回小說的體例，在每一章節的末尾設置懸念，使讀者欲罷不能，產生必須接著往下看的欲望，既增強了讀者的興趣，又使讀者對這一段革命斗爭史和革命貨幣史有一個較為完整和連貫的了解。如，當讀者看到印鈔廠的籌備工作，幾經艱難險阻，終于將一切物資、人員都落實到位，就等下令正式開工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風云突變，工人們不得不把已經裝好的機器拆下，忍痛告別了生活了幾十天的鼎豐區公司，欲知詳情，請看下文”。讀者如何能不馬上去接看下文呢？又如寫印鈔部隊在向山東解放區轉移時，經過隴海路時，上有敵機不斷的盤旋，掃射，而地面上相當長一段路是開闊地，毫無遮掩之物，“欲知這數百人的隊伍和近百輛牛車如何通過隴海路，請看下文”。讀者不能不對這支隊伍如何智過隴海路懷著強烈的興趣。就這樣，讀者在作者設下的一個又一個疑問中，津津有味地一章一章地往下看。這是作者巧妙地借用了章回小說的寫作手法的成果。
　　第三是在某些方面配以生動、細致的刻畫和描寫，使讀者對戰爭環境中印鈔事業發展所碰到的千難萬險有一個比較直觀的、感性的認識。如第十二章“化名開戶兌支票，偽裝器材巧過關”，寫我們的地下黨在敵人的大后方上海，建立了一條運輸線，負責印鈔器材、物資的采購和運輸工作，在這條運輸線上工作的同志，經常要與各種各樣的商人以及敵偽面對面地周旋。作者在這里較詳細地介紹了這樣一個細節，從事地下運輸、采購工作的韓慶沅帶著女兒一起去派克路（現名黃河路）愛文義路（現名北京西路）上的申莊兌換從根據地帶來的支票，老板見這些匯票都是來自根據地的，便存心要敲榨并加以威脅，韓慶沅沉著冷靜地冒稱是做襪子生意的，不知這些匯票和新四軍有什么關系，并且口氣很硬，老板見榨不出什么油水，只好如數兌換。此外，當我們的同志從敵人眼皮底下將一批批印鈔所需的紙張、油墨巧妙地蒙混過關，運往印鈔廠所在地，那種與敵人周旋的驚險與緊張的場面也被作者的筆描繪得淋漓盡致。還有周奇、周玉華、黃健華等三人從海上護送一批印鈔物資由膠東撤往渤海，途中遇到敵人的軍艦，二周繞幸脫險，黃健華卻身陷囹圄，遭到敵人百般折磨，出獄后又遭敵人追捕而險些再次入獄。諸如此類的細節在這部史話中不斷地出現在讀者的面前，使讀者對當時從事革命活動，尤其是戰斗在印鈔戰線上的戰士們對于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勇敢無畏的共產黨員的精神風貌有一個形象化的了解，并且這種形象也是能在讀者心中長存的。
　　這部史話作品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作者自始至終將一種積極的、樂觀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貫穿其中。書中描述的那些人物，無論是有一定年齡與革命經驗的老同志，還是剛剛投身革命的青年甚至少年，無論是領導干部還是一般群眾，無論是在敵后工作的地下黨同志還是在印鈔機器旁的普通工人，總之，無論是誰，無論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你都可以從他身上看到那種對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那種吃苦耐勞、無怨無悔的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上至領導同志的工作作風、與群眾的關系，下至每個人之間的交往，你都能時時刻刻感覺到這里彌漫著一種革命大家庭的氣氛，彼此相互關心、相互照顧，即使出現矛盾，也能坦誠相告，有錯必糾。而一旦面臨險惡的環境變化，彼此便齊心協力，患難與共，這種對革命事業的向心力，不是靠幾句宣傳就能培養起來的，它是我們黨長期以來在群眾當中所起的模范帶頭作用的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影響所帶來的。如果沒有這種向心力，那么可以斷言，我們就不會有這場戰爭的勝利，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
　　燕平先生的這部史話，不僅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而且也為我們展現了一代人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和精神風貌。雖然事過境遷，今天的年輕人面臨的現實與任務與戰爭年代已完全不同，然而，對理想的執著、對事業的獻身精神以及健康發展的人生觀、道德觀與良好的精神風貌卻是這兩個不同時代對年輕人的共同要求。這是歷史對年輕人的期望，也是這部《抗幣風云錄》給予我們的啟示。
　　
　　
　　
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087-091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周成璐19951995 作者：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087-091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周成璐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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