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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全球化的動因
　　（一）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制度障礙
　　世紀之交，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趨同現象，這種現象的發生大致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計劃經濟國家的體制轉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發達國家經濟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
　　計劃經濟國家的體制轉型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蘇東改革，由于蘇東當時的經濟改革是在對外封閉的條件下進行的，從而導致了改革的失敗。這是因為，封閉經濟下的改革有兩大缺陷：第一，無法獲得外部資源來實現改革過程中的帕累托改進，致使改革失去群眾基礎；第二，無法借鑒國際經驗來界定改革的終極目標，并根據這樣的目標來制定有效的改革策略，使改革得以循序漸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自1979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鄧小平的卓越領導下，走上了開放型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時至今日，中國式的改革，即在開放的環境下搞改革已經形成共識。其結果是，存在于東西方之間的、阻礙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障礙日趨縮小，經濟全球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主流經濟學的兩缺口模型與發展經濟學的貧困性增長模型，就已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發展中國家經濟貧困的原因作了解釋，而且，有趣的是，它們所提出的政策藥方幾乎是不謀而合的，那就是通過經濟的對外開放來獲取外部市場與外部資源，借以打破因資本積累不足與內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長瓶頸。自那以后，采取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東亞與采取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拉美，在經濟發展上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清楚地表明，發展開放型的市場經濟是實現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對接以謀求國內經濟繁榮和發展的必由之路。
　　由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所造成的經濟滯脹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所造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危機，對發達國家提出了經濟自由化的要求。因為，在存在政府嚴格管制的經濟體制中，無論是克服石油危機的技術創新、還是克服國際貨幣體系危機的金融創新都是難以發生的。于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放松管制，由此掀起的金融與經濟的自由化浪潮，進一步掃清了資本、要素與商品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障礙，在范圍與程度上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經濟全球化突飛猛進。
　　（二）微觀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直接導致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商品與要素的價格在世界的不同地區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這種地區性差價的存在被人們稱之為“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為企業提供了進行全球性套利的空間，于是便有了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生產過程的分解與全球配置。在這種微觀主體世界范圍內的套利活動中，跨國公司逐漸成為主角。這是因為，跨國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使得跨國公司憑借其獨有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管理戰略以及資金實力，既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將產品銷售到價格更高的市場上進行商品套利；又可以將巨額剩余資本轉向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套利。而內部化優勢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生產和銷售活動按照最有利的區位分布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將每一個分支機構及其所聯系的企業在職能專門化的情況下組成一個一體化的網絡，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生產、銷售以及研發等活動而服務于母公司的發展戰略。這樣做的結果是，國際范圍的分工與協作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與協作，借助于這樣的分工與協作機制，跨國公司不僅省去了利用市場的交易費用，而且也消除了市場壁壘對套利過程的干擾。當跨國公司利用其“企業優勢”和“內部化優勢”而大舉進行全球性套利活動的時候，其客觀的效應便是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發展。
　　（三）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提供了經濟全球化得以形成和發展的技術支持
