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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壽彝先生對民族命運的關注，始于民族危亡時刻，旨在喚起人們覺醒，鼓舞“青年一代反對中外反動派的斗志”（注：《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41頁。）。解放后， 先生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著手開拓民族史學理論的研究工作，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經過十年浩劫，他“從國家、民族和個人經歷的種種困難中，才逐步地理解到歷史對現實的重要，也認識到現實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歷史”，并在八十五歲華誕慶典上“著重談了中國民族關系和中國封建社會問題，認為這是與現實社會有緊密關聯的兩個理論問題。”（注：《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635、638頁。）先生對民族命運的關切，對研究民族史、民族關系史的旨趣與投入，除了出于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發展與中國史學發展理論的探索之需外，可能還有自身民族成分的因素。如果說，“我搞了一輩子歷史，晚年了總想為自己的民族做點事”（注：《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456頁。）， 能夠顯示出對本民族深厚的感情，那么，“作為少數民族中的一個成員”（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頁。下文引同書者，僅隨文注頁碼。），根據社會的發展、形勢的變化及時代的需要，適時對民族問題作出反應，對民族史學進行深入的研究，指出國家、民族的美好前途，更能反映出民族感情來。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先生也不得不承認：“我并不會像少數民族那樣作出這類的反應，原因是在我是漢族”，“我對他們的友誼和同情并不等于感受到他們的感受。”（注：《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第251頁。）
　　當今世界，民族問題已成為困擾許多國家的緊要問題。不少熱點地區發生的沖突和戰爭，大都與民族政策失誤或外部勢力插手民族糾紛有關。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而我們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使國家保持了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1999年國慶前夕，江澤民總書記指出：“事實充分說明，我們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處理民族問題也是最成功的。這是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奮斗的結果，大家應該百倍珍惜。”（注：1999年9 月30日《人民日報》。）顯然，符合國情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確的民族政策，是處理民族問題成功的關鍵；各族人民努力發揚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光榮傳統，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則是解決好民族問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保證。作為少數民族的知名學者，白先生的民族觀頗具代表性。了解他的民族意識，探索他關于民族史、民族關系史的思想和理論，不僅是對其史學思想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助于從一個角度探討多民族國家人民團結進步的根由所在，因此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對本民族的熱愛
　　這是多民族國家團結統一的一個前提。上述白先生的民族感情，正是源自對本民族的熱愛。有了對本民族的摯愛與關心，才能產生對民族前途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牙含章先生說得好：“白壽彝同志的民族成分是回族，他從小熱愛本民族，關心本民族的歷史與發展前途，24歲時就發表了研究回族歷史的論文，這是非常可貴的政治品質。”（ 696）白先生生于回族家庭，自幼隨老人誦習阿拉伯文和古蘭經，飽受民族傳統教育。當列強在華激化民族矛盾之際，滿懷穆斯林英勇奮斗精神的年僅16歲的白先生，毅然參與發起回民后援會，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26歲時即已深感民族重托，著手辦刊撰著，逐步邁向系統地、開拓性研究本民族歷史的道路。作為象征第一步的論文《中國回教史料輯錄》中，先生代表廣大回民發出心聲：“然中國回民非不憧憬于其已往之歷史，非不依戀于其祖宗先賢之故跡”（340）， 又指出應担負的職責是“中華民族的復興”（77），表達了通過發掘歷史喚醒同胞共同對敵的強烈愿望。在為本民族正本清源的激情鼓舞下，先生歷經戰亂風雨，東西流浪，奮力搜集整理史料。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歡呼擺脫了凌辱與壓迫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以“說明我們回回人民對這個大時代的喜愛。”（93）十年浩劫后，先生對民族史學的研究如日中天，碩果累累。六七十年代，曾多次代表中國穆斯林出國訪問，足跡遍及亞非歐12國，其民族學者、代表的身分早已名聞世界。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為自己的民族做點事”，可見為本民族歷史和尊嚴而奮斗之壯心始終不渝。積近七十年的辛勤耕耘，先生對本民族的貢獻，主要是開拓性地總結出：
