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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心理學是社會學與心理學兩大知識體系交界處產生的一門邊緣學科。這種學科地位導致了社會心理學自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日起，就形成并在此之后的發展中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取向，即社會學（家）的或社會學傳統的社會心理學與心理學（家）的或心理學傳統的社會心理學。針對這一狀況，考察其歷史淵源的發端，比較其結構特征的異同，辨明其功能方面的優劣，尤其是探討其在學科中的地位與作用，對于促進整個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的日益完善及其社會功能的充分發揮，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一
　　社會心理學兩種取向的孕育與形成，與社會心理學學科的孕育與形成過程直接相關。從根本上說，乃是直接導源于社會心理學的兩個“母體”學科——社會學與心理學的獨特促進作用。1879年誕生的心理學和1938年問世的社會學，在它們發展到19世紀下半葉時，同時出現了一種相互接近的傾向，從而使兩個知識體系之間產生了共同的“邊緣性”問題。于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重疊處便分化出了社會心理學這一新的知識領域。1908年，美國社會學家羅斯的《社會心理學》與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這兩部劃時代的著作幾乎同時問世。因此，一般就把這一年看作社會心理學的誕生時間。然而，還另有一層深長的蘊意在于，它同時標明了社會心理學從產之日起就與生俱來地包含著兩種不同的取向。關于這一點，美國著名心理學史家墨菲的經典性闡述已廣為人知并常被援引：“當社會心理學成形之時，它趨向于分為兩枝，一枝是心理學家的社會心理學，著重社會情境中的個人；一枝是社會學家的社會心理學，著重團體生活”〔1〕。可是， 較少得到注意的是，蘇聯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對社會心理學兩種取向的劃分以及研究其意義的獨到見解。她指出，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相互接近的結果，產生了純社會心理學知識的最初形式，其中影響最大的三種是：德國哲學家拉扎魯斯和語言學家斯坦達爾的民族心理學、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和黎朋的民眾心理學以及麥獨孤的社會行為本能論。根據德國學者吉布施和弗爾威格提出的對于最初社會心理學體系的分類原則——分析個性和社會的相互關系，解決問題的方法可能有兩種：一是承認個性占首要地位，二是承認社會占首要地位。安德列耶娃認為，民眾心理學和社會行為本能論是第一種解決方法的模式，即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解決個性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問題；民族心理學則是第二種解決方法的模式，即從“集體的”立場出發解決個性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問題。〔2〕顯然， 安德列耶娃在這里所說的第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及其模式，就是劃分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依據以及這種取向的最初表現形態，而第二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及其模式，則是劃分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依據以及這種取向的最初表現形態。后來她進一步做了闡明：“頗為有趣的是，在最初的社會心理學的嘗試中，一開始就企圖從心理學和社會學兩個方面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如果是按照心理學解決辦法，那么必然是從個體及個體心理出發來解決一切問題。因而向團體心理過渡的問題就沒有多少精確的研究。如果是從社會學角度，表面上是企圖以社會為出發點，但卻是把社會本身溶解在心理學中，使社會關系典型地心理學化了”〔3〕。更為重要的是， 安德列耶娃強調：“這兩種解決辦法在社會心理學發展史的以后階段都得到了繼承，因此應特別注意研究這種傾向是如何取得勝利的”〔4〕。可見， 她在這里已經提出了探討兩種取向的發展進程及其在社會心理學學科中的功能與地位的必要性問題。
　　　　　　二
　　1908年以后，社會心理學的兩種取向一直在延伸，構成這門學科發展的兩條主線，同時也是導致不同社會心理學家在社會心理學一系列學科問題上存在差異和分歧的重要緣由。
　　從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發展進程看，自1908年到本世紀70年代，心理學取向一直明顯地占據主導地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20年代以前麥獨孤的社會行為本能論影響巨大，遠遠超過同時代的羅斯的社會心理學，其根本原因在于，達爾文進化論所取得的全面勝利，使得將本能作為人與動物相聯結的紐帶并以之解釋人類行為的動力，成為那個時代廣泛盛行的社會行為研究方法和原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與羅斯相比，麥獨孤自然成為社會心理學中的“寵兒”。其二，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F·奧爾波特在一系列實驗研究基礎上，于1924 年出版的《社會心理學》及其提出的“社會促進論”，開創了小群體實驗研究迅速興起并成為20年代至70年代社會心理學中的主流模式的局面。這種實驗社會心理學是典型的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不僅是因為它的創始人F·奧爾波特將實驗室實驗這一傳統心理學的基本方法又引進社會行為的研究當中，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堅持主張社會心理學不是有關集團心理的一種研究，而是有關社會情境中的個人的一種研究”〔5〕。其三，在現今普遍公認的支配社會心理學研究、帶有中程理論性質的四種理論方向中，有三種方向（即學習理論、認知主義和精神分析）源于心理學傳統，僅有一種方向（即互動理論）來自社會學傳統。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佐證是，從1908年至70年代出版的大約200 本社會心理學教材中，有2／3出自心理學家之手，而社會學家撰寫的僅占1／3。