　　信息技術進步降低了企業遠距離控制與交易的成本。企業的活動半徑是與其所有權控制的成本負相關的。遠距離控制成本低，企業的活動半徑就大，從而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就高，反之則相反。遠距離控制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和交通成本），然而在信息經濟時代的今天，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因特網的誕生，使得成本大幅度下降，以至于從理論上來講，對于任何一家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的企業來說，它的活動范圍都可以達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信息技術在降低企業遠距離控制成本的同時，也為信息、商品與要素的全球快速流動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由于信息技術能夠有效地提高商品和信息超長距離傳送的效率、顯著地降低遠程貿易和投資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產品生命周期的深化和擴展。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最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①。
　　從以上各種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機制來看，經濟全球化并不是人們可以創造出來的一種制度安排，而是一種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我們不能選擇要還是不要，而是應當學會如何適應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來增加我們的利得。
　　二、經濟全球化是增進全球福利的
　　（一）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是一個通過把更多的經濟體組合到一個一體化的經濟體系中、達到深化國際分工之目的的經濟增長過程。分工是現代經濟科學研究的重要起點，分工的水平和效率是決定各國經濟長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亞當·斯密在其代表性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中就曾開宗明義地指出：勞動生產力的最大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勞動分工的發展是社會富裕的核心。② 同樣，推廣到國際經濟層面上，是否及如何參與國際勞動分工，也極大地制約和影響著一個經濟體在開放環境下的發展路徑，以及國際經濟本身福利增進的歷程。
　　（二）經濟全球化的靜態收益
　　從靜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可以帶來新的分工和貿易機會，這意味著整個世界會有凈產出的增加。如果各國能夠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和貿易，還可以提高各自的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得世界的總產量和總福利增加。這也就是說，建立在比較利益基礎上的專業化分工，不僅可以使給定要素和資源數量和質量情況下的生產數量達到最大，而且還可以使得各國通過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所得超出由它們的資源存量所決定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三）經濟全球化的動態收益
　　經濟全球化的動態效應可以從先進國家和后進國家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加以討論。從先進國家的角度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由于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圍和半外圍的后進國家進入全球分工與貿易體系，從而使得先進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轉移和新的投資來完成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的調整，以便重新取得比較優勢或者競爭優勢。再從新進入世界分工體系的后進國家來看，它們可以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接受國際產業的轉移，并通過“干中學”來實現經濟增長。存在于先進國家和后進國家之間的這種階梯式增長，就是我們在當代世界經濟增長過程中所看到的經濟全球化的動態效應。
　　（四）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得益最多的是后進國 家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所發生的這種動態效應，經常會引起人們的誤解，因為很多人會據此而得出經濟全球化將造成富國越富、窮國越窮的結論。其實，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得益最多的是發展中窮國，而不是先進的工業化富國。這樣說的根據在于，先進工業化富國通過經濟全球化所得到的僅僅是產業的升級和收入的增加，但是，發展中后進國家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得到的將是一種無法用金錢來計量的發展機會。事實上，今天很多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它們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以前也大都是一些處在世界經濟邊緣上的外圍與半外圍國家，正是因為通過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才獲得了發展機會而成長為今天的發達工業化國家。
　　三、經濟全球化的風險
　　（一）邊緣化的風險
　　當然，經濟全球化也并不是沒有風險的。經濟全球化的最大風險就是被邊緣化，即被排除在國際分工體系之外而產生的經濟增長的風險。這種風險將使一個國家完全失去發展的機會而變成側畔的沉舟。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曾經就經歷過這樣的風險，結果，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當整個東亞地區的各個經濟體先后出現經濟高速增長時，中國卻因為處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被邊緣化）而陷入了貧困增長的陷阱。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受激進的結構主義經濟學家的影響，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在20世紀獲得民族解放獨立之后，錯誤地選擇了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從而自動脫離世界經濟體系而失去了經濟增長的機會。時至今日，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每況愈下，而高度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的東亞經濟早已超過了拉丁美洲國家，成為繼北美、歐洲與大洋洲之后一個比較富裕的地區。最近10年，隨著印度經濟的開放和增長，就連南亞地區也已超過非洲而摘掉了世界最貧困地區的帽子。
　　（二）錯誤選擇國際分工的風險
