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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應當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是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當代西方經濟學更是以促進當代資本主義的最大利益為主要目的，但是，基于下述理由，我們應當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
　　1.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經濟學家對迅速發展的現代化市場經濟的研究，有很大的進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提出了不少反映現代社會大生產過程中各個環節的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其中不乏合理的、有益的成分，我們可以有取舍、有鑒別地加以利用，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服務，以期早日實現兩個根本轉變。
　　2.改革開放是我國既定的正確方針，在對外經濟貿易往來中，我們的主要對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當代西方經濟學是這些國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論總結。當代西方經濟學表述并研究西方國家的企業和個人的行為準則和動機。熟悉西方經濟學可以對西方國家的經濟運行和活動方式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便于了解國際市場的規律、規章、慣例和內情，在交易往來中，做到知己知彼，爭取主動。
　　3.當代西方經濟學重視數量分析，盡管過度數學化已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家的憂慮，但是數理模式分析終不失為能對經濟現象比較精確解剖的工具，正確地利用它，可以充實經濟研究的內容，可以對經濟變動的趨勢作出比較透徹的觀察，并由此而得出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經濟學是致用之學，研究經濟問題不應只作演繹式的邏輯推理，而應有事實和數據依據，言之有物。美國大學中后起之秀的著名的斯坦福大學把經濟學專業的培養目標定為：掌握基本經濟理論；熟悉世界、特別是本國的經濟情況；能借助量化手段分析實際經濟問題。這一想法是不無道理的。
　　4.西方經濟學是西方國家采取經濟行動的指導原則和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它的演變往往是西方國家政策更替的先兆。在改革開放中，我們要同西方國家的政府聯系交往，就不能不了解它們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意圖和目的，為此，我們應當懂得西方經濟學。
　　5.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長時期中，我國對西方經濟學基本上是封閉的。翻譯的西方經濟學著作很少，還往往限于內部發行，寫出的有關西方經濟學的文章一般是以批判為主的，涉及的有關理論往往是支離破碎而失去原形。結果，對本世紀50年代以來的新發展缺少了解，而一旦開放之后，西方經濟學形形色色的理論大量涌入，一些人感到新奇而無選擇地接受，并根據各自的理解去不恰當地聯系我國的實際，以致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從這一后果看，不全面、系統地了解西方經濟學也是不恰當的。
　　6.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應當無所畏懼地面對西方經濟學，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剖析西方經濟學，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從中吸取可以為我所用的成分。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寫《資本論》時，閱讀了大量的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他遺留下來的《剩余價值理論》的文稿，便搜集了許多非無產階級作家的論點。全書所引當時或較早時期作家的著作，據粗略計算，約有90余種之多。馬克思主義就是在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地向前發展。只有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吸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不斷地用新觀點、新結論來豐富自己，糾正被實踐證明已經過時而需要更新的某些具體結論，馬克思主義才能永葆青春，不終止地發揮其戰斗力。
　　　　　　二、應當看清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
　　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大部分理論屬于資產階級思想意識范疇，是與無產階級思想和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對此西方經濟學家毫不諱言，他們當中有些人看來立論彼此尖銳對立，派別互不相同，但在這一點，他們是心心相通的。
　　例如，當代西方經濟學家陣營中主張自由放任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就詛咒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經濟，貶之為“通向奴役之路”。而主張國家干預的代表人物凱恩斯在致哈耶克的信中說：“依我之見這是一部完美無瑕的書（指《通向奴役之路》——筆者），我們有最充分的理由感謝你如此恰如其分地道出如此迫切地需要說出的話。你不會指望我接受書中全部有關經濟學的權威性斷言，但是在道義上和哲學上我覺得自己差不多贊同其全部觀點，不但贊同，而且深深為之感動。……這一派人之所以需要計劃，并不是為了享受計劃的果實，而是因為在道義上他們所持的觀點正好與你的相反，他們不打算為上帝服務而是替魔鬼效勞。……我們所需的是恢復正確的倫理思維——恢復我們的社會哲學中獨特的道德價值。”〔1〕這段話， 生動地表明了西方經濟學體系中對立的兩派盡管在理論上和政策建議上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們的倫理思維、社會哲學和道德價值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他們的意識形態同屬一個階級，因此，他們是心心相印的。
