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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類的歷史，總的來說是以生產力發展為主導的由無數復雜的歷史動因交互作用而演進的歷史。迄止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許多杰出的思想家曾經無數次地表達了人類試圖把握歷史進程能動創造歷史的愿望而終究只是愿望。只是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人類才開始按照自覺揭示的歷史規律和所構造的未來藍圖來進行能動地創造歷史的偉大嘗試。從來沒有一種理論，曾經象馬克思主義這樣被如此多的人信仰并轉化為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大規模實踐。在這場劃時代的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自蘇聯共產黨之后，承担了極為重要的歷史使命。
　　不管歷史怎樣推移，毛澤東等一代共產黨人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所創造的奇跡將永遠值得后人驚嘆不已：究竟是什么力量，使這一代共產黨人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里，鏟除了沉積兩千多年的封建污垢，洗刷了蒙受一百多年的民族恥辱，以幾乎是原始的生存條件和落后的武器裝備，打敗了侵略者和八百萬武器精良的反動軍隊，在這片千瘡百孔的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權，使得這災難深重的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第一次站立起來的呢？答案是已經公認了的，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進和毛澤東等一代共產黨人結合國情的創造性發揮。五年前有位日本學者的話曾給我以深刻的印象，他講到日本1945年的戰敗與中國革命的成功，給了他們以強烈的震撼，覺得思想這東西確實有威力，因為中國共產黨除了思想高，別的什么都不如；而“文革”以后，現在一代人不再迷信思想，覺得思想沒有力量了[1]。那又是為什么，一種思想曾經使得廣大群眾、整個的階級和全民族行動起來，并取得巨大成功，而在以后的歷史中它又會變得如此蒼白而導致重大失誤的呢？無論是中國革命的成功還是后來的失誤，都足以說明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性，并值得重新思考它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活動間的相互關系以作出現實的選擇。
　　一種主要依據西方資本主義的現實所總結的理論，得以移植在東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國度而獲得成功，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意識形態游離于基礎之上的相對獨立性具有怎樣一種可能性的天地，毛澤東等人所做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建，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而且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和成功的，毛澤東思想正是中國第一代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杰出貢獻的結晶。本文無意探討它的方方面面。這里只是想從它們間的主要“結合部”，尋找出一點后來歷史變化的蛛絲馬跡。這一代共產黨人之所以從豐富無比的馬克思主義中首先選擇并一下子抓住了唯物史觀其中又特別是階級斗爭的學說[2]，正是由當時中國的現實所決定的，那就是救國救民的迫切需要。而這種唯物史觀的運用，已不同于馬克思的本意。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并非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突破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而恰恰是生產力十分低下、政治腐敗、外敵入侵，使得民眾不堪疾苦。換言之，當時民族與階級矛盾的激化，其原因恰恰在于經濟與上層建筑的同步落后加上外族的入侵，而不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間的矛盾、即相對先進的生產力與其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矛盾的體現，象經典作家所論述的那樣。一是從共產大同的理想目標獲得鼓舞力量，一是從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理論找到具體途徑，其次當然還有革命的策略和哲學方法論等等，便是中國共產黨人從馬克思主義汲取的豐富營養中最主要的得以號召民眾取得勝利的東西。而這兩者，在當時中國都還缺乏本來意義上的經濟學基礎。換言之，這種成功，直接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與國家學說的成功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成功。因為在中國，不是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無產階級從馬克思主義找到了（或者說是自覺了）自身的階級意識，而是這種階級意識作為一種替代物找到了它的物質力量，──以農民為主體的千百萬勞苦大眾。