　　一個國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選擇恰當的分工與貿易模式就可從中獲得巨大的收益，否則就會遭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一個國家能夠在國際分工中做什么，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是取決于該國的資源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或者是由該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所決定的競爭優勢。
　　在這方面值得借鑒的是美國的經驗。在1820年代，美國還是一個以出口資源和進口工業品為主的國家（見表1的第四列和第八列）。但是，過了五十年之后，美國的進出口結構，也就是它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資源出口的比例迅速下降，進口的比例則迅速增加，與此同時，工業品進口的比例也大幅下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963年，美國資源的出口量已經微不足道，而進口數量則急劇上升，并且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品出口國家。到了70年代，美國人口的識字率高達99％，初等、中等學校的入學率為98％，而高等學校的入學率為世界第一，達到了51.3％，③ 這時，美國非常及時地開始了向后工業化經濟結構的轉型，從1973年的統計數據來看，美國的工業化率（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25％，而德國仍然高達40％，日本也處在較高的38％的水平上。④ 由此可見，美國今天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做高端的地位也不是與生俱來的。美國工業化發展的早期也曾經是一個初級產品（非農原材料）的出口國。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美國要素稟賦的變化與工業化的順利推進，才逐步地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品出口的大國。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美國人力資本的增加，美國并沒有沿著參與國際制成品分工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非常聰明地從工業化轉向了后工業化，利用儲備起來的巨大規模的人力資源，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模式，即從比較優勢貿易模式走向了競爭優勢的貿易模式（競爭優勢模式與比較優勢模式的主要區別就在于前者注重創新，而后者主要是利用稟賦優勢），從而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IT產業革命。
　　表1 幾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進出口結構（％）
　　（19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　
　　
　　資料來源：宮崎犀一等編：《近代國際經濟要覽》，第48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與美國的正確選擇相反，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在要素稟賦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放棄了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與貿易模式，在20世紀70年代轉而選擇了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與經濟增長的衰退，更為重要的是，由美國經濟轉型而創造的國際分工重組的機會大都被東亞國家所獲得，而拉丁美洲國家幾乎一無所獲。時至今日，按照結構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走進口替代發展道路的拉丁美洲國家（除了積極參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墨西哥）不僅沒有最終完成工業化的發展，反而出現了可怕的逆工業化發展的道路。以阿根廷和巴西為例，它們在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都曾經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之后，其經濟增長每況愈下，原因就在于進口替代導致大規模的對外負債，而為了償債又不得不通過大規模出口初級產品來平衡國際收支，這又倒過來進一步拖累了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從而導致國民經濟的逆工業化發展。不僅如此，伴隨著世界經濟產業結構調整而來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使得這些國家的國際收支根本無法得到平衡，最后，只得以金融危機的爆發為代價結束了長期的經濟增長。由此可見，今天拉丁美洲國家被逐出世界分工與貿易體系，完全是因為在競爭優勢根本就不存在的情況下，過早地放棄比較優勢而造成的。
　　（三）不能及時地進行國際分工動態調整的風險
　　經濟全球化的再一個風險就是當一國現有的比較優勢即將趨于消失時，不能主動而又及時地調整自己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而產生的風險。
　　在這方面，日本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日本國內充分就業而來的工資水平的顯著上升（實際匯率升值），以及于1985年開始的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升值（名義匯率升值），使得日本在傳統制造業中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原本應當主動地通過國際貿易模式與競爭方式的調整，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重新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但是，事實情況是，日本并未作出這樣的努力，而是簡單地采取了對外投資的方法來替代以上所說的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并聽憑國內因本幣升值而過剩的貨幣不受限制地進入房地產與證券市場，由此，產生的后果首先是國內資產泡沫的迅速生成和海外資產的急劇膨脹，但是緊接著而來的便是經濟衰退，這種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量對外投資所造成的產業空心化和與之伴隨而來的資產泡沫的破滅所促成的。與此不同，美國則在1974年石油危機的沖擊之下，主動地進行結構調整，通過制度與技術創新，借助于新經濟革命而獲得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從而實現了20世紀整個90年代的高速增長。
