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本世紀來中國社會三次巨變的地理軌跡及其哲學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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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他不僅指明了本世紀來中國社會發生的三次巨變,而且充分肯定了三位偉人的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偉大的功勛。對這三次巨變深究下去,我們還會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這三次巨變過程的地理軌跡有令人驚奇的一致性,即它們都是自南而北的,都是從廣東、從廣東的廣州地區為起點,向北輻射,而擴大至全國的。何以本世紀來中國社會三次巨變會出現這樣的地理軌跡?這一現象蘊含著什么樣的哲學內容?它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什么關系?回答這些問題,對于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一、三次社會巨變及其地理軌跡
    (一)第一次巨變及其地理軌跡
  這次的巨變是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即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制的變遷。這是通過由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實現的。雖然由于這一“革命尚未成功”,沒有取得完全勝利,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沒有完全建立,但是,通過這次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因此,它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巨變是不容置疑的。
  這一次巨變的地理軌跡,可以舊民主主義革命進展的地理過程來標示。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在廣東地區開展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朝統治奪取政權的武裝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1911年4 月27日發動的廣州起義。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它震動了整個中國,振奮了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激勵了更多的人投入反清斗爭,引發了四川、兩湖和廣東四省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矛頭直指清廷的“保路運動”,直至武昌起義。因此,廣州是這一次革命運動的地理起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并取得了勝利。武昌起義的勝利,推動了群眾革命熱情的迅速高漲,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從南方到中原地區,從東到西包括大半個中國的15個省,或起義推翻清政權建立軍政府,或脫離清廷宣布獨立。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并宣布中華民國成立。2月12日, 清帝在北京宣布退位。這標志著革命的波濤已經到達北方,清帝退位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至此,從封建專制到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制度的更新的歷史任務算是實現了,而這次革命發展過程的地理軌跡是從廣州開始,由南而北進行的。
    (二)第二次巨變及其地理軌跡
  這次巨變是社會制度的全面變更,即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更替。這一巨變是通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完成的,因此這一次巨變的地理軌跡,可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地理進展過程來描述。
  新民主主義革命包括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四個階段。1912年3月,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建立起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政權,接著開始了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孫中山和他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繼續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斗爭。1926年7月國共兩黨合作, 在兩黨共同經營的大本營所在地廣州出發開始了旨在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伐戰爭。所以,廣州仍是這一巨變的地理軌跡的起點。1927年4月12日, 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篡奪了北伐戰爭的勝利果實,建立起蔣記大地主大賣辦階級的政權。從此,中國共產黨單獨肩負起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歷史任務。此后的革命發展的地理進程,可用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以人民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為特征的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來標志。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在南方十多個省創建了以井崗山中央根據地為主的十多個革命根據地。由于蔣介石的圍剿,1934年10月紅軍實現戰略大轉移,由南往北,經過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到達陜北,創建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開始后,我黨又在晉、冀、魯、豫等地創建了10多個抗日革命根據地。日本投降后,又創建了遼闊的東北解放區。接著,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推翻了蔣家王朝的反動統治,解放了除臺灣之外的整個中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并且從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從上所述,這次巨變的地理軌跡還是從廣東開始,自南而北進行的總態勢沒有改變。