　　總的看來，20年代以后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之所以呈現長足發展的態勢，與它的兩個指導思想有著根本性的關系，即基礎研究方向上的實證主義和應用研究取向上的實用主義。以實證主義為指針，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確立了以實驗法為根本的研究方法，強調對外顯行為進行嚴格控制條件下的精確分析；而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則直接與社會某些部門尤其是生產、商業部門的具體需要結合起來。正因為如此，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量化特征較強，成果數量較多，發展速度較快。
　　勿庸置疑，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對于促進整個社會心理學學科的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它還體現了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所不能取代的獨特優勢。
　　第一，作為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重要代表方面的實驗社會心理學的興起與發展，加速了剛剛誕生不久的社會心理學徹底擺脫思辨研究、經驗描述的初級階段而步入精確測試、定量分析的高級階段進程。心理學取向的小群體實驗研究具有以往思辨探討和經驗描述所不可比擬的先進性就在于：實驗法能對影響行為的因素進行嚴格控制與量化分析，易于找出精確的行為機制和規律，因此有利于建立假設、實施研究、檢驗理論、推出成果。
　　第二，與社會學取向相比，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所具有的特殊優勢表現在：由于它注重個體變量的研究，以個體特質作為解釋社會行為的基本依據；而為了把握這種依據，勢必深入探討個體的生理和經驗因素、社會學習過程、環境或他人的影響等細微方面對人的作用，因此，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長于對微觀社會心理層面和深層社會心理機制做出透視，以便于建構各種小理論乃至中程理論，如社會促進理論、挫折——攻擊理論、競爭與合作理論、認知一致性理論等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當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以小群體實驗研究的主流模式蓬勃發展的時候，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卻以自己獨特的興趣在向前推進，它對社會心理學學科的貢獻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了頗具體系性的理論流派。正如在心理學取向的發展中，F ·奧爾波特是繼麥獨孤之后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一樣，在社會學取向的發展中， 美國社會學家G·H·米德則成為繼羅斯之后作用最顯著的代表，這不僅是因為G·H ·米德的研究工作進一步體現和捍衛了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宗旨，“米德分析的出發點和社會心理學的其他理論方向不一樣，不是個別個體，而是被理解成群體中、社會中個體交互作用的社會過程”〔6〕，而且還由于G·H·米德創立的符號互動論直接孕育了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大多數理論，主要有薩賓的社會角色理論、海曼的參照群體理論、戈夫曼的社會戲劇理論以及勒默特的標簽理論。此外，在符號互動論傳統之外，美國社會學家霍曼斯創始的社會交換理論極大地豐富了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理論體系。二是自30年代開始，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家對社區生活和社會流動心理方面的調查、對因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所引起的公眾輿論、恐慌狀態、流言傳播等方面的分析，以及對國家普選活動中民意狀況的測驗，進一步發展和擴充了社會心理學研究宏觀社會心理層面的方法與技術。然而，正如羅斯社會心理學的影響比不上其同時代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的情形一樣，羅斯之后繼續發展的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在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中也始終未能取得主導性地位。
　　那么，由此必然引發的問題是：心理學取向占主導地位的格局是否體現了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的最優化結構？能否表明了社會心理學學科發展的最合理趨向？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不從社會實踐這一檢驗社會心理學社會功能的根本標準的角度來進行考察。因此，也就不得不提到西方社會心理學發展中所出現的危機。60年代末期，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出現了戰后最嚴重的社會危機，黑人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風起云涌，各種社會問題的急劇產生向社會心理學提出了一系列任務。但是，長期習慣于實驗室和書齋工作的社會心理學家們面對現實的種種局面卻束手無策，這種狀況使西方社會心理學遭遇到自其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深刻危機——社會心理學不能解決社會需要它解決的有關現實問題。于是，許多學者針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取向、方法論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展開了一次廣泛的反思和討論。