　　至此，我們可以得到的重要結論是，一個國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準確地把握自己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中的機會與地位，既不能像拉丁美洲國家那樣過早地放棄比較優勢去參與所謂的高科技競爭，但也不能像日本那樣，過于遲緩地對日漸消失的比較優勢作出應有的反應。審時度勢地對本國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的競爭力作出準確的判斷，乃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由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
　　四、經濟全球化的最新發展趨勢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從而迫使每一個國家必須對其作出反應。對于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最近趨勢，我們大致可以從金融面、基本面和政策面三個角度來加以討論，這種討論的必要性就在于為中國制定更加有效的開放戰略提供事實根據和理論解釋。
　　（一）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金融全球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明顯加速，其主要特點是許多國家的國外資產和負債都迅速地同步增加，這種現象在工業化國家尤為明顯。在1900—2003年期間，與其實際產出相比，平均資產和負債約增加了兩倍。⑤
　　金融全球化的不斷加速，大致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第一，是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它為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由流動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第二，是由IT產業革命帶來的信息處理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發展；第三，是世界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所造成的金融資產、特別是流動性的增加，這種流動性的增加會從兩個方面促進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一方面，它會通過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導致金融資產的全球流動，另一方面，它又會因為基于分散風險的國際組合投資而促進金融資產的全球流動。
　　金融全球化對世界經濟帶來的最大的挑戰是各國外部經濟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表現為，當今世界對外開放的各個經濟體日益分化成為經常項目的赤字國家和盈余國家兩種類型。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為巨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為經常項目逆差的國家提供了國際借貸和融資的可能性，以致可以使得經濟基本面較好的國家可以長期維持經常項目的逆差。但是，為什么說這又是一種挑戰呢？因為，由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僅是國際融資的便利，而且也會帶來各種各樣的沖擊，比如，由過多的國際資本流入所帶來的金融泡沫、由外國投資者突然撤資造成金融危機。此外，在今天這種管理紙幣本位下，由于不存在金本位下的“價格—鑄幣”自動調節機制，所以，金融全球化還會對各國的宏觀政策、特別是匯率與貨幣政策帶來巨大的沖擊。
　　（二）實際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除了金融市場之外，全球化還深深地影響著商品和服務市場。我們把發生在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全球化定義為實際經濟的全球化，假如這樣的定義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們就可以用全球貿易占GDP的比重來觀察實際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根據有關的統計資料，全球貿易占GDP的比重已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20％提高到了2003年的約55％⑥。造成世界經濟全球化如此迅猛發展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結如下：第一，是比金融自由化更要早得多的貿易自由化，這種貿易自由化是在20世紀50年代正式開始有效運行的關貿總協定的框架下展開的；第二，是運輸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大幅下降，20世紀50—60年代開始的遠洋運輸業的革命使得貿易的運輸成本急劇下降，從90年代開始的因特網革命又使得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急劇下降，從而使得貿易自由化和實際經濟的全球化突飛猛進；第三，是地區性的貿易協定不斷地增加也對貿易自由化和實際經濟的全球化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在1960—1964年間，地區性貿易協定不超過10起，但是到了2000—2004年間，新簽署的地區性貿易協定高達60起以上。⑦
　　除了上面提到的數量上的巨大變化之外，在當今實際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我們還看到了一系列的結構性變化，這些變化大致可以描述如下：第 一，產業內的貿易取代了以前極為盛行的產業間貿易而成為今天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貿易方式；第二，伴隨著廣義的交易成本下降而來的是制成品生產的日益分散化，在制成品生產分散化的過程中，跨國公司為了進行要素套利而在全球范圍內創造的全球性網絡化生產體系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第三，各國生產中本國投入品的比重日趨下降，中間品貿易因此而得到迅速的發展，伴隨著中間品貿易而來的是各國貿易依存度的普遍提高，但是對一國凈出口的影響卻并不大，這意味著中間品貿易的發展帶來的主要是貿易的溢出效應，而不是收入效應；第四，由于中間品生產包含更多的技術訣竅，從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結果就造成了當今國際分工與貿易中中間品貿易的價格剛性；第五，交易費用的降低與因特網所提供的便利，使得幾乎所有開放經濟的國家都出現了貿易品對非貿易品比重不斷上升的趨勢，這種現象的發生可以進一步解釋為什么當今世界的貿易依存度在總體上是傾向于提高的。⑧
