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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全面論述了老舍散文思想內容及藝術表現上的特色，作者認為：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雖基本上屬于幽默閑適的小品文之流，但也有時代的折光；隨著老舍思想的發展，抗戰時期和解放后他的散文創作，由表現“自我”演變為以反映大眾的、民族的斗爭生活為主的“社會的”、“時代的”記錄。在藝術表現上，老舍的散文抒真情，寫真性；體物入微，微中見大；詼諧幽默；語言樸素簡練。在現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稱得上獨樹一幟。
　　關鍵詞：散文　自我　功利性　幽默
　　老舍三十年代在《論語》、《宇宙風》、《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記事、抒情散文，以及幽默小品文。１９３４年４月，他還出版了《老舍幽默詩文集》。抗戰期間，他先后在《抗戰文藝》、《彈花》、《宇宙風》、《大公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五十余篇散文。解放后，他創作的嚴格意義上的散文只有十多篇。長期以來，對老舍散文的研究重視不夠，或評價不高。各種現代文學史教材在論及老舍時，也絕少提到他的散文創作。因此，對于老舍散文創作的研究，目前幾乎是一個空白。因此，對老舍的散文作深入全面的探討實有必要。
　　　　（一）
　　三十年代，老舍剛從英國回國不久，又在北方教書，因而離革命較遠，文藝觀也與左翼作家不盡相同。老舍強調“文學是生命的詮解”，強調“文學的真實”，他反對逃避現實，但也反對標語式的宣傳。他說：“沒有問題，文學便漸成了消閑解悶之品；見著問題而亂喊打倒或萬歲，便只有標語而失掉文學的感動力。”因此，“偉大的創作”，是“由感動漸次的宣傳了主義。粗劣的宣傳，由標語而毀壞了主義”［①］。他三十年代的散文，大體來說，基本上屬于林語堂、周作人等人積極提倡的幽默閑適的小品文一流。（此時期他大多數散文就發表在林語堂等人主編的《宇宙風》、《人間世》、《論語》上）。他談濟南、青島的風景，談自己的飲食起居，談自己的讀書、寫作生活，談鴿子、麻雀等小動物，也談狐說鬼，……這些閑適小品，或能增加人們的知識，或能怡情養性，給人以審美的愉悅，但卻不是“匕首”和“投槍”。很顯然，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繼承的是二十年代以“自我表現”為主的“個人的”抒情小品的傳統。然而在這些“自我表現”的散文小品里，通過“自我”，也自然地顯現出時代的折光。如抗戰前夕的《想北平》［②］就十分典型。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而蔣介石南京政府則退讓屈服，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相繼成立，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和憤怒，老舍作為一個北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華北的危機，北京的危機，當然會使他寢食難安，感慨不已。《想北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一篇親切動人的懷鄉散文，字里行間表達了對故鄉北京深深的眷戀之情。“好，不再說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文章這一結尾感情色彩深沉而蘊藉，具有特別動人的力量。
　　尤其是他那些在《論語》、《宇宙風》、《人間世》發表的幽默小品，談寫作、談觀畫、談電影、談孩子，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但字里行間，有他生命的體驗，有不平，有諷刺。如在《避暑》、《暑避》、《等暑》等小品里，他多次說，有錢的來青島避暑，而無錢的只好關在屋子里“死不動窩”，“有錢的能征服自然，沒錢的蛤蟆墊桌腿而已”。又如在《有錢最好》、《鋼筆與粉筆》等篇中，他談自己的困頓，為了掙錢糊口，他不得不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只好讓鋼筆生銹，拿粉筆去寫黑板。”作為一個文化批判型作家，跟他的小說一樣，在散文中他也不忘對國民性的批判，在忍俊不禁的《取錢》、《有聲電影》、《寫字》等篇章里，他嘲諷抨擊那些做事拖拉、裝腔作勢、不講公德等社會弊病，諷刺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表現了“老中國兒女”的弱點。正如魯迅在談到周作人、林語堂的閑適小品時所說的，他們提倡的小品文雖已走向“危機”，但他們的作品也有“諷世之意”，“其實是還藏些對于現狀的不平的。”《人間世》有很多作者的“隨感錄”之類的小品，“雖多溫暾話，然已與編輯者所主張的‘閑適’相矛盾”。［③］此時的老舍就是這很多作者中的一個，他的散文小品也有掙扎和戰斗。只是他取的是一種平和的心態，他不叫罵呼號，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點，領悟的是人生的矛盾。１９３６年７月他在《論語》上發表的《鬼與狐》一文說的雖然也是“鬼”與“狐”，但很顯明地是影射“人”，人才是真正的白天的鬼，“這種玩藝們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獄的黑暗，而無其嚴肅。”他還說，現在的文藝之所以寫這種鬼與狐的故事，除了為造成一種恐怖，“故意的供給一種人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顫抖的東西”外，“也許還有時候含著點教訓，如鬼狐的報恩等等”，“不論是怎樣吧，寫這樣故事的人大概都是為避免著人事，因為人事中的陰險詭詐遠非鬼所能及；……所以鬼事倒比較容易寫一些。”這里，除了對那人心險惡的世道不滿外，老舍還是為自己辯護，也是為《論語》、《人間世》、《宇宙風》辯護。