　　在一些學者看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西方社會心理學出現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心理學取向長期以來一直在社會心理學中占據優勢地位。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紐科姆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認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問題是不善于把心理學觀點與社會學觀點相結合，而傳統社會心理學中占優勢的心理學觀點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它“降低或忽略了被試者作為其成員的社會結構的本質”〔7〕。 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阿米斯特德則更尖銳地指出，在心理學傳統中，研究的問題往往是與社會情境、文化、時代無關的某些“一般社會行為規律”，這種觀點排除了關于社會心理現象的內容問題：社會態度怎樣，群體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如果把獲得一般規律的意圖，與作為有機體相互作用的‘社會性因素’的概念、實驗室實驗方法結合起來，那么，社會心理學往往忽略行為得以實現的社會背景。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為什么陷入絕境，基本原因就在于此”〔8〕。
　　綜合看來，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對象方面的問題。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以個體為研究重點，從而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群體特別是大群體層面的注意，忽視了對根本上決定社會心理的宏觀社會結構的分析。由于往往只把他人存在或者許多人存在這種簡單事實看作是“社會性因素”的標志，致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圍僅局限于個人或至多是人際互動這種社會亞系統，而把制約人們行為的真實社會環境或現實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排除在外，其結果是導致了一種個人社會心理學。〔9 〕與此相應的情況是，“社會心理學中大多數理論是關于個體行為或個體間行為的理論，各種例證可以歸結為，社會行為是一般行為機制下對如下條件的適應，即對行為在他人當中實現的條件的適應”〔10〕。所以，如果以這種研究傳統所得出的成果或理論來解釋群體行為或廣泛的社會行為，必然會遭到失敗，因為個體行為與群體行為之間存在著質的區別。
　　第二，研究方法方面的問題。20年代以后，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在研究方法論上主要接受新實證主義哲學的指導，把可證明性或可操作性原則當作檢驗知識真偽的唯一標準，由此導致了兩個方面的偏向，使社會心理學研究與社會哲學、價值理論相脫離，即保持研究上的價值中立性；二是具體研究方法層次上的獨尊實驗法傾向，把實驗法尤其是實驗室實驗法視為衡量社會心理學是否屬于一門科學的絕對標準。作為這兩種傾向的結果是，社會心理學研究遠離真實的社會背景而成為一種“真空中的實驗”，即一種對人為社會情境甚至是非社會情境中的“社會行為”所作的研究。盡管這種研究也產生出一批精致的小理論，但是，它們從根本上就不具備干預現實社會問題的能力。正如墨菲所言：“從實驗室中‘社會助長’問題研究到理解校園內的動亂或國際間的仇恨還有很長一段距離”〔11〕。
　　第三，研究取向方面的問題。出于對新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準則的尊崇，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要求嚴格地建立假設與檢驗，注重完善的數學程序，講究精確地收集資料，這種“方法崇拜”傾向不免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對理論研究的極端輕視。尤其是在實驗研究蓬勃發展的20年代，輕視理論的傾向達到了頂峰，以致“誰要是仍然對理論感興趣，誰就要冒風險，引起別人對自己專業知識的懷疑”〔12〕。二是對應用研究的興趣淡薄。雖然也曾出現過一些對社會微觀領域中的部分實際問題，如改善管理方式、增強廣告效果、提高生產效率等的研究，但都表現出濃厚的實用色彩，而根本上則回避對重大、尖銳的社會問題的探討。盡管40年代勒溫及其追隨者不僅做出過一定的理論方面的貢獻，而且還針對某些重大的現實社會問題開展了應用研究，但是他們并未能夠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取向從此發生轉折性改觀。而在勒溫之后，社會心理學研究又退回了“象牙之塔”〔13〕。
　　鑒于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存在的種種局限性及其在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中占主導性地位的狀況，許多學者提出，要使社會心理學發展成為真正有生命力的學科，就必須對它目前的現狀進行重大改造，使之能夠確實地面向社會，有效地參與研究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關于這一點，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拉特納曾精辟地指出：“要建立真正的社會心理學，就必須改弦更張，把當前這種抽象活動的研究改變為對社會關系的具體研究”〔14〕。就對現存社會心理學的改造而言，較具普遍性的意見是，除了急需重新確立指導研究方向的方法論以外，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必須調整社會心理學的學科體系結構，而其中的關鍵一點又在于應該加強社會學取向的心理學研究。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莫斯科維西的觀點頗引人注目。他認為，一個迄今為止仍十分明顯的傾向是，社會心理學是作為普通心理學的一個分支而存在的，這恰恰妨礙了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問題密切聯系起來。因此，他堅決主張這門學科按另一種形式發展，即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只有采取這一途徑，即“廣泛地在整個社會的范圍研究社會過程”〔15〕，社會心理學才能得到發展。
