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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176(2006)04-030-(8)
　　當代技術實踐的文化多樣性表明，技術并非是個處于社會文化影響之外的單一封閉過程，而是一種沉浸在社會背景、經濟結構、文化習俗以及美學愛好等文化因素中并被社會建構起來的現象。什么技術在什么時候出現，不能只根據先前和現存技術的發展來“科學地”推導，而必須綜合分析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參與者等多種因素才能得到合理的說明。“發明某物只是意味著其給社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而社會才決定這種可能性是否值得實現”。①事實上，在技術活動多種可能性已得到確定的情況下，要決定哪種可能性變為現實，已不再是一種技術的選擇，更多的是一種處于社會背景、利益群體沖突和協商中的文化選擇，技術的變化是和社會結構變化攜手并進的。于是，技術不再被看作是由自身決定的東西，而是“文化中的技術”，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構造”，這也促使我們“從技術本質主義走向建構主義”。②
　　本文從技術發展所植根的文化因素入手，探討技術文化選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進而分析技術文化選擇的動力、價值評價與創新文化生態，最終將技術創新視為一個包含著技術屬性、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復雜文化過程，并為創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提供新視野和新方法。
　　一、技術是社會文化的產品：文化選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追溯技術產生所植根的文化因素，可以看到，作為人的創造物，技術被天然地賦予了改善人的生存狀況這一文化要求。一開始，技術的出現就面向著某種人類所設定或要求的目標，比如保暖、獵食、治病等，目的就在于增強人類對物質環境的適應和改造能力。事實上，從石器時代到信息時代，技術就一直是物質環境中被人類有意識地使用或為使用而改造過的那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人類官能、體能延伸和擴充的重要部分。具體來說，這種文化要求又分為兩個層次：
　　首先，排解人類生活中的苦難。人類的最初生存狀態及其發展，始終面臨著艱難而貧瘠的生存條件的挑戰，這也迫使人類制造、使用工具，在適應自然、干預自然的過程中創造適于自身生存的環境。結果，創造和使用工具（如調節溫度的工具、獲取食物和水的工具、交通和交流的工具等）的技術活動，始終與人的自然生命相伴隨。進入近代以來，人類從對永恒生命的追求和向往轉向對現實生活世界的追求，從在神靈世界尋求靈魂的永生轉向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尋找行善得救，在這一過程中，上述文化要求不斷得到強化。與之相應，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理念為這種轉化提供了一種哲學信念，即可以通過蘊含著豐富知識的技術來解脫人類在自然中的不自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苦難，這種認知理性的確立與擴張，與歐洲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后形成的新教倫理、18世紀盛行的功利主義思想等結合在一起，為科學發展開辟道路，奠定基礎，使科學處于強勢的中軸地位，推動著人們在近代不斷實現自然界的工具化進程。
　　這種排解人類苦難的文化訴求體現為技術發展所依賴的三種文化力量。即“依賴于功能和用途觀，包括范式引導，功能解釋和未來用戶的想象”，“依賴于概念和工程的模式，它們來自于不同的學術、職業和組織文化，而且被刻寫于技術設計之中”，“依賴于傳統和機制，它們反映了特定的態度與該領域行為者之間的已有關系，而且它們穩定了使技術發展制度化的途徑”③。這也意味著，技術的產生路徑、設計方案和運行機制，始終離不開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這一基本文化要求。因此，任何技術都不可能脫離其所依賴的社會去單獨發展，更不可能先在地有一個自身的邏輯，然后再獨立地展開這一邏輯，并產生出其他技術，進而影響社會和改變社會。技術是人為的東西，人必然會影響他所制作的東西。所以，在技術的設計、制造、擴散、推進和規范過程中，不僅滲透著時代精神的靈魂，而且還內含著反映時代要求的人文關懷。隨著文化的不斷進化，人類最大限度地利用技術手段開發和利用自然，不斷將自己的目的性賦予技術，強化著技術成為一種人的目的性存在的文化要求，從而使技術的生存意義和特征展現于其與社會生態相互作用的過程中。
