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經濟特區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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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共同富裕目標下的特區功能
  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共同富裕。然而怎樣才是共同富裕呢?怎樣實現共同富裕呢?長期以來,我們對前者的理解是,共同富裕就是平均主義,就是“大鍋飯”;對后者的理解是,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雖然我們從未這樣直接表述過,但實際做法就是如此。這種理解和做法形成了一種心理定勢,以致當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發展差距、富裕程度差距拉開時,人們便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反映,要求讓特區不“特”或取消特區,就是這種反映之一。應該說,要求縮小差距并提出方案去縮小差距,是完全合理的。問題在于怎樣去縮小。
  我國地域遼闊,幅員廣大,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地理位置懸殊很大。這種客觀差異決定了我國各地區的發展不可能齊頭并進,只能有快有慢。因此,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各地區的發展也一直是不平衡的,基礎設施、科技水平、經濟實力等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明顯。這兩方面的差距——客觀的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的差距與歷史形成的發展差距,決定了即使在各地區實行同樣的對外開放政策,但政策的效應是肯定不同的:有的地區投資者蜂擁而至,有的地區則少有問津;有的地區對外開放能很快開花結果,有的地區則會見效甚慢。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首先選在靠近港澳臺的廣東和福建,繼而再把步伐邁向沿海、沿江、沿邊地區,逐步全面推進,這種戰略選擇無疑是正確的。
  與此相聯系,客觀條件的差異決定了各地區在邁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可能同步富裕。一部分地區的先行發展和富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國過去的教訓證明,追求同步富裕只能意味著共同貧窮。現實的選擇只能是鼓勵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去影響、帶動和幫助“后富”,從而達到共同富裕。毫無疑問,這條道路是以拉開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為前提的,倘以傳統的共同富裕觀念觀之,似乎不宜。然而唯有如此,才是我國各地走向共同富裕的現實道路。道理十分簡單:只有讓有條件的地區發展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了,才有能力、有辦法去幫助和支持后發展地區:“捆綁”在一起謀求同步富裕,結果只能事與愿違:共同貧窮。實踐證明,小平同志為我們確定的這條合乎我國國情的共同富裕之路同樣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部分地區,特別是特區和東部沿海地區先行發展富裕起來,而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又有力地影響和帶動了其他地區走上發展和“奔小康”的道路,出現了我國各地區都在向前發展的大好局面。雖然發展速度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在拉大,但這是全局性發展基礎上的拉大,是“小跑”與“快跑”、“小發展”與“大發展”的差距。比起過去那種在共同貧窮層次上盡管很小的差距來,今天這種局面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歷史性進步,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成果。
  那么究竟如何縮小我國地區間的發展速度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呢?解決的辦法可以有多種:一是可以遏制或減緩包括特區在內的先發展地區的發展,把我國發展戰略的重心轉向后發展地區;二是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一平二調”,要求包括特區在內的先發展地區無償支援后發展地區,重新支起“大鍋飯”;三是可以繼續鼓勵和支持包括特區在內的先發展地區以更大的步伐向前發展,進一步增強經濟實力,強化它們的“輻射”和“帶動”功能,包括到后發展地區投資開發,同時,國家在保證不削弱先發展地區發展勢頭的前提下,采取扎實措施,在財政、產業政策和生產力布局方面,支持和幫助后發展地區開發建設。顯然,第一種辦法削足適履,傷害現有發展活力,不僅有害,而且難以實施,難以奏效。第二種辦法可以實現,但卻極端有害。也許到一定時期,可以讓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一點稅利,支持后發展地區的發展。但小平同志指出: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小平同志設想,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時再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③]平均主義、“大鍋飯”的作法只能使我國重新走回改革開放前的老路。只有第三種辦法才是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的正確選擇,只有讓能“快跑”的繼續快跑,讓能“大發展”的繼續大步發展,國家和先發展地區才能有更充足的能力去幫助和帶動后發展地區增強自身的發展活力。
