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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8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78X(2003)04-0055-05
　　　　一、民間文藝：充滿生機的藝術研究領地
　　何為“民間文藝”？歷來的解釋眾說紛紜。我們可以參照與之相近的“民間文學”及“民俗文學”兩個術語的解釋，來歸結其內涵及外延。《辭海》中收錄的“民間文學”條目，解釋如下：“指群眾集體口頭創作、口頭流傳，并不斷地集體修改、加工的文學。……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歷代民間文學，大都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修改，不再符合原貌。”[1](P19)對創作過程中集體性、口頭性和通俗性的強調，突現了民間文藝的某些表征。而“通俗化”、“大眾化”等語詞，更多地是用來揭示民間文藝的傳播特質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民間文藝”與“民俗文藝”、“通俗文藝”、“大眾文學”等概念形成了相通。鄭振鐸認為：“‘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差不多除詩與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件，像小說、戲曲、變文、彈詞一類，都要歸到‘俗文學’的范圍里去。凡不登大雅之堂，凡為學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體都是‘俗文學’。”[2](P1)當然，上述術語間并不能完全劃上等號，不論其概念內涵還是強調重點，都還有相區別的地方。如一般認為民間文藝與民俗文藝的指涉相同，因此可以混用；但也有人特別指出，狹義的民間文藝應指“民俗文藝”，因為民俗文藝更靠近民俗學而不是文學：首先，這種文藝“是在一定的民俗場景、民俗氛圍、民俗活動中展開的”；其次，它在展現過程中“仍保留著原始文藝混同的多功能特色，它一方面有文藝的因素和功能，另一方面，又深深打上民俗行為、心理的烙印，在某種意義上，它賦有民俗的功能和需求，是民俗與文藝的結合品”。由此，這種民俗文藝被看作是“習俗化的藝術，藝術化的習俗”[3](P177-181)。拋開一些學者對民間文藝與民俗文藝之間區別的放大，我們可以從二者的相通中，發現它們作為非主流藝術所共有的大眾民間立場和世俗價值取向。
　　事實上，“民間”是一個比“民俗”外延更為寬泛的術語，它指稱了“由人民創造并在人民群眾間廣泛流傳的文藝作品”[3](P176)。“民間”首先是相對于“官方”而言的；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民間”在此處的指涉迥然有別于一般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中的“民間”或“大眾”。作為體制外的藝術存在，民間文藝一方面是“寫民間的文藝”，另一方面又是“民間寫的文藝”。這種對象和創造者、客體和主體的內在一致性，決定了民間文藝的生產、傳播及消費方式完全不同于專業文藝。前者一般是在群眾的集體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其作者是群眾整體而不是某一個體；即便是民間文藝的記錄者、整理者，也僅是作為“代言人”而存在的；后者則不同，個體的思想性情、生活經歷、思維方式、藝術旨趣更多地在其藝術創造過程中發揮作用。因此，縱使藝術家有時在專業創作中著力表現自己的民間立場，這一立場也至多只能是“個人化的民間立場”，不能混同于民間文藝中真正的民間立場。此外，民間文藝采取的是一種口頭創作的方式，在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其內容被不斷豐富，藝術形式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一旦某民間文藝作品被整理者以書面形式固定下來，也就在某種意義上宣告了它的終結；與此相反，專業文藝采取的恰恰就是書面文字的創作方式，具有凝固性。正是由于民間文藝創作的這種集體性、口頭性，因此，狹義上的民間文藝，指的即是民間文學作品。究其形態，則有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史詩、寓言、童話、諺語等等。
　　民間文藝源遠流長，與人類社會一起產生，一同成長。但在人類的文藝研究中，民間文藝卻一直不為人們所真正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人們認為民間文藝出自民間的集體口頭創作，不能入流，也不能同作為少數天才創作的專業文藝相提并論。這自然是出于長期形成的正統中心論偏識。這種偏見流傳日久，其間雖不乏有見識者的倡揚，但民間文藝至今還未從根本上擺脫受歧視的地位。事實上，中國春秋時期，即有王者命人從民間采詩以觀政治得失的做法，《詩經》中的不少作品就是在民間歌謠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在西方，19世紀初，德國的格林兄弟就開創了對口頭文學的集中研究；關于民間文學來源于集體創作的定義，也出自于格林兄弟。