這就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意識形態與斗爭現實的結合所在，和與基礎的游離所在。我們從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便可看到，他的分析的著眼點主要就是作為分配結果的生活水平和所由決定的可能政治傾向，而不是處于社會生產結構中的地位和所由產生的意識。中國革命的成功說明了，意識形態與基礎有其相對寬泛的適合天地，只要一個政黨能找到國情與它的契合點，成功地把它們結合起來。這種游離就是普遍真理與局部現實的游離，它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實，但現實總是能從它找到對應關系并通過現實化的過程而獲得豐富性和生動特性；且由于現實的迫切需要并通過對它的改造，這種外來文化的突然介入與碰撞往往就會成為一種強烈的激活因素，而引起該系統的“熱核反應”。但是它的不相適合的一面世界已經存在著了，只不過黨的前期歷史使命的需要所建起的相契合的一面把后者掩蓋住了。這種游離的后果，要在這一歷史使命完成之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依據黨所確立的新的歷史使命、路線方針與現實的契合程度而或者顯示出來，或者漸漸地消失。
　　　二
　　新中國的成立使黨的歷史使命從奪取政權轉向社會主義建設。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及至前十七年總的來說）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是與之基本上相吻合的并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也同樣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理論。但與此同時，上述的一種“游離”的后果也開始顯示出來并得到了發展，最后出現了“文革”。其癥結所在還是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時期我們主要只是從經典作家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體現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斗爭關系的論述中靈活吸取了其斗爭形式而實際上擱置了其經濟學內涵，而在新政權建立以后（其中主要是六十年代以后），當實際上就整體而言階級剝削與壓迫消除之后，這種“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斗爭的社會，卻儼然被有意識地虛構完成了，從形式到經濟學的內涵都得到了完整的填補塑造（譬如連農民的自留地也成了“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們說資產階級的局限就在于它不可能從一個非資產階級的立場來觀察社會，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卻曾從一個虛設的無產階級意識出發來“觀察”這個并不存在著典型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社會，在一段時間里在自身設造的意識形態的云遮霧罩里甚至喪失了自身的立足點。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關于階級斗爭的論述是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的，那就是“階級對立簡單化了”的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在前資本主義階段，人不自覺地處于不同的階級狀態，幾乎就象植物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狀態下一樣是自在的，其階級成員的意識更多被動地受階級地位影響（其中主要是“地位意識”[3]和由此帶來的教養等等差別），而還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階級意識，即從這種意識出發能夠意識到所有社會關系的經濟基礎。因為這之前，經濟客觀上還沒有達到自為的階段。這種階級還“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從直接既定的歷史現實那里推論出來。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本身就構成了這種直接既定的歷史現實。”[4]正是資本主義才把社會的一切方面都變成了其經濟結構的現實，它迫使一切人都變成階級的動物，“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5]。在這個世界里，“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6]這種特殊的現實基礎，對于意識形態產生了兩種從表面看幾乎是相悖的作用：一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階級意識，階級獲得了自覺；一是又為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天地，因為物質生活水準和總體生產力發展水平超過一定基線，階級地位對個體意識的決定影響便要大大減弱，而現代化通訊和交通工具的發達與交往的頻繁，也促使了這種相對獨立性，譬如，馬克思可以吸取全人類當代水準的所有文化遺產，可以從生產力與科學發展的最高水準獲益，而馬克思本人，卻窮得不名一文。這兩種作用相互交織隨著歷史的進一步發展而有所倚側變化。也許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這種兩大階級的簡單對立是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中的一個短暫時期的特殊狀況。而在本世紀中葉以后，這種階級對立狀況倒確實有所改變了，但在中國，卻可以肯定，我們的民族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狀況（除了上海等少數工業點有過相似性之外）；即便舊中國異常尖銳的階級矛盾，總的來說也還是前資本主義式的；而在解放后就更不存在了。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采用一種游離于基礎的意識形態經過改造使之適合于國情，取得了勝利；而在社會主義階段卻把這種意識形態與基礎的關系理解得如此機械卻又背離了國情，而這種“基礎”本身又是虛設的，這種意識形態與歷史活動的復雜的離即關系，難道不值得引起我們對現實的思考嗎？