  因此,即使單從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的角度看,特區的繼續存在和更快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實際上,特區的繼續發展對其他地區是利抑或是弊,不應當看它把其他地區拉了多遠,而應當看它是有助于還是損害或破壞其他地區的發展。如果是有助于其他地區的發展,即使特區和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今后繼續拉大,也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顯然,特區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妨礙或損害其他地區的發展,只會對其他地區起“輻射”和“帶動”作用。更何況,共同發展不是共享一碗水:我分享多了,留給別人的就少了。發展是一種創造;特區的發展可以不妨礙或損害其他地區的發展。出于同樣的原因,取消特區并不意味著其他地區必然會大踏步發展——特區誕生以前的情況早已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把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與取消特區聯系起來,是沒有任何根據和道理的。當然,特區應當時刻不忘自己承担的歷史重任,加強同后發展地區的經濟合作,包括到后發展地區去投資辦廠,開發利用當地資源;輸送信息、技術、人才,為當地資源、產品、勞動力開拓市場,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幫助后發展地區發展致富。事實上,特區和其他先發展地區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行動。
    3、21世紀:特區命運定位的現代標尺
  考慮特區要不要繼續“特”,研究特區的未來命運,固然要從我國的發展全局出發,但卻不能僅僅局限于我國,更不能以我國的后發展地區作為特區命運定位的標尺或依據。特區命運定位的現代標尺應當是21世紀,應當是21世紀國際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和國際現代化的大潮流,應當是我國順應21世紀的國際經濟發展大趨勢和國際現代化大潮流時特區所應處的理想地位和應發揮的理想作用。
  8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在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變化著的時代,雖然戰爭與革命在一定地區、一定范圍還存在,但和平與發展,已經無可爭辯地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為了謀求發展,各國既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也開始了越來越廣泛緊密的合作。作為這種競爭與合作的表現和結果,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更加明顯。歐洲共同市場已經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已經形成,1994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茂物宣言》也宣布:“不遲于2020年在亞太地區實現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這一目標。”我國大陸與港澳臺經濟協作和經濟一體化正在逐步形成和發展。所有這些都顯示了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這種趨勢無疑有助于消除各種障礙,加快世界經濟的發展。我國所處的亞太地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除“四小龍”外,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正在進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期。如前所說,這些國家的迅速發展已對我國21世紀的發展形成嚴峻的挑戰。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臺灣已確立了以亞太營運中心的面目出現于21世紀的設想。
  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求我國采取有效的應戰措施。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快華南地區以特區經濟為龍頭的發展勢頭。近年來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企業家普遍認為,以香港、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地區是當今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增長中心。保持這一地區發展勢頭將有利于我國在新的區域經濟格局中占居有利的競爭位置。到本世紀末,在香港和澳門陸續回歸后,不僅香港、澳門和大陸華南地區經濟發展會走向一體化,同時會更有利于大陸和臺灣間的經濟聯系。若對這一重大的經濟發展背景熟視無睹,或是采取取消特區的錯誤作法,無疑將對我們最近十余年初步形成的且十分有限的華南地區的競爭優勢造成極大的損害,使一些本處于劣勢的東南亞國家在與我國進行對外開放的競爭中占居主動地位。[④]