　　另一例子，從發展經濟學的產生、演變和分歧，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的烙印何等鮮明，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何等激烈！
　　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經濟學體系中新興的一門學科；它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學者，并不限于發達國家的主流派經濟學家，也不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但是，國際上號稱發展經濟學家的大多數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學家，而且屬于主流派。他們為什么有興趣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呢？一位早期著名的美國發展經濟學家作了明確的回答：“以1945年至1960年這段時期為高峰的非殖民化運動重新激發了對發展經濟學的興趣。許許多多的國家發現它們自己處于以追求國民經濟增長為目的的形勢之下。富國出于人道主義（！）的關心，出口鼓勵的利益以及大國勢力的角逐，對這些國家發生了興趣”。 〔2〕發展經濟學興起的頭20年，論證經濟發展問題的基本思路是結構主義思路。這一思路的特點是：認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結構上不同于發達國家；資本積累和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由于迅速工業化的需要和市場有待培育，發展中國家應當實行經濟計劃化；鑒于窮國和富國經濟實力的懸殊，發展中國家應當實行貿易保護和進口替代。
　　基于這種思路而選定的政策，雖然有畸重畸輕之弊并由此而產生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當時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為了糾正偏向，60年代末期以后，一些發展中國家陸續在經濟發展戰略上實行了重大轉變，從片面強調計劃化轉向重視市場機制，從片面強調工業化轉向重視農業進步，從片面強調物質資本積累轉向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從片面強調內向的進口替代轉向重視外向的出口鼓勵。這種轉變與其說是前一階段經濟發展理論的錯誤，不如說是發展中經濟自然而又必然演進的一個過程，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對如何發展經濟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化。
　　但是，西方正統經濟學家對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它的要害是“背離了正統經濟學”，是“拒絕了單一經濟學的主張”，是“違背了自由放任的理想。”〔3 〕西方一位著名的正統經濟學家哈伯勒對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進行了全面的攻擊。
　　首先，他認為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重視剩余勞動力、失業和經濟長期停滯問題是受了凱恩斯理論的影響，而“長期停滯論是對大蕭條本質的一種嚴重誤解。可悲的是，它被勞爾·普雷維什接受，并由此而對發展經濟學造成了強烈的影響。……大蕭條不應當像許多凱恩斯主義者和普雷維什認為的那樣，歸咎于資本主義固有的和內生的不穩定性，而是外生的、不可避免的政策錯誤以及熊彼得所說的‘偶然因素’的結果”。〔4〕其次， 發展經濟學中有一理論——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即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上的差異，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從而加劇富國與窮國的發展不平衡，為此，發展中國家有必要采取貿易保護措施。這在理論上是有根據的，經濟現實也曾證明如此。哈伯勒卻說，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所謂的歷史事實是缺乏根據的，其解釋是有漏洞的，對未來的推斷是輕率的，政策結論是缺乏責任感的。”〔5〕他還說， 這一理論錯誤地把大蕭條對周期性的貿易條件惡化錯誤也解釋為一種長期變動，“既然我們從另外一些統計數據（如利普西提出的）知道了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并未長期惡化，就不必再為所謂的種種理由（恩格爾定律，發達國家公司壟斷和工會力量）而絮絮不休。這些理由不管怎么說都是不充分的，也不必再對影響深遠的種種政策結論（導致‘平衡增長’，‘大推進’和通貨膨脹的保護主義）加以評論。這些結論，說得委婉一些，也一定算是輕率的。”〔6 〕發展經濟學中，還有一種“示范效應”理論，其意義是，由于運輸、交通、信息的不斷進步，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經濟上的優勢，利用電視、廣播、報紙等傳播工具，大肆宣傳它們新產品的特點和優點，使發展中國家廣大的消費者深受影響，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模仿發達國家的消費模式，把收入大量花費在進口商品上，以致降低儲蓄傾向，使資本更難以形成。在生產領域中，示范效應的后果表現在資本密集型和高度機械化生產方式的被采用，這對于窮國的資源配置也十分不經濟。示范效應在理論上說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發展中國家相當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但是，哈伯勒站在發達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對這一理論提出異議。其理由是，發達國家也同樣深受其害，發展中國家不必為此而感到不平。他說，“示范效應并不特別地與發展中國家相關，我們所有的人（即使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也是如此）都處在十分強大的令人入不敷出的廣告宣傳壓力之下，在任何地方我們都看到和讀到我們想得到而又買不起的東西。分期付款實際上使我們隨隨便便地購買那些不該買的東西。”〔7〕言外之意，富國的人同窮國的人一樣都受廣告宣傳的誤導， 窮國的人又何必為此憤憤不平。
　　哈伯勒無視在舊國際經濟秩序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并非處于平等地位和兩類國家結構上互不相同的狀況，從根本上否定了發展經濟學的存在。他說：“我的思想，一直是如人們通稱的單一經濟學的思路。在我看來，只有一種經濟學，這就是包括國際經濟在內的廣義的新古典經濟學。這種理論的主體是寬闊而靈活的，足以處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我反對主張有一種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的單獨理論的雙經濟學的觀念。”〔8〕