至于“民間傳說”(Folklore)一詞，則最早由威廉·約翰·湯姆斯于1864年發明。20世紀以來，東西方的文藝界、學術界不約而同地掀起了關注民間文藝的熱潮。在民俗學與文化學、語言學并稱三大“顯學”的學術背景下，民間文藝作為民俗學關注的對象之一，受到學界的日益重視，文藝民俗學也基此逐步成為一門連接文藝學和民俗學，涉足人類學、民族學、宗教學、語言學、文藝社會學、藝術發生學、未來學等多種知識門類的跨學科研究。這一學科，一方面發掘民間文藝所蘊藏的豐富的民俗文化學意義，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民間文藝的生成發展規律及多重價值，以對下層民眾、原生態文化的關注而在整個文藝研究系統中占據著十分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在這方面，蘇聯著名文化學者巴赫金的研究思路頗值得我們重視。巴氏認為，文藝學和詩學的一大不足是沒有同文化史的研究緊密地聯系起來，沒有“力求在一個時代的整個文化的有區分的統一體中來理解文學現象”。進而揭示“那些真正決定作家創作的強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別是底層的民間潮流）”；[4]也就是沒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特別是民間文化對文學的影響。因此，當代的文藝學就有一定局限性，只根據官方化了的文學得出的理論概括無法深刻闡明像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一些滲透民間狂歡化文化的作家的創作本質。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巴氏本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對上述問題予以關注；兩著尤其是后者以對民間文化的深切關注和精辟分析，確立了民間文藝和民間文化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獨特地位。巴赫金的這一不同流俗的見解正日益引起全球學界的共同關注。
　　我國20世紀文藝民俗學的開創者鐘敬文先生1982年就曾指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可以分為三層：上層文化主要是封建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用的文化，中層文化主要是市民文化，下層文化是由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其中，中、下層文化共同構成了民俗文化。它內容宏富，但其價值和作用卻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承認。[5](P15-17)鐘敬文先生的“三層文化說”，令我們想起列寧關于每個民族里面都有兩種民族文化、“都有一些哪怕是還不大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的理論，以及毛澤東關于“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段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的論斷。魯迅先生也曾有過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兩種藝術——“生產者的藝術”和“消費者的藝術”的觀點。這些都表明，民間文藝作為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精神產品，具有與官方文藝和專業創作不同的藝術存在價值，應該受到格外的重視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已厭倦了現代派藝術實驗的西方國家的藝術界開始返回民間和大眾，試圖從民間文藝和大眾話語中找尋新的藝術生長點；而在中國，20世紀以來，繼“五四”“歌謠采集”活動和1958年“新民歌運動”之后，80年代以來大規模開展了民間文學的普查采錄，編纂出版了多卷本的《民間文學集成》，并以“尋根文學”、“文化反思”、“民間語文”等顯示出對民間文藝和民間文化的探索興趣。分別興起于20世紀初期、中期和后期中國文化界的這三次民間文學采集熱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對民間文藝文本的重視，并已開啟了深化這一研究領域的世紀之門。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文學批評及文學史研究中，“民間”已由一個泛化的概念，逐步成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批評術語；在陳思和等學者看來，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民間”至少具有這樣三個特征：一，民間文化是在國家權力控制相對薄弱的領域產生，保存了相對自由活潑的形式，能夠比較真實地表達出民間社會生活的面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世界；二、自由自在是民間文化最基本的審美風絡；三、民間文化擁有民間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傳統背景，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獨特的藏污納垢的形態[6]（前言，P12-13）。在當代文學研究者的理論思域中，“民間”已成為了具有豐富政治分析價值與文化隱喻含義的一個文學批評術語。