　　（三）金融全球化與實際經濟全球化的不平衡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盡管國際資本流動與國際貿易的發展都非常驚人，并且還經常是互為因果的，但是，金融全球化與實際經濟（也就是貿易）全球化在結構上卻是很不對稱的。
　　在歷史上，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方向，都是從工業化核心國家流向落后外圍國家的。但是，發生在最近的金融全球化則完全改變了這種狀況，大量的資本流動是發生在各個工業化發達國家之間的，這意味著當今世界國內“儲蓄—投資”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工業化發達國家間分配的。其中德國與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凈資本流出國家，而美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凈資本流入國家。
　　與國際資本流動不同的是，貿易的地理格局卻剛好出現了相反的變化。首先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中國等；其次是主要工業化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發生在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中的這種不對稱的全球化趨勢，不僅導致了國際收支赤字與盈余的國家的分野，而且也出現了國際分工中專事實際生產與金融運作的國家的分野。這種現象的產生究竟是國際分工深化的表現？還是世界經濟失衡的信號？目前還不得而知。
　　金融與實際經濟間的這種不對稱發展，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但是，它帶來的挑戰還不止于此，作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假如它們不能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去，那么就根本不能指望通過國際資本的流入來獲得經濟增長。　 五、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戰略選擇　
　　基于以上分析，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中究竟應當作出怎樣的戰略選擇才對自己更加有利呢？
　　既然經濟全球化是可以增進全球福利的，而且對于發展中落后國家更加有利可圖，那么，中國就沒有理由退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所以，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國策應當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中最為基本的戰略選擇。
　　問題就在于，中國如何才能在對外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在此，我提出以下三大戰略目標：
　　（一）以貿易自由化為基礎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
　　中國從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起，就正式開始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特別是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在推進貿易自由化方面更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這些努力主要包括：第一，大幅削減關稅；第二，降低進口貿易的壁壘；第三，開放服務市場；第四，按照世貿組織的要求進行法規制度的改革。
　　所有這些努力讓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回報，時至今日，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是，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中國突然之間從一個存在外匯缺口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從而給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面對這樣的挑戰，在堅持走貿易自由化道路的同時，中國亟須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改革。這是因為，受以下因素的影響，中國規模龐大的貿易順差是不可能通過經常項目本身的調整來恢復平衡的：第一，內需不足決定了中國的出口具有內生性；第二，由中國勞動要素過剩和企業家資源短缺而造成的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注定了中國的對外貿易會產生巨額順差。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中國不是通過資本的國際流動來減少因為貿易順差而引起的儲備的增加，那么我們所能做的就只有以下這些選擇：
　　第一，減少出口，這在內需嚴重不足、出口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情況下，一定會引起經濟增長的減速和就業的危機；
　　第二，擠出外資，這在中國企業和企業家資源非常匱乏的情況下，必定會導致資金使用效率的下降或者經濟增長的衰退；
　　第三，匯率升值，這在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實際匯率可以貶值的情況下，對于平衡國際收支是沒有多大作用的，更何況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來之于加工貿易，而升值對于減少由加工貿易所造成的順差幾乎是不起作用的，因為只要加工貿易的附加值不為負，當升值在提高加工貿易出口品價格的同時也在降低加工貿易進口品的價格，所以順差總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可見，在中國仍然關閉資本項目的情況下，由中國經濟增長和貿易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矛盾會不斷地激化，而且還將找不到低成本的調整方法。相反，中國若是對外開放資本項目，那么就可以使中國的經濟進入一個更大的循環體系而獲得發展的動力與進行結構調整的空間。這是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是一個由貿易交換、對外生產性投資和貨幣與金融資產高度自由流動組合而成的國際化體系。⑨ 在這樣一個體系中，除了不愿對外開放或者被故意排擠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經濟體，所有對外開放的國家與地區都可以通過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而實現經濟增長與國民經濟的開放式均衡。比如，沒有內需的國家可以通過出口來實現供求之間的均衡，沒有資本的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國際資本來實現各種要素的充分就業，而外匯儲備出現盈余的國家又可以通過國際貸款來幫助國際儲備出現赤字的國家來恢復國際收支的平衡。由世界經濟體系所提供的這種巨大循環與調整空間，是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對全球化日趨認同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一個已經通過改革開放走上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中國沒有理由不去利用這樣的機會與空間，而要有效地利用這種機會與空間的方法，就是在貿易自由化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開放資本項目來實現投資與金融的自由化。
