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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轉型時期。這種社會轉型的生動實踐愈益深刻地昭示著這樣一種發展的內在要求，即市場經濟啟動的社會轉型，不僅包括經濟體制轉軌，實現經濟增長這個根本任務，而且內蘊著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發展這一歷史性任務；社會轉型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僅是經濟上的日益富有，而且是政治、文化上的高度民主和文明。
　　　　　　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意義
　　新時期社會轉型的實質，是加快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因此，討論社會轉型中的政治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以及政治現代化在社會現代化中的特殊地位。
　　社會現代化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變革，它不僅包括經濟現代化，而且同時包括政治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是一種以人的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革命性的社會變遷過程。80年代以來，一種“綜合發展觀”作為現代化的新理論應運而生，引起各國學者和決策者的重視。所謂“綜合發展觀”，就是把社會發展看作包括經濟增長、政治民主、觀念變革、生態平衡等多方面因素在內的綜合發展過程。90年代以來，“綜合發展觀”又有新的拓展，重點是把人類的自我發展擺到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中心位置上來。總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推進政治發展，實現與經濟現代化相適應的政治現代化，是當代世界現代化進程提出來的一個重大問題，更是社會轉型國家不可回避的、必須予以充分關注的歷史性課題。
　　由于各個國家的國情千差萬別，特別是社會性質不同，因而在走向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和內容上各具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表明，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之后，在致力于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上，同樣面臨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治現代化目標的艱巨任務。這是因為：（1）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是在生產力很不發達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缺少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的物質基礎，這就不能不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受到極大制約，甚至遇到來自落后的生產力的嚴重障礙。（2 ）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身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因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其以后的發展過程中不時受到舊社會痕跡的影響，脫胎而來的舊社會的殘余，嚴重阻礙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進程。（3 ）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還受到來自自身的種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主要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某些做法和“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潮以及前蘇聯模式的影響，從而導致政治體制上的某些嚴重弊端，很不適應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需要。總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不僅面臨著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強大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性任務，而且同時面臨著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推進政治現代化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民主政治的歷史性任務。
　　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啟動力量的我國新時期社會轉型，把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內涵的政治現代化歷史性任務迫切地提到執政黨和人民的面前。市場經濟所啟動的社會轉型，是一場深刻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這場變革的直接表征是：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由封閉半封閉社會向全面開放社會轉型；由倫理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這樣一場空前的社會變革，無可回避地把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集中引發出來，在某些時候和一定條件下，社會矛盾甚至很尖銳乃至有可能釀成某種社會沖突。首先，社會轉型時期，新舊體制膠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空前的偉業，需不斷探索、解決不斷產生的矛盾。尤其是舊的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尚未失去存在的主客觀條件，必然形成新體制建立和運行的嚴重障礙。這種經濟體制上的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而且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影響政治、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其次，社會轉型時期，利益分化顯露。市場經濟對社會機制的深刻觸動，首先表現為利益的分化和重組。利益分配掙脫了高度集中的傳統計劃管理體制的束縛，沿著競爭規律流動，由此造成社會成員利益的調整，由于利益驅動，加之新舊體制轉軌出現的某些縫隙和漏洞，一部分人也會用不平等競爭或不公正手段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權力非法參與商品經營活動以謀取私利，從而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沖突。這種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實際利益和對改革的承受力，而且深刻影響到上層建筑尤其是政治權力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產生巨大的震動波和沖擊力。倘若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不能適度強化，勢必會導致乃至加劇上述消極后果。第三，社會轉型時期，價值取向日趨復雜。盡管因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相同，價值觀念基本趨同，但是由于市場經濟大潮激蕩起復雜多樣的價值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層面、不同利益、不同經歷的社會成員對任何一方面的變革，都會表現出不同的價值評判標準和價值目標追求；對于同一種社會現象，也會表現出不盡相同的心態或行為。