  恐怕沒有誰能否認,中國處于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日益深刻的世界政治經濟中,是國際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及其發展狀況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宏觀背景和國際條件,中國發展不可能獨立于或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世界的發展也不可能無視中國的存在和發展。因此,及時、準確地分析和把握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格局和趨勢,并以此為背景和條件,來考慮和謀劃中國的發展問題,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特點,是確定改革開放政策和創辦經濟特區的重要原由。令人感到費解的是,當時光進入90年代,21世紀已指日可待之際,不少同志反而不再從國際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和世界開放的新格局中去尋求特區向更高目標邁進的戰略方針和政策措施,而是以我國中西部后發展地區為參照,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為理由,以平等競爭為借口,謀求讓特區不“特”或取消特區,這種思維方式和戰略目光是一種進步呢還是倒退?這樣做對我國21世紀的全局性發展是有利呢還是有害?實在值得深思。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無論從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全局看,還是從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看,無論是立足于國內,還是立足于國際,都找不到應該讓特區不“特”或取消特區的理由。特區還要繼續“特”。特區應當在更深的層次和更高的水平上更加淋漓盡致地發揮窗口、排頭兵和試驗場的作用,成為我國能夠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發揮重大影響的世界級城市或世界級區域中心。在黨的十四屆五中會全上,江澤民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央對五個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的基本政策不變,……要把五個經濟特區和浦東新區辦得更好。進一步發揮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帶在改革與發展中的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這是邁向21世紀的中國的歷史期待和歷史選擇。
    三、特區命運存續于恒久的創造
    1、特區自有“特區勢”
  特區地位和作用的繼續保持雖然面臨一系列國際挑戰,但也面臨許多新的機遇;特區優勢雖有所減弱,但并沒有完全消失;并且一些優勢在減弱,另一些優勢又在增強。特區有永遠屬于自己的東西。特區這些有所減弱但沒有完全消失、有減弱也有增強的各種獨特優勢的綜合統一而形成的特殊態勢,我們稱之為“特區勢”。特區已經形成了“特區勢”。
  特區勢之“勢”,即可理解為“優勢”的勢,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優勢”,它是各種優勢綜合而成的一種客觀態勢;也可理解為“勢能”的勢——勢能在物理學上是指事物由于自己的地位而生成的一種能。概括地說,特區勢,就是特區由于自身的獨特優勢和歷史地位而能夠產生很強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那樣一種客觀態勢。這種態勢,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特區勢是特區多年來積累起來的政策優勢、體制優勢、人才優勢、文化觀念優勢、基礎設施優勢、經濟實力優勢等等綜合統一而成的,不是某個方面的單一優勢。就某個單一方面來看,特區在這方面也許不占多少優勢,但從綜合的整體態勢來看,特區之“勢”就是其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了。另一方面,特區勢來源于它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窗口、排頭兵和試驗場的特殊地位。這種地位使它與內地的開發區、開放區區別開了。內地的開發區多半面積不大,功能單一,而且是新砌爐灶,開放區又散無定數,因而它們在短期內難以形成特區這樣的吸引力和開發規模。而特區則是以省、以市的規模出現的、以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超常規發展為目標的社會單元,它能激發投資者長期的且大規模的投資計劃。由于特區勢的存在,盡管內地的開發區、開放區也可以吸引一部分投資,但特區終究是特區,它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始終是巨大的——只是需要附加一個前提條件,即不要總是制造要讓特區不“特”或取消特區的輿論,以免投資者對特區趨勢和命運捉摸不定而徘徊觀望。
  現在我們稍微具體地分析一下特區勢的各種構成。
  特區優惠政策雖然被取消了一些,但僅僅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一些,而主要是進口關稅方面。特區的大部分優惠政策并沒有變,例如:企業所得稅優惠不變,外資利潤自由匯往境外的政策未變,外商落地簽證政策未變,特區經濟自主權未變,等等。因此,特區政策優勢較之當初雖然減弱了,但優勢仍然存在。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要增強特區政策意識,用好用足這些政策。
  特區體制優勢雖然由于全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有所減弱,但無論在市場體系、市場規范、企業駕馭市場的能力方面,還是在政府處理與市場與企業的關系方面,特區相對說來要成熟得多。特區“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體制至今在全國仍然居于領先地位,全國人大賦予廣東、福建、海南以及深圳、廈門的特許立法權,為特區發揮和再創體制優勢,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在人才方面,特區10多年來吸引和積累了大批開拓型人才,這是特區最寶貴的財富。一切問題說到底是人的問題。人的最寶貴之處在于創造。積聚在特區的大批人才,經歷過1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經歷過10多年市場經濟風雨坎坷的磨練和摔打,變得更加清醒、成熟、務實,視野和胸懷更加開闊,對外開放和駕馭市場的經驗更加豐富,更富于開拓、進取和創新精神。充分利用和發揮這些人才優勢,特區一定會譜寫出更加輝煌壯麗的詩篇。
