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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胎兒”到“男人”
　　秦兆陽的短篇小說《改造》（發表于一九五○年一月《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是一部描寫土改的小說，但一反當時土改題材小說以農民為主人公的慣例，作家著重描寫了一個小地主王有德在被改造過程中的行為心理，著力表現地主在接受改造過程中的艱難和痛苦的精神變化。
　　從生理學角度看，王有德是一個成年人，但他自小至大被父母嬌養，每天懶散迷糊，過著寄生的生活，其心理和生存狀態仍然延續著“胎兒”在“子宮內”生存的特征。作家為我們勾畫出了一個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罕見的“胎兒化地主”形象：其生存方式具有封閉性柔弱性特征，這使他贏得了“廢物蛋”的綽號，讓我們想起岡察洛夫筆下的“多余人”奧勃洛摩夫。這是一種典型的“精神萎縮”現象。《改造》生動而準確地描述了一部“精神萎縮”者的成長史——由一個“胎兒”艱難地成長為一個“男人”的歷史，其表述方式和情感內涵均與當時社會流行的敘述模式有很大差別。農民們對“胎兒化地主”“改造”的過程揭示了中國部分地主和農民在特定時期的生存關系，作品顯示出難能可貴的真實性和生動性，在當時的文學背景下凸現出不同尋常的意義，構成了它在“十七年”文學中可貴的叛逆性和歷史穿透力。
　　王有德是個實實在在的“寄生蟲”，但他身上并沒有鮮明地凸現政治意識形態所確立的地主階級本性——他既沒有直接參與剝削農民的活動，與貧苦農民之間也沒有構成尖銳的階級對立。王有德的“胎兒化”和“精神萎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階級身份，使他成為一個喪失了階級標志的虛弱的“人”，并進而消解了農民改造地主的階級斗爭性質，從而把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改造過程轉化為將一個“萎縮”成“胎兒”者培育成一個強有力的“男人”的過程。當然，改造這個“人”的前提就是要他自食其力參加勞動，不能再像他的父輩那樣顯出“惡”的一面。
　　《改造》將王有德置于社會制度劇烈變動的土改背景下，描述其被剝奪“胎兒化”生存狀態之后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痛苦。小說第三部分集中描述了王有德的困境。土地改革改變了王有德對整個世界的感覺：“他失去了一切……覺著到處都是空空洞洞的。”①更為嚴重的是，在新的社會制度下，王有德必須參加農業勞動，否則就要挨餓。對他來說，勞動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一無勞動所需的技術，二無勞動所需的體力。本來他還可以通過賣油條來謀生，但由于村干部和農民們的干預，王有德不得不終止了這一謀生方式，于是他終于被逼到了必須在“勞動”和“餓死”之間做出生死抉擇的地步。
　　表面看來，生與死的問題對于王有德而言，是在“勞動獲得食物而生”和“不勞動不得食而死”之間抉擇的問題，但我們若從深層心理意識來看，則是一個在“異化的勞動”和“快樂的自由狀態”之間抉擇的問題。王有德不愿（也無力）從事“異化的勞動”，但想要回到以前胎兒化的“快樂的自由狀態”也不可能。面臨兩難處境，王有德選擇了極端的行為方式——破壞（燒麥田），然后死。此時，如馬爾庫塞所說的：“‘誕生的創傷’釋放了死亡本能的最初表現，即想回復到母胎的涅槃狀態的沖動。”②作品中，王有德不只一次地想到死，這種心理實質上是重回母腹本能的表現。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燒麥田”這一情節蘊含著王有德復雜的情意結：仇恨那些將自己逼出“子宮”的人們，想毀滅那些人又無能力，只好毀滅那些人的創造物麥田；面對要在“異化勞動”與“快樂的自由狀態”之間進行抉擇的兩難處境，盡管選擇了死亡以圖重返“母腹”，但同時又希望藉此行動一洗“廢物蛋”形象帶給自己的屈辱從而構筑新的社會角色。此時，雖然死亡（餓死與燒麥田然后被處死的結果是一樣的）是主導心理，但在主導心理之外，王有德復雜的情結中另有一個“社會”向度——成為“英雄”，它將王有德的意志導向社會性認同。可以說，在死亡本能占上風的同時，回到社會的生命本能也蠢蠢欲動，它細弱而又頑強地與死亡本能激戰，努力尋找機會戰勝對手。也即，恰恰是在“燒麥田”這一自殺式的破壞行為中，隱藏著王有德自覺脫離“子宮內”生活而投身“社會”的契機。這一契機在王有德的轉變過程中意義重大。