　　（二）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進行有限趕超
　　1.比較優勢的源泉與作用機理
　　比較優勢的源泉是要素的稟賦。在古典的國際貿易理論中，比較優勢是由產品的生產成本所決定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成本可以使絕對意義上的，也可以是相對意義上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在古典貿易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了成本優勢的來源，那就是要素的稟賦結構。當一個國家具有豐裕的勞動力要素時，它就會在生產勞動要素密集的產品時擁有比較優勢，反之則相反。
　　比較優勢的作用機制是專業化分工，假如一個國家處在封閉狀態，從而需要同時滿足國內不同的消費需求時，便沒有比較優勢可言，只有當它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從而參與國際專業化分工時，才有比較優勢可言。不管是一個大國面對一個小國，還是兩個經濟規模相似但要素稟賦不盡相同的國家相互面對時，總是存在專業化分工的可能性而讓比較優勢成為可能與現實。
　　但是，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現實生活中看，比較優勢要發揮作用，需要非常嚴格的條件，正因為如此，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構建了一種要素、兩種商品與兩個國家的模型或者兩種要素、兩種商品與兩個國家的模型。因為只有這樣，比較優勢作用下的專業化分工才能成為唯一解。為此，這些模型需要以下非常嚴格的假設：規模報酬不變、生產技術保持不變，并且沒有運輸成本。
　　2.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
　　很顯然，比較優勢模型把真實世界考慮得過于簡單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模式變得越來越復雜，從而導致人們把注意力逐漸從“比較優勢”轉到了“競爭優勢”上。競爭優勢的說法是美國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來的，按照他的說法，國民經濟中下列幾個方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民族文化及其對經濟活動目的的影響；資本與勞動力所處的地位；充分的需求；服務業的發展程度；以及經濟中的產業結構等。這些因素不僅決定了一國國內的競爭環境，而且也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⑩。
　　波特用“競爭優勢”這個詞來替代“比較優勢”，實際上不只是一個用語的變化，而是找到了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中的一種新的優勢，這種優勢完全可以通過企業和政府的決策和政策選擇，而不是依靠大自然的恩賜來獲得。
　　隨著競爭優勢的發現和運用，基于比較優勢的平衡就被打破了，這是因為競爭優勢具有自我強化的特點。就像美國經濟學家吉爾平所說的那樣，在某種技術上起步早的國家多半會強化它們的領先地位，而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尤其是小國，幾乎不再可能趕上領先的國家，這是因為生產率和競爭力會隨著經驗的積累而上升。(11) 競爭優勢的這種特點決定了處在競爭優勢環境下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的國家極有可能發生先進與落后的分化，而不是比較優勢環境下的相互有利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在今天這個時代，純粹依靠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3.有限趕超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正如我們已經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樣，經濟全球化并沒有使得所有的國家都富起來，不僅如此，富國與窮國的差距甚至還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擴大。這種情況的發生，除了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的邊緣化和分工選擇錯誤的問題之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由競爭優勢所造成的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基于這樣的事實，我贊成有限趕超的對外開放戰略。
　　楊汝岱和姚洋在《有限趕超和大國經濟發展》一文中，對有限趕超作了如下的界定：所謂有限趕超，指的是相對于世界貿易結構的趕超，在一個特定的時點上，世界貿易結構呈現出一定的格局，有限趕超就是針對這個貿易格局的趕超。(12) 至于為什么需要進行這樣的趕超，原因則在于大國不可能進行徹底的專業化分工，而當大國面臨兩個以上、或者更多的產品生產與貿易時，比較優勢又將被大大削弱，以致只能以比較微弱的形式存在。
　　為了實現有限趕超，就需要在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去創造競爭優勢，并通過創造競爭優勢去實現有限的趕超。從內部經濟角度來講，創造競爭優勢的方法就是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主要的做法就是增加科學研究的投入與人力資本的投入，但是考慮到投入這些活動的資源就是將這些資源投入其他經濟活動的機會成本，所以，它必定是要受到這種機會成本的約束的。因此，創造競爭優勢還必須通過發展對外貿易來實現。從貿易的角度來講，創造競爭優勢大致需要采取以下一些戰略性的措施：首先，貿易必須為經濟和生產模式中的結構變化提供可能性，比如通過貿易來獲得中間品生產的技術與知識等；其次，貿易必須要盈利，否則就將無法購買創造競爭優勢所必要的技術、專利和機械設備等；最后，需要政府采取積極的貿易和經濟政策，特別是貿易政策必須是有選擇性的，比如逐漸取消對已經成長起來的產業的保護、進一步減少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廢除對原有的幼稚工業的配額保護以強迫它們提高競爭力，同時還應當輔以有選擇性的、當然也是臨時性的、對新的幼稚產業的保護。只有當中國的國民經濟完全成長為發達工業經濟的時候，貿易政策才能是完全自由的。
　　（三）在非均衡博弈中實現對外開放利益的最大化
