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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孟繁華的文章，常常產生共鳴，比如在人文精神討論結束之后他對人文精神的持續尋思，比如他對“文化崩潰時代的逃亡與皈依”現象的思考，都曾使我感動不已。然而，這次讀到他的《資本神話時代的無產者寫作》（注：《南方文壇》2000年第4期。），感覺卻完全不同。該文提出了“無產者寫作”的概念，呼喚繼承無產階級文學遺產，并且把摩羅、謝友順等人的寫作劃入他的“無產者寫作”版圖，作為繼承無產階級文學遺產的代表，令人讀后不能不產生一系列的疑問和憂慮。
　　一
　　首先是概念問題。作為一種理論建設，首先需要概念明確，“無產者寫作”卻不能不在概念上陷入尷尬的處境。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無產者”是一個并不陌生的概念，然而，面對當下具體的現實，要科學地界定這一概念，就如要確認“無產者”身份一樣困難。我們能夠在當下現實中找到工人，找到工人階級，而且能夠找到下崗工人，找到失業者和各種渴望被雇傭而不得的勞動者，然而，卻很難確認誰是“無產者”，很難科學地界定“無產者”概念。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解釋，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無產者是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占有生產資料的雇傭工人。幾十年來國內流行辭書的解釋與此是一致的：“無產階級”的解釋是“工人階級”，“也泛指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階級。”“無產者”的解釋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工人。”（注：《現代漢語辭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因此，在1949年之前，無產者在我國的人數雖然極少，但還不難確認。但是，隨著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公有制的建立，確認無產者已經非常困難。因為地主、資本家和一切有產者的財產被沒收之后并未消失，而是收歸“公有”。“公有”的財產并非無所歸屬，而是歸于全民。公有制建立的結果不是使全民都成為無產者，而是使全民都成為有產者。無產者與他的階級是國家領導者，當然不能不與全民一起成為這些財產的擁有者。也就是說，舊時代的無產者在公有制國家建立之后已經獲得了國家財富的所有權，因而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且，只要公有制形式仍然存在，真正的無產者就很難在享有公民權的人中找到。因此，我們也就難以找到真正的無產者并由此建構“無產者寫作”。
　　退一步講，即使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確認無產者一樣去進行確認（事實上，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是講不通的，因為它意味著無視所有制形式的差別或將“公有”視作“公無”，使公民都失掉了財產所有權），也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以出賣勞動為生者本來就并非只有工人，另一方面，現代文明特別是市場化和商品化已經使依靠出賣勞動謀生者成為人類的絕大多數。在今日世界上，從醫生、記者、教授到經理、部長、將軍，事實上都具有雇傭勞動者的身份，并以出賣自己的勞動獲得工資報酬。“無產者”如果包括這些不同的階層，將使“無產者寫作”變得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還有一些勉強的區分法：一是區分藍領和白領，只承認藍領而不承認白領是工人階級。但是，那就不如直接稱作“藍領寫作”，因為藍領并不意味著“無產”，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從事的工種而作簡單的“無產者”身份認定；二是區分窮人和富人，把“窮人”等同于“無產者”。但是，那就不如直接稱作“窮人寫作”或“貧困者寫作”，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收入的多寡劃出貧困線，卻不能據此確認其是否“無產者”。
　　孟繁華說：“這里的‘無產者’不僅指他們的現實身份，他們的資產狀況，更重要的是指他們的精神和價值取向，他們作為分散的單個人對無產階級文化遺產的某種繼承，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人群、立場以及情感與無產階級文化所建立起的歷史聯系等等。”這種說法很難令人滿意。或許孟繁華所要強調的是20年代末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鼻祖們的見解：“無產階級文學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的出身者，不一定會生產出無產階級文學。”（注：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大學》，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第2號。）