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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83(2003)03-0005-05
　　　　一、民族學中國化是一個歷史的不斷豐富的時代性課題
　　民族學在中國，同其他許多學科一樣，是一門外來學科。而且是較晚才傳進中國的一門學科。蔡元培在1926年提出要搞民族學研究，民族學才算正式在中國開展。因此，當代許多民族學家在追溯民族學史時，都追溯到此時。在此之前，有一些零星介紹，都是不自覺的譯介工作，或者是講社會學時順便帶出。民族學獲得它的明確意義，是伴隨著用外語講授西方的民族學或閱讀西方原文教科書和參考書的過程。這對當時教育還相當落后的中國來說，是極不適宜的，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它的傳播以及它的解釋功能。這樣一個學科特色，決定了民族學從它在中國產生那天起，就面臨一個中國化問題。即把它翻譯成中文，用中文講授，以利于中國學生聽講。這是最初的中國化。
　　民族學傳進中國后，很快就與當時整個時代背景合流，它的每一個號召與活動都受當時的時代要求與學術氣氛所影響。
　　首先，受到學術界中國化運動的影響。中國有現代學術以來，經歷了約30年的發展，到了30年代初，現代社會正在傳播的社會諸學科，在中國大致都建立起來，并且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特別是自新文化運動后派出去留學的一批留學生到30年代前后陸續歸國。他們不滿足于系統介紹西方學術，強烈希望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說體系。因此紛紛倡導“中國化”主張。孫本文、吳文藻先生倡導“社會學中國化”，賀麟先生提出“西洋哲學中國化”，時間都是1930年。這種不約而同，絕非偶然，而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此號召一經提出，“中國化”即成為中國各學科中的一種運動。民族學中國化的主張正是在這個學術大背景下提出來的。由于民族學傳進中國的時間較晚，起步較遲，在這個運動中，與社會學、哲學及其他諸學科有了差距。一是它傳進中國才短短幾年，還沒有系統的對中國民族的調查研究，對材料的掌握還相當有限。加之對西方諸學派亦未有充分研究，“中國化”成了一個早熟的運動，與哲舉、社會學相比，它將面臨種種困難也就可想而知了。哲學界用不著長期討論，40年代新儒家已暫具氣象，社會學界也有了費孝通等的自成體系的科研成果，而民族學卻需要在許多階段上不斷地來展開中國化的討論。
　　其次，從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新中國建立，為適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新需要，掀起了新的學術中國化討論。這是直接由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間的關系引發的。馬列主義理論是科學真理，但它畢竟是在西方革命實踐中創立的，將它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畢竟會產生一定的距離。如果對馬列主義作適當修正后運用，那就犯了修正主義錯誤；如果原封不動地執行馬列主義結論，那就犯了教條主義錯誤。兩種錯誤都會給中國革命實踐造成惡劣后果。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以“結合”的理論解決了這個難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結合論創新了“學術中國化”的新階段。1940年，嵇文甫發表《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一文集中反映了這個時代的中國化主張。與此前的“中國化”柑比，他提出了一個“民族形式”作說明，同時，他亦把“中國化”看成是“現代化”、“學術通俗化”。所謂“中國化”，就是要把現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有機地聯系起來。所以，離開民族傳統，就無從講“中國化”。到了當代，一些學者倡導民族學研究一定要加強民族語文的表現形式的號召，與嵇先生的“民族形式”有一以貫之的淵源。按照這個結合的要求，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制定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很好地處理了解放區的民族關系。
　　第三，從新中國建立到80年代初，是中國民族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個時期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中國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社會的總背景是全民動員，把絕大多數人動員起來，搞土地革命，搞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識別與民族地區社會形態調查兩項工作都是適應這個大背景要求的。民族識別，以賦予每個民族的獨立地位，賦予每個民族成員以恰當的歸宿為目標。而通過社會形態調查，論證各個民族的絕大多數成員與漢族人民一樣，以前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與漢民族具有同樣的階級屬性，因此，應該團結起來，也可以團結起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民族學這一中國化的成功，很好地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任務。盡管其間犯了“一切民族問題都是階級問題”的失誤。
　　第四，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全面轉入經濟建設時期，適應這一全面轉變的需要，民族學的首要任務依然是中國化。一是知道西方民族學的研究進展，引進適合“發展主題”的一些新流派。雖然似有“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感覺，但畢竟與30年代的中國化有了明顯不同，并且積累了較系統的資料。二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已有了相當的中國化水平。因此，這一次中國化號召，自始就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對外吸收。按理說，中國化經80年代以來近20年的努力，大致應該完成。在今天，中國化應該不再成為問題。事實上，社會在向前發展，歷史會向人們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今天，中國社會向民族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致中國化有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必要。
　　從以上的歷史敘述中可以看出，民族學中國化的發展，由于其初期早熟，與中國社會各時期特殊的背景，決定了它比別的學科都要走更曲折的路，也決定了它是一個不斷克服局限性的課題。以致發展到今天，中國化的要求已不是早期的目標，也在不斷提出新目標。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基本經驗與教訓
　　要推進民族學中國化的新進程，必須對近20年來民族學研究作一番探討，總結相應的經驗和教訓。