　　　　（二）
　　抗戰時期，時勢的劇變，迅速地改變著老舍的生活節奏與思想觀念。為了祖國，為了抗戰，他告別了在濟南的家人，來到了武漢，結束了他多年來的寧靜的書齋生活，開始經歷流亡與抗戰的“八方風雨”。抗戰期間，老舍負起了領導“文協”的重任，負責“文協”的日常工作。以往很少參加政治活動的他，此時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為推動抗日文藝活動的開展，做了大量的工作。隨著老舍政治思想的變化，此時期他的文藝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積極主張文藝要為抗戰服務，進行抗戰的宣傳。他說：“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于抗戰；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槍吧。”［④］他此時期的散文，已沒有那種悠閑的創作心態，表現的也不是那種平和沖淡、閑適樸雅的情緒，作品的社會功利性大大加強。
　　老舍抗戰時期的散文取材廣泛，有的記自己南下參加抗戰；有的寫自己在抗戰時顛沛流離，貧病交加的生活；有的記現實中的苦難、血淚和黑暗；有的懷念死去的親友；有的記“文協”的成立及活動；更多的是敘說自己的寫作生活。不管是記事、懷人、紀游，還是雜感小品，其主題均與抗戰有關。如在此時期老舍寫的一組懷人抒情的散文就是如此。在《我的母親》一文中，他用非常樸實的語言，寫出了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中國普通勞動婦女形象。母親不僅給了我生命，而且教我如何作人，作者滿懷深情地寫道：“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北平后，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我卻離開她一個人跑到了南邊，去世時也不能為她送終。文章一方面贊揚了母親的平凡偉大，一方面也表達了對侵略者的憤恨。同時從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舍孝盡忠，保持民族節操的高尚品格。他寫郭沫若、茅盾，不僅贊頌他們為新文化建設、發展所作的貢獻，而且高度贊揚了他們在抗戰中為民族的解放、新生所作的斗爭。在此時期，那些最普通不過的勞動者，也進入了他的視野，《悼趙玉三司機師》一文就寫了一個與作者相處時間不長的、一個普通的汽車司機，他贊揚這位為抗戰犧牲的，從山東來到四川參加抗戰的汽車司機，“將隨著中華民族的勝利與復興而不朽！”
　　老舍這時期的散文，不僅高揚愛國主義大旗，宣傳抗戰，號召人民為民族的解放而斗爭，而且憤怒譴責了統治當局不顧民族利益，實行不抵抗主義，不發動民眾，實行片面抗戰的政策；或在民族危亡之際，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或大發國難財的丑惡行徑。在《吊濟南》一文中，作者寫到日本侵略者在武裝入侵前，已經用經濟的手段來吸我們的血，可統治當局“有目無睹，仍舊逍遙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謹落個好官，我自為之，別無可慮。”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入侵時，因當局“對外講親善，故無抵制”，“敵軍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舊安閑自在”。在這樣的當局統治下，“美麗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在《兔兒爺》一文中，他由北方城市中秋節街頭賣的泥作的“兔兒爺”，想到那些投身事故的漢奸，他們也跟那些泥作的“兔兒爺”一樣，“身上也花花綠綠，足下登起粉底高靴。身腔里可是空空的，脊背有個泥團兒，為插旗傘之用。旗傘都是紙作的。他們多體面，多空虛，多沒有心肝呢！他們唯一的好處似乎只在有兩個泥膝，跪下很方便。”老舍告誡人們，不要作空心的、泥作的“兔兒爺”，既要有真本領，又要有浩然正氣，“只能迎時當令充兔子王的，不作漢奸，也是廢物。”
