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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一向以擁有“近乎完美”，能“創造源源不絕的利潤”的制度和擁有“發展最迅速、體系最完備”的管理科學自詡；又長期以世界經濟、科學、技術中心，包括管理科學中心自居。就是這個美國，20世紀80年代初在受到日本“挑戰”與“威脅”之余，認真地提出了“應該如何來應付這項挑戰”的問題，同時掀起了對管理科學的大探索。這場大探索是從風行美國的研究日本“成功秘訣”、描述“日本第一”，人們稱之為“日本旋風”開始的，它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反思和吶喊、覺醒和變革，逐漸進入了探索創新時期。（注：《結合論——當代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結合研究》，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477～500頁，第549頁。）
    　　　　一、美國管理大探索的新特點
    這個探索創新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作為前期：它是在反思基礎上進行的，表現出深切而謹慎；它是在“新經濟”“持續”高漲環境中進行的，突出謀求長盛，表現出了狂熱而自信；它是在高新技術迅速發展條件下進行的，突出謀求壟斷，表現出了重視信息化和重視信息的正確解讀。這種探索創新，還將繼續下去。但是在現階段，客觀環境又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特別是在“9.11事件”與美國“新經濟”神話受到挑戰、經濟發展低迷、復蘇艱難的背景下，這種探索創新則具有一些新的特點，管理界與管理學界所尋求的東西，就不能不帶有背景特色。我們從《商業周刊》評選出的2003年度十大最佳商業書籍中，大致可以看出這種特色，大致可以看出美國管理學界在尋找什么。
    1.尋求防御性（安全性）策略。美國人深知，當今不變革不創新是沒有出路的，但要變革創新就會有風險，甚至有可能給企業、行業帶來滅頂之災。怎么辦？十大最佳著作中，有兩部就是為了回答這一問題的。《革新者的解決之道：創造和維護成功的增長》一書提供了對待革新的新思路，即把新想法或技術轉換成那些能完全改變游戲規則，贏得消費者并產生更高增長率的產品。該書更多的是告訴人們如何去想而非如何去做。《新金融秩序：21世紀的風險》則提出了一個重新設計世界金融體系的方案。盡管它津津樂道一些至今仍無法抵御的“最大風險”，卻也提出了一些不管做得到還是做不到以致被認為“僅僅是刺激新年期間灰色情緒的噱頭”的具體設想和方案。
    其實，此前“危險管理”“風險管理”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設計一套如何評價股票選擇權和其它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美國學者，生動地表明了風險規避的研究水平。上述那兩部著作被列為十大最佳著作，則進一步說明了它受美國管理界和輿論界的高度關注。
    2.尋求重新振作的動力。“二戰”的“珍珠港事件”曾使美國的民心受到重創，但之后的“新經濟”神話又使美國人受到鼓舞。然而，“9·11事件”及其后的經濟低迷，使美國人很難拾回往日的自信。白宮和五角大樓的一些“外強”的表現，實質上是為了掩飾他們的“內虛”，朝野都在致力于尋求重新振作自信精神的風幡。十大最佳商業書籍中有3部直接反映了這種需求的心態。《世界的車輪：亨利·福特及其公司乃至一個世紀的發展》一書敘述了福特的生平、汽車以及福特公司。引人注目的是它列舉了“福特二世”使汽車制造業從20世紀中葉的低速狀態中振興起來所做的種種努力和由此而來的汽車業的成功。《特立獨行者及其創造：托馬斯·沃森爵士與IBM公司的誕生》一書描述了IBM是如何從一家瀕臨破產的公司變成了一個“威震全球的企業”。除了技術方面的原因，書作者認為沃森“最偉大的成就卻是發現了公司文化的力量”。《偉大的財富：洛克菲勒中心史詩》一書講述了標準石油公司創始人的兒子小約翰·洛克菲勒，在1929年股市大崩潰前夜開始啟動，成功地完成了曼哈頓中心15座樓群的建設。該樓群成為紐約最吸引人的觀光亮點，并被證實是一個商業上的成功。書作者想告訴人們，即使“在大蕭條時代最黑暗的年份里”，資本家只要振作起來，也是可以獲得成功的。
    3.尋求新的發現。探索是為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要謀求在社會發展方面有所發現，往往是從歷史發展全過程的總概括中去尋找，或者是從各種事物間的本質聯系中去探索，然而，其通常都是以對歷史實踐的反思為先導的。以下5部論著基本上都是通過反思而有所新發現的。《公司：革命性想法的短史》主要講的是一項“曾改變了世界”的“古怪發明”——股份有限公司，投機性股票的產生、發展和“反對者們的呼聲”。書作者用不到200頁的篇幅描述“涵蓋了所有要討論的領域”，評論家說該書“短處”就是“它的篇幅實在太短了”。表明了人們對這一“討論”的關注。《公司的主人：股票期權的真相（和為什么每個雇員應該擁有它們）》一書在對硅谷的實踐作深度研究的基礎上發現：“管理層擁有過多期權，鮮有證據證明它能給公司帶來更高效益”；（注：引自《商業周刊　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1期之《2003年度最佳商業書籍》。）而“當股票期權被廣泛分配時，公司生產率將平均提高四個百分點”。（注：引自《商業周刊　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1期之《2003年度最佳商業書籍》。）股份公司與投機性股票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重要標志物，美國管理界仍十分關注這類“領域”“曾在幾百年前就出現的”反對聲和對新經驗總結的“新發現”。這是意味深長的。