　　上述提及8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學有“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感覺。這是因為，從80年代開始，民族學經歷了一個新的開端，在短期內縮微了此前幾十年的研究經歷。我們把這個縮微了的工作分成三個階段或三個方面（因時間上不能截然劃分）：
　　第一個階段——回答“是什么”。這是建立民族志的工作，以回答少數民族的特征為目標。研究各個少數民族的特征，特別是有關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等的特征。將其系統化，以明確區別民族界限，劃分民族身份。這個工作此前做過，解放前即有一系列民族志的著作，解放后有一批民族識別報告、民族地區三套叢書與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然而解放前的民族志只限于幾個民族，解放后的民族志則側重于經濟形態。為了彌補這些不足，80年代以來，民族志有如雨后春筍，呈一時盛況。特別是許多民族自己的學者的成長，帶著民族認同的態度撰寫的民族志，從形式到內容都豐富了中國民族志，為民族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材料。
　　第二個階段——回答“為什么”。在新的民族志基礎上，民族學力圖回答各個民族現狀，揭示民族現狀發展的原因。民族文化研究或解剖，成為一時風氣，功能學也因此再度在中國盛行。
　　第三個階段——回答“做什么”。由于社會發展的要求，特別是90年代進入市場經濟之后，各個民族的發展去向成為一個社會的焦點。歷史造成的少數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成為民族學家的頭等大事。關于各個民族的社會發展研究，成為民族學家施展才華的絕好題材。
　　民族學研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開展積累了很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第一個經驗——西方民族學理論有其科學合理之處。我們一直主張，只有馬克思主義民族學是科學理論，這未免不現實。80年代以來，功能學派在中國長盛不衰，說明西方民族學有其應有的生命力。也說明，我們并未超越功能學派的理論框架，我們有必要對西方的民族學理論加以深入鉆研與掌握，西方的許多民族學理論并未“過時”。也因此說明，民族學中國化還有一個較長的“結合”之路要走，急于求成是不行的。
　　第二個經驗——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與民族現實發展研究處于脫節狀態。民族歷史文化研究以一批有史學素養的老一輩學者為主力軍，他們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己任，從事民族學研究，視野所及的是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民族現實的發展研究以一批有新興學科素養的年青學者為主力軍，他們探討民族發展的困境與對策，視野所及的是民族文化中的落后及不適應。這種脫節，造成了各自的局限。前者的研究在社會中造成“沒用”的錯覺，以為那些都是少數民族過去的東西，與今天沒有多大意義，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因此，其傳播很有局限性，大學里選修這門課的學生寥寥無幾。而后者的研究可能造成廣泛的隔閡和自卑。因為在他們眼里，少數民族所具有的全是落后與問題，因此，造成許多錯覺，比如給少數民族年青一代造成自卑心理等。這兩者的隔絕如不能在新的民族學研究中得到克服，民族學的中國化即難以取得新發展。
　　第三個經驗——民族學的視野不夠開闊。近20年來，民族學的主題雖與整個社會背景緊密配合，但亦結合太緊，造成視野上的狹窄。政治上的一舉一動都在民族學研究中體現出來。政治上要解決的問題是現實各利益集團的關系問題，永遠是對現實問題的設計與解決。而民族學則是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長遠問題。如將這個大問題放在現實問題里加以解決，等于放棄了自己的學科獨立性。因此，20年來，先不說新理論體系建立與否，單就理論之所以生成的應有背景，我們即未把握住。背景過窄，視野過狹，必然造成民族學研究主題的變動不居。這要形成一個有中國特色，其世界前沿的理論體系也就更不可能了。
　　　　三、民族學中國化的當代任務
　　在最近幾年的民族學中國化的討論中，民族學家們已顯示出相當的成熟性。他們已不再像以前的討論那樣，停留于空頭地呼喚所謂中國化體系，而是提出切實的主張。諸如提出民族學的功能，強調實現“研究能力和成果在增強綜合國力方面的作用”，強調加強“理論創新，知識更新，方法借鑒以及國際對話”；或者提出當代具體的重大研究課題，在解決課題中將民族學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或者提出學術要求，指出學術規范化與學科本土化的結合，即是民族學中國化的道路等等。無疑，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以上文的分析為依據，筆者認為民族學中國化在當代應重點完成以下三大任務：
　　（一）總結和吸取民族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建立一部全新的統一的民族志。即站在當代文化的高度，重新回答“是什么”。解放以來，民族學界陸續出版的“三套叢書”、“五種問題叢書”基本滿足了30多年民族學理論研究需要，以致這些書籍到當代還是許多學者從事民族學研究的基本資料。然而它畢竟是以前時代的產物，有著朋顯的時代局限性。而從80年代以來，國內民族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著作雖是一時之盛，但標準不一，方式有別，對深入的研究造成了許多麻煩。西方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人類關系區域檔案”，實現研究的標準化與計量化，中國在一個國度里應該拿出精力來，建立一部代表新時期研究水平與研究能力的多民族的民族志，統一標準，統一收集方式，為民族學中國化提出更科學、更豐富、更完整的材料。這個工作是民族學中國化進程上的一個基礎性工作，如果這個工作都做不好，何談進一步的中國化。這個工作也是一些學者所倡導的學術規范化的一個內容。只有建立比較統一的民族志，民族學的理論成果才具備可比較性和可檢驗性，民族學的發展才能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與堅實的步伐。
　　（二）構建新的理解范式，重新回答“為什么”。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入中西民族學的不同背景，抉擇西方民族學理論。岑家梧、馬長壽等在40年代就分別從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方面指出了中西民族學的區別。然而當民族學經過深入研究之后，我們還發現，中西民族學所面對的對象也有著根本區別。西方民族學生成過程中，依據的是殖民地那些長期處于孤立發展的土著民族，而中國的少數民族則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化源遠流長的民族。這樣一個研究對象的根本區別，決定了西方民族學理論在中國的有限性。中國學者在此時或彼時試圖用西方民族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民族現象時（即回答為什么），有著這樣那樣的局限性。即便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來揭示少數民族的社會形態或婚姻家庭等現象時，也是自始至終都受到挑戰和質疑，以致連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教科書都不得不對此進行適當反省。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民族學理論在中國尚有短期內不可超越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西方民族學適用于中國時，有著明顯的局限性，我們應該逐漸地建立新的理解范式，試著站在更廣闊的背景上、更長遠的時間里來揭示中國民族特有的規律。這個工作的順利開展，使民族學中國化又推上了一個新臺階。