　　如前所述，我們今天不僅處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個全球性經濟失衡的狀態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這種全球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經濟全球化而造成的。因為經濟全球化為世界范圍內的資金流動提供了巨大空間，從而使得由于生產和儲蓄之間發生不平衡的國家獲得了國際融資的可能性。這樣，我們在前面所分析過的全球經濟失衡，實際上是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個參與國家的經濟失衡，或者說是由于經濟全球化而帶來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衡。
　　考慮到各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在世界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并不具有同等的競爭博弈能力。因為，今天這樣一個被組織起來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有些國家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而大部分國家則不過是游戲規則的接受者。毫無疑問，中國并不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今天的游戲規則大都是由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來的，并且迄今為止仍然在發揮著非常重要、有時甚至還是決定性的作用。這種情況表明，中國在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并不是一個可以公平競爭的國際經濟環境，特別是作為剛剛參加國際分工與貿易不久的、半外圍的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就已處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心的美國，事實上處在非對稱的競爭博弈中。比如，美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有利地位、美國在國際貿易中所扮演的提供世界順差市場的地位，以及美元作為世界本位幣的地位，無不意味著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霸主地位。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從美國目前的行為來看，它幾乎沒有更改目前這種游戲規則的打算。
　　面對這樣一種局面，中國所能選擇的就是屬于納什均衡的非對稱博弈。所謂納什均衡的非對稱博弈，就是指在博弈對方不改變博弈策略的條件下，去尋求能夠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當我們把這樣的博弈策略運用到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時，就只能是在假定美國不改變其現行博弈策略的情況下，去選擇對中國最為有利的博弈策略。這種策略首先要求中國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不能對美國的霸權進行挑戰；其次，要在以美國為霸權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盡可能地搭美國的便車；最后，要利用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去實現最大的利益。
　　在這里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為何不能挑戰美國的霸權。世界經濟的運行就像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運行一樣，它也需要一系列的公共產品。這種國際性的公共品可以由所有參加世界經濟體系的國家共同來生產，也可以由少數幾個大國或者一個大國來提供。在前一種情況下。雖然會有比較公平的規則制定過程，但是，通常會帶來兩大問題：第一，由意見相左而造成的合約的交易成本過高，從而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生產的低效率；第二，在有眾多國家參與的國際公共品生產的過程中，很難避免由搭便車而導致的道德風險。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世界經濟體系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大都采取了由少數或者某一個超強大國承担國際公共品生產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被稱為霸權主義，它以自由主義的市場競爭為基礎，同時又賦予一個或者幾個大國共同生產國際公共品的職能，當然，這些霸權國家在承担生產國際公共品的成本的同時，也可以因此而獲得巨大的利益。毫無疑問，中國目前還是一個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承担生產國際公共品的能力，所以中國不可能去挑戰美國霸權，也不可能通過生產國際公共品來獲取利益，因此，對于中國來說，最優的選擇只能是通過搭便車來使自己的開放利益達到最大。
　　假如以上這個結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中國又可以采取一些怎樣的戰略來增加對外開放的利益呢？對此，大致可以具體概述如下：
　　第一，基于美元至今仍然是國際的本位貨幣，中國顯然不應該選擇脫離美元的浮動匯率制度，因為這會讓中國失去搭便車的機會。與美國抗衡的歐元，以及采取獨立浮動的日元，在與美元脫鉤以后都沒有獲得太多的收益，反而導致了經濟的停滯或者衰退，這再也清楚不過地表明，與一種具有本位地位的世界通貨脫鉤是沒有意義的。當然，人民幣不能與美元脫鉤并不意味著中國在世界體系中將是毫無作為的，相反，在人民幣保持盯住美元的情況下，針對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中國可以采取增加對外負債的戰略來平衡掉過多的外匯儲備，逐步提升人民幣在整個亞洲地區的地位與作用。這種戰略可以被定義為用增加人民幣的流通范圍來替代人民幣升值的戰略。
　　第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順差市場，它曾經為日本在戰后的重新崛起、東亞經濟的起飛與成長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凡是不利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順差市場的國家，它們的經濟增長大都出現了問題。