　　當然，從傳統的階級分析觀點來看，王有德這一行為可以看作是階級報復的瘋狂行為，但小說顯然沒做這樣的理解。從小說文本的情節推進中我們可以發現，促成王有德轉變的因素有四個：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吃飯的生理愿望，三是對生活意義的認識，四是媳婦郭俊兒的激將法。四種因素中思想教育的作用最弱，至多是一種觀念提示（“為什么不轉變呢？”），媳婦郭俊兒的激將法也只是在最后關頭的一包催化劑，并不決定思想發展的方向，相對而言，第二、第三種因素才是促成王有德轉變的直接動力。
　　在王有德因縱火被關進農會的一間空屋之后，這間空屋就成了他新的生存境域，成了他獲得生活新體驗的一個基點。正是在這間“靜得很”的空屋里，王有德隔墻聽到了村民們來來往往的日常生活與生產勞動的各種聲音，這時候他感受到他們的樂趣和幸福，這些聲音有力地擊打著王有德的靈魂，根本性地改變了王有德對生活意義的理解：“他聽著聽著，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又覺得好像全村的人們都活著，只有自己是被關在棺材里了，就又難受起來。”③反省的結果是他在價值觀上更傾向于“子宮外”的社會生活，這是他成功轉變的思想基礎。這時候的生理饑餓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它激活了王有德的求生欲望，使他消除了返回“子宮內”生活的沖動，代之以融入“子宮外”生活的熱切期盼。有此心理基礎，王有德才能答應農會主任范老梗的要求去搬土坯換窩頭吃，才能夠忍受搬土坯工作并且經受了工作量不斷加大的考驗。
　　這是至為關鍵的一步，它完成了王有德從“子宮內”到“子宮外”的娩出過程。生存的壓力以及對生存意義的重新體認，使王有德認識到生活的嚴酷并決定以自己的身心去担當這種嚴酷。正是在此種意義上，王有德終結了自己的“精神萎縮”，從一個“胎兒”變成了一個具有生存能力的真正的“人”。
　　經由精細而準確的行為心理描述，一個極富立體感的王有德活躍在我們面前，他擺脫“精神萎縮”的痛苦和努力使我們感動，他身上厚重的生活質感形成了一種有深度的“真實”。
　　王有德的成長過程中，以村農會主任范老梗為代表的農民們同時扮演著看似矛盾的兩種角色：冷酷的戕害者和溫情的拯救者。兩者常常交融在一起難以分離，它們在農民們的身上和諧自然地并存，沒有任何分裂的跡象。
　　農民們無疑是壓迫的施動者，是對王有德構成冷酷壓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們又清楚地看到，農民們并沒有把王有德當做十惡不赦的壞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關懷著王有德。在改造王有德使之具備真正適應“子宮外”生活的能力時，農民們做得十分徹底：絕不容許出現一個不完全的勞動者。農民們溫情的拯救者角色在作品第五、第六部分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王有德企圖燒麥田被抓之后，農民們沒有把他吊打一頓或送區里去報案，而是設計了一套改造方案。他們將王有德關進空屋，在估計王有德的精神有了觸動之后，再由范老梗出面“改造”王有德的身體，最終達到王有德的身心皆得到改造之目的。事實證明，這套有點極端的方案是成功的，它體現了范老梗們的智慧和對人的本質性的關懷。這是一群真正堅持了實事求是原則的人，他們恰當地區分王有德和其他地主，把他當做剛娩出母腹的嬰兒對待。盡管也有形式上（如斗爭會）的批判斗爭，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農民們改造王有德的不懈努力，正是希望完成一個正常人的順利誕生、直到成長為一個強壯的男人的系列行動。
　　立足于具體的歷史語境考察問題，范老梗們對王有德施行強制性手段并非限制一個公民“自由”的行為。只有當王有德結束其“精神萎縮”狀態，剝離其“胎兒”身份，他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公民，才有可能獲得被當做“平等的人”對待的條件，“在什么意義上，公民被當做平等的人？我們認為，他們是在這種意義上被當做平等的，即他們全被看作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以從事終身的社會合作，并作為平等的公民參與社會生活”④。范老梗們的努力在客觀上強化了生命本能的力量。