    《此行之冠：關于安然公司奇跡般的崛起、臭名昭著的墮落》一書“主要講述了公司弄虛作假的問題”。它不僅直指那“一群勢力很大”足以“嚇倒”上帝的“派系”與“難逃指責”的CEO和董事會主席，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解釋了安然在帳目上所做的手腳”。中產階級的生活和安定，歷來是美國大資產階級宣揚其制度的模板，也是發展中國家一些知識分子向往美國的偶像。然而，《雙收入陷阱：為什么中產階級夫婦走向破產》一書卻發現美國個人財政破產正在打破歷史記錄，2003年高達150萬人，其中90％的人被歸入中產階級，生活與子女教育迫使他們擴大按揭貸款，從而走向破產。該書確如評論家所說，象“一枚手榴彈劇烈地擲向過度消費理論”。上述兩書，也都如同一把利刃從一個側面撥開了“近乎完美”制度圖景掩蓋下真實的一角。
    《不確定的世界：從華爾街到華盛頓的艱難抉擇》，作者是前美國財政部長魯賓，另一作者是衛斯貝格。該書涉及了一系列全球經濟危機和不斷膨脹的聯邦預算的管理問題。他們“講述了當年新當選的克林頓總統繼承了一個不合理的并且日益惡化的財政狀況”。作為繼任的克林頓，“一方面實施需要大量高額花費的項目，另一方面要消減政府赤字”，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矛盾，也是一個常見的“國際現象”，出路何在？魯賓認為“縮減赤字和降低利率兩因素的結合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持續、強勁恢復的關鍵”。（注：引自《商業周刊　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1期之《2003年度最佳商業書籍》。）
    可見，這一時期的大探索，不管書作者和評者基于何種考慮，或抱有何種目的，它的確比前期更深入、更廣泛、更具有實際意義。同時《書評》還向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信號，2003年這十大最佳商業書籍的作者，80％以上是報紙和雜志的記者、編輯和咨詢人員，個別是前政府官員，高校教授為主的作品權占兩部；20世紀末，兩部最有影響的暢銷書也不是出自管理學家之手，其中從實踐上發起對美國管理現狀抨擊的《呆伯特定律》作者，是太平洋電話公司的中級技術人員；從理論上發起對管理理論質疑、對管理學權威迷信抨擊、對“滿街走”的管理學家挑戰的《巫醫——就教管理大師們》的作者，則是雜志的編輯和記者。然而，無論如何，《商業周刊中文版》2004年第一期的《書評》是值得一讀的，對于我國的管理學界來說，確應引發深思。
    　　　　二、我國管理學家的時代使命
    我們注意到：我國的發展環境與條件，已經發生了時代性的變化，社會對管理科學革命產生了空前迫切的需要，國家為管理科學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舞臺，管理科學自身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黃金時期。然而，管理科學的發展，仍嚴重地落后于客觀變化的要求和管理實踐的實際，理論與實際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它集中表現在：（1）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基本上是關于企業內部管理的理論，經營環境問題雖然已經被廣泛重視，但多系被動利用，機會問題尚未被作為管理的本質來認識與把握。（2）一些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基本上是關于物質生產的理論，或關于生產過程（流程）的理論；人的因素雖然已經被重視，但在某些管理學家眼里，人的作用，企業家、科技專家、工人階級的作用和企業在創造精神財富方面的使命與職能，均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連他們在創新和創造財富過程中的角色、責權利均未獲得科學的定位。（3）在諸多管理理論中，盡管把企業當作一個開放系統的越來越多，但人們多自覺不自覺地把它當作一種處于平衡態或近似平衡態的開放系統，非線性、非平衡觀念淡薄，缺乏培養高度應變能力、信息解讀能力和有效把握與利用機會能力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的準備。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一些管理思想和理論，正在障礙改革和創新，正在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推進管理思想革命，已經成為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1.現在，嚴重問題在于教育管理學家和教育管理教育者。管理學家、管理教育家在這場管理思想革命中負有特殊的使命，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別是在我國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社會條件下，當專家、教育者同黨政領導結合起來的時候，其作用與影響就更加巨大。但是，許多管理學家、管理教育者在這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中，則往往不是站在最前列，言必稱“哈佛”、經唯取“西天”，對中國改革發展的實際不甚了了，對中國管理科學的成就置若罔聞，對探討回答現實問題作為不大。有的將計劃經濟時代，或改革開放初期建立的籍以成為“權威”的“理論體系”自奉為經典，對中國管理的新經驗、面臨的新問題漠不關心；有的以這個“士”那個“銜”嚇人，以“大師”自居，夸夸其談，到處指手畫腳，不向實踐學習，不看實際需要，不解決和不回答實際問題；有的機械地去尋求“學界公認”的東西，孤立地去構建“自己的科學體系”，集中力量去進行“學科建設”，無視新的管理思想，無視理論創新成果，無視應用領域的研究開發與實踐。20世紀50年代我們說“嚴重問題在于教育農民”，而今，現實已經鄭重地向我們指出：是到了應該提出“嚴重問題在于教育管理學家和教育管理教育者”的時候了。