　　　　二、民間文藝：發掘民俗蘊藏的寶地
　　民間文藝在民俗活動中成長，同時又成為民俗蘊藏的重要之所。因此，發掘民間文藝中的民俗蘊藏，便成為民間文藝民俗文化學價值的首要體現。
　　文藝與民俗的關系十分密切，它們彼此交融，相互生發，“習俗催化藝術，藝術改造習俗”[5](P182)。文藝與民俗的天然關系，是由于它們共同服從于表現人類情感這一需要：藝術作品是通過描繪人類生活、塑造藝術形象來表達思想感情的，而民俗正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同人們的生活發生著最密切關系的文化事象。自有人類社會，就有了人類約定俗成的民俗存在；每個社會個體，無不生存于一定的民俗之中。鐘敬文先生曾打過一個比方，說人們生活在民俗里，就好像魚兒生活在水里，并認為沒有民俗，也就沒有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學要表現人，表現人的關系、人的事情和人的思想感情，就離不開與之密切相關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即民俗[7]。這實在是很精辟的。
　　就文藝的起源而言，人類的原始文藝不僅是專業文藝的最初源頭，也是民間文藝的早期形態。原始文藝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特性，本身就奠定了后世民間文藝的基本形式；而其目的，則不離禱祝、祭祀、占卜之類，故作為人類最早語言藝術源頭的原始詩和歌謠，乃是以音樂和舞蹈為主的，像格羅塞所指出的，“在很多地方，都以為辭句不過是曲調的荷負者而已”[8](P188)。民俗活動最初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繼而作為社會生活與藝術表現的中介，催發了原始民間文藝的誕生。與民俗緊密結合的原始民間文藝不僅承担了組織人類社會生產的職責，而且在人類自身的繁衍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原始的婚戀習俗，在其進化的過程中，就與民間的文藝形式結合在一起。人類早期的戀歌、哭嫁歌等對此有較為集中的反映。至于原始初民兩性的結合，也是受到一定的習俗制約的。《詩經》中《鄭風》、《衛風》記載了不少描敘兩性交合的風情習俗。有些學者考證認為，當時的男女相悅，絕非今天意義上個體私下里的情感交流，而是在大規模的群體集會中，借助于一定的習俗儀式進行的。在約定俗成的日子里，男女青年成群結隊于一定的地點，通過動人吟唱以取悅異性，公開地進行擇偶。這時的戀歌，就成為男女相謔、彼此尋覓的一種習俗，并逐漸演化成較早的民間文藝形式。隨著社會的發展，原始習俗在其進化過程中，其中某些驅鬼祭神的民俗內容與初始目的被一步步淡化甚至祛除，而更多地遺留下一些各具特色的藝術形式，這也成為后世民間文藝借以成長的場所。最為典型的是原始驅魔習俗“儺”。“儺”在遠古時代是一種驅逐疫鬼的習俗活動，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變異，至今還在貴州、江西、湖南、安徽、陜西、四川、云南、廣西等省區的一些地方流傳。“儺”文化中間雜的民俗特色與藝術因素，因其與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親密關系而被糅合在一起，很難區分“儺”究竟是習俗還是藝術。儺舞、儺壇、儺儀、儺戲，在其后來發展中被日益世俗化，被用以表達人們的世俗情感和生存理想，遂成為今日民間藝術中生命力極強的一脈而為眾多民間藝人所反復演繹。[9]
　　原始民間文藝與原始民俗的血緣聯系，影響了后世民間文藝對民俗信息的負載。因此，民俗學家們一方面可以通過民間調查、田野作業來獲取第一手的民俗資料，另一方面又可以從民間文藝所負載的民俗信息中發掘民俗寶藏。相對而言，前者所獲得的民俗資料，由于未經雕琢而顯得更為鮮活、更具原生態；而后者則因為經過了藝術的處理和過濾，具有了變形的意味，但卻更加集中、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更為典型地保留了民俗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首先，民間文藝的生成和表演，一般是配合一定的民俗活動而進行的，必須借助于一定的民俗氛圍。我國豐富雜多的地方劇種，一直是作為一種娛神且娛人的民俗活動而出現的。生喪嫁娶，四時八節，人們在人生的重大境遇中的情感、節慶典儀中的心理，都需要一定的程式來抒發，而地方戲劇正好迎合了這一需要。魯迅的《社戲》就記載了浙江農村“社日鄉有社祭必演戲以祀土谷神”的習俗。我國很多地方的農村至今還保留著新郎新娘入洞房時司儀人員唱“喜歌”的習俗。內容風趣、語氣詼諧的一首首喜歌，極易把整個婚禮的喜慶氣氛推向高潮。其次，民間文藝所表達的某些內容，以及表達這一內容的形式，本身就是生動活潑的民俗活動的反映。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戲曲以及民間剪紙、燈彩等，一旦失去民俗的依托，就會立即喪失其藝術的魅力。