  觀念文化優勢是一種特殊優勢。多年來人們有一種誤解,似乎特區經濟建設上去了,觀念文化建設卻滯后了,甚至墮落了。實際上,特區多年來形成了一種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要求比較接近的觀念文化氛圍,正是這種氛圍,使各種“左”的思想觀念和封建主義東西的市場日益縮小,激勵人們把經濟建設置于中心地位,推動人們去拼搏和競爭,一部分人通過合法經營先行致富受到最少的忌妒和非議,投資者較少受到各種不應有的精神壓力,各種旨在破除傳統體制的改革措施(例如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運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等)比較容易得到普遍認同,個人隱私得到較多的尊重,人際關系的“內耗”現象比一般要少。總起來說,特區的觀念文化氛圍是一種催人求實、開拓、創新、競爭、奮發向上的氛圍,是一種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氛圍。特區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培育造就了特區這種觀念文化氛圍,特區的觀念文化氛圍又推動著特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兩者形成了比較好的互動關系。我們預料,特區的觀念文化將會在較長的時間內保持其獨特優勢。
  特區的基礎設施,經過多年連續不斷的集中投資建設,獲得了飛速發展,交通、電力、通訊和各種市政建設,早已跨入全國先進行列,有的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特區的經濟實力普遍增強。在如此雄厚的物質基礎上去展望特區未來,難道會比特區創辦當初更令人泄氣、沮喪嗎?!
  特區還有一些優勢,如靠近港澳臺的區位優勢,日益增多的高新技術產業優勢,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優勢,“特區”本身的影響力、感召力優勢,等等。所有這些優勢的綜合統一,構成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整體態勢,即“特區勢”。它是特區得以繼續大踏步前進的條件或資本。
  既然特區自有“特區勢”,因此我們對于特區的前景不必失落和焦慮。特區過去是、現在是、將來很長時期內仍然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資區域。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對于自己,沒有信心不行,信心少了也不行。
  特區常常有人表現出失落和焦慮情緒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沒有全面認識“特區勢”。他們往往把特區簡單地等同于優惠政策,一旦某些優惠政策被調整或取消,就認為特區不“特”了,特區優勢沒有了。這里涉及到一個必須正確解決的重要問題,即應當如何理解特區和優惠政策的關系問題。
  首先應當肯定,對特區來說,優惠政策越多,對特區的發展越是有利。因此,努力保持現有的優惠政策,盡力爭取新的優惠政策,是特區不可忽視的一項重要工作。然而,對此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不在特區。人們對特區認識的種種偏差及由此而產生的要求讓特區不“特”的主觀態度,其影響不可小視,不是我們認為應該消除就能消除的。因而,對于特區優惠政策的不斷調整,特區必須抱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在特區發展的不同階段,優惠政策具有不同的意義。在特區發展的初始階段,優惠政策如同特區的生命,沒有這些政策就沒有特區。沒有這些政策的激勵,特區就產生不了那么大的吸引力。因為此時,特區除了優惠政策之外就什么也沒有。雖然廣東、福建的四個特區的所在地都靠近港澳臺,但沒有興辦特區的舉動和與之配套的優惠政策,這些地方就只有“區位”而沒有“優勢”。優惠政策此時對于特區的最重要的意義與其說是給投資者“讓利”,不如說是對投資者“造勢”,即造就最初的“特區勢”。這種最初的“特區勢”的最大作用在于:海內外投資者立刻通過它而意識到,特區將是中國的一個充滿魅力的特殊投資區域,盡管此時特區仍然是漁村、荒灘和坡地。于是政策優勢創造了區位優勢。特區憑這兩個優勢起步,再把體制優勢從設想逐步變成實踐,從此一步一步,年復一年,漸漸積累起人才優勢,觀念文化優勢,基礎設施優勢,經濟實力優勢,以致發展到今天,政策優勢在“特區勢”中所占的“份額”已從當初的“唯一”變成了“其中之一”,投資者看好特區的,已不僅僅是優惠政策,甚至主要不是優惠政策,而是它的良好的基礎設施,日趨成熟的體制和市場機制,高素質的人才和其他良好的人文環境。特區今天雖然還離不開優惠政策,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優惠政策對于特區已不再具有“生命”的意義。特區在優惠政策這個“第一推動力”運行起來之后,已逐步接近自我運行的軌道。只要特區繼續努力創造,以國際標準為目標建設好“軟”、“硬”環境,特區終有一天會成為即使沒有優惠政策也依然是一個富有魅力的理想投資場所,正像許多發達國家從不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什么政策優惠,但外國投資者依然趨之若鶩一樣。
  因此,特區目前雖然仍要盡力爭取優惠政策,但不必過分注重優惠政策的調整與變動。而是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創造上。特區的生命在于特區自身的持續創造。我們不僅希望特區的各級干部懂得這一點,也希望海內外投資者們懂得這一點。
    2、特區優勢生成于持續的創造
  優勢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競爭而發展的。特區今日之“勢”不能說明和保證明天還有這種“勢”。特區的優勢生成于持續的創造,特區的命運存續于持續的進取。因此,增創特區新優勢,已成為普遍的共識。問題在于,誰來創造新優勢,創造什么樣的新優勢?
