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女性“浮出歷史地表”與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線上”“與往事干杯”，接著開始了“致命的飛翔”，然而，飛往何處？中國女性文學向何處去？
　　　　　　一
　　有必要廓清幾個概念。
　　我之“女性文學”，一般意義上講，應為女性作家寫作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理論評論和文化隨筆，等等；嚴格意義上講，應當是由女性寫作的具備較鮮明或成熟女性意識的女性文本。
　　我之“女性意識”，含文學和文化兩個層面。就文學層面講，應當是自覺的獨有女性視角、女性經驗、認識和體驗的語言范式；就文化層面講，應當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諧意識”等等為主要標志的女性特征，對抗和解構以父權制為主要標志的傳統男性霸權文化，建構男女兩性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諧·進步”的社會文化模式之意義和追求。
　　我之“女性主義”，則是指在對抗、解構乃至顛覆男性霸權文化之話語和敘事過程中，一種從女性性別出發的女性立場，它不同于西方的“女權主義”，雖兼有社會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義是文化的，文學的。
　　這其中，“女性文學”雖然在許多情況下，因堅持其女性視角而表現為“以血代墨”的所謂“身體寫作”，但正如《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紅樓夢》《白鹿原》等所有男性寫作的被稱作“史詩”的作品，他們充分男性經驗和個人成長史之屐現，卻并不意味著就是展覽、裸露男性的“身體”；“女性文學”不等同于“性文學”，亦不是“隱私文學”，更不是以抒寫、暴露女性“身體”為目的的文學。恰恰相反，那些以褻瀆女性或渲染兩性肉體關系、性過程、性場面，旨在刺激和誘發人們生理感官的“色情文學”，正是傳統男性霸權文化對女性工具化、非人化、輕侮、把玩、狹妓心態的直接后果。
　　還應當說明的是，“女性意識”及“女性主義”并不一定是女性的專權，并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男性的文化策略，男性同樣可以在文化和文學層面上確認之，堅持之；換句話說，爭取人類另一半在文化層面上的理解、共識乃至同盟，是女性主義者的奮斗目標之一。并且，“女性意識”和“女性主義”本身具有某種“不確定性”，它是一個文化過程，它隨著人類對于主客觀世界的認識，對于人類文化的不斷開掘，而豐滿、完善和成熟；而作為一種概念，“女性主義”正象“女權主義”這個詞，將隨著更人道、更合理、更完滿人類理想社會形式的實現，結束其歷史使命。因此，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承認女性主義的某種烏托邦性質，——它先于現實社會政治層面，能夠在話語中成立。
　　　　　　二
　　稍稍留意于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近年文學寫作現實的人，都可以脫口說出一長串創作成績卓著的女性作家的名字：王安憶、鐵凝、張抗抗、方方、池莉、殘雪、徐坤、徐小斌、陳染、林白、范小青、畢淑敏、遲子建、斯妤、翟永明、蔣子丹、王小鷹、馬麗華……，亦可以隨意舉出一大批作品：《長恨歌》《玫瑰門》《情愛畫廊》《雙魚星座》《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暗示》《左手》《出售哈欠的女人》《丹青引》《我愛彼爾》……，她們的名字和作品一再在新時期諸如“新寫實”“新狀態”“新現實主義”“先鋒文學”“新生代”等等文學命名中被反復例舉或者獨領風騷；而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則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從對包括上述作家作品在內的“個案詮釋”之體察、感悟，轉移到試圖建構中國女性文學的理論尺度，從生吞活剝引進借鑒和摹仿西方的名類繁多的女性主義觀念理論，發展到終于各就各位，以一種更清醒更科學更切近中國女性寫作現實的態度，開始了更健康更自信的女性文學歷程。