　　其次，擴大人類自主選擇權。技術對象的建造和生產以精心規劃并自覺實施的活動為基礎，人們期望技術發展服從人類的目的和控制，這樣，技術的最初表現形式是構思，構思的結構以符號(圖表和文字)或物化形式表現出來，結果便是發明，創新則是將發明發展為體系化的生產技術和產業技術。在這一過程中，“工具的價值只能寓于其目的之中，只有當人們關注工具的目的，把工具本身作為支援手段之時，它們的價值才能實現。相反，如果人們把工具本身作為觀察對象，它們就不成其為工具了。這就好比網球拍的例子，如果忽略眼前的球場或球，轉而關注球拍本身，那網球拍的妙用也就消失了”④。換言之，技術構思和技術發明都是人類對價值的一種追求，這種價值體現為人文價值（人是技術的目的）、生態價值（解除自然對人的困惑）和經濟價值（體現技術現實作用），顯現了人類自主干預能力不斷擴大的進程。“這個過程不以個別的具體目標為轉移，而是遵循自然選擇法則，作為對改變了的生活條件的適應而發生的”。⑤
　　隨著人類認識領域的擴充與科學理性精神在文化中的浸潤，技術進步不但實現了人類駕馭和利用自然力方面的巨大飛躍，而且大大提高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曾被視為不可施加影響的過程（如人的繁殖和生育）、無法克服的障礙（如人類遺傳病等），現在，都可通過技術加以干預甚至支配了。事實上，現代基因技術的力量正在賦予人類改變自身的巨大能力，這也是人類自分裂原子以后所擁有的又一種強大能力。于是，“一個作為人類將擁有改變我們自己這個物種能力的時代，正展現在我們的面前”⑥。技術的發展也就超越了技術制造物和實際應用本身的直接目的，有了環境的、社會的和人文的后果，表現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文化因素滲入技術之中，形成了技術與社會的“無縫之網”。社會演變與技術發展的匯聚，創造了整個社會結構活動展現的新物質基礎，同時也塑造、引導著技術本身的進化。
　　由此看來，技術存在與人的存在、技術本質與人的本質是相互整合的。像其他社會文化現象一樣，技術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歸因于個人的自覺抉擇和定向活動，而是各種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沖突的意向互動的結果。人創造技術，技術是人的創造物，人的社會實踐作為技術生產的內在根據，人的目的規定著技術的本質，技術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始終負載著人所賦予的價值，在強大的技術理性中體現著以創新為基本價值取向的創新精神和知識文明，從而使技術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也成為我們生活環境和社會結構的一個組分。
　　這樣，凝結為視野、范式、文化模式或指導性隱喻的社會文化取向所形成的主導習性和不同行為方式構成了技術文化選擇的基礎，最終使技術活動動態地體現了現實社會的社會利益格局和價值取向。這些，都是技術植根于文化、依賴于文化的表現，并構成了技術文化選擇的現實性與可能性。
　　二、社會文化的多維需求：技術文化選擇的動力
　　技術的發展，經歷著從個別、分散到整體化、系統化的發展過程。這一動態過程，不僅有復雜的時序，還有著發明、革新、仿制、擴散、綜合等多種內容。隨著技術的不斷積累，技術間組合產生新技術的可能性也在急劇增強，技術產物的數量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增長。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將生物進化與技術發展相類比，強調技術的發展是個延續性過程，是個不斷由周圍環境來塑造的進化過程，“這種將先前認為無關聯的東西聯系起來的做法，是一連串的新技術發明和近代科學出現的必然結果”。⑦技術發展不是一種止步不前的自我重復，而是在各種因素誘使和推動下不斷創新的過程。
　　具體來說，推動技術進化的動力主要有三：第一，技術系統的內在動力。即技術系統內部的層次結構和運行機制，以及技術內部的規范與技術實踐矛盾。第二，技術進化的科學推力。即技術發明對于科學理論發展的依賴。第三，技術進化的需求拉力。需求是人類發展生產技術和工藝、變革技術系統的根本動機，也是技術結構高級化的根本動力。技術正是在上述三種動力的作用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化和發展著。