　　由于現階段人類生活的局限性，結束某些人的“胎兒化”生存狀態是基于對社會公正和健康發展的要求而做出的無奈選擇，但在“精神萎縮”者艱難而痛苦的成長過程中，對其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懷而不是以其母體是否有罪為標準來決定對待“精神萎縮”者的態度，應該是符合現實的合理做法。土地改革之后，如何面對王有德們成了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范老梗們的行為呈示給我們一種極具價值的選擇可能性，他們身上散發出的濃烈的人道主義情懷突破了階級斗爭思維模式的狹隘而在人類生存的冷酷處境中熠熠生輝。
　　應該指出的是，秦兆陽對王有德和農民們的形象塑造，隱含著一種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立場，隱含著作者以及農民們對王有德的同情和憐憫沖破了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模式對作家創作的限定。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秦兆陽筆下的地主和農民形象與當時農村普遍存在的“嚴酷斗爭”的生存狀態之間有相當的距離，也即，相對于當時的歷史境遇而言，《改造》中的地主和農民形象具有某種程度的虛幻性。就此而言，王有德和農民們的形象與其說是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還不如說是作者的人道主義理想的表露，這種創作心態——不論是出于有意還是無意，在當時的文學背景下都具有典型意義。
　　二、兩份批評和兩份檢討
　　《改造》發表六個月之后，《人民文學》第二卷第二期刊出了有關這篇小說的兩份批評和兩份檢討，它們凸顯了《改造》發表前后的批評語境，正是在這種批評語境的映照之下，這篇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和意義得以展現。
　　《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改進我們的工作》的副題是“本刊第一卷編輯工作檢討”，它指出：“特別應該檢討的，我們在第一卷里，曾刊登過很不好的作品”⑤，其中談到《改造》時說：“又如《改造》是寫一個‘小土鱉地主’被改造的故事。作者用了很多篇幅來描寫這個地主是個廢物，并且過分地追求趣味，卻沒有寫出構成這個地主的生活基礎——剝削。這樣就把地主階級在對農民階級剝削中的殘忍，陰險，狠毒的面貌給模糊了。因而也沖淡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對立關系。”⑥
　　顯然，這種說法體現了處于主流地位的“階級論”、“本質論”觀念，它以政治意識形態確立的地主階級的“本質”——對農民殘忍的剝削為基礎，強制要求作家在塑造地主形象時只能刻畫其“殘忍，陰險，狠毒的面貌”，而無視現實生活中地主的復雜性，這當然是脫離現實世界的機械僵化的文學批評觀。
　　徐國綸的《評〈改造〉》和羅溟的《掩蓋了階級矛盾的本質》以同樣的文藝觀對《改造》提出批評。
　　徐文要點有三個：第一，《改造》歪曲了地主階級的本質。他指出：“我們不否認地主階層里，存在這種飽食終日，‘連跟人接觸都害怕’的‘廢物蛋’，但我們又必須肯定整個地主集團都是用各種花招、陰謀來剝削與壓迫農民的‘精靈鬼’。土改后，像王有德這樣連拿鐮刀都打晃也居然能偷竊和燒毀農民的勞動成果，正是地主階級本質的反映。”⑦第二，對地主的改造應該實行強制勞動的方法，而不應該像《改造》那樣采用勸說甚至幫助地主的方法。“當沒收了地主的土地以后，就得在一定時期內，褫奪他們權利，強迫他們勞動，不勞動也得勞動，強制他們改造成新人。”⑧《改造》中，農民們對王有德說服、感化無效后也對王有德實行了強制勞動，徐文的批評針對的是農民們最初的說服、感化方式。第三，質問《改造》的意義。“寫消極人物的轉變，英雄人物的成長，都會給我們以教育和力量，寫地主階級的改造，給我們什么呢？”⑨
