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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79(2003)02-0053-04
　　20世紀末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小康目標，但十六大報告又進一步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　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所謂“全面”的　、“更高水平”的小康，都是為了強調要“惠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根本價值標準是最大多數人利益。為此，在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　則時，我們必須既要保護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人們的發展活力，更要高　度重視和關心更多的欠發達地區和比較困難的群眾，使最大多數人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　社會的溫暖。
　　一、“根本價值標準”的哲學根據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區別于并超　越于以往舊歷史觀的根本點之一。唯物史觀、群眾史觀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哲學世　界觀基礎，所以，《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　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　動。”因此，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價值導向應以人民的利益為本位，真實地反映　和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這正是基于經濟必然性與歷史必然性的社會主義經濟制　度的科學性和道義力量之所在，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倫理的根本價值取向。為此　，在解決效率與公平相互關系這一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的主要問題時，必須以人民大眾　這一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著眼點。
　　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因而，任何正確而有生　命力的理論、路線和政策都必須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先進生產力的解　放和發展的客觀要求。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　者，因此，充分調動、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始終是我們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　力發展要求所必須履行的第一要務。“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確立正是我黨代表　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具體貫徹，正是生產力標準的具體體現。
　　以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著眼點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客觀要求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大體　現。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之所以能比前一種社會制度優越，是因為新制度能為生產力的發　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和余地，使生產力能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也就是，這種新制度最　大限度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新制度成功的秘訣在于它為人與物提供了　最佳的結合方式，進言之，它因更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更有效率，又因更有效率　而更有條件來滿足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需要。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　，而之所以要發展生產力，就是為了共同富裕，因此，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P364)1986年，鄧小平　在回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提問時說：“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　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　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　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我們不會容許產生　新的資產階級。”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也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標準的，鄧小平　在論及如何計算第二個翻番時提醒說：“這個要老老實實地計算，要最終體現在人民生　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樣，人民對這個問題感覺敏銳得很。我們上面怎么算賬也　算不過他們，他們那里的賬最真實。”[1](P354-355)因此，鄧小平斷言，不堅持社會　主義，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擁護　你，否則就會被人民所打倒。我們之所以能闖過“六·四”關，確保了穩定與發展，就　是因為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P370-371)中國人民跟著中國共產黨鬧革命，搞建設　，圖的啥?圖的就是翻身做主人，過上好日子。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要表現在它能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　產力，更要表現在它能夠使這些生產力成果真正為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服務　。黨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中，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民生活　更加殷實”、“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由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目的是怎樣使廣大人民群眾擺脫貧窮，以體現社會主　義共同富裕這一最大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所以富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前　途，就是因為，它能夠保證人民群眾這一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最終也是其享受者，用鄧小　平的話說，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是　要通過發展生產力而使人民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始終堅持把人民這一大多數人的“擁　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我黨制定路線方　針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他認為，判斷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應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　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三個有利于”都是著眼于人民群眾的利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也以代　表人民利益為根本，因為其核心是執政為民。江澤民說：“八十年來我們黨進行的一切　奮斗，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　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這始終關系黨的執政的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　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2](P161)。