　　在上述三種動力中，最重要是來自社會需求的動力。科技史表明，“社會一旦有了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⑧事實上，“發明是對社會需要做出的反應，發明是那些想要將其付諸實施的人所渴求的。雖然許多發明似乎并不是來自于任何先前存在的需要，但在其他的案例中社會需求確實導致了有方向性的研究或者指定投入的技術發展”。⑨作為技術發展最持久、最根本和最強大動力的社會需求，可以從縱橫兩方面來分析。
　　從縱向看，人類的需求是社會需求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表現，這種需求也是一條長鏈。從其發展來看，人類的需求是多層次和多方面的，表現為一條由物質或生理需求上升到精神或心理需求，由有形需求上升到無形需求的“需求鏈”。從根本上講，舊的需求得到滿足，又會出現新的需求，新舊需求的銜接與伸展，人類需求層次的提升與技術由基本物理運動經化學運動到生命和意識運動的發展規律相一致，并引導著技術發展，加速技術系統的進化。其中，作為個體用戶的消費需求構成了長鏈中最基本的終端需求。如“中國人發明火藥，主要的需求在精神層次，這就引導技術的發展著重開發火藥在燃燒和爆炸時的色彩和聲響效果；火藥傳入西歐后，主要的需求在物質層次，相應的技術的發展就走上了槍炮、炸藥這樣注重爆炸力的道路。由此可見消費需求對于技術發展的重要性”⑩。
　　這種需求對技術發展的動力作用是從根本意義上而非直接意義上來理解的。它具有三個特點，其一，減少物質資源消耗，有利于技術的可持續發展；其二，由物質需求上升到精神需求，為技術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伸展空間；其三，需求多樣化引導、要求相應的技術商品和技術服務的多樣化，從近現代的大批量、標準化、可替代，走向個性化與彼此兼容。基于消費要求，企業的生產有了發展生產技術和工藝以及變革整個技術系統的動機，并引導著技術所提供的產品由低層次發展到高層次。
　　從橫向看，作為社會子系統的技術體系，不斷與社會其他子系統（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發生著相互聯系，在與社會相適應和選擇過程中生成并發展著。文化需要與經濟、政治、軍事的需要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技術的發展。技術在滿足實際和潛在需要的同時，也改變了這些需求并由此提供給自身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因此，技術實踐功能的實現，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完成的，而這種社會功能實現程度如何、效果怎樣，不僅取決于技術自身特性，還與社會的自然、文化、政治和經濟環境對技術的整合，社會輿論和法律規范對公眾技術心理的調適密切相關。一方面，技術在社會區位的整合下滿足和適應社會規范的要求；另一方面，對社會心理的調適，使公眾對技術形成積極的社會態度，最后使技術在發展過程中被社會所接受，被社會所認同，成為與社會相容的技術。(11)技術進步的實現需要整合或嵌入于社會之中。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現代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作為與自然生殖相對應的過程，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成為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生物醫學技術最活躍的部分。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就是生育文化思想的影響。從文化上講，“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的愿望是人類文化生活中的一種重要印記，或至少是一個適當的愿望。“擁有孩子的愿望必定是人類最基本的本能之一，否認它會導致相當大的心理和社會困境”。“為了自身的緣故，想成為生父的愿望……可能是非理性的”。(12)而滿足這些愿望的技術在倫理上是允許的。因為，使用制造孩子的技術與使世界適合人的目的是一致的。同時，不育或不孕癥患者不僅承受著個人心理上的痛苦，還承受著來自家庭和社會等方面的壓力。“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訓雖然對現代人的影響日益淡薄，但從生命完整性和圓滿性角度來看，生殖是人類的本質行為，人類迄今都是在漫長進化中繁衍自身、生兒育女、延續生命。這既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所必須經歷的過程，也成為自然賦予人類的一個重要標志，各種文化對這種功能的強調使繁衍后代能力受到各種文化思想的重視。沒有孩子，以及沒有孩子所帶來的不快與不滿，就轉化為一種文化上對于生命不完善的看法。因此，只有當我們全面認識到了不育患者的心理焦慮和社會壓力后，才能真正理解對人工生殖研究的迫切程度和人工生殖技術迅速發展的原因。目前，美國從事人工授精的醫生超過了10萬人，每年接受這種手術的婦女大約有17萬人。接受人工授精的婦女中，成功產嬰的比例為38%，也即每年有65000個人工授精嬰兒問世，其中約有3萬個嬰兒是利用捐獻者的精子受精誕生的。(13)利用技術來解決人類繁衍過程中大量存在的不孕和不育現象，成為人工生殖技術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動力，基于這一技術的發展，科學家實現了在基因水平上對胚胎的篩選，并推動了與之聯系密切的干細胞研究以及治療性克隆技術的發展。