    2.時代要求管理學界重興大探索的新熱潮。管理是駕馭生產力諸要素和協調生產關系的科學。只要有人類社會就會有管理，而生產力是最活躍的、不斷發展的，環境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是不斷的，管理科學要與之相適應也就應不斷發展。因此，管理科學不僅是一門不斷發展的科學，也是一門永遠年輕的科學，探索是管理科學本質的要求。
    當代，管理科學不僅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且是一個宏大的學科群，一個宏大的學科群落，一個宏大的學科門類。那種管理科學是“二級學科”或“一級學科”的爭論早已過時。大綜合與大分化不斷在學科內外進行著，這種大綜合與大分化必將繼續進行下去；而綜合與分化的過程，學科建設的過程，都是科學探索的過程，大探索是管理科學發展大趨勢的要求。
    在社會方面的探索過程中，科學地、實事求是地概括并反思實踐中成功的或不成功的經驗，往往是科學探索、知識創新的必由之路或者必要基礎。對客觀事物進行探索、對社會實踐進行反思性的探索是艱難的，而對自己的“理論成就”、“科學成果”進行反思，重新進行探討，則是更難的。那些仍在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管理學家，一旦新的發現、新的理論到了需要他們同自己成“家”的傳統理論決裂時，尤其十分痛苦；但是，沒有勇氣和膽識作出這種決裂的學者，是很難有重大新發現的，也很難提出與構建重大新理論。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已成潮流，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進展，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重要關口”，新一輪的創新與創業結合浪潮正在興起，產業結構高級化、經濟規模化、經營集約化、體制科學化與社會信息化的進程正在迅速發展，管理革命與管理思想革命已經刻不容緩。
    管理學家面臨嚴峻抉擇，要么迎頭趕上，走在這場革命的前列；要么自我淘汰，被管理革命的洪流所拋棄。
    3.要以探索中國改革與發展中重大與現實的管理問題為重點。在管理學界，對探索重點問題，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誤區：主要是把共性與個性、同國際接軌與中國特色、統一與綜合、科學與文化等對立起來或混同起來。其實，我們說管理是科學，乃因管理科學是探索管理的本質、規律及其在實踐中應用的科學，而科學就應實事求是、從實踐出發，這是各國各種管理科學都應具有的共性、共同特征，可以互相借鑒的基礎。實事求是則要求管理科學應該反映和適應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反映和適應生產關系的性質與社會經濟文化狀況，同時，管理不僅是一門科學，而且是一種制度文化，因此，管理與管理科學就須具有時代特色和國家（或民族）特色，各種管理就具有個性、差別性，就有其特殊規律。一個有出息的民族是善于學習別國先進東西的民族。“以我為主，博采眾長”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同國際接軌也好、學習國外先進管理也好、進行大綜合也好，主體都是中國，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探索的重點都要適應我國的實際與需要。管理，是一個異常廣泛的領域，當前，亟需強調的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現實管理中重大關鍵問題。如戰略問題，過去一般較重視戰略的理論與制定的研究，而對戰略實施及其管理的研究則十分薄弱，亟須加強，建立戰略實施學勢在必行，特別是眾多的現實急迫問題。二是學科建設問題，建立和發展具有時代特征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的學科群落問題。三是造就一支規模宏大的、質量高超的、結構合理的管理與管理科研人才隊伍問題。
    這一切，都首先要求管理學家重新認識時代賦予的新使命，自覺“整頓學風”，重振探索精神，堅持創新之路。
    　　　　三、大綜合時代已經到來
    科學探索是實現知識創新的必由之路。綜合也是一種探索，而且，只有綜合，才能實現管理科學的大飛躍和大突破。管理科學在其發展史上已經歷了兩次大綜合：
    第一次大綜合，是在20世紀的第一個25年里，代表者為法國亨利·法約爾。長期担任企業最高領導且在多種行業進行過調查研究的法約爾，從企業整體和全局考察，系統綜合了管理的職能和過程，形成理論體系，被稱為管理過程學派。法約爾不是把不同管理學派（包括泰羅主義）當作對立的競爭對手，而是當作互補的理論，并在實踐中使之結合應用；同時，強調了管理理論的重要性與普遍性，強調了人的因素和管理教育的重要性，推動了大綜合的進展。