　　這里不僅可以包括走上錯誤的“進口替代”道路的拉美國家，甚至還可以包括越來越傾向于對外封閉的歐盟。自1994年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起，對外開放的中國利用美國所提供的順差市場實現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從以上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只能是，在美國作為世界最大順差市場保持不變的格局下，對中國最為有利的戰略選擇仍然應當是在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與美國的分工和貿易來獲得這個順差市場。如果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那么優先發展勞動要素密集的制造業仍然是中國在今后一個時期內對外開放戰略的根本所在。在實施這樣的戰略中，中國至多也只能進行有限的趕超，但絕不可能在高科技領域與美國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展開全面的競爭。因為，中國若是要在高科技領域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展開全面的競爭，就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國內有限的資源需要重新配置，從而勢必會造成高科技之外的其他產業的發展受到制約，而這對增加國內就業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顯然是處在弱勢地位，能不能取勝是個問題，而且還會導致貿易模式的轉變，那就是在高科技競爭不能取勝的情況下，為了維持這類產業部門的生存與發展，就必須從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轉向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其結果將使中國逐步從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變為一個比較封閉的國家，而這正是拉丁美洲國家已經走過的一條通向失敗的道路。
　　第三，美國是一個擁有金融霸權的國家，這不僅是因為美元是世界本位貨幣，而且還因為美國擁有世界最為發達的金融體系。除了常規的金融體系，比如銀行和資本市場之外，還有能夠買賣風險的衍生金融市場和對沖風險的風險投資基金，并且這些金融活動正在通過金融全球化而影響著整個世界。相比之下，中國的金融體系不僅落后，而且還缺乏誠信、充滿道德風險。正因為如此，就會產生以下的現象，在中國投資于金融市場是有風險的，從而人們投入其中的資產是有可能被剝奪的，比如被濫用或被蒸發。相反，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的資金則是比較安全的，并且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與美國、或者是中國與大部分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是具有非對稱性的，即流入中國的資本更加愿意采取直接投資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比金融投資的方式流入中國要安全得多，這是因為直接投資中包含有不可被剝奪的無形資產。相反，中國的對外投資由于缺乏有效的產權約束和無形資產，故不得不采取官方對外金融投資的方式。面對這樣的國際投資格局，中國所能選擇的開放戰略必定是：通過積極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方法來彌補中國企業與企業家資源短缺的增長瓶頸，通過官方對外的金融投資來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或者，就像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樣，盡快開放資本項目，允許有資產約束的個人進行對外金融投資。
　　綜上所述，面對來之于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中國的選擇絕不能是重新關閉對外開放的大門，而是需要更加正確的開放戰略，以便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并從根本上完成從傳統經濟到現代經濟、發展中經濟到發達經濟的轉型。
　　（本文得到復旦大學985中國國際競爭力研究項目的資助）
　　注釋：
　　① 華民、孫烽：《經濟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應和中國的對策》載《復且大學學報》，2000(2)。
　　②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
　　③④ 宮崎犀一等編：《近代國際經濟要覽》，第313、319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⑤⑥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全球化和對外失衡》，第100、117、117頁，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全球化和對外失衡》，第118—119頁。
　　⑨ 弗朗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第5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⑩ 邁克爾·波特：《競爭論》，第164—169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11) 吉爾平：《不安全的貿易體系》，載《世界經濟情況》，2002(1)。
　　(12) 楊汝岱、姚洋：《有限趕超和大國經濟發展》，載《國際經濟評論》，2006(4)。

學術月刊滬62～71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華民20072007
經濟全球化/全球福利/中國的選擇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進程，世界各國的體制趨同、跨國公司全球性的套利活動以及信息技術的革命等，為經濟全球化發展提供了符合邏輯的解釋。經濟全球化是增進全球福利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后進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所獲得的好處要多于發達國家，中國則是此次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國。經濟全球化當然也是有風險的，這種風險主要源自邊緣化、分工選擇錯誤和動態轉型滯后等原因。經濟全球化的最近發展表明，實際經濟的全球化進程與虛擬的金融活動的全球化進程是不對稱的，這種非對稱性是導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的主要原因。面對來之于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不應重走封閉經濟的老路，而是應當借助于結構改革，選擇正確的開放戰略，在未來的開放中獲得更大利益。
作者：學術月刊滬62～71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華民20072007
經濟全球化/全球福利/中國的選擇

網載 2013-09-10 2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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