　　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堅持效率原則，然而，效率本身并不是最終目的，為人民服務是社　會主義經濟效率所特有的價值規定性。效率是個極務實的概念，即講利益原則，但務誰　的“實”，講誰的“利”是個原則問題，我們必須將功利追求堅定地定位在廣大民眾的　利益上，牢固地堅持還利于民的價值導向和輿論導向。江澤民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　況下，黨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衡量標　準。這是觀察和處理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則。”[3](P82)我們黨和政府做任何經濟工作都　要看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滿意不滿意。因為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和根本任務所　決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要求，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是以確認勞動者、尤　其是工人階級之主體地位為其價值前提的。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不允許借馬克思　主義之名去損害人民主體地位而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任何生產關系的變革，都是人民　群眾生存狀況的改變，群眾的情緒應當成為我們科學決策的第一信號。歷史唯物主義的　真正基石是人民整體利益的現實性及其歷史必然性，而不是任意的私人利益。因此，講　效率、效益決非一個無黨性、甚至是個人主義的口號，而是堅持人民大眾立場和采用科　學世界觀的結果。如果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時忘記了最大多數人根本利益這一著眼　點，必然要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百分之幾的富裕以犧牲百分之九十幾的利益為代價　，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
　　總之，社會主義的一切，歸根到底都是人民的，我們之所以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　所以要追求高效率，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我們的　經濟之所以能以高速度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能蒸蒸日上，也還是因為我們　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廣大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與公　平之所以能夠實現有機統一(即社會越是公正就越是有效率，越是有效率就越是公正)，　就是因為效率與公平有著同一個主體即人民群眾，效率與公平有著共同的宗旨或目的，　即都是為了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需要。
　　二、“根本價值標準”的經濟學依據和現實緊迫性
　　一種合理的社會制度必須得到效率和道義上的雙重辯護，即它應該既是高效的，又是　公正的。人民對一個社會制度的認同，從根本上說就是對利益分配制度的認同。誠如丹　尼爾·貝爾所言；“歸根到底，任何社會都是一種道德秩序，它必須證明它的分配原則　是合理的。”[4](P309)社會主義經濟的高效率離不開公正的分配。正如沒有效率作物　質基礎的公正是粗陋的，在現代社會是無以實現的空想一樣，沒有公正分配支撐的效率　也是不可設想的，或是難以持久維系的。這已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所證明，資本主義制　度雖然曾經創造了以往社會所無可比擬的高效率，但是，由于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由此形　成的種種特權對公正原則的侵害，不僅大大降低了其效率，也使其社會制度遭到普遍的　懷疑、批判和譴責，最終成為革命的對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使效率與公平的矛盾　成為非對抗性的矛盾，換言之，二者的統一、一致和相互促進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　為有了公正的分配制度一一按勞分配和在此基礎上普遍的公正感受，才最大限度地調動　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出了資本主義所沒有的高效率；又因為有了高效率，使公正分　配的理想逐步變為現實。
　　合理的分配是提高效率的制度要件。從純經濟學上看，效率決定分配，分配也制約著　效率。合理的分配(包括機會的均等和結果相對公正的分配)能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提　高生產效率；不合理的分配打擊勞動者的積極性，降低生產效率。資本主義之前的階級　社會里，赤裸裸的、由政治暴力所規定的分配特權，不可能有高效率；資本主義社會分　配理論與分配實踐的脫離，即理論上的自由平等和實際上的不自由不平等，也不能帶來　持續的高效率；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分配模式打擊了勤勞　者的積極性，導致了低效率；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以按勞分配為主　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新型分配模式的確立，它從總體或根本上確保了有效勞動付出　與成果獲得的正相關性，因此，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動力機制，促進了社會整體效率的　提高。這種分配體制是符合我國目前實際的、最有生命力和最為合理的分配制度。不過　，這種分配制度的優越性還主要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和理想的價值判斷。由于按勞分配　還以承認“資產階級法權”為前提，兼之其它分配方式都會自發地拉大分配結果的差距　，產生貧富分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又因客觀存在的其它腐敗性、邪惡性的分配不公(像　以權謀私、以錢謀權、行賄受賄、制假賣假、以次充好等)而擴大。這勢必要導致兩種　結果：一是弱勢群體因收入低微和相對貧困而挫傷其積極性，引發其對社會的不滿甚至　仇恨。二是“成功人士”容易滿足現狀，“小富即安”，喪失拼搏進取的精神。同時，　過度的富有(相對意義上的)又會養成他們的特權觀念和寄生思想(特別是其后代)。
　　我國經濟分配領域的最大問題是由政策允許的分配原則和不允許的非正義性的分配，　導致了廣大群眾相對貧困化的趨勢加劇，它不僅造成了效率的下降，也影響到了社會穩　定的大局。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測量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指標，2001年3月15日，朱　總理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值得我們　認真注意”，1999年的基尼系數為0.39，雖然不很嚴重，但已“接近于國際認為的警戒　線的水平”。因為這一系數已明顯超過國際中等不平等程度(0.3-0.4)，處于差距偏大　狀態。這顯然是有悖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廣大群眾縱然基本上擺脫了絕對貧困，但是　又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相對貧困的窘境。相對貧困化是工業文明時代貧窮的主要特征，也　是社會不公和由此引起人民不滿和引發社會動蕩的主要誘因。馬克思曾用一個形象的比　喻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相對貧困化：“一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　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　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　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　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5](P349　)貧富分化已成影響我國穩定的大問題。
　　當然，我國貧富分化加劇原因很復雜，既有政策鼓勵和允許的原因，如，在打破平均　主義實行按勞取酬的過程中，因個人能力、機會等差異而形成不同收入；如，按生產要　素等政策允許的非按勞分配方式的分配而產生的差距。但也有是政策不健全或政策執行　中的偏差所導致的(如，國有企業稅收大大高于其它性質的企業；農民的稅收高于城市　居民；事業單位人員的稅收高于自由職業者，等等。現在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卻又未　引起足夠重視的因素)。而稅收政策執行中的不力和少數稅務人員假公濟私是國家稅收　流失的主要原因。
　　貧富分化趨勢加劇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以下三個重要因素：一是違法亂紀(如“權力　經濟”和“黑色經濟”)，二是干部特殊化，三是對弱勢群體人道關懷不力。
　　首先是少數人的違法亂紀。中國貧富分化的特點不是以大多數人生活水平下降為特點　，而是以少數人暴富為特征。這些高收入者中，又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不合法甚至是違法　致富，如偷、漏、逃稅，制造假冒偽劣以及對雇員的過度剝削等，(例如，1992年7月23　日《中國統計信息報》披露，個體和私營經濟偷稅面達90%以上，它們實交稅款占應交　稅款的比例一般為10%-20%，高的也不過30%；1993年10月13日《光明日報》報道，我國　每年被個體戶非法截留的稅款達260億元。)有學者曾作過粗略計算，各種非法收入使我　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上升了31%。也就是說，我國貧富差別中大約有31%是由各種　非法收入所造成的，如果減去這一部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就會降至0.322　左右，基本上處于國際公認的合理區的下限。[6](P277)