然而，對于這種說法，魯迅在《路》中曾經諷刺說：“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并未派遣。這車夫的本階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著，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尋，在客店里尋，在洋人家里尋，在書鋪子里尋，在咖啡館里尋……”在魯迅看來，在這些地方尋找出來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使者是非常可疑的。回顧20年代到70年代中國文學運動的經驗教訓，我仍然信服魯迅的見解：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血，而水管里流出來的，即使加了紅色的顏料，也仍然是水。
　　二
　　以上的文字大概有點迂，咬文嚼字而未得要領。看來，這一切并非孟繁華所關心的，“無產者寫作”的提出主旨在于呼喚繼承無產階級的文化遺產。
　　在孟繁華看來，無產階級文學是20世紀最為重要的文學現象之一，然而，在20世紀末，它卻不幸地衰弱了。為此，孟繁華反復抱怨說：“在當今的世界舞臺上，一個階級的存在及其意義，已遠不如一個金融寡頭或高科技超人更重要。因此，當文學家夸大其辭地慨嘆‘邊緣化’的時候，真正處于邊緣的無產階級已經不被作為問題。”“……就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中國文學來說，卻走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向西方學習的熱情幾乎在所有的文學新潮的文本中奔涌，而無產階級文學終結之后，那里是否還有值得我們繼承的遺產，幾乎無人提及。或者說，無產階級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已被等同于‘極左’文化或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文化。這一認同的背后潛隱著新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維護，它在無須承担任何風險的同時又表達了時髦的拒絕姿態。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文化經過市場包裝之后，又在另一個意義上被空前利用。在文化市場上，‘紅色經典’又以奇觀的方式被全面展覽，它被利用者賺取了大量的剩余價值的同時，又被裝扮得怪里怪氣，但它同樣具有合法性。因此完全可以說，無產階級文化在它的晚期所遭致的悲慘命運，與兩種市儈或投機分子對它的‘妖魔化’是有關的。”（注：《南方文壇》2000年第4期。）
　　這種立論事實上非常穩妥，也很策略，可以立于不敗之地。因為在主流文化仍然大寫著無產階級標識的語境中，繼承無產階級文化遺產當然與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一樣能夠保證“政治上正確”。同時，如果把無產者理解為下層勞苦大眾，也很容易占領一個道德制高點。
　　然而，一個必須弄清的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學有哪些應該繼承的遺產呢？在世界范圍內，孟繁華首先提到了《國際歌》。我完全贊成這種看法，如果要尋找無產階級的文學遺產，人們多會承認《國際歌》的代表性。但是，正因為它的存在，我們便不難發現20世紀中國那些號稱“無產階級文學”的東西都多少有點假冒偽劣。在20世紀的中國，有哪些作品真正代表了先進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哪些作家真正“為人民、為無產者代言”？20世紀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有哪些遺產已經被丟掉而是當下文學必須繼承的？在孟繁華的論述中，許多見解令人難以茍同。
　　1.在20世紀的中國作家中，孟繁華提到了趙樹理，并且把他與高爾基放在一起看作是無產階級文學“不可替代的楷模”。但是，這種認識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趙樹理的創作更多表現的是中國農民的意識形態，而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可能是中國農民文學的優秀代表，而不能說是無產階級文學的代表。
　　2.孟繁華對“紅色經典”被重新包裝而推向市場非常惱火，好像這樣做是對它的一種褻瀆。那么，這些不可褻瀆的“紅色經典”是什么呢？考察十多年來的文化市場，可以發現他所說的“紅色經典”主要是樣板戲和“紅太陽頌”等60年代的文化遺產。我不否定樣板戲在藝術形式上所達到的高度，但是，只要以《國際歌》為標準去衡量，我們就應該承認，無論是樣板戲，還是“紅太陽頌”和《金光大道》，都顯然與《國際歌》的精神相去甚遠。