　　可見，技術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發展，是基于已存社會文化和物質的重組。每個技術體系都是持續進化的，一些情況下，社會文化會加速技術體系的進化，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相反。社會中的現存技術是依據自然規律和社會各種因素的制約才得以形成的一個有特定結構和功能的技術系統。
　　三、技術的認同與社會接受：文化選擇的價值評價
　　技術的文化選擇，是由社會發展程度決定的一種主體行為，是社會文化與技術是否相容和相容程度的表現，也是處于某種具有獨特社會特質、傳統習俗和群體心理之社會文化的評價結果。“被選擇的技術就是被選擇者肯定的技術，是至少被選用者從某種程度加以肯定性評價的技術，而對技術肯定性或否定性評價反映了對技術的認同態度，也是社會是否選擇某一技術的輿論和心理表現，在這個意義上，選擇就是一種評價，評價也是一種選擇”。(14)換言之，對于新技術之“更好”或者“更差”的評價，既涉及到對技術作為本體意義上一般價值（即技術自然屬性所能帶來的對人類的意義）的認識，也涉及到關于技術在社會制度中發揮作用的評價。不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技術文化形象，也折射著技術在不同社會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社會對技術的期待、要求等價值判斷。
　　1.技術的工具性評價。這種評價側重于技術發展的物性效應（如經濟效應、環境效果和政治影響等），關注技術能夠提高企業、行業、社區和國家生產力水平和競爭能力的功能性特征。它建立在工業革命以來關于技術作用的肯定性認識基礎上，認為技術是一種純粹手段，是一種隨時準備為其使用者目的服務的工具，與政治因素、社會因素和倫理觀念并無關聯。在這種評價中，技術被認為是“中性的”，沒有自身的價值內涵。它將技術與技術的應用、技術與技術要實現的目的分離開來，產生了兩種影響：一方面，這種工具性評價強調了技術本身具有自我強化機制，把技術的選擇和積累視為技術過程的決定因素，認為技術本身無價值負荷，只是在技術的應用中，才帶來所謂善、惡的道德后果。故技術發明與發展不應受到社會干預，科學家的研究只要遵循技術的自主發展規律即可，這也是“只要技術上能做到的就可以去做”思想的根源。這一觀點在克隆技術的爭論中，幾乎成為贊成克隆人的主要理由。(15)
　　另一方面，這種工具中立性評價也構成了對技術普遍性認同。肯定這種普遍性，得出的一個重要推論就是，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和不同文明中利用最先進的技術都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一種社會中有效的技術在另一種智慧中也同樣有效。這也成為全球化過程中借助技術轉移、利用技術溢出效應實現跨越發展戰略的理念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物性評價標準，常常關注人們能直接感受到的技術效應，關注技術發展給社會物質文明和人類物質生存狀態帶來的利弊功害，從而對公眾和決策者產生的影響最大。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以及我國在1995年提出的科教興國戰略等，都體現了在物性層面上對技術的肯定性評價。
　　2.技術的風險性評價。這種評價關注技術發展的風險后果（如倫理問題，安全問題和社會問題等）。它建立在關于技術本質屬性的思考基礎上，認為，現代技術具有“限定與強求的特點”，技術的本質屬性是“限定自然、挑戰自然，使之展現為一種被功能化、被預測和被統治的技術產品”(16)。這種強求與限定特點體現在技術從創意、構思到研究開發以至進入市場的制度化過程中。技術在使事物進入一種非自然狀態的過程中，限定著人們接受技術的方式，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這種風險性評價形成了關于技術發展的審慎態度和兩種決策模型。其一，“風險對風險”決策；其二，“風險對代價”決策。前者認為，任何選擇都包含有某種或多種負面結果，究竟是避免這種負面結果還是去避免另一種負面結果，意味著技術發展必須在不同風險之中作出選擇。現代技術的發展，在實用價值凸現與工具理性擴張的同時，人的價值和意義不斷被遮蔽，它所導致的各種倫理風險引發了現代人在技術社會時代對于人文精神的關注，這也恰是20世紀末基因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所面臨的決策困境。后者則力圖通過肯定技術發展的收益來達到彌補技術風險的目的，這是一種隱含在意向、實際抉擇或行為之中的決定，是在“合理”與“最優”之間保持一種張力的結果。因此，這種抉擇應該是一個可接受的決定，而不僅僅是一種最優決定。