這種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和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人們對經濟改革的承受力和適應度，而且更加深刻地影響到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認同和參與，從而在廣泛層面上影響到政治穩定狀態和社會協調程度。第四，社會轉型時期，文化碰撞加劇。對于社會變革中的各種事態和矛盾現象，社會成員會持有不同的文化視角；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在與當代中國文化相共融的同時，某些部分也與傳統文化產生尖銳矛盾，在一部分社會成員中形成強烈的觀念文化反差。以市場化為目標導向的經濟改革的深入，由于其深刻地觸及人們的政治關系，會在一定時間內使政治文化方面的差異變得復雜和尖銳起來。這種文化觀念上的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人們對社會變革和社會發展的價值選擇，而且有可能影響到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如此種種社會轉型過程中無可回避的矛盾，僅僅依靠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顯然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它迫切要求進一步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充分發揮政治對社會轉型的特殊作用。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深刻指出的那樣，“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保障。”
　　　　　　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內涵
　　我國新時期社會轉型過程中政治發展的內容豐富多彩。改善黨的領導，加強執政地位；改革政府機構，增強國家能力；加強“人大”建設，鞏固國家政權；擴展社會民主，提高公民素質；溝通政治關系，促進政治穩定……凡此種種，都是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根本性內容。除此之外，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基本出發點和特殊內涵，則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政治、社會發展的要求，改革和完善政治調控體系和權力運行機制，創造有利于經濟體制運行的政治架構。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市場作為配置社會資源根本手段的本質特征，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調控體系，創造有利于市場規律充分實現的政治調控體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與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不僅不應削弱政治上層建筑的作用，而且必須高度重視國家（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延緩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繼續運用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來領導和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因為，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尤其是決策體制和管理體制）是與市場運作機制不相適應的。從決策和管理角度而論，市場經濟機制從本質上就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削弱、排斥市場機制作用的最大弊端就是權力過于集中。如果千百萬商品生產經營者不能根據市場和成本的變動自主地進行生產、交換和投資決策，也就談不上由市場來配置社會資源。從這個本質意義上可以說，現代市場化進程，首先是對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沖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以經濟市場化為直接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保證。
　　1979年以來，我國一直以放權讓利作為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其主旨在于通過權力的下放和分解，以增強企業的活力。與放權讓利相適應，在政治上層建筑也進行了幾次以簡政放權為主要任務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些改革，雖然對于市場機制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未能從根本上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中央與地方之間既由于失去了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緊密聯系而出現分散主義，又由于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而出現地方保護主義，經濟發展缺乏應有的平衡和協調。這種“二律悖反”狀況說明，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在政企分開之后能夠更好地改善和加強政府對企業以及整個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的體制和機制，將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一項長期性內涵和全局性任務。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平等交換原則和社會利益增長的價值期待，改革政治權力運行機制，抑制和消除市場經濟過程中的腐敗現象。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不把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反腐敗提到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上來，作為政治發展的首要任務。這是當代世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在我國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進程中，更應當高度重視對政治權力商品化腐敗行為的抑制和消除。這是因為，政治權力商品化，既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相抵觸的政治行為，更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本質相悖離的政治行為。政治權力商品化行為的出現，一方面緣于我國現階段反映現代社會化商品經濟規律的市場體制及其運作機制還很不發育，難以有足夠的內生力抵御來自上層建筑方面逆反力量的侵擾；同時尚缺乏完備有力的市場法律保障，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悖離的政治行為難以得到及時有力有效的法律約束和法制制止。這是一部分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可以濫用政治權力對商品經濟進行非正常滲透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則緣于我國現行政治權力體系還不完善，缺乏行之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因此，抑制市場經濟過程中某些政治權力腐敗現象，僅僅靠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解決不了實質性問題，歸根到底需要從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尋求良策。這是我國社會轉型中政治發展的頭等大事和長期任務。