　　應該看到，建國后幾十年來我們所精心營建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體系，就其合目的性而言，總的來說無疑有其合理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并且當革命成功，人民翻身解放，這種合目的性也畢竟具備一定的現實依據或者說獲得了現實在一定程度上的允諾。只要我們回顧一下五十年代那串陽光燦爛、晴空萬里、花香四溢的日子，政治意識形態與人們日常準則是如此融洽一致，人人都能在生活中自覺區分“無產階級意識”與“非無產階級意識”，萬眾一心地緊跟黨和領袖，昂首闊步地向共產主義邁進，──我們有誰不懷著重重眷顧、贊嘆留戀的呢？一個六萬萬人的民族，意識形態曾經達到如此純凈一致的地步，在人類的文明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正象“文革”時期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如此虛假，全民族都成了“皇帝的新衣”的看客與喝彩者，一方面則是人的丑惡心理的變態大暴露、互相仇恨和獸性的大爆發，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奇跡一樣。但是除了黨的政治路線的錯誤發展的原因和林彪四人幫的上臺，有誰會相信，這兩者之間在純屬精神方面會有某種聯系嗎？這種聯系就在于，全社會都形成一種密而不漏的、過份單一的意識形態系統，違背了人的精神的多層次的豐富性與個別性的事實，和抑制了人的精神的多方面的需求，那么它就勢必會受到潛意識的反抗和造成對后者的壓抑而產生精神的扭曲，并最終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且，人們越是心甘情愿地這樣做，其后果就越嚴重。正象世界上最殘酷的戰爭與殺戮恰恰都爆發和發生于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間一樣。這種對人的精神事實的乖離，也就是對歷史的乖離，因為人的精神就是千百萬年歷史的產物。何況，這種“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構造，畢竟還是缺乏了一些現實依據的。而當一種要求還不具備現實的依據，盡管它也許具備某些合理的合目的性，縱使千百次地表述了它，也還終不能轉化為現實的過程，否則就將受到報復，正象馬克思所曾認為的那樣。
　　馬爾庫塞在他的《單向度的人》一書中分析了現代發達工業社會各階級與階層的生活、行為方式的同化與一體化趨向，因而形成了失去對抗與批判因素的單向度狀。殊不知我們以前的意識形態倒真正是一種“單向度”的文化，缺乏批判與互補的因素，即使達到完全虛假的地步也被認為是唯一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單向度”趨向是經濟運動的現實所造成的，而我們則是純粹意識形態的自封閉系統，人生活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迷霧里就象生活在現實里一樣感到真實。這里也有“批判”，但那是全民族同仇敵愾地對著風車作戰，象唐.吉訶特一樣，不停地互換著角色，用著同樣的詞句和同樣的邏輯。只要我們重新翻閱一下“文革”期間的任何幾張宣傳品，我們能不對我們曾非常逼真地生活在這樣的語義環境里這一事實感到驚奇嗎？這一事實提供了意識形態可以虛假到何種程度，并能夠迷惑人至于何種程度的最生動的說明。同時可見個體處于整個社會意識環境的強大影響之下顯得多么無能為力和盲目，人適應于這種社會意識氛圍，就象魚只能適應水才能生存一樣。而只有少數杰出的人物，能始終保持其清醒的頭腦和冷靜的思考。從這樣的歷史背景來理解鄧小平同志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精神、思想解放運動，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便益可見出其難能可貴和意義不凡了。黨以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的歷史性轉折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第一次徹底掃蕩了彌漫在這塊國土上這么多年的虛假意識形態的迷霧，使得全黨重新認清了歷史和現狀，重新回到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上來，重新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目標，并為建立開放的、吐納有序的意識形態系統和社會主義改革開辟了可能的道路。
　　　三
　　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昌明、思想解放、務實求新、物質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最大發展的時期。但是，仍應看到，前一個時代的影響并沒有隨著其虛假意識的迷霧被驅散而完全消失，而仍在人們潛在的心理結構上留下了久拂難平的刻痕[7]。前些年來未間斷的左右震蕩，都只不過是這種心理結構思維模式以不同的內容在不同程度上作了新的表現、或者是出于對前一個時代逆反的病態表現罷了。