意大利民俗學家采·柯克雅拉說：“民間文學和民族傳統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也由下面的事實所證明，即假如去掉由特殊的服裝、習俗和那種賦予它們以一致性，賦予它們以靈魂——而常常也是意義——的信仰所創造的那種背景，那么，人民口頭創作（歌謠、傳說、俗語等等）的作品就常常完全喪失了生命。”[3](P177)中國四大民間傳說《牛郎織女》、《孟姜女》、《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臺》，是千百年來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他們向往美好、反抗強暴心理的反映。這些傳說從內容到形式所凝聚的傳統習俗，是我們今人考察古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尤其是這些傳說所共同反映的愛情主題，更是我們考察古代婚姻習俗的一面鏡子。再如一些流行于民間的民歌俚曲，常常真實及時地反映出百姓生活的真實狀態和內在情感。像廣泛流行的《太平歌》：“泥瓦匠，住草房；紡織娘，沒衣裳；賣鹽的，喝淡湯；種田的，吃米糠；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聞香；編涼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死路旁。”用了短短幾十個字，就把舊社會各行各業勞動民眾的凄涼命運揭示得淋漓盡致。由于出自民間，并經過民眾的反復提煉，因此人們可以從這些民謠中廣泛了解到社會現狀和民情民俗。
　　　　三、民間文藝：激發專業文藝創作的源泉
　　民間文藝不僅以其自身的獨立存在而展示出特殊的魅力，而且它還對專業文藝的創作和發展起著不可小視的影響作用。民間文藝是專業文藝最初的源頭，一切成熟的專業文藝創作，都多多少少地包含了不同形式的民間文藝因素。這時，民間文藝中的民俗因子也隨著一同進入專業文藝的天地，它豐富了藝術家的藝術思維，成為激發專業文藝創作的一條生生不息的河流。
　　對專業文藝樣式的塑造和影響，是民間文藝激發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一個較為宏觀的方面。以文學為例，幾千年來我國的幾種主流的文人體裁樣式，無一不是從民間文學形態演變而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大家，在反思中國文學傳統時很早就指明了這一點。如1936年《歌謠周刊》復刊時，胡適在《復刊詞》中這樣說：“我們的韻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樣都是從民間來的。三百篇中的國風、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從民間來的歌唱。楚辭中的《九歌》也是從民間來的，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詞都是從民間來的。詞與曲子也都是從民間來的，這些都是是文學史上劃分時代的文學范本。”他還說，民俗“歌謠的搜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擴大范圍，增添范本。我當然不看輕歌謠在民俗學的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覺得這個文學上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10]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各種體裁，如四言、五言、七言、楚辭、樂府及詞曲等，溯其源頭，都是從民間文學升華演變而成型的。至于小說，則與民間文學有著更為天然而深刻的內在聯系。小說長時期是被作為“不入流”的低級文學樣式而看待的，即如“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根本不可與詩歌、韻文等“大說”同日而語。民間流傳的奇人怪事，“街談巷語”，成為小說創作的最初的資源。中國小說的初始形態——唐傳奇最初也就是在文人“搜奇記逸”的基礎上形成的。比如，陳鴻的《長恨歌傳》、白居易的《長恨歌》都是在民間有關唐明皇與楊貴妃傳說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對此，陳鴻在《長恨歌傳》之末所作的交待很能說明問題：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至。鴻與瑯琊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沉，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歌既成，使鴻傳焉。世傳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