　　在民主政治的漫長發展過程中，政治權力將長期具有雙重性，政治權力是全體人民的意志，這是政治權力的一般意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種廣義上的權力是相當抽象的，人們看重的是另外一種政治權力，這就是只能為少數人所掌握的政治上的強制力量，這可以說是狹義上的權力概念。這種狹義上的政治權力，具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政治權力同國家職位緊密相聯系。由于國家職位只能為少數人所占有，因而政治權力這種本來屬于全社會公民的意志，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就變成了少數公民手中的特殊力量。利用這種政治權力，既可以推動社會進步，也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既可以造福于人民，也可以禍害于人民。二是政治權力與利益緊密相聯系。政治權力可以依據掌權者的意志造成一定的利益傾斜，它可以給一部分人帶來利益，而對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侵擾或損害；它既可以創造利益公平和平等，也有可能促成利益分化或沖突。
　　政治權力的上述兩個基本特征，在以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啟動力量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在社會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呈多元化狀態的復雜環境中，很容易生成一種負面效應，這就是，一部分掌權者運用手中權力介入經濟生活，以權力為依托進行商品經濟活動。政治權力的利益效應和隱藏在權力背后的利益動機，是政治權力在某些人手中變成以權經商、謀求私利的主觀動因；而政治權力人格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崇拜社會心理，則是一些掌權者可以依恃權力介入商品經濟活動的客觀條件。政治權力介入的經濟活動，必然是不等價交換，交換的主要目的是為掌權者謀取私利。由此必然導致“經濟權力化”，造成對市場經濟平等交換原則的嚴重破壞和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嚴重侵蝕。因此說，市場經濟過程中某些政治權力腐敗現象的滋延，根本原因不在于經濟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某些政治權力在與商品經濟發生聯系時偏離了權力的本質即全體公民的意志。那種把腐敗現象歸咎于市場經濟，認為只要實行市場經濟腐敗即難免的觀點，是缺乏充足的理由和依據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必須加強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這是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重點內容。權力失去制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權力腐敗現象。人民是權力制約和監督的主體。這種主體作用的實現和弘揚，有兩條主要途徑：
　　一是以權力制約、監督權力。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制約，包括兩個層次內容：第一層次，各權力機關——執政黨機關、國家立法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相互制約和監督；第二層次，人民對各權力機構的制約和監督。相對而言，第一層次是表層次，第二層次是深層次。
　　二是以權利制約、監督權力。權利是國家法律對公民基本權益和意志的確認，它是人民作為國家權力主體的具體體現。以人民的權力制約、監督國家權力機構，具體表現在人民所享有的有關政治權利及其實現程度上。參與國家管理是公民最大的和最根本的權利，它在公民權利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當所有公民都能切實地意識到自己享有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的時候，公民也就實際上成了國家權力的主體。毫無疑問，在這樣一種真正民主的權力結構中，任何濫用權力、以權謀私行為，也就可以得到及時有力的抑制和消除。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化品格和現代化發展趨向，改造小生產社會政治心理，抵制各種腐朽思想，規范社會成員的政治行為。
　　由于我國現階段的社會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性質，因此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每一步變革，幾乎都無不碰到小生產社會政治心理的滯障。由小生產社會政治心理長久積淀而造成的某些政治行為，是現代市場經濟最廣泛也最嚴重的社會政治障礙。我國現階段的小生產意識殘余包括兩種：一種是小農經濟意識；一種是小商品經濟意識。不論是小農經濟意識還是小商品經濟意識，由它們外化的政治行為，都會構成對社會現代化的逆反甚至破壞。小農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相互交往，而是使他們相互隔離。”因此“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1 〕小商品生產者政治要求的中心內容則是對私有利益的維護，由此，小商品生產者自發的平等、自由要求很容易脫離社會整體利益，導致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最終又陷入對權力的崇拜和對專制政治的追求。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也會不斷侵入，在一些社會成員中產生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
　　上述這些既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趨勢相對立，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悖離的社會政治心理和思想觀念，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在商品經濟大潮中便會滋生一些特有的社會問題。現實生活中一部分政治權力對商品經濟的非正常滲透，導致權商勾結，以權經商，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不能不說是這些思想意識作用的結果。
　　上述分析表明，要加快我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走向現代化的步伐，必須注重對小生產社會政治心理的改造，逐步以民主化、法制化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政治行為。這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政治發展的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是直接影響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基礎性工程。
　　　　　　社會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原則
　　政治發展既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又是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發展，較常規時期的政治發展，尤其具有特殊性。因而必須遵循若干特殊的原則。
　　　　第一，從中國現實的國情出發
　　在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史上，曾經輪番出現兩種忽視國情的傾向，一種傾向是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民主的一般理論，把結論當成現實，以至在抽象的理論渲染下掩蓋著許多與現代民主相悖的因素。再一種傾向是企圖照搬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理論和民主制度，模糊或混淆了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以至產生政治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歷史經驗說明，這兩種傾向，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歷史進程中，特別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所必須時刻加以防止的。