　　“文革”當然是一個過于特殊的時代，問題是，恩格斯所一再提到的“虛假意識”[8]，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具有普遍性呢？“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9]且一經產生就會和原有的思維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但為什么這種制造“虛假意識”的過程是“不被意識”的呢？除了恩格斯所提及的物質力量的限制，不正還有這種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原因嗎？任何一種心理結構，都是過去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制成品”，因此，當他接納思維的現實的和精神的材料進行“生產”的時候，就已然把它們按自己的模式改變了，甚至，在接收的時候，就已作了相應的取舍了，這就是發生認識的過程。這過程他必然是不知道的，否則，他就不是這樣的心理結構了。從這意義上說，任何一種已被確定為是真理的意識形態，也都必然包含著“虛假”的成份，除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嘲笑過的人不吃飯就會餓死，巴黎在法國，拿破侖死于1821年5月5日之類的“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之外。同時，任何一種已被歷史證明過的真理，被另一些人所接受理解的時候，也就必然的作了相應的改造而有可能摻雜進“虛假”的成份也就不足為怪了。這過程同樣是“不被意識”的。當人們口口聲聲地、甚至千真萬確地相信自己在堅持某種真理的時候，卻已然與其真諦相去甚遠也就同樣不足為怪了。
　　造成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的一個更大原因，即歷史發展總體水平的局限，這種局限，就象人的一切屬性都歸根到底被自然界所默默地規定一樣而顯得合情合理、“不被意識”。每一時代的統治階級都編造過他們的社會秩序永世長存的神話，并迫使別的階級、甚至別的民族也接受這種神話，但是歷史終究使這些神話都一一破產了。同樣，每一時代的思想家都制定過歷史如此這般發展的路線，但是歷史終究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這些路線。應該承認，歷史的發展確實呈現了某種規律性，就象唯物史觀所揭示的那樣。但是我們過去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往往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歷史按其“規律”發展與我們對這“規律”的認識，其實是反方向的，因而是有區別的。歷史的發展是不可逆的，而人們的認識卻是逆向的，即只能是從歷史過程的結果開始追尋其之所以導致這結果的來龍去脈，哪怕似乎從程序上是從古至今，而實際上也還是從現代結果出發的。這種認識的“成品”，就是所謂歷史規律。其實，馬克思就已經指出過這種認識的特性：“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面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0]那么，這兩者實際上有著什么差別呢？拋開這種逆向建立的因果鏈條已作了怎樣簡單化、理想化甚至可能是曲解的安排不說，也拋開必定還有許多許多未被意識的因素已被不知不覺地舍棄了，我們仍不難理解，雖然任何一個結果都能尋找出其所由產生的原因，但是從這些原因出發，仍未必能推導出同樣的結果。原因與結果的可逆關系，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只有當其原因對結果而言既是其充分條件、又是其必要條件的時候，它們才是可逆的。而這樣的因果關系，無論在人類社會中還是在自然界中，都是少見的，除了“黑夜降臨了，因為太陽下山了”之類顯而易見的現象之外。而在極為復雜的歷史發展動因中，很少有絕對意義上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更絕對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充分必要條件了。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過這種“思辨地顛”的做法：“好象后一個時期歷史乃是前一個時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象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國革命。……其實，以往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明的東西，無非是從后來歷史中得出的抽象，無非是從生前歷史對后來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11]而人們常犯的錯誤就是把對歷史的逆向認識的這種抽象誤作為不可逆的規律本身，并以此強加于同樣是不可逆的、同時是未知的未來歷史的進程，繼而讓新的現實來遷就這種抽象的東西而阻礙了歷史的真正進程。歷史的發展，誠如恩格斯所說，是“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12]而這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在每一次偶然的交錯中，都會改變其力的方向和產生對角線的伸縮，并繼續參與組合反應。如果充分估計了這種情況，還會有人認為歷史的每一步都能準確預見才怪了。所以恩格斯才認為，“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個別愿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13]從上面的論述可見，經典作家的唯物史觀從來沒有把歷史規律理解成線性的單向性的因果鏈（而恰恰相反，正是恩格斯最早批判了這頭“拉普拉斯妖怪”），而通過其完整的表述（尤其是晚年的補充），更接近于把它理解成四維空間的不斷反應變化的編織體的運動。而生產力發展的所謂“規定”，只是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說的一種相當寬泛的限定，就象大自然對于其千姿百態的生命現象的允諾與限定一樣。我們說這只是一種限定的可能性，而不是決定的必然結果，恰恰是尊重了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豐富性和客觀性，而過份強調“決定”，恰恰是以主觀臆想代替客觀歷史進程的簡單化表現。