　　羅溟的《掩蓋了階級矛盾的本質》與徐文相比更為細致具體。羅文認為：“這篇小說是缺乏階級分析的。愛誰、同情誰和憎恨誰，在這篇小說里是非常模糊的，無原則的歌頌了一個地主如何成了個‘新人’。”⑩羅文還引用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總綱第七條有關政策作為強迫地主勞動的理論依據：“……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并強制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11)
　　徐文與羅文顯然體現了主流文藝觀“典型論”、“路線論”、“本質論”的批評方式以及文藝為政策服務的思維邏輯。
　　回應各方面的批評，作者秦兆陽寫了《對〈改造〉的檢討》，在這份檢討中秦兆陽表達了如下四層意思：
　　首先，王有德的形象并非憑空虛造，有現實生活的依據。“在抗戰以前，在舊社會的生活中，我看見過一些寄生蟲的生活。在解放區農村斗爭中，也得到一些地主生活的印象。”(12)同時，他表明自己的創作動機仍然處于政治意識形態的規范之內，他本想借刻畫王有德這個形象宣揚“愛勞動”的新的道德觀念，表達“反對寄生蟲、刻畫在新社會中不勞動的可恥和沒有出路”(13)。
　　其次，如同上述三篇文章以“本質論”為批評指針一樣，秦兆陽批評自己沒有寫出地主階級殘酷地剝削農民階級的“本質”：“王有德既是一個地主（不管他是大地主或是‘小土鱉地主’），就應該把他作為一個封建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來寫，不能光想到他的不勞動、他的無生活能力，及他對過日子，對勞動，對生產的看法，而應該考慮到他的更重要更本質的一面，即剝削勞動人民的一面……”(14)由此塑造了“并不可恥可恨”而是“又可氣又可笑”、“甚至只是好笑的”王有德形象，這種形象自然起不到政治意識形態所需要的宣傳作用。
　　再次，秦兆陽檢討自己不應該讓正面人物對待王有德采取“模糊的態度”，這是針對范老梗們“人性化”地對待王有德的行為而言。
　　最后，秦兆陽反省自己“不正確地運用了一些民間傳說的味道”，“雖然主觀上是在嘲笑，卻過分的追求趣味，這更加重了作品的缺點，更加使人覺得王有德只是一個可笑的人物。”(15)
　　上述四篇文章對《改造》的責難（或自我批評），是在“階級論”、“本質論”規范文壇的時代必然發生的批評現象。而實際情況是，《改造》并不缺乏階級分析，相反，它恰恰是在對地主階級的復雜性進行了精細分析的基礎上塑造了“胎兒化地主”王有德的形象，只不過《改造》的分析結果與“本質論”所要求的并不一致而已。對《改造》的批評既承認地主階級里有王有德這樣的“胎兒化地主”，又強調“整個地主集團”都是“用各種花招、陰謀來剝削與壓迫農民的‘精靈鬼’”，并將后者視為地主階級的本質，這種做法實際上把現實生活中實存的王有德們排除出地主階級之外。“強迫地主勞動”是當時相當一部分人在強烈的階級仇恨作用下的報復心理，它使人們不再冷靜客觀地去分析地主階級的復雜構成并加以有區別地對待，而將“胎兒化地主”與有重大惡行的地主混為一談，這種觀念極易導致新型的壓迫與暴虐。如果不激發出王有德的求生欲望，“強制”的結果只能是不顧王有德生死的逼迫和虐待，形成了新的壓迫者和暴力者。而“文革”中數不清的悲劇慘劇不正是由這種長期灌輸的仇視、暴虐的斗爭心態釀造的苦酒嗎？此外，將地主改造為“新人”是新社會的目標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人道原則的基本體現。描述（而非“歌頌”）地主如何成為“新人”并非“無原則”。然而，盡管政策（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總綱）中有“給以生活出路”的表述，但在政治意識形態框架內，同情地改造“胎兒化地主”而不是滿懷仇恨地強制他們勞動的做法，仍然被認為是喪失階級立場的“無原則”的表現。以這種概念化的社會分析方法作為限定作家寫作題材的根據，必將割裂豐富的生活世界與人性世界。
　　三、《改造》在當代文學史的意義
　　正是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中，《改造》顯示了在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價值：