    第二次大綜合，發生在20世紀的第三個25年里，代表人物是美國人赫伯特·西蒙。西蒙和詹姆士·馬奇發展了巴納德管理領域中的社會系統理論，特別是決策理論。他們繼承管理就是“協調”的思想，提出“管理就是決策”，以“管理人”代替“經濟人”，用“足夠好”代替“最優化”。西蒙由于在決策理論研究方面的貢獻，而被授予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社會系統理論和決策理論是綜合汲取了古典管理科學一些成就，吸收了系統論、運籌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多種學科的相關成果而發展起來的，它對組織的本質和決策等問題作了較深入的分析，把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結合起來，但聯系企業實務和經濟實務不夠。
    第三次大綜合，必將在21世紀的第一個25年中實現。管理科學大綜合已經具備了最基本的條件：（1）社會發生了大綜合的迫切需求。在20世紀70年代后戰略環境發生時代性變化的基礎上，高新技術群帶動了產業革命的大發展，工人“金領”化、高教普及化進程加快，國際多極化、經濟活動國際化發展迅速，科技經濟活動中心逐步東移，新機會、新問題、新技術、新工藝、新產業、新要求等等層出不窮、瞬息萬變，傳統的經營管理嚴重落后，管理科學理論嚴重脫離變化了的客觀實際，單一的理論創新已經回答和解決不了面臨的問題，迫切要求管理科學的大綜合與大突破；（2）科學技術的大發展。特別是探索三大起源的重大進展，信息技術特別是信息的傳輸、解讀、存儲、處理技術的大突破，都為大綜合提供了必要的科學技術基礎和條件；（3）科學方法論的日益發展。它有三個層次，一是哲學方法論，這是最高層次的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形成之后，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其中的矛盾論與實踐論）把它推向新的發展階段；二是準哲學方法論的發展，特別是橫斷學科、交叉學科的發展，它們不僅是一種方法論，而且也是一種各具特色的綜合模式；三是具體學科的方法論，以及科學學的發展，都為大綜合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論的基礎；（4）社會從宏觀到微觀管理活動都在不斷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公司制與跨國公司發展歷史悠久的基礎上，在高新技術帶動下，商品結構、設計、生產、加工、信息處理、銷售網絡技術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那些與生產力性質相聯系的、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大科技、大生產、大經濟的發展與運作，以及從而產生的新的管理觀念、新的經營管理模式推動了管理革命的進程，為大綜合創造了必要的實踐基礎；（5）管理科學自身的發展，不僅為大綜合作了輿論上、資料上的準備，而且為綜合作了一些概念性、分散性、基礎性的理論準備，管理科學新一代的優秀人才正在脫穎而出。
    管理科學領域的第三次大綜合，可能將表現出以下一些特點：（1）它將重點圍繞探索和回答戰略環境在新的時代性變化的條件下，管理的本質、規律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來進行。在人類社會中，管理是一個永恒的范疇、一種永恒的活動，管理的概念具有鮮明的歷史特點與濃厚的時代色彩。如在20世紀的四個25年里，人們都對管理的本質作出符合當時實際的理解。那么，在21世紀的第一個25年，人們應該如何來理解管理的本質呢？探討和回答這一問題，可能是實現大綜合、大突破的關鍵；（2）高水平地實現第三次大綜合，是管理科學的大突破與大飛躍，它帶來的不僅是一個嶄新的同生產力性質和水平、同生產關系的性質和狀況相適應的管理科學的新理論、新知識體系（包括理論管理學與應用管理學）；而且帶來的將是一個宏大的多層次的學科群、學科群落。同時，它還將帶動科學的大分化，帶動一批相關學科的發展和一些新學科的誕生。管理科學將不再僅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且將會以一個重要的學科門類出現在世界學科之林中；（3）第三次大綜合是一種大科學，它需要廣大的管理者與管理科學工作者參與，需要眾多相關學科的科學工作者參與，需要廣泛的國際合作。這是一項規模宏大、前無古人的科學探索活動，必須由一支質量高超、兵種眾多、協同作戰的探索大軍來承担。（4）這支探索大軍的主戰（或領軍）重任將歷史地落到中國管理學界的雙肩；我們擁有13億人口的偉大民族應該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我們擁有位居世界前列的宏大的管理科研隊伍和管理教育規模，我們擁有居世界前列的吸納國際投資的規模、政策和伴隨而來的來自各方的各種管理理念和管理經驗；我們擁有和平友好、國際交流的優良傳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擁有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一切有利條件，科教興國戰略已是國家的主戰略，推進知識創新、發展管理科學是國家長期政策。其實，我們有些管理學家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總之，現在是萬事俱備，只待中國管理學者和相關學科的科學工作者聯合起來，重整雄風，肩負起時代重任，求真務實，統一規劃，協同作戰，奮起向管理科學大綜合進軍，用5至10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取得大突破、大飛躍，以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和為人類作出新貢獻！
    注釋：