　　一般而論，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突出特征表現在，它以群體變量為研究基點，以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為主要研究內容，多采用能在較大范圍內實施的研究方法，如觀察法、問卷法、跨文化比較研究法等。因而其優勢是利于把握宏觀的社會心理層面，敏于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心理動態，研究成果干預社會實際領域的能力較強。所以，加強社會學取向的研究無疑是促使社會心理學把關注點更多地朝向社會的合理策略。
　　但是，與此同時有必要明確兩個問題：第一，強調加強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并不是要用社會學取代社會心理學。固然社會心理學只有在廣泛地參與研究社會問題的條件下才能擴充它的生命力，但是，與此同時保持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之間在研究上的差別也同樣重要。促進社會心理學對社會問題的更多關注，決不意味著要將其變成社會學，因為正象社會心理學的“心理學化”曾使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經曲折一樣，社會心理學的“社會學化”仍是沒有任何前途的。庸俗的社會學化也必然成為社會心理學學科前進道路上的重大障礙。〔16〕第二，強調加強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也決不意味著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發展可以被偏廢或放棄，因為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也存在自己的不足之處，表現為對個體內在的心理機制或較微觀的社會心理層面缺少更深的把握，所以，它只有與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有機地加以結合，才能達到全方位多維度地透視復雜社會心理現象的目的。
　　　　　　三
　　社會心理學自誕生至今已有近90年的歷史，對于它與生俱來的兩種取向在社會心理學學科發展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終因70年代以來社會生活實踐所提供的重大契機和根本標準而受到了日趨普遍的關注和重視，并得到了越來越全面、深刻的分析與評價。針對心理學取向長期在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中居優勢地位的狀況及其存在的種種局限性，為克服社會心理學遠離現實社會生活的弊端，必須加強社會學取向的研究，這一點已成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心理學家的共識，而且正在逐漸變成晚近時期世界范圍內在學科上較有代表性的一些國家的社會心理學發展的現實。原因在于，發展一種綜合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不僅是現代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的趨勢所提出的客觀性要求，同時也是當代科學發展更加趨于綜合化的規律的必然驅使。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從加強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學取向的研究這一目前正在著力進行的方面，到發展出一種綜合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還有很大的距離。因為這種綜合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在學科體系上將不再是以心理學取向和社會學取向各自做出努力的成果相加之和，而是從學科建構的起點上有機兼融兩種取向的多種優勢的一門名符其實的社會心理學，其基本特征是自身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又能廣泛地面向社會實際。這種學科的理想目標模式的最終建立尚有待于目前仍屬于不同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家們在進一步達成更加完整的共識的前提下去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
　　注釋：
　　〔1〕〔5〕〔11〕〔美〕G·墨菲和丁·柯瓦奇著，林方、 王景和譯：《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07－ 608 、614、635頁。
　　〔2〕〔3〕〔4〕〔蘇〕F·M·安德列耶娃著，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譯《社會心理學》，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9、34、29頁。
　　〔6〕〔12〕〔16〕〔蘇〕F·M·安德列耶娃著， 李翼鵬譯：《現代西方社會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9、206頁。
　　〔7〕T·M 紐科姆：《社會心理學理論：整合個體與社會的研究途徑》，載E·P·霍蘭德、A·G·享特主編：《社會心理學的經典貢獻》，1972年英文版，第82頁。
　　〔8〕N·阿米斯特德主編：《重建社會心理學》，1974年英文版，第15頁。
　　〔9〕〔15〕S·莫斯科維西：《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與理論》，載H·泰費爾和J·伊斯雷爾主編：《社會心理學的背景》，1972年英文版，第57、36頁。
　　〔10〕H·泰費爾：《真空中的實驗》，載H·泰費爾和J ·伊斯雷爾主編：《社會心理學的背景》，1972年英文版，第93頁。
　　〔13〕〔美〕K·杜加克斯和L·S·賴茨曼著， 矯佩民等譯：《八十年代社會心理學》，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77頁。
　　〔14〕〔美〕卡爾·拉特納：《美國社會心理學的歷史與現狀》，載《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郵編：100732〕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25-30B4心理學沈杰19961996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25-30B4心理學沈杰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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