  誰來創造特區新優勢的問題亦即誰是特區實踐的主體的問題。毫無疑問,特區的實踐主體首先是國家,是中央。特區是小平同志倡導、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創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來的。因此,增創特區新優勢,除特區政府和人民要發揮自己的實踐主體的作用外,還需要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發揮自己的實踐主體的作用,研究和制定增創特區新優勢的思路和措施。[⑤]現在,各個特區及學術界對增創特區新優勢問題提出了種種設想,例如,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在特區“再造社會主義香港”;深港對接;按照國際慣例逐步把特區變成海關監督下的非關稅區,即逐步實現特區由關境內的特區向關境外的特區的轉變;根據5個特區的基礎和條件對特區進行分區別類,分類發展,有的繼續發展以高科技工業園為主的綜合性特區,有的發展出口加工區,有的拓展自由貿易區(或自由港區);給特區更大的改革試驗權,對我國將要實行的符合國情的國際慣例在特區先試辦,對我國“復關”需要調整的政策,在特區先試用,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改革措施,在特區先試行;等等。但所有這些設想絕不是特區自己所能決定的。特區熱切期待中央研究和制定增創特區新優勢的新舉措,使特區在我國走向21世紀的發展全局上,不僅能夠把現存的能量全部釋放出來,而且能夠創造和發揮出更大的能量。
  毫無疑問,增創特區新優勢的出路并不唯一地決取于上述設想的全部實現或部分的實現。在中央沒有出臺特區新舉措的情況下,在現有政策條件下,特區政府和人民作為特區的又一實踐主體,仍有很大的創造潛力和活動空間去增創特區新優勢。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中央所要求的“特”,中央所允許的“特”,特區還沒有完全“特”到位。同時,一度已經“特”了的,又出現了某些復歸現象。因此,對特區來說,增創特區新優勢,就是要進一步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的要求,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努力創造,在“特到位”上下功夫,在“特到位”上做文章。這個“特到位”,主要是“體制到位”。
  正如前面所說,特區創辦以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行政體制方面,敢試敢闖,取得了領先于全國的重大成效。然而,這兩種體制都沒有完全到位。例如,市場體系、市場機制、市場規則都還不健全;現代企業制度還不完善,國有大中型企業還沒有全部活起來;特區運行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都有待加快步伐。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還遠遠沒有完成,政府至今仍掌握著許多早就應該放棄的權力,仍習慣于用傳統的手段和方式管理社會和經濟事務;盡管采取許多措施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但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辦事難”似已成頑癥。特區創辦初期那種“特區特辦”、“特事特辦”的氣魄明顯有所退化,改革創新精神明顯有所減弱,用非特區的方式管理特區,常有所見。我們曾經肯定,較之內地,特區體制優勢雖有減弱,但仍有優勢,然而與特區的地位和要求比,特區體制還遠未到位。因此,努力進行特區體制創新,使特區從初創時的“政策吸引”轉化為新時期的“體制吸引”,是強化“特區勢”的重要工程。特區命運將緊緊維系于這一特殊工程。鑒此,我們可以把體制創新視為特區的第二次創業。
  新一輪的特區體制創新,要重新喚起當年“特區特辦”、“特事特辦”那樣一種氣魄和開拓創新精神,緊緊圍繞開放,按照開放的要求,以國際慣例為參照去設計和構思,進一步突破國內體制的現有模式和框框,使特區按國際慣例改革,按國際慣例開放,最終實現按國際慣例運作。對此,本書前面有關章節已經詳細論述了。
  特區體制創新的基本目標,一是經濟關系市場化,即特區的一切經濟活動都要以市場作用為基礎,讓市場作用涵蓋一切經濟領域,取消經濟活動中大量的行政隸屬關系、行政等級制度,是終以橫向的市場經濟聯系取代縱向的行政依附關系。
  二是經濟運行自主化。特區必然搞真正的市場經濟,其特征是“經濟自主”,包括自主的企業制度、自主的競爭制度和自由貿易制度等內容。然而,經濟自主不是不要政府干預,但政府干預居非主導地位,一般多發生在宏觀領域,而且以不破壞經濟自主為前提,不僅如此,政府干預的最終目的則在于保障經濟運行長期的有秩序的自主化運作。