　　回族的族源不是單一的，既有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外來民族的血統，又有中原土居民族，包括發達的主體民族的一部分，而回族作為一個民族，是在中國境內形成的；
　　回族的歷史，曾是一部受迫害和反迫害的歷史，至新中國成立，回族才獲新生；
　　回族和伊斯蘭教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把二者等同起來是不對的，把二者說成互不相干也是不對的；
　　宗教信仰，特別是長期受壓迫、屠殺及生活艱苦的環境，煉就回民忠誠、團結、勇敢、刻苦的品德，形成以團結互助和勇敢奮斗為民族心理狀態的顯著特征；
　　回族具有追求學問的精神，學習中刻苦鉆研和善于吸收他人的長處；善于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合作，共同開展生產；反對封建壓迫，積極參加反侵略反帝國主義斗爭的歷史傳統，以及對遠方傳來的學問，對伊斯蘭教經典、文獻和阿拉伯語言文學及對中國學術進行研究的學術傳統；
　　歷史上涌現一批杰出的回族政治家、經濟家、科學家、軍事家、哲學家、藝術家，在中國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從《中國回教史料之輯錄》到總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其間白先生大量的著述，都包含了上述本民族問題的主要思想和見解，反映了他淵博豐厚的回族史、伊斯蘭教史知識基礎和多種語言的功力，足跡遍全國，見到過各處回教社會情況、碑刻與記載的經歷，和對伊斯蘭教精神與民族人心高度理解的能力。由于他的論著符合回族問題的實際，代表了廣大回族人民的心愿，基本觀點早就和中國共產黨是一致的，因此“說他是回回民族的杰出的史學家，是當之無愧的”。（698）
　　　　　　二、對主體民族歷史地位的確認
　　這是多民族國家團結統一的重要因素。對本民族熱愛之情，固然能促使民族責任感的產生，助長人們為其努力奮斗的激情，然而，僅憑民族感情辦事是不行的。“民族感情可以發展成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發展成主義，就嚴重了。”（40）還必須對其他民族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才能處理好民族關系問題。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在這些多民族國家里，有一個比較發達的民族居于統治地位，其余不大發達的民族則在政治上以至后來在經濟上都受統治民族支配。”（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頁。 ）毛澤東將斯大林這一論斷中國化為：“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制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第278頁。）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受主要是漢族反動統治者迫害和反迫害的歷史。盡管回族更多的是受滿漢聯合政權的民族壓迫，但也飽嘗大漢族主義之苦。因此，如何超脫本民族的局部范圍，正確評估漢族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處理好同他的關系，是避免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維護全民族團結的首要因素。白先生的觀點是，一方面跳出本民族利益的局限，對漢族作為主體民族的歷史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時對大漢族主義則予以堅決的反對。
　　關于漢族是主體民族問題，先生指出漢族由先秦時期各民族經歷史陶冶、融合而成，其特點是人數最多，生產、文化水平最高。承認漢族始終是國家的穩定力量，即使在少數民族統治的歷史時期也不例外。強調中國歷史保持幾千年的連續性，首先要歸功于漢族。“如果沒有漢族，少數民族做不到這一點。”（57）因此，先生主張：“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注：《中國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 第98頁。）回族使用漢語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反動政權就是以“回回沒有自己語言”為借口否認回族的存在的。對此，白先生針鋒相對地提出：由于回漢人民長期友好雜居，“恐怕只有漢語，可以代替原來幾種不同的語言而成為一種新的共同語言，成為構成一個新民族的重要原因。”（89）然而，就在涉及語言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點問題上，白先生曾有過自己的想法，直至80年代初，他才跳出本民族的視野，正確地解決了問題。以前曾認為回民用漢文寫詩文不算回族的貢獻，也沒有回族的色彩，反倒有儒家思想，但“現在看，這個想法有些狹隘。”“從理論上說，以前只認為一個民族應該有自己的特點。現在我看，不能任何事物都這樣要求。民族特點是客觀存在的。有些特點還應該發展，但少數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現不出民族特點卻對各民族都有好處，這也是很好的貢獻嘛，有什么不好呢。”（61—62）后來，他進一步闡明：“回族之普遍地使用漢語漢文，減少了語文上的民族色彩，同時也減少了學習漢族文化的困難。后者對于回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有利的條件。”（注：《中國通史》第1卷，第49頁。 ）對于一個對本民族懷有深厚感情的人，能夠跳出本民族的視野和利益界限，接受削弱本民族特點并為主體民族作貢獻的事實，應該說是在民族思想上的一個了不起的飛躍。