　　有了民間傳說的基礎，才激發了文人的創作才情，并將民間傳說加以提煉升華，成為曠世絕唱而流傳至今。小說至明清，章回體式一躍而為主流，這也與宋元話本在市井坊間的廣泛流行密切相關。至今我們仍能從章回體小說中，窺見“說話人”的影子，和傳統的話本表演程式。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在成書前，其故事即已為民眾所熟知，乃至有各種話本行世；至于《紅樓夢》，雖是較典型的文人創作，但其中的不少內容，卻深受民間習俗、禮儀的影響。這些都說明，在小說樣式的成熟過程中，民間文學給予了多方面的濡養。至于戲劇，由于它與民間習俗生活的密切聯系，因此所受到民間土戲的深刻影響，就更不必贅言了。另一例證是晚清和民國初年大量專門描寫北京民俗民風方面的竹枝詞的出現。其中，有寫節令年俗的《燈市竹枝詞》、《元夕踏燈詞》、《上元竹枝詞》、《燕九竹枝詞》、《新年竹枝詞》；有寫廟會風情的《廠甸竹枝詞》、《城南竹枝詞》、《春游詞》、《秋游詞》；有寫名勝風光的《三海雜詠》、《中山公園竹枝詞》；有寫市井百業、雜耍戲曲的《北京歲時雜詠》、《天橋即事》、《百戲竹枝詞》。還有綜合各門類的竹枝詞，比如成書于清乾隆年間的楊米人《都門竹枝詞》100首。嘉慶年間成書的《都門竹枝詞》（佚名）80首，分為街市、服用、時尚、飲食、市井、名勝、游覽、總結12門類。清道光年間出版的楊靜亭《都門雜詠》分為10個門類，計有風俗門、對聯門、翰墨門、古跡門、技藝門、時尚門、服用門、食品門、市纏門、詞場門。這些門類，大體可以概括北京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竹枝詞為何有如此廣泛的描繪力、概括力呢？這可能與它從民歌演變而來密切相關。民歌對生活百事極強的表現能力，與文人的藝術想象、提煉概括能力相融合，使得竹枝詞這一藝術樣式具有了其它詩體難以具有的一些特點，如語言流暢，通俗易懂，重自然、少雕飾；反映市民生活，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京味”很濃；長于敘事，妙用比興，風趣幽默，俏寫真實，格律較寬，極少“八股”氣，等等。因此正像一些學者指出的，竹枝詞這種由民歌轉變而來的詩體在表現社會生活、反映民俗民風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擁有廣大的寫作隊伍，上至達官，下至小吏，尤其廣大中、小文人，都能夠信手拈來，通過竹枝詞把自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真實而生動地再現出來。[11]
　　民間文藝對專業文藝的另一激發作用，顯示在題材情節、藝術形象上的貢獻和影響。民間文藝所記載和描繪的，一般都是長期流傳于民間、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熟知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經過千百年的錘煉，這些情節和人物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和典型性。取之為文藝創作的素材，這些故事具有的典型意義本身就會增強專業藝術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明清小說的創作便是大大借鑒了民間流傳的大量歷史傳說、故事寓言、民歌民謠等。以中國十大古典小說作品為例，除去前面述及的四部外，“三言”、“兩刻”、《儒林外史》簡直就是一整套《中國民間故事大全》。作家們自覺從民間文學中吸取有益的養料，寫就不朽的藝術篇章。更為著名的，則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搜集民間故事的動人傳說，民間大量的故事傳說給予蒲松齡以豐富的藝術滋養，是不容置疑的。國外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不說專業的作家藝術家根據《圣經》中的神話傳說創作的大量文藝作品，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些作品，也往往是大師借鑒本民族民間傳說而寫成的。如1982年的獲獎者、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獨》，把大量匪夷所思的神奇傳說植入小說中。《百年孤獨》展示出的正是這樣一串“變形記”：嬰孩在母腹中即會哭、生下來就睜著眼睛、植物轉瞬長大、搖籃不脛而走、死人因不堪寂寞重返人世、一場大雨連下了四年十一個月零二天……拉美的神話傳說和作家的超凡想象力的奇妙結合，造就了這樣一部舉世聞名的巨著。
　　　　四、民間文藝：面對發掘與湮滅的兩難
　　有一個現象很值得研究，就是傳統的民間文學作品在其發掘、整理乃至升華為專業作家創作的過程中，傳統的合理保護似乎成為一個頗為兩難的問題。隨著人類文明進程的推進，原始的傳統文藝、民間傳說正不斷被發掘整理出來。有學者提出，這一整理的過程也就是毀滅民間文藝的過程。但也有學者指出，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其影響所及，已漸近于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因此，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大量民間文藝，若不加以及時有效的整理和“搶救”，便有可能使之流于“失傳”之境地。