　　就女性文學而言，從八十年代關注與寫作追求兩性平等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方舟”“致橡樹”，到九十年代開拓與肯定“與往事干杯”“致命的飛翔”女性“身體語言”的性別經驗抒寫，到重新對“黃泥街”“黑夜意識”顛覆男性霸權話語的再確認，到“廚房”“暗示”女性立場的困惑、迷失和展望，關注點的變化，證明和記錄著女性文學理論與情懷的發展與成長，中國女性文學、女性文學研究之多元話語的格局之存在和其枝繁葉茂，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然而，如火如荼的背景后面隱含著危機，我們注意到，在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強勁，一種女性主義或非女性主義的激情，部分掩抑了所有理論建構中不可或缺的理性，隔膜了女性文學與更大范疇對話溝通的關系，加重了現實文化層面的曲解、誤會乃至敵視，亦客觀喪失了在“人道主義”意義上曾經共同的男性同盟軍。星星還在天上，女人的白夜已經開始。
　　加強理性，加強智性，加強科學性，重建女性話語之意義群落，莊嚴女性的責任，是豐盛和維護中國女性文學來之不易局面和成果的根本策略。
　　　　　　三
　　在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非理性的“激情”并非唯女性所獨有。事實上，任何性別一方，執著一己的激情的一端，都會把自己引入陷落的泥淖。
　　首先，在社會政治局面，全社會的長期沉醉于“婦女能頂半個天”“男女都一樣”“不愛紅裝愛武裝”乃至“公關小姐”“女強人”之“婦女解放”的神話，把文化等同于社會政治，誤認為中國婦女社會政治層面的解放即等同于文化層面的解放，誤認為一提“女性文學”，即是兩性對抗，是一個性別集團對另一個性別集團的壓迫與施虐，或者視“女性主義”是“無事生非”，是“洪水猛獸”；或者以中國農村、政界等男女兩性極端的例證，混淆中國“女性主義”文化執著的界限。
　　說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無法也不應該回避本屬社會政治層面的中國歷史及現狀。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中國女性在政治上翻身是共產黨施政的基本國策：政府機構被強制規定納入一定的女性比例；女性和男性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力，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力，工作的權力，同工同酬的權力，選擇配偶的權力，結婚與離婚的權力，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除了少數官僚階層，中國的城市男性并沒有在經濟上與女性拉開距離顯出多高的生存優勢。因而，中國當代女性較少甚至沒有經受封建主義乃至西方某些國家婦女正在蒙受的屈辱和歷史，中國的絕大多數家庭呈現的是“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湊湊合合”“其樂融融”的假象，直到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近幾年，之假象才被打破，女性因其性別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受到了建國以來最強烈的沖擊。“下崗女工”幾乎成了一個固定名詞，“三陪”“包二奶”“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等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許多陌生的詞匯又一股腦涌現出來，并在一些大眾報刊變相兜售，甚至出現了以“三綱五常”等封建主義觀點質疑中國革命女杰秋瑾的文字。