　　另一方面，白先生對歷史上已形成為惡劣傳統的大漢族主義予以徹底、公正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尊重漢族的歷史地位跟大漢族主義是兩回事。漢族成為主體民族，可能成為大漢族主義思想滋長因素之一。對大漢族主義的批判，從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同為古代后裔。邊遠地區民族的祖先，和由內地周殷夏戎蠻狄夷濮諸族融合的漢族的祖先，是兄弟關系，親戚關系，人多的主體民族不可能“天賦獨厚”，漢族不比其他民族更聰明。第二，漢族得天獨厚，在形成過程中占有中原地區優越的地理條件。在農業社會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良好的土壤、氣候、水利等自然條件使漢族迅速發展。盡管總的講，漢族水平是比較高的，但先生還要人們注意：“在某些方面，漢族可能不如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超過了漢族。”（56—57）說明主體民族依靠地利占了便宜，是沒有理由歧視吃了虧的其他民族的，何況他們也并非十全十美，絕對先進。第三，主體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各民族的各方面支持。先生認為：“我們說漢族是主體民族，并不是說少數民族無關緊要，并不是說這個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壓迫兄弟。”（57）“因此，從歷史上看，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漢族老大哥是帶頭的，但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還是不行的。”（56）這也是毛澤東早就指出的：“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54頁。）少數民族為邊疆的開發和鞏固國防及反對內外共同敵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第四，少數民族向往中原。歷史上弱小的民族被排擠到邊遠地區，但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和長期積累下來的政治威望，對他們仍有吸引力，常通過朝貢與和親甚至戰爭反映向往中原的心情。這種心情不僅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在未來的年代里，人們心情依舊，“在所有向超工業化過渡的國家，在未來的人的中間，遷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擺脫過去的束縛，是向更富裕的未來邁進一步。”（注：阿爾溫·托夫勒： 《未來的沖擊》，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1頁。）白先生的觀點同那些把和親看作是皇朝屈辱的事情、把民族戰爭“只做簡單化的解釋”的大漢族主義相比，可以看出先生了解少數民族，視野開闊，民族思想充滿平等友好，而且“符合歷史的發展”（59），是民族史學思想的更新。第五，全面、系統和最精彩的批判，集中在《中國通史》先生親自撰寫的第一卷第一章中的第一節。如何將民族史融入中國通史，以打破漢族皇朝史、中原皇朝史的中原漢族正統論和輕視甚至排斥少數民族史論的大漢族主義傳統，是白先生長期思考的問題。因此，《中國通史》既寫好了漢族史，又能安排好各民族史。作為開宗明義的首章首節，必須總結性地論述幾千年中國多民族史研究的得失，也就必然涉及對幾千年居統治地位的以民族歧視為特點的大民族主義尤其大漢族主義的批判。其中包括：“圣人”孟子罵“南蠻ｊｕé＠①舌”的話，表示了對其他民族的歧視；班固的《漢書》反映了對南粵、西南夷及朝鮮等民族的鄙視態度，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對少數民族極為惡劣的態度；《后漢書》忽視民族友誼，強調少數民族對皇朝的威脅；江統不愿羌氐自身發展，不愿平等看待這些民族；明清以來數百年間，大民族主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桐齡等的《中國民族史》實際上只是漢族形成發展史；魏源《圣武記》有愛國思想，但大量地頌揚了鎮壓少數民族的勝利；章炳麟等革命家同時也是大民族主義者；孫中山主張民族平等，但認為元清的統治是中國二次亡國等等。應該指出，白先生反對大漢族主義，是在尊重漢族的歷史地位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對大漢族主義的批判不等于否定漢族的主體的優勢地位，而是通過回顧與總結中國民族史，以史為鑒，處理好各民族間的關系，促進民族大團結。當然，他也批判少數民族因長期受大漢族主義壓迫而形成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指出“他們強調本民族利益，不考慮別民族的利益；懷疑族外的人，甚至是善意幫助自己的人；拒絕接受新事物，甚至是對自己有益的事物。”（32）他還反對作為大民族主義尾巴的、否定本民族一切的民族虛無主義。但根據眾多弱小民族和一個強大的主體民族并存及大民族主義長期盤根錯節的國情，為維護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重點必須反對大漢族主義。