　　對于這種兩難，專業的民俗學家早就建議，不妨采取分階段實施的方法，即“最先把各地的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民間歌謠采集下來，編成民間故事集、歌謠集等；隨后把這種資料，用歸納的分類的方法，編成總合的著作”；而在采集的過程中，尤要注意“最好用簡單的辭句，把作品老老實實的表現出來，切不可加入主觀的辭句和藝術的制作”。[12]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發掘整理出《阿詩瑪》等許多民族民間文學珍品以及《格薩爾王傳》、《騰格爾》、《江格爾》等少數民族史詩作品。然而，挖掘整理過程中對民間文藝原有因素的肢解，使得一些民間文藝作品逐步遠離其真實原貌，因意識形態、作家思維等因素而帶上了更多的官方文藝、專業文藝、主流文藝的色彩。民間文藝向官方文藝、專業文藝、主流文藝的這一滑動，并不同于取民間素材而進行專業創作，而是對民間文藝形式的徹底的改編。歌舞劇《劉三姐》的創作和演出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的例證。這出根據兩粵民間傳說改編而成、風行于20世紀6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式歌舞劇，最初是1959年，以地方彩調劇的形式與廣西柳州的觀眾見面的，后來，又被著名作家喬羽寫成電影劇本，于1961年拍成電影，受到各地觀眾的歡迎。然而，1995年夏開始，廣西彩調劇《劉三姐》的原班作者卻開始搜集材料備案起訴作家喬羽對《劉三姐》劇本的剽竊。民間文學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與主流的專業創作（或文人文學）展開了公開較量。（注：有關材料，詳見劉禾《一場難斷的“山歌案”：民俗學與現代通俗文藝》，該文收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拓——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一書，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這一較量的背后，固然有意識形態介入后民間文藝如何被扭曲變形的意味，但從發生學角度看，還有一個專業創作與民間文藝如何對接和共處的話題。拋開文學糾紛的表面現象，我們應當看到，現代文明既對傳統的民間文藝形成了沖擊，但同時也以先進的科技手段為民間文學的發掘和傳播提供了新的機遇。如何既保護民間文學的髓質和原貌，又能使之在現代社會發揚光大，是民間文藝工作者和專業文藝工作者面臨的一個共同話題。
　　收稿日期：2003-01-21
思想戰線昆明55～59J1文藝理論李鳳亮20032003在當代文學研究者的理論視域中，“民間”已成為一個具有豐富政治分析價值與文化隱喻含義的文學批評術語。民間文藝不僅是民俗蘊藏的重要之所，也是激發專業文藝創作的重要源泉。在現代社會中，民間文藝正面臨發掘與湮滅的兩難；如何既保護民間文學的髓質和原貌，又能使之發揚光大，將成為民間文藝和專業文藝工作者共同應對的一個話題。民間文藝/文化價值/民俗/文化保護　　folk arts/cultural value/folklore/cultural protectionFolk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ulturology　　LI Feng-liang　　(Chinese Depart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23,China)In the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searchers,"folk"has become a term of criticism teeming with political value of analysis and cultural metaphor.Folk arts are not only the storage of folklore but the source to stimulate professional artistic creation.However,in modern society,folk arts are facing a dilemma,being excavated or perishing.Thus,animportant task for folk artists and professional artists is topreserve and carry forward the essence of folk arts.李鳳亮(1971-)，男，江蘇鹽城人，暨南大學中文系講師、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后，主要從事比較詩學與文藝批評理論研究。暨南大學中文系，廣東　廣州，510632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55～59J1文藝理論李鳳亮20032003在當代文學研究者的理論視域中，“民間”已成為一個具有豐富政治分析價值與文化隱喻含義的文學批評術語。民間文藝不僅是民俗蘊藏的重要之所，也是激發專業文藝創作的重要源泉。在現代社會中，民間文藝正面臨發掘與湮滅的兩難；如何既保護民間文學的髓質和原貌，又能使之發揚光大，將成為民間文藝和專業文藝工作者共同應對的一個話題。民間文藝/文化價值/民俗/文化保護　　folk arts/cultural value/folklore/cultural protection

網載 2013-09-10 2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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