  三是經濟發展開放化。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而開放經濟的最終目標是與國際市場接軌,生產要素總是向利潤率最高的地區流動,特區經濟運作機制必須有利于特區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合作,有利于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合理流動。
  四是經濟管理法制化。經濟自主不是不要管理,但管理必須納入法制化軌道。要盡快消除編好用政府紅頭文件、內部規定實施管理的舊習,強化市場經濟立法,建立健全規范市場運行及其市場活動的各種規則,形成依靠法律推動經濟發展的運作機制,并維護法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特區體制創新的重點內容是合理構造企業、政府、社會、市場這四大方面的內部體制,科學建立政府和企業、企業和市場、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社會和市場、企業和社會這六大基本關系。[⑥]這當然需要專門研究和設想。本書顯然無力完成這一任務。
  以體制新優勢為主體,以政策優勢、人才優勢、觀念文化優勢、經濟基礎優勢、經濟實力優勢、地域區位優勢相配合,特區的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邁入一個新階段,特區在我國的發展全局上就一定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3、特區命運的終結: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正像任何事物有生有滅、有始有終一樣,特區的命運也有終結的一天。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特區是一個歷史現象。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途上,特區也不可能是一個永恒范疇。
  中國的特區還要存在多久,現在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世界上的特區已經存在了400多年,至今仍方興未艾。
  不過我們可以斷言,既然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那么特區至少也應該堅持辦一百年不動搖。特區與我國的改革開放共生,也應與我國的改革開放共存。
  當中國不再需要特區,特區對中國不再有用之時,便是特區命運在中國的終結之日。
  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如同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主觀隨意地提前終結它,或主觀隨意地故意拖延它,都是違背規律,因而,也都將有百害而無一益。
  只要特區在中國尚存一席之地,我們都應不遺余力地推進它,辦好它,以不污損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光輝大業作出不朽貢獻的特區的聲譽,以盡特區的實踐主體的應盡之責。
  中華民族,將沿著特區探索出來的道路,登上世界現代化之巔,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這條道路,也就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③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
  ④參見林凌、唐杰:《特區在新時期的任務與新時期的開放政策》,“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國際研討會”(海口,1995年4月)會議資料。
  ⑤參見于光遠:《要對五個經濟特區的問題進行深刻的研究》,“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國際研討會”(海口,1995年4月)會議資料。
  ⑥參見鄭海航、李海艦等:《特區經濟發展機制創新研究》,載《中國工業經濟》1995年第1期。
  
  
  
海南特區報8海口003F14特區與開發區經濟周文彰19951995 作者:海南特區報8海口003F14特區與開發區經濟周文彰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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