　　　　　　三、為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和偉大復興作貢獻
　　作為少數民族的有識之士，本著對本民族高度負責的精神，不僅要將視野顧及主體民族，更要拓展至由眾多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只有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看問題，才能認識到本民族的存亡取決于全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真正做到將各民族的局部利益服從于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并擺正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實現全民族的大團結。江總書記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指出：“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基礎，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注：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白先生正是為了加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和著眼于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以各民族友好合作為主旋律，不斷譜寫出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新篇章，鼓舞和教育各族人民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而努力奮斗。先生的有關撰述似可大致歸納為一個中心思想，兩個主流說和三個理論。
　　一個中心思想，是指民族友好與統一的思想。這一思想貫穿于先生關于中華民族的一系列見解、理論和著作。他早年審時度勢棄文從史時，即主張民族合作、振興中華、共抗外侮：在“日本的大陸政策給我們以最嚴重的壓迫”的時刻，“中華民族的復興，回教徒應有沉重的負担。”吁清族內外人“造成合作的大事業”。“我們不想把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則已，否則必不該卸卻這方面的時代責任。”（77—80）在外敵壓境的情況下，先生考慮的不是單個民族的存在和作用，而從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著想，并把中華民族的團結視為單個民族的時代責任，表明其民族觀始終處在民族友好合作與團結統一的高度上。也只有在這一高度上，才會在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之時，縱情歡慶自己民族的新生，代表本民族表達對置身其中的民族大團結的大時代的喜愛。在新的大時代里，黨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繁榮的政策無疑是對先生民族友好思想的充分肯定，同時也像陽光雨露滋潤著這一思想的飛躍發展。他熱情贊頌各族人民親愛團結的歷史傳統，強調各民族在共同創造中華民族悠久歷史中的兄弟情誼，主張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結合少數民族史、宣傳少數民族史和社會情況，以“建立友愛合作的民族思想”，即：“漢族人民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人民，他們是漢族人民的弟兄，是漢族人民的手足；必須大家都進步，中華民族才能有全面的進步；必須大家有深厚的友愛和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有真正的鞏固和發展。”（34—35）前述關于語言民族色彩和民族特點問題上先生曾檢討自己認識上的狹隘，這不僅是沖破本民族利益局限的體現，也是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的具體反映。而這一中心思想更集中反映在以下三個理論方面。
　　關于中國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現有的和曾經有過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的理論。這是批判大漢族主義的皇朝疆域觀和漢族皇朝史觀的必然結果。反映了疆域問題同各族人民的密切聯系，強調了各民族共創祖國歷史的事實。在當今國土的大舞臺上回顧各民族的歷史活動，不僅客觀反映歷史原貌，撥亂反正，而且有利于促進民族團結乃至國際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先生這一科學論斷最終被普遍接受，確是史學思想上的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在這一理論指導下，長期排斥在外的少數民族史，爭論多年的民族歸屬、戰爭性質、和親態度等民族關系問題，終于在多卷本《中國通史》內一一得到應有的安排和結論性的闡述，并實際上圓滿地解決了1980年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問題；“我們現在還缺乏一部把中國各民族的關系完整地、系統地描述出來的歷史。我們非常需要這樣一部歷史，哪怕是畫出一個比較簡單的輪廓也好。”