　　第一階段的發展經濟學在總的思路上雖有畸重畸輕之弊，但其中一系列理論和模式基本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建國初期的主觀愿望和客觀要求，在一定歷史階段中有其實際意義。而哈伯勒卻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出發，一一加以猛烈攻擊。他說：“我批評過構成發展經濟學許多內容基礎的觀點，這些觀點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集團脫離于發達國家并且處于不利地位；它們以嚴重的‘偽裝性’失業為特征，其貿易條件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惡化傾向（普雷維什—辛格理論）；它們受有害的‘示范效應’的支配；私人創造性和市場力量只能賦予不重要的地位；發展需要通過政府實行廣泛‘計劃化’以促成大規模的‘平衡增長’和‘大推進’。”〔9〕
　　不難看出，哈伯勒的上述議論是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潮的重新肯定。這一要害，他的同行科登一針見血地指出：“哈伯勒的一生都是一個按歐洲大陸意義界定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信奉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從來就不贊成主張干預的政策。多年來，尤其是在30年代時期，這樣的觀點不時髦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些觀點在西德和在某種程度上的美國重新流行，但是同發展經濟學家這一新領域中的傳統常識是根本不相協調。”〔10〕芬德利說：“哈伯勒闡述的宏大主題，是作為20世紀一種經濟教義的自由主義的命運，他認為30年代大蕭條是一次巨大的過失，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某些固有的‘結構性矛盾’，……正如他把戰后前期數十年間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的種種困難視為凱恩斯主義異端邪說所帶來的后果一樣，他把最近幾年——與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同出一轍——看作是向理智和自由市場的回歸，只有從凱恩斯積極行動主義的狂妄自大中解脫出來，西方才能為一個穩定而繁榮的世界經濟提供條件。”〔11〕
　　另一位號稱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拉爾對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進一步的攻擊，他從根本上否定了這門新興的經濟學科，宣布“發展經濟學無人惋惜的死亡”〔12〕，因為它是“直接控制教條”的體現。他說：“許多發展中國家當前嚴重的扭曲，不是來自不可避免的市場經濟不完善，而是來自不合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造成的政策誘導性的扭曲。……最坦率地說，隱藏在所有國家干預主義背后的是家長制觀念，它源于對第三世界貧窮的、未受過教育的普通民眾的不信任（如果不是蔑視的話）。”〔13〕
　　平心而論，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并非對西方經濟學一般原理的離經叛道，它基本上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充分運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只不過多多少少從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外實際情況出發，并著眼于如何迅速推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早日改變發展中國家廣大人民貧困落后的狀況。它不過是西方經濟學一般原理在特定環境下的應用，但是它并未脫離西方經濟學的主體。公正地說，它不應當被西方經濟學者看成是異端邪說，然而，一些號稱自由主義者的西方經濟學家都從固有的價值觀出發，貶低它，責難它，甚至否定它的存在，宣布它的死亡！
　　西方經濟學家對視為異己的理論從來都是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或輕蔑地不屑一顧的。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一直受到西方經濟學主流派的攻擊或嘲笑。
　　西方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性從全部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看出。一種新學說的興起或一種舊學說的復活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順應西方國家當時的特定需要才出現的。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予更突出地反映了西方世界意識形態的偏好。
　　在科斯1960年發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之前，西方經濟學家在資源配置問題上，一般接受庇古關于外在性使市場經濟不能進入帕累托最優狀態，從而必須由國家采取一定行動的說法，但在科斯看來，即使出現外在性，國家也不必采取行動，只要產權明晰，“看不見的手”總會把經濟導向帕累托最優狀態。科斯理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是使西方經濟學回歸到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思想領域。而科斯之名大彰是因為他的理論順應經濟的變化和資本主義經濟思潮的起伏。70年代以后出現在西方國家的“滯脹”問題使凱恩斯主義黯然失色，反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流派紛紛出場，自由主義重新抬頭。80年代又是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政府失靈”的口號下把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年代。到了80年代末期，東歐的舊經濟體制解體，私有化之風愈演愈烈，在這種背景下，主張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科斯定理”自然受到了極力推崇，而科斯自然也被加上諾貝爾獎的桂冠。