　　事實上，在決策過程中，尤其是在變化的、不確定的和動態的處境下，存在著大量非理性的、非規范性思維和決策。任何一個決策，不管多么均衡，絕不可能是一種與價值無關的中立活動，技術的形成與發展正是一個對技術和非技術因素的權衡取舍過程。這種評價向度，使人們看到了技術發展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推動社會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自覺控制有害技術。促使人們在開發技術之前就預先評估技術的社會文化價值及其正負作用，并不斷在使用技術的過程中重新評估和加以調節。這也成為近年來技術倫理研究從理論層面走向政策層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技術的人文性評價。這種觀點認為，技術在一定社會制度或社會條件下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表現的價值，是技術“現實價值”及其現實價值的傾向性。作為人的創造物，技術負載著社會文化因素，它不是一種抽象的工具、社會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或一種神秘的力量，而是在體現了技術判斷同時也體現廣泛社會價值以及那些設計和使用者利益的文化實踐。如果脫離了技術形成和發展的人類背景，就無法全面理解技術發展及其與文化的互動關系。
　　近年來興起的建構主義綱領就集中體現了這一價值評價觀。他們強調技術本質的人工性、非決定性、多方向性，以及社會因素在技術變遷中的重要作用，關注處于塑造技術的群體之中、之間的協商和再協商過程。這種價值評價的核心是，作為人工制品的技術并不僅僅是技術知識的產物和體現，也是社會知識、文化價值和美學觀念等的產物和體現。因此，追問技術的意義成為技術活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利益不再是唯一的向度，不再只是提高生產率的手段，更是人的生存意義的張揚。按照這種評價，即使技術上可行，如果違背倫理道德、人性需求、人文精神等，就將受到限制，人的價值必須重于科學、技術或經濟特性等任何考慮。
　　雖然技術的社會評價側重點不同，但都對技術采取了“接受它或放棄它”的態度，而堅持不同的立場卻又導致了不同社會參與者、擁有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沖突，這時，在技術的文化選擇中，通常會出現一種“協商”，即進行一種非強制性的各種意見合成，通過多學科交叉對技術的創新、可行性與可接受度展開研究分析，建立一個具有廣泛平衡的評估規范框架程序，以在所涉及到的不同社會成員之間達成某種程度上的一致。在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時，進行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最終，以強勢集團的評價壓倒弱勢集團的評價，主導了技術的決策。
　　四、技術創新的社會網絡：文化選擇的生態
　　作為社會和自然的“共同顯現”(coemergent)產物，技術的主體和客體是包括人類和非人類因素在內的“集合”或“混合”。“是主體，是因為我們是通過我們的技術來認識的，而不是像建立在預先定義的人類—自然關系基礎之上的舊的認識范式那樣來直接認識的；是客體，因為我們所認識的東西是一種由人類、自然和技術這三個方面相互定義的復合體”。(17)這樣，從參與者的視角和行為來看，在整個動態“創新之旅”(innovation journey)中，不同的人類參與者，包括個體、組織化群體、組織和國家，在行動時要受物質政治、文化條件等限制。同時，又是能動的力量和創造性力量，能通過文化塑造去重構社會物質環境，因此在創新之旅中，以參與者集合與相互關系、社會活動與過程、文化架構與社會制度的內生限制因素共同構成創新生態，并以其結構化過程推動技術的文化選擇。