　　3.在強調繼承遺產時，孟繁華談到了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的確，從創造社太陽社開始，到左翼文藝運動，一貫的特色就是運動轟轟烈烈而創作少有貨色。因而理論主張不僅更能顯示其特色，而且是主要的遺產。然而，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從“革命文學”到“文革文學”，一系列的理論給文學實踐帶來的究竟是什么？毫無疑問，正是一些理論使20世紀中國文學陷入了種種誤區。孟繁華在呼喚人們繼承無產階級文學遺產的時候，對列寧的“走出彼得堡”的勸告和毛澤東在《講話》中對文藝工作者的號召進行了熱情的贊美，并且認為它是“無產階級作家取得底層生活經驗和情感的可靠途徑”。然而，只要不是特別健忘，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都不會忘記那是一條什么樣的“可靠途徑”！為了獲得工農大眾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情感，為了實現所謂與工農大眾在思想感情上相一致，他們被迫放棄自己的精神立場，克服所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一步步走上了思想改造的荊棘之路。人們不會忘記毛澤東的說法：“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都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是在這條被改造的路上，知識分子徹底喪失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他們必須虛心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甚至僅僅上過幾年中學的“知識青年”，也必須經過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之后，才能重新獲得信任和就業的資格！
　　面對剛剛過去的這段歷史，置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集體創痛于不顧，號召他們繼承這樣一筆遺產，大概未免有點殘酷。
　　三
　　看到題目而未看全文之前，我想不出“無產者寫作”指的是什么。一讀文章，的確使我吃驚不小。因為該文題目之下的論述對象的確出我所料。為了理論需要，孟繁華概括出了一個“無產者寫作”的群體，而且把摩羅、謝有順、劉燁園、王開嶺等作為主要代表。我很佩服孟繁華的理論勇氣，這種概括毫無疑問是大膽的、富于想象力的。
　　然而，問題是“無產者寫作”這頂桂冠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不相稱。無論摩羅、謝有順還是劉燁園、王開嶺，都顯然并不具備無產者的身份，也不具備既有的無產階級文藝的那種價值和精神取向。他們缺少對紅色經典的神圣感，也不是孟繁華所強調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遺產的繼承者。在他們身上，無論批判精神，還是理想主義，都并不來自無產階級文學的遺產，而是恰恰來自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所一再批判和否定的現代文明精華，來自重新發現的五四新文化遺產。因此，我總覺得孟繁華有點選錯了人。摩羅和謝有順們沒有資格接受“無產者寫作”這頂桂冠，也未必愿意接受這頂桂冠。事實上，在9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從20年代到70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繼承者和代言人并不缺少，而且大有人在，他們的情況并不像孟繁華所描述的那樣可憐，而是仍然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常常呼風喚雨影響著文學園地。摩羅等人即使努力爭取，也很難得到他們的認同。
　　為了證明摩羅等人的無產者身份，孟繁華考察了他們的出身和生活狀況，發現他們大都有底層生活的經歷。然而，這并不能說明他們的寫作就是無產者寫作。因為眾所周知，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農民和市民都曾陷入極度的貧困。在如今40歲以上的普通中國人中，哪一個沒有饑餓的記憶？但是，那些父母和親人都死于饑餓的幸存者們有資格獲得無產者的稱號嗎？就孟繁華論及的作者而言，他們都具有高等學歷，并且大多任職于教育和文化部門，屬于地道的知識分子階層。無論如何，把這樣一群作家稱為“無產者”，是缺乏說服力的。
　　我們姑且根據孟繁華的定義，不僅看他們的身份和資產，而是主要看他們的精神和價值取向，只要能夠自覺地繼承無產階級的文學遺產，就可以認定他們是“無產者”，認定他們的寫作是“無產者寫作”。然而，即使如此，摩羅、謝有順等也很難符合孟繁華的理論預設。我們不能不承認，摩羅等人與20世紀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遺產或者說“紅色經典”相距甚遠。正如孟繁華所看到的，對個體價值的堅定的維護是這個群體最顯著的特征。但是，這種精神特征恰恰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特征。摩羅、謝有順、劉燁園、王開嶺們的確都具有很強烈的批判精神，但他們的批判精神并不來自無產者的遺產；他們的確都是理想主義者，但理想并非無產者的專利，他們的理想更不源于“紅色經典”。他們所熱切呼喚的，也不是孟繁華所說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從孟繁華的論述需要看，也許孔慶東是最理想的個案。因為有曠新年的話為證：“90年代，能夠平心靜氣地為毛澤東說句公道話的人是不多的，而老孔恐怕是這為數不多的人中的一個。