　　民主政治從本質上說，是指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它的基本形態和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于社會的生產關系及其他社會關系，決定于社會對上層建筑的普遍要求和承受能力，一句話，決定于特有的國情。這是民主政治建設尤其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出發點。
　　首先，中國政治發展的最根本條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產生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力量，而且是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最根本保證。通過改善黨的領導來強化黨的領導，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對政治發展的最基本要求。在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矛盾相對集中、各種社會關系和政治力量碰撞相對加劇的情況下，加強黨的領導，更是順利推進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還沒有完全達到現代化程度，這就對民主政治發展產生了極為復雜的影響，要求我們必須全面地適應和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主政治進程。借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積極的社會政治效應，強化對全社會民主道德教育和民主意識訓練，并通過這種教育和訓練，抵制市場經濟對人的政治觀念所產生的消極影響，這既是現階段國情條件下建設民主政治的一項現實任務，又是保證政治發展的一項重要原則。
　　再次，在我國現階段，人民政治參與的意識和行為受到經濟、文化、社會條件的制約而不很成熟，相當部分社會成員還不具備直接參與政治建設的自覺意識和能力，甚至表現為對政治的疏離和冷漠。因此，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發展，只能實行以間接民主為主體，以直接民主為輔助。
　　　　第二，在保證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進行漸進性政治體制改革
　　從社會發展總趨勢說，民主政治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是內在統一的。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催化劑，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最終必然帶來社會更加井然有序的發展。然而政治總是涉及社會穩定的最敏感問題，尤其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在種種復雜因素的作用下，往往會產生某些不穩定因素，甚至造成全局性社會動亂。我國現階段的民主政治發展，也很難完全避免上述情形發生。這就要求，社會轉型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必須以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為前提，并以促進社會政治穩定為現實目標。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能采取漸進方式。這是因為：首先，中國地廣人多的國情不允許對現行政治體制作全面性的改造。中國社會還沒有發展到完全依托自我管理而健全發展的成熟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于國家機構的管理，社會對政治變革的承受力還比較脆弱。如果對政治體制作全面性改造，很有可能使政治變革陷于被動甚至癱瘓。而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支撐著的政治發展，勢必是畸形發展，變成一盤散沙。其次，當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參與還沒有普遍發展到社會化、科學化程度的時候，也就是說，人們的政治參與動機還包含著眾多狹隘成分的時候，激進的改革方式，不僅很難解決現行政治體制中的弊端，反而會引發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導致社會震蕩。總之，激進式政治體制改革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體制改革，適宜采取漸進改革方式，把政治體制改革納入有序發展的軌道。
　　　　第三，政治建設必須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并運用自己的統治，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必須遵循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是民主政治建設必須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基本原則，對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的我國現階段來說，尤需予以足夠重視。
　　首先，對于上層建筑來說，經濟永遠是基礎，是決定性因素。作為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民主，它的產生、鞏固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在政治上獲得了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只有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解放生產力，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為社會生產的主人和社會產品的真正占有者，才能真正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如果離開經濟上的徹底解放，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則很難牢固和長久。
　　其次，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根本動力歸根到底蘊含在社會經濟生活之中，蘊含在作為民主政治主體力量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對民主的自覺意識之中。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只有從社會經濟生活中真實地感受到自己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翁地位時，才能煥發出對民主政治建設的巨大積極性，從而能動地推動民主政治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再次，從社會發展總趨勢說，社會主義民主不是終極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人民需要民主，追求民主，為民主而奮斗，絕不是要把民主當成一種奢侈擺設品，而僅僅是為了依靠民主的力量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并且獲得日益提高的經濟利益。社會主義民主的巨大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而社會主義民主優越性的發揮，又是一種長期的過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必須始終把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因此，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過程中，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內在地成為檢驗民主政治真實程度和實際水平的一項根本標志。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
　　　　　　　　　　　　　　　　（責任編輯：徐功敏）＊
　　
　　
　　
政治學研究0京1-7D4中國政治包心鑒19961996 作者：政治學研究0京1-7D4中國政治包心鑒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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