　　首先，這種社會文化網絡為新的技術機會形成了保護性空間。創新之旅始于新技術機會的發現，即提出一個新概念、找到一種解決問題的新方法等，包括從科學發現的原理中去尋找依據，構思可行的技術模型，設計和制造新產品，利用現有技術儲備，改進與組合已發明的技術，將成熟技術轉移到新領域或新地區去，等等。它的起點是新產品或者新工藝的設想，這時，它們充滿著希望和不確定性，構成了技術活動中的“不確定性循環”(circle of uncertainties)。良好的文化導向、文化實踐模式和制度建設，就成為克服這種不確定性循環的保護性空間。在這一空間中，基于技術發展的復雜性而提出的協調技術發展理念，以及用邊干邊學和反復學習的文化實踐模式來處理未知情形不確定性的經驗活動，為豐富多樣的技術選擇開辟了新的發展路徑。
　　其次，這種社會文化網絡通過技術建制實現了良好的制度性安排。“技術創新是已有的復雜人與物和物與物之間網絡聯結的改善和新聯結方式的創造，技術創新是在技術建制上發展的，技術建制是技術創新的基礎，是技術創新成果不斷建制化的積累，技術創新的效應只有在被建制化在已有的技術建制中才能發揮出來”。(18)這種技術建制，是技術與制度相互適應的產物。在現代社會中，它包括社會性技術建制和企業性技術建制。其作用在于，通過傳遞知識的方式、交流經驗的行為準則等文化渠道把個體和群體的不同創新、不同能力通過社會網絡整合起來，以提高技術的創新能力和水平。相反，只要社會網絡存在著缺陷，運作不良，就會妨礙技術的自我持續增長。
　　再次，這種社會網絡為成功實踐技術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技術的發展并不因其產生而終結，而是在技術擴散和新技術發展的使用中持續進行的。其中，政治文化環境以及相關的科技政策、公共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地域（國家或地區）文化、民族特性等都是重要的因素。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硅谷的文化反思。“文藝復興后所發生的全部事件中，對世界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硅谷的技術”。(19)硅谷的成功不完全在技術，還在于硅谷所特有的人文生態環境和企業文化，后者體現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價值觀和創新行動理念，產生的結果是“創意和發明在實踐中產生，并很快在那些共同的實踐者中傳播”(20)。其他仿效硅谷的地區卻難以取得同樣的輝煌。硅谷持續的優勢，就在于其整體環境，一個創新與創業建設的棲息地。
　　在文化的視野里，技術的選擇被視為一種類似生物進化過程中環境對物種的選擇過程。在技術演化過程中，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需要一定的選擇機制來選擇。而文化作為一種技術生存機會的控制性（生機控制性），反映的是某種文化對其成員的獨立生存和發展的把握和引導程度。當一種創新生態呈現較高的文化生機控制性時，其技術創新優勢也較易擴散到其社會文化結構功能層面之中，推動社會的發展。歷史上幾次科技中心轉移與該國經濟騰飛、競爭力量增強的密切關聯就有力說明了這一點。
　　五、結語
　　總結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技術就其本質而言是技術體系與社會文化的共建。這一視角蘊涵的思想強調，人的社會實踐是技術生產的內在工具，技術的本質與人的本質是互相整合的，從根本上講，某項新技術、某個技術體系所體現的性質取決于各種社會參與者，取決于社會網絡機制的影響。由此而要求我們超越“支持技術”或者“反對技術”的僵化態度，采納文化多元觀念分析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以避免簡單的技術決定論和相對主義。
　　與此同時，當我們將技術的產生與演化視為一個與社會文化要素整合的過程后，技術發展過程就被描述為一個充滿矛盾的文化過程，它要求在滿足社會群體的多重價值需求的同時必須兼顧其效益，兼顧其各種體系性因素。于是，通過分析社會需求如何影響特定技術的發展路徑，社會價值取向如何影響了不同社會的技術發展道路，以及社會文化環境如何影響技術發展，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將技術活動與市場組織機制、社會組成結構和文化背景結合起來，才能理解和把握技術發展的本質。
　　最后，這種基于文化選擇的技術分析，也為創新技術政策帶來挑戰。它要求技術創新政策應更多地關注技術創新過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創新目的的多樣性與多向性、創新作用空間的具體性與歷史性，通過創新網絡的建設，實現文化觀念、創新制度、技術活動與人的有機結合。
　　收稿日期：2006-05-12
　　注釋：
　　①Ron Westrum,Technology and Society,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Wadsworth Inc.,1991,p107.