　　關于累進所得稅制，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家曾不斷加以贊揚，以為它是縮小資本主義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的重要舉措和有效手段。例如，凱恩斯說：“自從19世紀末以來，通過直接稅——所得稅、超額累進所得稅——這種工具，在縮小財富和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成就，在英國特別是如此。”〔14〕薩繆爾森反駁高稅率會減少激勵和影響工作的觀點，他說：“80年代的美國（在供給學派影響之下）因相信降低邊際稅率會提高刺激和經濟效率而出現了賦稅革命。……稅率對工作時間的影響并不清楚，因為收入和工資的替代效應以相反的方向變換工作。累進課稅的結果，一些人選擇較多閑暇而較少工作，而另一些人也許會更加努力工作以賺取他們的百萬元。那些欣賞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所帶來的權力觀念或成就感的眾多的醫生、科學家、藝術家以及企業經理們將為＄80000就像為＄100000一樣努力的工作。 ……供給經濟學派的主要預言——隨著邊際稅率的削減，工作和儲蓄都將急劇地增加——到目前為止還未實現。”〔15〕盡管凱恩斯和薩繆爾森也都曾担心過高的累進稅率可能影響資本的增長和流向，但是還未公然提出有利于富裕階層而不利于貧苦階層的單一稅率。從西方經濟學的新發展趨勢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的傾向性越來越明顯。
　　　　　　三、應當肯定19年來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成果
　　不能不承認，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了解、研究已基本上中斷了30年。而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在其庸俗性并不消減的同時，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認識又在不斷擴大和深化之中，而且一些比較貼近貧困落后國家經濟現實的理論和學科已經建立起來，其中有不少可以為我所用、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的成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針的指引下，人們逐漸解放了思想，逐漸理解了下述這段話的真諦：“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6〕在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中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現分述如下：
　　1.在全國高校財經管理專業設立了11門核心課程的教學計劃。這一計劃的要旨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統帥，加強經濟計量分析與電腦操作的訓練，充實統計學和會計學兩課的內容，在財政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貿易學中注意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實際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吸收西方經濟學在這三個領域的新理論和新操作技術，開設宏、微觀經濟學和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理論聯系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的發展經濟學兩門核心課程。這個教學計劃的大方向是對的，它符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路線的精神，有助于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但是由于師資力量不足，在教學中未能很好貫徹計劃的要求，這還待進一步努力。但取得的初步效果是良好的。學生們反映，思路拓寬了，比較之下認識了馬克思主義是分析問題的最犀利的武器，同時也開始知道了如何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工具研究我國社會經濟問題。
　　2.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考察經濟問題時，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概念已成為通用語。人們已經熟知，宏觀經濟方面要注意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微觀經濟方面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是實現最大化的原則。國家在統計經濟增長時已使用國際通行的GNP或GDP指標。此外，二元經濟結構，農業剩余勞動，隱蔽性失業，人力資源開發，恩格爾法則，吉尼系數，金融深化等等西方經濟學中的術語已在分析我國經濟實際時經常使用。為了能比較正確反映股市行情和預測經濟走勢，一些媒體已在借鑒道瓊斯指數、恒生指數等的編制原理和運作經驗，著手編制中經指數，卡斯特經濟評價中心利用經濟周期分析原理和經濟計量方法，編成景氣先行合成指數以預報景氣轉折點和變化趨勢，又編成一致合成指數以評價經濟現行狀況。盡管這些指數在編制方法上還可改進，在實踐上還有待檢驗，但畢竟有助于對經濟發展形勢的了解并可供決策者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與國家統計局課題組聯合編制的《1996年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秋季報告》中指出，近四年來由于貫徹中央的正確決策，加強宏觀調控達到了預期目的，我國經濟實現軟著陸發展勢頭良好，明年經濟發展存在著三種可能趨勢，因此，宏觀調控力求穩中求進，緊中搞活。這些評估意見和政策建議都是言之成理，有根有據的，應當說，這份報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我國實際問題的可喜成果。
　　3.我國經濟學界也開始以我為主，自成系統地寫出有分析、有評論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有的青年同志已經就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作出嘗試。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學強調計劃配置資源，雖然并不忽視計劃調節的作用，但是將消費者、生產者和資源所有者的自由選擇置于突出位置。另一方面，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更為強調宏觀調控、計劃指導與政府干預，特別是把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和共同富裕作為實現社會范圍內最大限度平等的調節手段。這種看法具有一定新意。他們在書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勞動價值論，但也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需要，采用了西方經濟學中各種行為學說和宏觀、微觀管理決策理論，構成了一種經濟學教科書的新體系。這種不是從本本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的需要出發、勇于探索的精神是應當肯定的。