　　其次是少數干部特殊化。干部特殊化至少有兩種情形，情形之一是人們所熟知和深惡　痛絕的以權謀私即“權利經濟”或“權力資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的社會問卷調　查中，問及“先富起來的人主要是靠什么手段致富的”時，在十種手段因素中，回答靠　權力致富的比例居第一位，高于“勞動”和“知識”等因素。[7](P210)情形之二是受　官本位思想影響而形成的政策允許的干部待遇特殊化。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　一些脫離群眾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內，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經有了，但遠沒有　現在這樣厲害。”[8](P228)干部享受特殊待遇不只是在我國相當貧困時期存在，在經　濟水平提高了的今天，似有被更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從現行的工資、住房和交通等待遇　政策看，不僅干部間等級鮮明，而且干部們普遍地優于本部門的群眾。干部利益上的特　惠產生了極壞的示范效應，首先，它強化了落后的官本位意識；其次，它扭曲了公正的　社會價值評價標準；再次，它使大公無私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流于空乏的道德說　教。最為嚴重的還在于它使黨脫離群眾，降低了黨的威信，削弱了黨的號召力和戰斗力　。
　　其三是對弱勢群體的人道關懷不力。不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只要是市場經濟都無一例外地要以效率為指針，以激烈而殘酷的競爭為杠桿，實際遵　循的是優勝劣汰的沙漏原則。市場看上去是公平而公正的，但它的公正合理性主要是形　式上的而非實質內容上的，即起點平等。由于人與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條件差異，在長期　的市場競爭的淘汰中，必然導致后果的巨大差異和事實上的極大不平等。
　　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們既要保護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人們的發展活力，　“更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以及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特別要使困難群眾的基　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積極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和改善生活條件，使他們切實感受到社　會主義社會的溫暖”。在描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時，黨和政府已把扭轉工農差別　、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作為重要的任務。
　　奧肯說：“如果平等和效率雙方都有價值，而且其中一方對另一方沒有絕對的優先權　，那么在它們沖突的方面，就應該達成妥協。這時，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并且　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然而，……無論哪一方的犧牲都必須是公正的。尤其是，　那些允許經濟不平等的社會決策，必須是公正的，是促進經濟效率的。”[9](P80)他得　出結論，“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中增進平等”。也就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社　會主義公正的分配原則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維護社會成員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或對等；　二是保證公平與效率的相互促進。具體要求是，首先要確保社會成員參與社會競爭的機　會均等，最大限度地減少人為的條件設障；承認在機會均等的競爭基礎上由于個人努力　的不同而產生的對社會的物質、精神利益占有量的差別，即結果的不平等，反對平均主　義，體現公正；同時，要把結果不平等限制在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夠接受的范圍內，體現　相對平等。保持高效率，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公正的分配制度的兩大目標。
　　20多年來的改革實踐證明，在我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既要破除小農平均主義觀　念，又必須防范和克服其它形式的社會不公，特別是要防止破壞機會均等和權利與義務　分離的不公，堅決鏟除“黑色經濟”和“權力經濟”兩大毒瘤。不僅公平的著眼點是人　民群眾的利益，效率同樣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其價值導向的。效率作為資源的一種配　置方式并不是純經濟概念或純技術的過程，它總是在一定的經濟制度下進行并反映這一　制度的價值目標，換言之，效率不是事實判斷而是價值判斷，它承載著資源配置的價值　與目的。真正的效率并不是它現象上所顯現的物的數量和質量上的增長，而是通過物來　滿足人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人的本質，完善人的本性的過程，提高效率的過程是以人　為尺度來處理人與物、人與人的價值關系的過程。一個真正有效率的社會制度一定是代　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制度，從而一定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當為最大的道德，因此，道義力量一定是效率所固有的內涵，是效率的內在價值目標。
　　收稿日期：2003-01-18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南昌53～56，59B1哲學原理黃明理20032003最大多數人利益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價值標準，是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本質的　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大體現。因此，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需要是效率　與公平的共同目的，最大多數人利益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終的道德價值目標。人民/最大多數人利益/效率/公平/價值標準/The people/the interests of thevast majority of people/efficiency/faimess/standard of value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s the Essential Standard of　 Value of “Efficiency-stressed While Equality-concerned”　　HUANG Ming-li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yin 223001,China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standard of　 value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is the objectiverequir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ocialist essence and is the main　 reflection of Socialist superiority.Therefore,to meet the needs of the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s the common goal of efficiencyand fairness.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s the final aimof moral values for“Efficiency-stressed while Equality-concerned”淮陰師范學院，江蘇　淮陰　223001　　黃明理(1961-)，男，江蘇盱眙人，淮陰師范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作者：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南昌53～56，59B1哲學原理黃明理20032003最大多數人利益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價值標準，是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本質的　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大體現。因此，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需要是效率　與公平的共同目的，最大多數人利益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終的道德價值目標。人民/最大多數人利益/效率/公平/價值標準/The people/the interests of thevast majority of people/efficiency/faimess/standard of value

網載 2013-09-10 21: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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