不管老孔內心里對毛澤東有多少批評和不滿，但并沒有墻倒眾人推，落井下石般地附和著去貶損毛澤東。這不僅是一種階級感情（老孔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所以對毛澤東不像知識分子那樣有著刻骨的“階級仇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人格獨立和思想獨立的力量支持。”（注：曠新年《這是節日的瘋狂》，轉引自孟繁華《資本神話時代的無產者寫作》，《南方文壇》2000年第4期。）然而，雖然他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而且能夠為毛澤東說公道話，但就“黑馬文叢”之一的《47樓207——北大醉俠的浪漫宣言》看，如果在毛澤東時代，大概也難逃被批判和改造的命運。因為它的確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
　　總之，就這個群體而言，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孟繁華對這個群體的命名卻有點名不符實。高舉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遺產的旗幟收編這支隊伍大概并不容易。當然，把他們說成無產者，作者也許另有深意，但是，據我看，實在沒有必要讓他們去爭奪這頂身份曖昧的帽子。
　　四
　　中國人的心理特別容易戀舊。當前行的路出現坎坷的時候，總是習慣于回頭望；當現實中出現問題的時候，總是懷念過去的好時光。但是，卻常常忘了一個事實：過去的時光并不美好，所謂“堯天舜日”不過是后人的虛構。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生活和國內生活中都可以感覺到一種“資本主義”的力量，因而反對資本主義的精神資源開始重新受到青睞，甚至閉關鎖國的理論行情也已出現反彈。一方面是由于市場化帶來了經濟秩序的重新調整，并且由于舊體制的遺留使再分配的過程充滿著問題和矛盾，因而再分配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在這樣一個背景上，一些人由呼喚現代化轉向反思現代化，由推進市場化轉向抨擊市場化，由批判舊體制轉向批判剛剛萌芽的新體制。他們重新開始向著過去的時代尋找“自力更生”、“鞍鋼憲法”、“經濟民主”之類的資源，不但放松了對文革文化復活的警惕性，而且在想象中美化了曾經使中國人陷入貧困和災難的舊體制。這是當前中國學界出現的一種精神癥候。
　　在這樣的時刻，我以為，重要的是不應忘記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不能因為新問題的出現而忘記了舊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不應因為某些理論上的新思路或生活中的新問題而影響理性的選擇。面對理想廢墟上的游樂者，我們有理由呼喚理想；面對精神荒原上的狂歡者，我們有理由呼喚精神；面對乘改革之機監守自盜者，我們有理由發出斷喝；但是，當我們呼喚理想的時候，應該警惕曾經導致全民族陷于貧困的理想主義死灰復燃；當我們面對物欲橫流的世界而呼喚精神和道德的時候，應該警惕“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吃人道德借尸還魂；當我們批評社會和文學的種種不良現象時，應該時刻警惕回到剛剛走出的死胡同。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時代及其面臨主要問題的認識。不少人都把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概括為“資本神話的時代”，認為它已被納入全球一體化的格局。因此，他們努力于抵抗全球化，抵抗所謂資本主義的入侵。這是文學界應該特別警惕的，因為20世紀中國歷史的教訓證明，搞文學的人更容易讓激情淹沒了理性。我們應該清楚，中國文學所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全球化，最可怕的也不是“資本神話”。
　　就現實問題而言，無論是政治民主還是經濟民主，無論是社會平等還是社會公正，都不是靠繼承遺產可以解決的。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根源往往不在別處，而是恰恰在于那些所謂遺產。正是這筆遺產過于沉重，才使今日的改革步履艱難，使現代化的進程如此沉重。新的問題的確需要思考，下層的疾苦的確需要關心，但是，歷史上的革命精神并不能解決今日下崗的問題，昨天分浮財的壯舉也不是解決今天貧富懸殊問題的良方。而且，無論如何美化過去了的年代，也只能是一個夢境，因為在那史無前例的日子里，中國不曾有過平等與公正。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盡管現實中有許多問題，盡管歷史并不能保證只有前進而沒有后退，但是，文革結束之后的中國歷史是前進的而不是后退的。因此，無論前行的路上有多少問題，需要的都不是回頭看，因為現實的處境并非“回頭是岸”。
《南方文壇》南寧34～36J1文藝理論李新宇20012001 作者：《南方文壇》南寧34～36J1文藝理論李新宇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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