    (三)第三次巨變及其地理軌跡
  這次巨變的內容是改革開放,改革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改革原來的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模式;擴大開放,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科學文化知識,以促進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經過十四年的探索試驗,終于在黨的十四大上確定了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模式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轉變(即第三次巨變)的地理軌跡,可按設立“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的地理進展過程來描述。這一進程是:1979年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靈活的政策。1980年8月,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4月決定廣州、寧波、上海、天津、大連等14 個從南到北的沿海港口城市為開放城市。1985年2月,決定把珠江三角洲、 閩南三角洲以及長江三角洲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90年6月, 批準設立上海浦東開發區,并先后批準建立了上海外高橋、天津港等13個保稅區。1992年開始,先后把西南、三北地區一些沿邊市縣列為開放城市,進而把內陸的長江沿岸城市以及內陸和三北地區的一些省會城市列為開放城市。至此,完成了全方位的開放。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到,這次巨變的地理軌跡也是從廣州地區為起點而向北延伸,擴展至全國的。
      二、形成這一地理軌跡的原因辨析
  中國本世紀的三次巨變何以會出現如此一再重復的、同一的地理軌跡呢?對這一奇特現象的解釋,最容易讓人接受的莫過于用政治地理因素來解釋了。因為引發這三次巨變的歷史事件的地理因素和這一地理軌跡的關系是較淺顯、直觀的事實。
  第一次巨變的地理軌跡,所以從廣州開始,是因為這次社會巨變是由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引發的。而孫中山是廣州附近的香山縣人,他的革命活動在國內是從廣州開始,而且以后也一直以廣州為基地。從1900年到1911年武昌起義前由他親自發動或在他領導影響下發動的11次起義中,有5次是在廣州地區發生的, 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亦稱黃花崗起義)。 此后的革命運動所以向北發展,是由于當時封建統治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民主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在全國范圍內消滅封建制度。這樣,就必然地要把斗爭的鋒芒北指,因此就形成了革命發展的自南而北的地理軌跡。
  第二次巨變的地理軌跡所以會從廣州開始,是由于廣州是當時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全國革命力量集中的中心,而且國共兩黨結成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因此它成了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的北伐戰爭的出發地。由于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凱把持了政權,1916年袁死后開始了作為他的政治遺產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因此,孫中山繼續為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標而斗爭。此時,孫中山明確地把廣州作為革命的大本營。例如二次“護法運動”都以廣州為中心,在廣州召開了以國共合作為特色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創辦了黃浦軍校等等。后來即使孫中山逝世了,廣州作為革命的中心也仍然沒有改變。這樣,以消滅北洋軍閥為直接目標的北伐戰爭,不僅從廣州出發,而且從南到北不斷向北推進。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獨立肩負起領導革命的責任之后,它也是先在南方地區開展革命斗爭、建立根據地。到1934年,一方面由于蔣介石的圍剿,另一方面是這期間出現了一個新的重大因素,即日寇侵華,華北危急,中國共產黨舉起抗日救國的旗幟移師北上。這一過程的地理軌跡可以說是在銜接北伐戰爭成果的基礎上繼續由南而北的。
  第三次巨變的地理軌跡之所以從廣州地區開始的原因,鄧小平同志講得很清楚,他在1991年初《視察上海時的談話》中講到1980年決定設立四個經濟特區時說:“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洲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很多。”(鄧選第3卷第366頁)。從這一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央決定興辦這四個經濟特區主要的意圖在于引進境外的資金,市場經濟這一體制因素尚不在視野之內。這一判斷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實:這四個特區興辦的最初時間是在1979年7月,當時中央決定的是“試辦出口特區”, 到了1980年5月中央才決定將其改稱為內涵更寬的“經濟特區”。(參見鄧選第3卷第394頁注釋29)。只是在后來一方面由于經濟特區的巨大成功, 一方面隨著全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探索的進展,它才逐步凸顯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作用。也正是由于經濟特區的巨大成功,中央才在1994年加大了開放的幅度和強度,把開放城市和地區向北延伸,向全國擴散,這樣就形成了這次巨變的自南而北的地理軌跡。
  上述關于這一地理軌跡形成原因的政治地理解釋,僅僅是一種表象的事實,透過這一表象的事實后面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一原因更能說明廣州作為三次巨變的發源地具有客觀的必然性。這一原因是什么呢?從哲學的角度講,這是由于廣州地區從近代以來逐步形成了一個最易引發中國社會變革的精神環境。