　　4.經濟學界還從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得到啟發，或者在努力建立新學科，或者把西方經濟學的模式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建立新的模式。例如，經濟發展在基本產業結構變化上的表現是，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漸擴大，第一和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一產業的比重逐漸縮小。這一點，作為古典經濟學創始人的威廉·配第早已指出，300 多年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史已證明其為真理。第三產業的興旺是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反過來又大力促進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反映了一國發展水平的高低，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比重已接近或超過70％，而最不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比重處于20％至30％之間。由于改革開放的結果，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已由1990年的21％提高到32％。有的同志檢討了長期被忽視的第三產業領域的經濟理論，提出建立第三產業經濟學的設想。我國經濟學者在充分認識二元結構模式重大意義的同時，不囿于劉易斯簡單地把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工業化資金累積的源泉的看法，而能結合實際提出我國要由二元結構經濟轉變為現代經濟，要由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關鍵在于實現人口的合理流動和城鎮化。經濟學界還有人試圖以經濟發展理論的演變為脈絡寫出經濟學說史。他們認為，毫無疑問，以價值理論為主線寫成經濟學說史是正確的，但是，為了不損歷史人物的全貌，從以往的經濟學說中廣泛地去攝取有益的成分，以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寫出一部以經濟發展理論為主線的經濟學說史也是必要的。這樣做，還可以深化對西方經濟學庸俗性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經濟理論的批判，一般集中在價值論和分配論，而事實上，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庸俗性不僅表現在價值論和分配論方面，還表現在經濟發展思想方面。以馬歇爾為例，過去對他的經濟學說的批評是：馬歇爾以商品的市場價格代替了商品的內在價值；在生產要素的分配上，馬歇爾接受了“三位一體”的公式。如果我們把視野從馬歇爾的均衡價格論擴大到他的經濟發展論，又會發現馬歇爾經濟學說中又一個缺點。馬歇爾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平穩的、漸進的和連續的；經濟繼續增長是可能而又可取的；經濟增長的利益是會自動地擴散到各個階層的。因此，在他看來，經濟發展從來是不會產生突變的，而是通過邊際的微調來推進的。這種邊際的微調反映在價格機制之中，于是，價格機制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自然機制、最佳機制，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中，變化會出現自然秩序，私利角逐會自然產生調和，經濟增長的利益將自然普惠廣大人群。換言之，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所要求的僅僅是提供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機制并讓其自由運轉而已。顯而易見，馬歇爾對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的基本看法，理論上是形而上學的，實踐上與各種類型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是不相符合的。正確的理論和客觀的實踐都證明：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不平衡、有矛盾和沖突的過程，如果聽之任之，則矛盾、沖突和不公現象不僅不會自動淡化和消失，相反，會循環累積地愈演愈烈。
　　以上所述，不過幾個例子，但從中也可以看到，十九年來，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針的鼓舞下，我國的經濟學界、特別是一批中青年學者，努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注意對西方經濟學鑒別取舍，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聯系我國實際問題，分析我國的實際問題，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議。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上，已基本上不再是單純介紹或轉述，而是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勤奮求索，有所創新。這些成果雖然還不是很大，還不很成熟，有些觀點還值得商榷，但是他們既非對西方經濟學頂禮膜拜，更非對社會主義有意攻擊。對他們努力鉆研和積極思考的精神和取得的初步成果，應當肯定和支持，對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應當幫助和引導。
　　　　　　四、應當準確地理解西方經濟學，正確地應用西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中的各種理論和各派學說是順應經濟情況的變化和經濟思朝的起伏而出現的，它們或更替，或消長，或屬于一時性的對策，或較持久而又有變異，眾說紛紜，真偽并存，我們在引進西方經濟學時，理所當然地應當準確完整地理解。而我國是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雖然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但是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情根本不同，在應用西方經濟學分析我國經濟問題時，理所當然地應當正確無誤地結合實際。