　　這里面不乏經濟杠桿的作用。有句民諺說：“男人有錢就變壞，女變壞就有錢”，經濟地位決定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生存狀態，在以“有閑”和“無閑”標志生存狀態的競爭激烈的社會，纏綿緋側的“愛情”只能是有閑階層的奢侈品。一個風云于商場每日在看不見的刀光劍影中喘息的男人，會伸手幾十萬打發一個有礙于生意讓他感到累的靚妞；一個時刻掙扎于商海不進則退不生則死被男人視為對手忘記性別的女人，同樣也能為絕情一個可能對事業構成傷害死磨爛纏的俊男而割巨金了斷。商業化進程大工業社會將人變成機器，閹割扭曲人靈與肉的雙重功用，人們耳聞目睹的現實故事遠比作家的文字敘事生動甚至激烈的多。
　　但是，我們在這里強調和想討論的是，文化的關鍵作用。因為，正是由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屬性和毛澤東同志生前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使性別的兩端面對同一個問題一同走入誤區：一方面，是男性一端，尤其是在沒有太多政治和經濟優勢可言為生計苦苦掙扎的部分文化男性那里，由于數十年來始終沒能在“婦女解放”這面旗幟下公然“反動”或者“直起腰來”，他們對女性主義的聲音不僅質疑甚至敵意，他們對卷土重來的封建主義父權制文化，對其文化最先給女性的打擊和規定表現出若隱若現的欣喜；和其感覺相呼應的，是將女性工具化、非人化的文字在市場上時有出現，有時甚至成為熱銷的“賣點”。另一方面，是女性一端，曾有的歷史和激烈的社會變革下，知識女性的反思表現為某種性別激情，新時期文學之初她們幾乎不約而同的選擇了以傳統女性“美德”否定既往的“中性”形象的策略，這一選擇和否定，應當說，在客觀上，或多或少的，成為后來現實中部分女性喪失自我喪失經濟雙重人格再度淪為男人性別依附的“幫兇”。
　　乃至我們重新捧讀恩格斯“婦女解放的程度，是任何一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志”，捧讀秋瑾“人生在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女子更須培養學識，求自由，不當事事依靠男子”“恢復女子應享之權力與應盡之義務，實行男女平權，導女界生活與正軌”等等一個世紀的言論，竟不禁升騰起歷史輪回文化怪圈的感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遠比所有女性主義者想象的程度強大的多！
　　堪稱可貴的，是少數女性書寫者和女性主義者，她們以先行者的姿態，始終堅持在沒有話語沒有立場的性別尷尬之中，苦苦摸索，不屈不撓。她們“突出重圍”的努力，除上述我們提到的已經取得的成就，業已取得了積極的經驗：女性立場和話語的尋找和建立，遠不是女性獨有經驗、歷史的坦露與抒寫，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女兒、妻子、母親這些共同的角色和體驗，以及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敘事學、精神分析等等現成的理論，或者幾次、幾十次讓人耳目一新的釋詮所能解決了的。一大批沒有經過文化轉換的“腦袋”（男性的和女性的），加上商業化進程對人的扭曲，以重建話語為突破點，改變男女兩性立場的對抗、隔膜、抵觸乃至敵視，非一朝一夕！實踐亦告訴女性主義者們：僅僅從性別出發的某些極端的“抗拒閱讀”心態，只可能把正在發展的中國女性文學理論建構導入歧途。
　　　　　　四
　　“幸福”在哪里？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近幾年中國富有代表性的女性寫作文本，認真傾聽由這些文本這些女性發出的聲音，不難發現，其中絕少一例是與世界與異性為惡的作品；女性作家幾乎沒有一例某男性作家因了一只被成千上萬只螞蟻吞噬的雛雀就從此與整個世界“為惡”的意識和人生觀；她們聲聲呼喚的，是美，是愛，是與世界與異性溝通和諧的愿望，她們以筆墨緩解著似乎與生俱來的與世界與異性的緊張關系，她們追求那種似乎永遠無法抵達的幸福的彼岸而倍嘗艱辛。她們也會以柔軟的手絹窒息行將就木的“對手”，并因其不動聲色的毒辣而讓人毛骨悚然，但你得承認，它是為你所不知的女人世界的女人的“手段”，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在她們那里，因其不流血而籠罩于一片“溫情脈脈”之中。她們獨有的視角、性別經驗告訴人們關于“人”這個亙古之謎長期來不為人知的那一部分，完整著人類對于世界的認識。
