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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我國社會主特色的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文化事業和各方面的工作凱歌高奏，捷報頻傳，昭示著偉大祖國的繁榮和昌盛。其中，世界歷史學科發展迅速，在世界史的各個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一年來，本刊強調研究重大前沿問題、推崇創新性作品、重視對學科基礎問題的研究、介紹國內外教學科研最新動態、提供新的信息、反映不同的學術觀點等。
　　本年最重大的和最重要學術前沿問題，是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評價問題。因為十月革命關系著科學社會主義的命運。客觀來說，十月革命在世界現代史上，占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歷史地位。如何評價十月革命，不僅關系到如何客觀公正地敘述歷史，而且關系到今后世界與中國的發展方向。為此，本刊恰當地、不定期地選用了一些有關紀念十月的文章，并在第10期開辟了“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專欄。
　　于沛對十月革命問題的研究，深刻、有說服力的和鼓舞人心。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論述了十月革命的重要性，論述了十月革命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他說，19世紀中葉，科學社會主義誕生，社會主義運動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列寧主義階段。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方向，中國是十月革命的繼續，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不能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抽象化。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鄧小平理論與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是實踐的、具有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宏偉成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仍然生活在十月革命所開辟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21世紀將是社會主義復興的世紀，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是世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1]
　　趙士國則論述了列寧選擇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正確的。在他看來，20世紀初，俄國沙皇專制統治已無法繼續下去，尼古拉二世的錯誤選擇，導致了專政王朝的迅速滅亡。接著上臺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重蹈沙皇政府覆轍，其倒臺勢所必然。俄國重處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列寧選擇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俄國的發展從此進入一個新時期，列寧的選擇是正確的。[2]
　　其他一些文章，也從不同角度，研究了十月革命帶給人類的經驗教訓。例如鄭異凡的“十月革命與巴黎公社”，認為十月革命沒有可以直接效法的樣板，可以借鑒的只有幾個先例。其中，布爾什維克掌權后實施的措施，大部分來自巴黎公社的經驗。十月革命后，這些措施有的付諸實施，有的卻并未落實。因此作者認為其中的緣由值得研究。[3]
　　在其他重大學術問題中，世界史學科體系的創新，無疑其中最令人關心的重點問題之一。本年的稿件，雖然對此問題的展開還不夠。但是有的作者提出了非常有見地的看法。例如，許永璋認為“社會形態和歷史時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形態的演變具有客觀性，歷史時區的劃分具有主觀性。社會演變與歷史分期既有聯系，也有區別。”他的這一觀點，提到了世界歷史體系創新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同時他認為“19世紀構建起來的世界歷史體系，既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又是西方中心主義史觀的產物”，“世界史學科一行正醞釀著一重巨大變革，就是從世界史向全球史的必然轉變。”不論這些提法是否正確，但是卻反映了世界史學界對評價現有學科體系和如何創新世界史學科體系問題的關心，因此非常有意義。[4]
　　在創新性論文方面，佳作很多。“神話與歷史”是當前國外世界歷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因此本刊選用了相應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有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例如付希良認為從神話傳說看，希臘社會經歷了神祉時代和英雄時代。神祉時代打通相當于克里特文明時代，其神話反映的是母系社會的歷史。英雄時代大體相當于邁錫尼文明時代，其神化傳說反映了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作者指出，神話傳說中的神祉時代與英雄時代的區別，就在于它們所反映的社會不同。2而拱玉書認為，文字如何起源的問題，是自古迄今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幾乎所具有文字傳統的古代民族都有關于文字起源的傳說。這些傳說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古代圣賢對本民族文字起源的“探源”方式及其成果。黃民興從歷史上文明交往的角度，來探求現代中東獨特文明圈的形成淵源。[6]