　　在這方面，我從自己的經驗教訓中就深有體會。人們知道，在前期發展經濟學中，　“兩缺口模式”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模式于1966年由錢納里和斯特勞特共同提出，他們根據凱恩斯關于國民收入的宏觀分析得出“投資－儲蓄＝進口－出口”的公式，公式的左邊表示投資與儲蓄之差，右邊表示進口與出口之差，如果投資大于儲蓄，則國內儲蓄出現缺口，這個缺口要由進口大于出口來平衡。1985年，在我撰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發展經濟學》中，我要對這個模式作出如下的解釋：這兩個缺口的相當是事后的相等，而在事前，投資、儲蓄、進口和出口是獨立變動的，其結果，投資超過儲蓄的數額，不一定恰恰等于進口多于出口的數額。為此，發展中國家必須作出調節。如果國內儲蓄缺口大于進口超過出口即外匯缺口，就必須削減投資或增加儲蓄；相反，如果外匯缺口大于國內儲蓄缺口，就必須削減進口或增加出口。但是，這種調節是從缺口本身的修補來考慮的，只是一種消極的調節，如果從缺口之外開辟財源，利用外資，則一筆外資對兩個缺口都產生影響。因此，一箭雙雕。因加緊動員國內資源以滿足投資需求和加緊動員國外資源以沖銷進口而出現的雙重壓力都可減輕。于是，我從這個模式得出的結論是：國內儲蓄不足國外資源補，強調了外援和外資利用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
　　近年來，我逐漸認識到對兩缺口模式作上述解釋并不符合模式的本意。因為在60年代中期，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思路所強調的是結構改革、進口替代工業化和內向發展，當時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外匯不足。作為持結構主義思路的經濟發展理論的代表人物錢納里提出這一模式的本意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外匯約束，要突破這個約束，必須進行結構改革，增加產出以擴大儲蓄并強化出口能力，這樣，兩缺口模式的內涵就同當時經濟發展相一致，并成為前期發展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當然，60年代末期以后，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內向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缺點，轉向重視外向的出口鼓勵以擴大外匯積累和利用更多的國外資源，又可以用兩缺口模式作為經濟發展新戰略的理論依據，但這是人們賦予這個模式的新意而非它的原意。
　　總之，為了改革開放，為了實現兩個根本轉變，我們應當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而且19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了解西方經濟學已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不能無視西方經濟學含有的價值標準，同時，要注意我國社會經濟的特點，準確地理解并正確地應用西方經濟學。
　　有的同志說，中國的經濟學家既受過馬克思主義的良好訓練，又在近十幾年完成了對西方各種經濟理論的補課。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樂觀估計。但是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不艱苦學習和認真鉆研，是難以掌握其要旨的，而西方經濟學的新理論在不斷出現，不作及時而全面的了解，就會不明是非。因此，要使上述估計成為現實，還任重而道遠。
　　〔1〕哈羅德：《凱恩斯傳》，第466—467頁，商務印書館1962 年，著重點是筆者加上的。
　　〔2〕雷諾茲：《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現實》，1977年英文版， 第24頁，著重點和驚嘆號是筆者加上的。
　　〔3〕拉爾：《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云南出版社，1992年。
　　〔4〕〔5〕〔6〕〔7〕〔8〕〔9〕〔10〕〔11〕邁耶主編：《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理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7頁、第76—77頁、第78頁、第79頁、第76頁、第74頁、第110頁、第113頁。
　　〔12〕〔13〕拉爾：《發展經濟學的貧困》，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頁、第143頁。
　　〔14〕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一般理論》，1936年英文版，第373頁。
　　〔15〕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上卷，第1234—1237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當代財經南昌3～10F11理論經濟學譚崇臺19981998本文闡述了應當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的理由，以實例說明應當認清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根據我國19年來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情況，肯定已經取得的成果，并指出應當準確理解、正確應用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意識形態性/西方經濟學應用蔣堯明　　　　　　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當代財經南昌3～10F11理論經濟學譚崇臺19981998本文闡述了應當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的理由，以實例說明應當認清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根據我國19年來了解、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情況，肯定已經取得的成果，并指出應當準確理解、正確應用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意識形態性/西方經濟學應用蔣堯明　　　　　　

網載 2013-09-10 21: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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