　　關于歷史的分期問題的理論。它的一個核心，是歷史分期特別是封建社會的分期與民族關系問題分不開的思想。根據先生的理論，民族關系成為各歷史發展時期的重要因素、最大的標志。他主張將中國封建社會分為四個時期，論述封建社會成長、發展、進一步發展及衰老時期各民族的融合、組合、重新組合對封建化的促進作用。這不僅記述了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全過程，而且反映了民族關系越來越密切的發展趨勢，其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十分明顯。本理論指導了《中國通史》的撰述，并實際上解答了世界史壇關于中華民族的起源這樣一個古老而又非常現實的問題。
　　關于多民族的統一理論。這是前述各民族共創中國歷史理論的深化與再創新，是民族友好中心思想的進一步體現。先生提出，中國各民族依循單一民族內部統一、地方性多民族統一、全國性多民族統一到社會主義多民族統一四種形式漸次發展，從而精辟、準確地描繪出中國各民族大團結構架的層次與規模，令人信服地看到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和鞏固大團結及偉大復興的扎實的根基。這一理論涵蓋了當今國土上現有和曾有過的民族對國家形成的貢獻，再次批判了大漢族主義。四種統一規模表明，各民族歷經數千年的發展，才達到今天的空前團結統一，對這來之不易的果實必須珍惜，民族友好更為重要。統一過程中有過分裂、割據，但不影響全局。由于統一意識這一歷史傳統的能量的作用，暫時的分裂、分散又為更大規模的統一作好了準備，統一始終是個歷史發展的方向。
　　先生從統一的多民族理論引申出兩個主流學說，即關于統一規模主流和民族關系發展主流的見解。關于前者，他認為秦漢實現全國性多民族統一后，“從歷史的某一片斷來看，確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狀態的存在，但從歷史發展的全貌來看，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才是主流。”（注：《中國通史》第1卷，第92頁。）關于后者， 先生指出：“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系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系越來越發展。”（注：《中國通史》第1卷，第95頁。 ）前者不認為各民族始終保持全國性的統一，后者不認為各民族關系始終保持友好，又都不隱諱統一過程和民族關系中的種種曲折的事實。但更強調自孔孟起形成的統一意識、中原地區對少數民族的吸引力的巨大作用，使得歷代皇朝都拿統一規模作為當時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標，使分裂的割據政權也把統一作為奮斗的方向；而民族間不和與戰爭則基本上是反動統治階級和歷史條件的局限造成的。由此可見，統治階級對民族統一采取一個態度時，可能會對民族關系持另一種看法，于是產生了這樣的情況：“民族友好的歷史發展和多民族統一的發展不一定是同步的發展。但到了今天，這二者是同步前進的。”（注：《中國通史》第1卷，第98頁。 ）只有各民族人民得到了新生，真正處在當家作主的大時代，才能實現民族空前的大團結與統一。
　　以上理論與學說都反映了歷史的真相，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在民族友好的思想指導下，先生以絕妙的史筆，在清算統治階級的責任及批判大漢族主義的危害之后，努力“廓清歷史上所籠罩的一些迷霧”和“這樣那樣不愉快的事情”，恢復“人們對于長期友好的印象”。即使民族戰爭，除前述有向往中原的心情因素外，還有“有的時候，斗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和個別爭吵“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的情況。先生打破舊史突出民族矛盾的傳統，有意淡化民族戰爭的火藥味，一方面為了還原民族友好在歷史記載中的本來地位，同時表明了“我們撫今追昔，應該特別珍重歷史的主流”（注：《中國通史》第1 卷，第95—96頁。）的民族友好的一貫思想。這一思想的正確性可從江總書記的演講中得到驗證：“中華民族歷來珍惜民族大團結和祖國統一。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從古代開始就在華夏土地上勞動和繁衍，經過長期的相互幫助、相互學習、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注：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
　　　　　　四、白先生民族觀的動力所在