  廣州地區的這一精神環境是由于它所處的地理位置而歷史地形成的。早在鴉片戰爭前,達·伽馬發現了東方新航路之后,西方殖民主義者紛紛東來,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等國相繼派商船、艦隊強行進入中國南部沿海城市進行通商貿易活動,以后又逐漸把通商貿易活動匯集到廣州及其周圍地區。鴉片戰爭后,廣州由于它作為中外通商口岸的地位以條約的形式作了確立,以及受與它一橋之隔的香港地區的商業活動興盛的影響,廣州逐漸成為中國最大的中外貿易城市。隨著這種貿易活動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意識也越來越多地傳輸進來,擴散開來,漸漸地在這個地區形成了封建制國家內的一種以資本主義意識為內容的特殊的精神環境。
  這一精神環境的內容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意識。但是,它不是純粹的、標準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意識,而是一種模糊的、次級形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意識,這只是因為它是通過商業活動而傳播進來的。這是一種自發的傳播,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目的的傳播,傳播者和接受者雙方都不是以意識形態為職業的人,而是從事謀利謀生活動的普通群眾。因此,這種精神環境的存在形式不是系統明晰的理論,而是表現為意向、情感的散漫的日常觀念。這種存在形式決定了這一精神環境的載體是直接從事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廣大群眾,而不是少數以創造和傳播思想為職業的理論家或以領導和改造社會為職業的政治家。就這一精神環境的內容而言,由于資本主義意識相對封建主義意識來說,是一種以社會歷史階段相區別的進步意識,它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封建社會國家內的社會作用,表現為一種要求進行以資本主義為榜樣的社會變革,易于接受這種社會變革的意向和情緒。就這一精神環境的存在形式和載體而言,它的社會作用表現為一種響應社會變革的社會心理基礎和實施這種社會變革的群眾基礎。由于這一精神環境的存在,一旦社會變革的時機成熟,社會變革的倡導者提出了變革的綱領,舉起了變革的旗幟,這一環境中的人們就會率先響應變革的召喚,掀起社會變革運動。正是由于廣州地區存在著上述的精神環境,才使它成了本世紀中國前二次巨變的地理起點。這其中的具體機制大致是:由于這一精神環境,使革命力量最容易在這一地區生長、聚集,從而使它成了革命的政治力量中心,因此,雖然它既不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的中心,也不是無產階級人數最集中的地區,卻成了引發這二次巨變的發源地。
  至于與第三次巨變相聯系的精神環境,由于時代的不同、國家性質的不同,它的內容、存在形式和載體也都起了變化。它的內容已經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意識,而是市場經濟意識;其存在形式已不是模糊的日常觀念,而是明晰的國家經濟運行體制的市場模式觀念;它的載體已不再是社會基層的群眾,而是一般社會人士,其主體部分是建國后隨現代產業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各級經濟管理人員,其中也包括經濟理論工作者,他們是從自己的職業感受出發最早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覺悟的社會群體。它的形成除了歷史傳統的因素,還同廣州地區與之近鄰香港是一個純粹市場經濟體制的標本有關。同時,這一地區眾多華僑的書信、口頭傳播國外市場經濟信息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作為這次巨變的地理起點的機制大致是:由于這一精神環境的存在,這一地區最適合于以市場經濟模式運行的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的落腳、生長,從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的試驗的始發地。
      三、對本世紀來的中國國情的幾點認識
  從對本世紀以來中國社會三次巨變過程的考察,對歷次巨變的地理軌跡及其形成原因的辨析,我們可以得出對近代以來的中國國情的一些重要認識,這些認識對于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觀察今后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具有一定意義。
    (一)本世紀以來的中國在社會發展的內容方面是一個受體
  如前所述,造成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三次巨變的地理軌跡之所以從廣州地區起始,是由于廣州地區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精神環境。這一精神環境的內容在它們各自所對應的歷史時期,對中國來說都是先進的社會意識,而這種先進的社會意識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而是從國外傳輸進來的,也就是說,作為引導中國社會三次巨變的精神因素都是來自國外的。作為社會演變內容的社會制度文化是從國外輸入這一事實,說明近代中國在社會發展內容上是一個受體,它的變革、發展和進步需要接受外部的東西。
  當一個國家的社會意識、社會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成為其它國家仿效的榜樣的時候,它就在社會發展的內容上成了授體而不是受體了。達到了這一步,也表明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在世界上已經處于先進的地位。中國在世界古代史上有過輝煌時期,但是在近代卻落后了。那末,中國何時能夠改變這種狀況,在世界上成為社會發展內容上的授體而不是受體呢?達到這一步的條件又是什么呢?回顧世界的歷史發展,環視當今的世界現實,大約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當一種社會制度能夠使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過上物質上相對地最富裕、精神上相對地最自由的生活的時候,這種社會制度就會自然地成為人們仿效的榜樣。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它的本質和價值目標來說正是一種這樣的社會制度。我們的改革開放正在逐步完善這一制度。