    ⑤《結合論——當代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結合研究》，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477～500頁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福州75～78C3管理科學曾德聰20042004“三農”問題一直橫亙在我們心中，拂之而不能去。用社會學視野觀察之，是想讓具有鄉土情結的人“傾聽它的聲響”。本期論壇主要討論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如何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尊重和依靠農民跳出歷史周期律、“組合競選”誰與之爭峰以及影響農民職業流動的因素。陸學藝教授認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必須打破“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體制格局。郭書田研究員認為，突破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必須在十四個方面予以改革；石山老先生認為，應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尊重和依靠農民跳出歷史周期律；辛秋水研究員認為，在村民自治中創造的“組合競選制”模式具有科學規范、公平合理、簡便易行等優點，值得推廣；同春芬博士則在全面評述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分析了影響中國農民職業流動的制度因素、社會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本研究問卷是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陳崇林同志執行的。陳崇林同志還對數據進行了初步計算和分析。Fertility in China:How Much Has It Really Declined?
   Robert D.Retherford is Coordinator and Senior Fellow,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East-West Center;Minja Kim Choe is Senior Fellow,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East-West Center;Chen Jiajian is Senior Fellow,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East-West Center;Li Xiru is Director,Section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Population Division,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Cui Hongyan is Deputy Director,Section of Population Census,Population Division,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曾德聰，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教授 作者：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福州75～78C3管理科學曾德聰20042004“三農”問題一直橫亙在我們心中，拂之而不能去。用社會學視野觀察之，是想讓具有鄉土情結的人“傾聽它的聲響”。本期論壇主要討論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如何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尊重和依靠農民跳出歷史周期律、“組合競選”誰與之爭峰以及影響農民職業流動的因素。陸學藝教授認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必須打破“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體制格局。郭書田研究員認為，突破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必須在十四個方面予以改革；石山老先生認為，應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尊重和依靠農民跳出歷史周期律；辛秋水研究員認為，在村民自治中創造的“組合競選制”模式具有科學規范、公平合理、簡便易行等優點，值得推廣；同春芬博士則在全面評述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分析了影響中國農民職業流動的制度因素、社會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本研究問卷是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陳崇林同志執行的。陳崇林同志還對數據進行了初步計算和分析。

網載 2013-09-10 2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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