　　先生上述關于民族問題的思想和理論表明，他半個多世紀對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的不斷創新的研究成果，是在以民族和睦為特點的熱愛本民族、尊重大民族、維護全民族團結統一的民族觀指導下取得的。關于這一點，1994年中央統戰部李生玉同志曾作了高度的概括，稱先生“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也關心本民族的歷史和發展進步，重視各民族的團結，并把這種高尚的政治品質融入了他的整個研究工作之中。”（注：《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第638頁。）顯然， 在各民族經過長期交融組合、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幫助、相互學習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樣一個大環境中，少數民族知名學者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觀及研究成果，對于國家處理民族問題的成功是有重要意義的。而這一科學的民族觀的動力、深層次的思想，大體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愛國主義精神。先生是回族人，但首先是位愛國主義者。列寧的名言：“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頁。）在白先生身上非常明顯。對民族和人民的熱愛，對國家命運的關切，賦予他以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民族觀具有無比的堅定性。除了幼時受到良好的愛國啟蒙教育外，在先生的世界觀形成之際，大量國家主權和領土橫遭蹂躪的事實，無疑對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的發展起關鍵性的強化作用。他積極參與維護祖國尊嚴的活動；在學術研究中指出民族動態“處處和我們的社會及國家命運發生了密切聯系”；提出并強調回族是在中國境內形成的民族，在增加人民對民族的認知感的同時，也增強了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共存意識。愛國主義是先生的民族友好思想發展的潛在動力，在它的推動下，先生以其開拓民族史與民族關系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論，為中國史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愛國主義又是先生推動民族大團結、民族復興大業前進的力量源泉。他提倡通過歷史教育發揚中華民族愛國和革命的優良傳統，主張大力宣傳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提高偉大民族的自豪感，特別是要強調結合少數民族史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各少數民族都有悠久的歷史，在共同創造中華民族歷史中作出過特出的貢獻，各族人民有親密團結的歷史傳統。貫穿《中國通史》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理論學說，更顯出推動民族團結統一、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強大威力。
　　二是民族平等思想。白先生民族觀的正確性來源于符合國情的民族平等思想。由眾多民族共創中國悠久的歷史，在民族壓迫的制度下，長期被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地視為漢族史、中原皇朝史。少數民族史被置于中國史外，他們對中華民族形成與統一的貢獻被排斥。因此，渴求民族平等，還原歷史真相，維護民族團結統一，成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只有在推翻民族壓迫制度后，民族平等政策實施時，這種愿望才能最終實現。白先生在“貫徹著民族自由平等的原則”的新憲法剛一誕生即歡呼：新憲法草案“這樣適合于我們的實際情況，適合于我國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的要求，這真是杰出的多民族國家憲法。”（3）先生在民族新生的大時代中，從民族平等思想出發， 對民族不平等的惡劣的歷史傳統進行了批判，揭示了古今各族共同創造中國史及中國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客觀真理，從而再現了少數民族的歷史貢獻，恢復了少數民族的尊嚴，促進了各民族的了解與團結。先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主體民族及其應有的歷史地位，要求寫好漢族史，同時將少數民族史融入中國史而成為其有機的組成部分。先生以統一的標準評價各民族的歷史，做到公正、客觀，實事求是。《中國通史》從中國歷史的統一、分裂角度進行分卷的設計，“不僅能更充分地反映中國歷史發展總的進程，也體現了白先生史學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注：《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第397頁。）
　　三是唯物辯證法思想。這是先生民族觀科學性的來源。眾所周知。運用辯證法觀察、思考和解決問題，是先生學術研究中的一貫作法。特別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先生更有意識地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研究工作，形成了具有民族特點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完成了認識在研究的實踐中發現真理、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的辯證發展過程。如同史學領域其他重大理論問題，在民族問題上，他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反對孤立、靜止、片面地看問題，而用聯系的、發展的和全面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和對許多爭論已久的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問題作出解釋，使問題得到了重大的突破和圓滿的解決。