　　（三）形成新的時代課題，重新回答“做什么”。這個工作，一直都在做。然而當歷史走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時，這個工作卻反而不如以前做得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因為民族學在此階段對自身所處的背景把握得相當有限。民族學往往對自己的自身發展史知道得很詳細，但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卻疏于討論。而無論學科自身發展史還是自己所處時代背景的把握，對提煉民族學研究的時代主題都相當重要。知道學科發展史，可以保證提煉的主題與民族學科保持歷史繼承性與連續性，理解學科的時代性背景才能保證提煉的主題具有時代性與前沿性。這幾年來，民族學所構建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幾點：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化時代、現代化、西部大開發、加入世貿組織等。因此，提煉的主題雖被民族學家們宣布為重大課題，但事實上經過他們短短幾年的學術攻關，已經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重大課題。以此看，這些重大課題都并不重大。我們不妨具體地來看一個例子。有學者一口氣列舉了21世紀民族學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1.新世紀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趨勢；
　　2.當前影響和制約民族地區穩定與發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對策；
　　3.中國的西部開發與民族關系研究；
　　4.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民族政策的完善與落實；
　　5.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問題研究；
　　6.處理民族關系中突發事件的對象研究；
　　7.民族地區城市化研究；
　　8.入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及其對策研究；
　　9.民族地區宗教問題研究；等等。
　　除了1、5兩個系重大課題外，其余各課題顯然都談不上重大。西部開發、市場經濟等都只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政策問題，它的實現與完成都是可預期的。而這些背景中的以上諸問題的解決，其所需要的理論與技術條件也是可預期的。這樣就談不上時代重大課題，也算不上前沿課題。
　　筆者認為，民族學的當代背景，應該概括為：文化的多元自覺、科技發展的不可預期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三大特點所構成的矛盾運動，成為我們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民族學的研究正是在這個背景上開展的。民族學的重大研究課題都應從這個背景上產生，而新的民族學力量也必然是從這個背景下的課題解決中生成。各個民族在這個背景上將如何行動，即“做什么”，成為民族學的當代主題。這個問題的解決過程，有可能是民族學中國化的完結過程。
　　收稿日期2003-06-03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銀川5～9D5民族問題研究譚必友/陸群20032003民族學中國化是一個歷史的不斷豐富的時代性課題，是一個不斷克服局限性的課題。本文在認真總結以往的討論以及20世紀80年代民族學研究的實際經驗的基礎上認為:民族學中國化的當代發展，應該在構建新的理解范式、形成新的時代課題方面實現重大飛躍。民族學/中國化/背景/主題　　ethnology/Sinicization/background/subject.Ethnology sinicization-the Historical Cours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TAN Bi-you,LU Qun　　(Politics-law School of 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 Ghina)The ethnology Sinicization is a subject that possesses las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enrichment and also breaden horizon of epistemology.Based on the former discussions and the practical lessons about the ethnology research since 1980s,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Sinicization sh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in constructing new patterns of uaderstanding and new period subjects.譚必友(1968-)，男（土家族），湖南鳳凰人，吉首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現為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吉首大學　政法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陸群(1969-)，女（土家族），湖南古丈人，吉首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吉首大學　政法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作者：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銀川5～9D5民族問題研究譚必友/陸群20032003民族學中國化是一個歷史的不斷豐富的時代性課題，是一個不斷克服局限性的課題。本文在認真總結以往的討論以及20世紀80年代民族學研究的實際經驗的基礎上認為:民族學中國化的當代發展，應該在構建新的理解范式、形成新的時代課題方面實現重大飛躍。民族學/中國化/背景/主題　　ethnology/Sinicization/background/subject.

網載 2013-09-10 21: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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