　　第一，《改造》來源于生活，它營造了“真實”的魅力——在秦兆陽身上，這種以作家對外部世界的體察為基礎書寫“真實”的意識將在“百花時代”再度勃發。盡管受到持續不斷的打壓，“真實論”還是以或隱或顯的方式站在“階級論”和“本質論”的對立面，為那個時代產生優秀作品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改造”主題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地主階級的改造”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人的改造”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對王有德一類人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在社會制度劇烈變動的歷史語境中對五四“改造國民性”精神傳統的繼承。“胎兒化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其改造過程，即便放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背景中，也能彰顯出其獨特性。
　　第三，正因為對人物的“模糊不清的態度”，才使得秦兆陽對人物的描述以自己對生活的直感為根基，《改造》才能葆有生活的“原生態”，真正體現了作家對這個世界的體察和感悟，才能為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一個精彩而又獨特的人物形象。
　　第四，如果越出“本質論”的規范不是一個錯誤的話，那么“民間傳說的味道”就成了一個可以增加作品韻味的優點。民間傳說性質的“笑話字典”與農民們對王有德的改造共同構筑了小說的民間世界，也由此使作品的內涵更加豐富。
　　綜上所述，秦兆陽以“改造”為題寫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改造運動，但他在作品中表現的“改造”過程，其方式和情感內涵均與當時社會流行的敘述模式有很大差別。他筆下的農民們的做法自然削弱了階級斗爭的政治意識，應該說，當時的批評者對他的責難可以說是“準確”地把握了這一傾向，但以今天的社會文化視角來解讀《改造》，對“胎兒化地主”“改造”的過程恰恰揭示了中國部分地主和農民在特定時期的生存狀態，由此，作品顯示出難能可貴的真實性和生動性。
　　對獨特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警示性象征意義的挖掘，對個體生存狀態的精確把握，對特殊的人的生存處境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關注日常生活的人性化創作取向，都使《改造》在當時的文學背景下凸現出不同尋常的意義，構成了它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文學中可貴的叛逆性和歷史穿透力，這正是我們應該關注《改造》的一個理由。
　　注釋：
　　①秦兆陽：《改造》，《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
　　②〔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③秦兆陽：《改造》，《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
　　④〔美〕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⑤⑥《人民文學》第2卷第2期。
　　⑦⑧徐國綸：《評〈改造〉》，《人民文學》第2卷第2期。
　　⑨徐國綸：《評〈改造〉》，《人民文學》第2卷第2期。
　　⑩(11)羅溟：《掩蓋了階級矛盾的本質》，《人民文學》第2卷第2期。
　　(12)(13)(14)(15)秦兆陽：《對〈改造〉的檢討》，《人民文學》第2卷第2期。

當代作家評論沈陽144～1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郭戰濤20082008
作者：當代作家評論沈陽144～1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郭戰濤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0: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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