先生通過分析和綜合的科學的邏輯思維方法，總結出新憲法的一大特點是在民族問題上的辯證處置：在國家組織上，統一的國家和多民族相結合；在建設過程和改造過程中，一般和具體相結合；在關于民族特點的問題上，領導的幫助和群眾的自愿相結合。在歷史上民族關系主流問題上，他用發展的觀點，既看到民族斗爭一種運動形式的存在，也看到民族友好的另一種運動形式的存在，并在此認識前提下指出民族矛盾運動形式的物質基礎即地區社會發展不平衡性造成民族斗爭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各民族都朝一個共同的方向前進的規律，實事求是、全面地反映了幾千年來民族關系以越來越團結友好為發展主流的歷史。在多民族的統一問題上，先生對“一”與“多”的關系也辯證地強調一個方向問題，即統一是社會方向，社會歷史發展前途的方向。發揮“多”，使各民族對歷史多作貢獻，可以更豐富“一”，使“一”更豐滿。他不僅以此闡述了統一和多民族的辯證統一的關系，還將民族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鼓舞了各族人民向全民族大團結統一的方向奮進。關于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關系，先生指出了漢族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發展，而漢族的發展又離開少數民族的支持這樣一種辯證關系。在民族關系史的研究工作上，他強調的是“要站得高，要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問題，”（61）要從橫和縱兩個方面看問題。關于民族英雄的評價問題，他反對用局部的民族的觀點去肯定，而要“從全局看”，“從全國眼光看，他們促進了本民族的發展，對全中國的發展有利。”（44）先生從唯物辯證的科學歷史觀出發，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原理，看到地理條件對各民族歷史發展，特別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以至心理狀態變化的重要影響，找到了漢族的形成、成為主體民族及少數民族向往中原和靠拢漢族的主因，同時指出中華民族在重新組合過程中利用自然條件發展成為先進的民族，其中包括少數民族在邊遠地區的經濟、軍事上的特出貢獻。先生又根據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能動的反作用原理，精辟地論述了統一意識問題。他認識到統一意識在中國成為歷史傳統堅強地發揮影響，是因為社會意識這種精神力量可以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足以摧毀任何分裂、割據的存在，取得更大規模的統一，推動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用愛國主義、民族平等思想和辯證唯物主義指導民族觀，把對本民族的感情同全民族共同命運緊密相連，努力還原民族史、民族關系史的真相，促進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堅定的基礎，這大概是白先生的民族思想的脈絡，也是對中國史學思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的體現。在新世紀，民族意識和凝聚力等發展因素所構成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更趨激烈。先生這一思想對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無疑是個積極的貢獻。同時，他的先進的民族問題的思想理論也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對當今“臺獨”、“藏獨”等民族分裂主義和國際敵對勢力的有力的批判武器。再者，先生作為中國穆斯林知名人士，他關于民族團結統一的論說，可向外界表明，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確是最成功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鳥右加快的右半部
　　
　　
　　
史學史研究京15～23K1歷史學海濤20002000白壽彝先生熱愛本民族，確認主體民族的歷史地位，以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貫穿三個理論和兩個主流說，為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與偉大復興作貢獻。他的民族觀的動力源自愛國主義、民族平等思想和唯物辯證法。他的民族史、民族關系史思想和理論極大地推動了歷史科學理論的建設，并從一個方面詮釋了我國解決民族問題最成功的原因。白壽彝/民族觀 作者：史學史研究京15～23K1歷史學海濤20002000白壽彝先生熱愛本民族，確認主體民族的歷史地位，以民族友好的中心思想貫穿三個理論和兩個主流說，為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與偉大復興作貢獻。他的民族觀的動力源自愛國主義、民族平等思想和唯物辯證法。他的民族史、民族關系史思想和理論極大地推動了歷史科學理論的建設，并從一個方面詮釋了我國解決民族問題最成功的原因。白壽彝/民族觀

網載 2013-09-10 21: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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