　　在學科基礎問題的研究上，優秀作品不斷，這些作品選題新、領域廣泛，觀點新穎，頗有建樹。如古代、中世紀和近現代（當代）的各種基礎的傳統研究課題，本刊都加以選用。同時本刊也非常重視史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文章。夏洞奇在論述古代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奧古斯丁的奴隸制觀時，著重圍繞著奴隸制的起源、奴隸的社會地位、奴隸主和奴隸的關系問題進行了研究。時殷宏和惠黎文從跨學科的角度，從戰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綜合較量的視野，分析第二次布匿戰爭，是頗有新意的。何順果系統的研究了特許公司產生的歷史背景、淵源和特征，特許公司在西方國家推行“重商政策”中的急先鋒作用以及它們與西方資本主義組織形式演變的關系等問題，是創新性研究傳統問題的好文章。褚新國的《塔西佗的史料思想》一文，研究了塔西佗對史料的選用方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史料的選用。[7]
　　在中外關系，特別是中外文明交流方面，齊世榮先生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問題，做了深刻的論述。而王勇則在提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書籍之路”這一創新性觀點，并進一步論述了鑒真及其弟子通過“書籍之路”，極大地傳播了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8]
　　國內外教學科研動態方面，是本刊比較關心的問題之一。例如，本刊介紹了意大利學者盧伊吉·卡亞尼的文章《世界歷史教學的挑戰》，盧伊吉·卡亞尼探討了有關“世界歷史體系的歷史研究”，對中、小學歷史教學的沖擊。他認為這一新趨勢，“削弱了傳統的中小學歷史教學”，同時他又提出“新的世界歷史教學可以被視為一種開展不同文化間教育和加強世界主義的手段”這一頗有爭論的觀點。[7]
　　韓國學者梁美康的《韓中日近現代共同教科書〈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為我們提供了關于為了應對日本對歷史的歪曲，韓中日三國于20002年3月在中國南京達成韓中日三國編寫共同教科書的協議，以及編撰工作開始和進展的情況。該文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對我國的歷史教學與研究，無疑是有幫助的。[9]
　　本刊還注意到介紹史學名家的治學經驗。例如選用了劉緒貽先生的《我研究美國史的經歷》，介紹了他“做學問是為追求真理，增長知識，是為了對國家、對人民，甚至對人類有益處，絕對不能計較個人得失”的精神。[10]
　　本刊注重反映不同的學術觀點，例如美國學者海登·懷特在《世界歷史的西方化》一文中，介紹了美國學者彼得·伯克提關于“把西方歷史思考納入世界背景之下的工作”的觀點，但是海登·懷特認為“他進行歷史思考的歷史背景實際上也就是西方的背景”，“在伯克看來，西方歷史思考的獨特性大致以西方文化的獨特性相同，而歷史研究的‘專業化’是西方史學的標志，這事實上意味著資本主義歷史思考的絕對優勢”。[11]海登·懷特對彼得·伯克觀點的評價，反映了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對世界歷史進行思考的不同見解。
　　吳恩遠關于蘇聯“大清洗”的文章，該文根據新的檔案材料，梳理了有關蘇聯“大清洗”的種種問題，提出了與其他人不同的觀點。[12]
　　注重提高書評的質量，是本刊一直在努力進行的工作。李宏圖的書評《重敘自由的故事——讀方納的“美國自由的故事”》，圍繞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的著作《美國自由的故事》，分析了方納在該書中的研究方法，指出這就是從歷史的語境出發研究概念的變化與演進，特別是從不同的社會階層，特別是下層來理解美國自由的發展。李宏圖認為，“這樣，在本書中，他就為我們重敘了一個不同于主流意識形態做理解的自由，一個時常被人遺忘的那一個群體所理解的自由的一個更為全面的關于美國自由的故事。[13]
　　為了突出重點，本刊不定期地創設不同的攔目。如設立了“美國史研究專攔”、“日本史研究專攔”、“中東史專題研究”、“國際關系史研究”、“世界歷史教學研究”、“史學萬花筒”、“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專攔”、“學術名家”等攔目，這些攔目繁榮設置，也能使刊物生動活潑。
　　我國的世界史學界，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正向著新的目標邁進。但是2007年世界歷史研究取得的成績，僅僅是萬里長征中邁出的又一步，世界歷史研究的任務仍然任重道遠，許多問題需要探索，許多領域需要開拓。本刊將進一步努力，為創新型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干脫穎而出提供平臺，同時把新人新作推向社會。希望在2008年，能選出更好的稿件，為實現我國世界史教學和研究創新的新目標，做出新貢獻。
K5世界史李世安20082008
李世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作者：K5世界史李世安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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