　　比較男女兩性文本，同是“偷情”，在男作家筆下常成為一次“艷遇”一次“回憶”一次“智力游戲”或“幸運女神的光臨”，在女作家那里則成為“創痛”“黑夜”“愛又如何”或者“生存策略”；同是“婚姻”，在男作家筆下是顛沛流離后的“向往”“溫暖”和“避難所”，在女作家筆下則是“失望”“出走”和“懶得離婚”，女作家們以她們獨有的性別經驗向世界報告，她們對表現于“性別鴻溝”的自父權制以來的男性霸權文化的絕望和憤懣，控訴長久以來由男性霸權文化構造的諸多的神話將她們一再引入誤區，傷痕累累的慘痛和失敗。當她們以貌似冷靜的筆觸嘲笑“自我”，解構“幸福”，質疑“婚姻”，藐視“權力”的敘事一再面世，這些女性文本對于人類精神所可能面臨的巨大危險的昭示，是多么的富有意味和彌足珍貴！
　　幸福是什么？
　　所謂幸福的感覺，那種在海洛因刺激下被稱為“肽”的物質，正象海洛因可以把這在文學中一生一世追求的刻骨銘心的感覺濃縮為短暫的一瞬，“海洛因”嘲笑和解構了“人”一樣，如果不能轉變長期以來女性在父權制男性霸權中心文化下的不平等的失語狀態，“幸福”對于男女兩性都將因了人類另一半的缺席而不具有真實意義：“幸福”將成為僅僅寫在紙上存活于口頭上，在話語中游蕩的字眼和學問。
　　東方的《暗示》徐坤的《廚房》蔣子丹的《炊煙為誰升起》等一類作品，不僅表達了中國知識女性對其現實境遇的這種清醒認識，而且表現了近乎形而上的女性立場的困頓與思索。因此，她們的女性文本，是置女性在傳統男性文化中于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從而取否定舊我涅ｐáｎ＠①再生的救贖之途。
　　鐵凝的《何咪尋愛記》是執于同一視角的別一類敘事。故事流暢如一則寓言：女主人公何咪因了外界的改變和誘惑以及仿佛與生俱來的不安與好奇，她一次又一次離開（或稱“背叛”）她的戀人，卻又一次又一次在現實中受挫、被騙、失敗；于是，“出走”“歸來”成為他們長達數年的情感模式，及至，男人對這模式忍無可忍與另一個女人結婚，也依然未能抵御何咪歸來時無遮無攔的徹夜長哭。故事結束，男人的法定配偶如偷了人東西般匆匆逃走，何咪與男人在眾目睽睽下緊緊相擁。在這則故事中，一整套傳統男性文化關于婚姻、家庭、愛情、廉恥、神圣等等或貶意或褒意的話語秩序土崩瓦解，“沒文化”的何咪，因了沒有文化的負担，在其追求幸福的人生歷程中，之人性的自由，恣意、率真、得心應手。這則女性文本之意義指向十分明顯，它跳出女性自怨自艾的窠臼，取“連眼睛也不翻過去”“視而不見”的解構策略、女性立場。它以似貌傳統敘事文本的抒寫，回避了“小女人”“私小說”“個人化寫作”的指稱，偷梁換柱般的，在傳統男性霸權文化“邊緣性”概念下擴張女性的智慧和發現，它以對自然真實人生立場的確認，嘲弄男性文化的尊嚴和文化女性的憂傷，因此，《何咪尋愛記》對于正在發展的中國女性文本無疑開拓了新的界限與文化視野，有別一番意味。
　　幸福在哪里？
　　以尋找和重建女性話語體系為突破口，旨在解構顛覆男性霸權文化的文學努力，正著看，方興未艾，價值非凡；側著看，步履維艱，幾多辛苦；反著看，藐視經典，大逆不道：
　　——幸福的彼岸，或者就在腳下，身邊；或者，遙不可及。……
　　　　　　五
　　依舊是先進的西方文明，建立在這種文明之上的寬容與理性，給陷入某種困頓僵持不下的中國女性主義以新意和福音。美國著名的女權主義者理安·艾斯勒名為《圣杯與劍》的人類文化學著作，1993年在中國出版后，至到1996、1997年間，終于引起了中國女性主義者們的真實響應。這本發表后在美國及世界各國強烈反響和高度評價的暢銷書，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考據和事實，說明在父權制社會許多年之前的古代社會，東西方都有過一種沒有暴力、更富于人道精神、生態更平衡的社會組織形式，作者稱它為“給予生命而不是奪取生命，以權力促進別人的發展而不是壓迫別人”之“女性特征”的男女平權的伙伴關系社會。該書的譯介者在中文版后記中寫道：“作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以女神手中的圣杯為象征的伙伴關系文化——社會模式和以男性武士手中的劍為象征的統治關系的文化——社會模式在各方面的差別。