展望未來,很可能關鍵就在于我們能否將在當今世界上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在當今世界上能夠最有效地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完美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與傳統觀念有所不同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兩者融合為一體,并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國民經濟人均產值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又運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保證社會財富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在不犧牲效率前提下的盡可能公平地分配,從而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富裕的物質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那么我們就創建了當今世界上最合理最先進的社會制度,中國就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出新貢獻。到了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的發展就無須在社會發展內容上借助外國的模式了。
    (二)在三次巨變中南北兩方地位的不平衡,先進的南方,落后的北方
  三次社會巨變向我們顯示了一個規律,即每次巨變總是從中國大陸南端沿海的廣州地區開始,然后逐步向北延伸、擴展;當這種變革的波濤一直到達北方之后,一次社會巨變就完成了;然后再由于社會矛盾的積累而開始下一次演變。就近代中國社會是通過一次一次的巨變而向前發展的事實而言,這一規律反映了南北兩方在三次巨變中的如下地位關系:先進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激進的南方,保守的北方。這種情形又說明了南北兩方在社會發展程度上的差別,正是這種差別造成了它們在歷次社會巨變中態度的主動和被動的不同。當然,上述的差別和不同歸根到底是由于它們的相對地理位置不同以及這種地理因素向人文因素轉化的結果。
  那么,近代中國社會的這種演變過程模式,南北兩方的這種差別給了我們什么啟示呢?對于研究中國社會演變、發展的人來說,為了預見中國社會可能出現的演變、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首先應該注視廣州地區的社會出現的變化,分析研究這些變化是否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預示中國社會演變的方向,作出正確的判斷。對于担負指導和領導中國社會發展責任的人來說,應該在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把在廣州地區萌芽、生長起來的代表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新生事物”自覺主動地移植、推廣到全國其它地區,以促進中國社會順利地向前發展。當然,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南北、東西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會迅速縮小,因此,上述歷史啟示的時效意義將與中國現代化進展的速度成反比。
    (三)本世紀以來,以上海為中心的東中部始終是演出社會變革事件和經濟發展的重心地區
  如果把引發三次社會巨變的事件比作一臺戲劇,那么這臺戲在廣州地區開幕,其高潮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東部地區,而在北方的北京地區閉幕。其所以如此,是由這些地區各自的人文地理因素以及它們在全國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不僅引發每次巨變事件的高潮出現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東部地區,而且,作為每一次巨變的成果的社會經濟發展也集中表現在這一地區。如在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后,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上海成了舊中國的經濟中心。新民主主義革命后,上海是新中國最大的工業和商業城市。當前正在進行的浦東新區的開發和開放,將使上海重新成為一個世界金融、貿易中心并帶動長江流域東中部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
  相比之下,廣州地區雖然是歷次社會巨變的地理起點,但它和包括它在內的整個華南地區卻從來沒有成為近代中國的經濟重心。至于北方地區,除了北京由于它在歷史上長期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在某些歷史時刻能發揮特殊的作用外,其余廣大地區在歷次巨變中都處于被動地位,在每次巨變后的經濟發展方面沒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不過這些都只是歷史的事實,而現在情況正在起變化。例如,就經濟發展而論,以廣州地區為重心的廣東省的經濟力量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而急速地增長,它近幾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正在趕上和超過上海市水平。北京地區在建國以來是全國的科學中心,而現在又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科技成果必定要轉化為經濟力量,因此,展望未來,北京地區的經濟發展理應有大的作為。如此說來,似乎正在出現一個南北兩方趕超東中部的態勢。當然,這是由于前幾年上海的開放步伐滯后因而經濟地位下降而造成的。那么,上海的開放步伐趕上來以后又會如何呢?鄧小平同志對上海寄予極大的希望。他說:“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特區那樣,早幾年開放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步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366頁)上海搞起來了, 必將能帶動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騰飛。所以,要想預見中國社會的變革,應該把目光盯住廣州地區,而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則必須緊緊抓住上海地區。這是中國三次巨變給我們的又一個重要啟示。
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13~17K91中國地理鄭章瑤20002000 作者: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13~17K91中國地理鄭章瑤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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