　　因此，歷史的發展必然有著多種可能性的途徑，這一點已經從各民族歷史發展的參差得到了生動的說明。如前述過去的歷史大抵還只是一種被動演進的“自然史”，而“規律”，只是這種并非最好的現實性的逆向追溯。那么，承認過去“規律”的合理性，也就意味著承認歷史的不合理性也就是其合理性；承認未來歷史也必須按這“規律”演進，也就意味著歷史永遠得遵從這種不合理性“倒退”。歷史規律，“僅僅是在產生這些規律、反過來又受這些規律支配的歷史環境的框架內，這些規律才起作用。”[14]這種歷史環境的框架之于未來歷史的發展，就象經典物理學的時空框架之于現代物理學的籠蓋一樣。任何對未來歷史的科學預見，都只能是在現行歷史發展所給定的條件中、從這些條件所呈現的“規律”中對其本應有的合理發展的揭示。也就是說，其合理發展的先定條件，仍然是這不合理的歷史現狀本身。這種預見，只能是不合理現狀中的相對合理性而已，而不是歷史發展的豐富可能性中的更大合理性。隨著這些歷史條件的改變，這種合理預見的局限性便會呈現出來。可是，這種從過去歷史的條件中推導而出的科學預見，無疑是人類所能作出的最為合理的預見了，如果人們不是在憑空構造烏托邦的話。由此可見，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的永恒歷史局限就在于：人們只能從已知現實去預見未來，然而這未來卻并不完全包含在已知現實中，無論從可能性還是現實性說都如此；而當人們拋開已知現實，即拋開這局限性的同時，也就把僅有的事實根據也拋棄了，這種預見就更只是空中樓閣而顯得虛假了。
　　我們之所以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就在于第一，它更全面、更中肯、更辯證地把握住了過去歷史發展的本質性因素；第二，它只是以其立場、觀點和方法開辟了不斷認識歷史規律的更廣闊的可能性道路而不在于一勞永逸地描畫出了一條唯一不變的路線和途徑；第三，正是在這基礎上它指出了人類希望并能夠使自身的社會變得更為合理、公正、幸福的偉大憧憬及其實現的可能性。但是這一偉大憧憬具體實現的途徑，卻并不完全包含在過去的歷史中，而只能在未知的發展中去開辟。這兩者間的巨大的空白，只能由每一時代的人們自己去發現填補，并進行隨機的調節，而永恒地接近這一偉大憧憬。歷史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樣呈必然性因素逐漸削弱、偶然性因素不斷起作用的勢態，和道路扇形展開的勢態，這也就是逐漸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勢態──正象恩格斯指出的：“整個人類歷史還多么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么可笑，……”[15]
　　（作者單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注：
　　[1]伊藤虎丸于1985年9月20日在杭州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參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145頁。
　　[3][4]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頁。
　　[5][6]《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5頁、251頁。
　　[7]關于那個時代對人們潛在心理與思維模式的影響,拙作《從徐志摩研究檢討當代的思維模式》、《對文學現狀的一個非文學的歷史考察》等文曾作過一些探討的嘗試。
　　[8][9]參見《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7.14）》、《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1頁、250頁。
　　[10]《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2頁。
　　[11]《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1頁。
　　[12]《恩格斯致約．布洛赫（1890.9.21～22）》，同上書第4卷第47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4頁。
　　[14]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49頁。
　　[15]《反社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4頁。
　　
　　
　　
浙江學刊杭州62-66B1哲學原理王曉華19951995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62-66B1哲學原理王曉華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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