有力地證明這五千年發生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虐、獨裁、專制，以至人類當前面臨的各種全球問題，都同男性至上的統治關系的文化——社會模式有關”；這本被稱為“自達爾文《物種起源》以來最重要的一本書”一再強調，對于史前女神崇拜（而非“母權社會”）時期的文化揭示并不是讓男女兩性互相敵對，而是要建立一個和諧、和睦、合作的新型伙伴關系社會；正如男人能有“女性”行為，諸如非暴力、同情感，女人能有“男性”行為，諸如暴力和戰爭一樣，養育而不是破壞，給予而不是掠奪，和諧而不是壓迫，合作而不是統治，等等，女性文化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共同財富”的意義引入女性文學我認為包括幾層涵義：第一，正象人類歷史上所有有利于人類發展的文化遺產一樣，女性文化并不因其是由女性所始發和創造就隸屬于女性性別集團或具體某個人，它的基本含義是“共享”；第二，女性文學是檢索女性文化的一個視角，是人類精神成果的一個部分，是構筑新型話語體系的一個思路和嘗試，并且因了其學問的性質而可能是抵達更合理更完滿人生境界的文化捷徑；第三，女性主義是其文學努力中的一個過程，是一種必須的手段，女性因其自然的性別持有它，僅僅是強調女性在開掘這份人類共同財富的過程中，歷史和現實形成的比較充分的話語資格與權力，隨著兩性真正和諧平等，伙伴文化關系的到來，女性主義將終有一天而歸于消亡；第四，對女性文學、女性意識、女性主義的執著和研究，不是女性集團對男性集團，女性對男性的對抗或宣戰，她是一種文化行為，是人類能夠的智慧向所有尚未破解和抵達的自然奧秘的探索和最后沖擊，她的意義不僅是非凡的，而且是深遠的，因而是極富前景的。
　　如許，女作家以人為本執著于人類終極關懷的“超性別意識”寫作，就不會再被“誤讀”為社會行為的“同性戀”，女性主義對非人道的男性霸權文化的解構和顛覆，就會多一分清澄和理性，少一分性別的偏執和激情，女性特征理想社會模式的努力和追求，就會變成全社會的自覺自愿的行動……
　　沒有女性體驗的歷史，是不完整不真實的歷史，與生俱來的性別并不決定后天品種的優劣，建立在人類另一半缺席基礎上的“幸福”子虛烏有，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人類的未來不是破壞、污染、壓迫、掠奪、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尊重、和諧、平等、互惠的民主伙伴關系。
　　女性、男性，在確定女性文化是被忽略的人類共同財富的基礎上，重建話語意義群落，天下興亡，人人有責。
　　——是的，“或者毀滅我們自己，或者改變我們的觀念。”
　　女性之人生，就是女性之責任的過程。
　　女性之文學，就是女性協調世界實施責任的方式和途徑。
　　“我美麗，因為我溫柔。”
　　“一個人的價值，完全在它自己。”
　　1998年夏季，我主持操辦第四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泱泱過百，人員年齡構成年輕，而且多數是女性，其中，相當部分是正在就讀學位的碩士、博士；——我提起它是想說明這樣幾個事實：一是女性文學在中國在現階段基本上還是女性的事業，因而它是開放的，有待參與和開發的；二是“泱泱過百”和年輕及人員文化素質較高，說明它是發展的，充滿希望和活力的；因此，承認它，關注它，愛護它，是文學發展的大趨勢；我相信，包括本文，所有的為其正名的言說都將會成為歷史。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般下加木
　　
　　
　　
作家報⑤⑥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譚湘19981998 作者：作家報⑤⑥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譚湘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8:3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