　　②遠航：《技術的價值負荷過程》，《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年第12期。
　　③［德］W.拉莫特：《技術的文化塑造與技術多樣性的政治學》，《世界哲學》2005年第4期。
　　④［英］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3頁。
　　⑤［德］拉普：《技術哲學導論》，遼寧出版社，1986年，第108頁。
　　⑥Lee M.Sliver,Remaking Eden.How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Cloning Will Transform the American Family.New York:Avon.1998,p13.
　　⑦［美］喬治.巴薩拉：《技術發展簡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頁。
　　⑨Ron Westrum,Technologies and Society,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Wadsworth,Inc.,1991,p108.
　　⑩呂乃基：《論消費及其演化對技術發展的影響》，《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年第4期。
　　(11)陳凡：《技術社會化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頁。
　　(12)［加拿大］蘇珊·雪雯(Susan Sherwin)：《女性主義倫理學與體外受精》，見www.chinaethics.org.
　　(13)［美］安德魯·金柏利：《克隆》，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98頁。
　　(14)肖峰：《技術發展的社會形成》，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頁。
　　(15)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與生態、進化生物學系的西爾弗(Lee Silver)教授就認為：“在一個對個人自由價值倍加推崇的社會里，我們很難找到限制進行有關生殖遺傳學研究的合理基礎。”見Lee Sliver,Remaking Eden,Cloning and Beyond in a New Brave World.New York:Avon.1997,p9.
　　(16)高亮華：《密涅瓦的貓頭鷹飛起來——評〈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科技〉》，《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年第2期。
　　(17)［美］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3頁。
　　(18)韓永進：《技術建制和建制化問題研究的一種新思路》，《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年第4期。
　　(19)金吾倫：《迎接知識社會的到來》，《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
　　(20)李鐘文等：《硅谷優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頁。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30～37G0文化研究張春美20072007
技術/文化選擇/創新
當代技術實踐的文化多樣性表明，技術并非是個處于社會文化影響之外的單一封閉過程，而是一個沉浸在社會背景、經濟結構、文化習俗以及美學愛好等文化因素中并被社會建構起來的現象。本文從技術發展所植根的文化因素入手，探討技術文化選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進而分析技術文化選擇的動力、價值評價與創新文化生態，最終將技術創新視為一個包含著技術屬性、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復雜文化過程，并為創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提供新的視野和方法。
作者：上海行政學院學報30～37G0文化研究張春美20072007
技術/文化選擇/創新

網載 2013-09-10 21: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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