　　抗戰時期他也有少量的幽默之作，這些文章語言仍然詼諧幽默，但幽默中或有含淚的微笑，或有熱烈的諷刺。在《四位先生》中，老舍說，“在我所認識的文友中要算吳組緗先生最為闊綽”，于是，“我”經常買幾個比醋還酸的桃子，“好搭訕著騙頓飯吃”。據吳組緗先生回憶說：“實際上，他每次來我家，因熟知當時我們手頭困難，又多病，他多是買了豐富的肉、菜帶了來，讓我們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⑤］。很顯然，文章幽默含蓄地寫出了抗戰時作家們生活的困頓，也透視出老舍的樂觀風趣。在《多鼠齋雜談》中，他也談煙酒茶、衣食住、鼠貓狗，但表現的是因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致使人民連起碼的生活也不能保障；或表達自己對漢奸賣國賊的憎惡。如談到狗時，他說“狗永遠不嫌主人窮。這樣的動物理應得到人們的贊美，而忠誠、義氣、安貧、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該歸之于狗。可是，我不曉得為什么中國人不分黑白的把漢奸與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誠不義氣的動物。我為狗喊冤叫屈！”這里的諷刺與鞭撻是十分明顯的。在談到民間的故事與笑話里的“傻子”時，他一方面說這是弱者對那有勢力、有錢財、“有學問”的人的諷刺，一方面又指出，這種諷刺的勝利到底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假若勝利必須是精神上的呢，他們大概可以算得了勝。反之，精神勝利若因無補于實際而算不得勝利，那就不大好辦了。”作者在這里批判了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針砭了國民的痼疾。跟三十年代那些幽默小品一樣，抗戰時他寫的這些幽默詼諧的散文也是有著“社會諷刺”性，只是比三十年代更鮮明、更強烈。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老舍從美國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國。他懷著對新社會的熱愛，積極投入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此時期他的創作目的更明確，社會責任感更強。如果說抗戰時期他是主張藝術為抗戰的話，那么，解放后，通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學習黨的文藝政策，他已逐步確立了藝術為工農兵、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文藝思想。因此，歌頌黨的領導、歌頌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他解放后散文創作的基本主題。建國后他的散文創作，基本上是抗戰時期散文的繼承和發展。解放后老舍寫了好幾篇歌頌新北京的散文，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敘說了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之后的巨大變化，熱情地歌頌了共產黨的領導。如歸國后他寫的第一篇散文《我熱愛新北京》，就用對比的手法，細數了解放后北京在市政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把這些成就的取得歸功于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他寫道：“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潔，明亮，美麗！我怎么不感謝毛主席呢？是他，給北京帶來了光明和說不盡的好處哇”；解放后寫的一些紀游之作，如《新疆半月記》、《內蒙風光》、《南游雜記》、《春來憶廣州》等，都是贊頌解放后祖國各地的變化，歌頌民族大團結；即使是寫養花、喂貓，或是寫兒女親情的作品，也表現出一種新的精神風貌。
　　　　（三）
　　老舍散文的藝術風格是十分鮮明的，即使放在“五四”以來浩如煙海的散文作品中，也決不會混同、湮滅。在中國現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稱得上是獨樹一幟。
　　抒真情，寫真性，這是老舍散文的第一個顯著的特色。跟小說、詩歌、戲劇相比，散文最能表現一個作家的人格與個性。郁達夫就曾指出：“現代散文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⑥］。雖然三十年代、抗戰時期和解放后三個時期老舍的散文創作有變化、有發展，散文的體式也各種各樣，筆法也是千變萬化，但從他的散文中，我們都可以明顯地看到老舍的人格與個性。不管是三十年代他的嘻笑怒罵，還是抗戰時期為民族的復興而慷慨激昂，還是解放后對新社會的熱情贊美，在老舍那里，均是親感至誠，坦白自然的，沒有絲毫的做作。老舍三十年代離革命較遠，如前所述，他這個時期創作的散文社會功利性不是很強，但從那些寫景敘事、談天說地的篇章里，仍可窺見他那正直愛國的心，他那既溫柔敦厚，又嫉惡如仇的人格個性。抗戰時期，老舍為高漲的愛國熱情所驅使，他別婦拋雛投身于抗戰。這時期的散文，不論是刻畫自己，還是描敘人世，他都毫不隱蔽的融進自己的個性，灌入自己的熱情。雖然這個時期的散文有些篇章宣傳的成分較多，但都是真情實感的流露。解放后，他抒發對新中國的贊美熱愛之情，表現對勞動光榮的認識等等，無不是出自內心的真切感受。文中沒有違心媚世之詞，浸潤著作者真摯湛醇的感情分子，有一種可貴的“真味”。這種從作者真純的心田里傾瀉出來的人生真味，可以使人窺見他從或苦或甜的人生經驗里所得到的思想與智慧，可以引起讀者的好感、關切和共鳴。
　　體物入微，微中見大，這是老舍散文的第二個顯著的特色。老舍能揚自己所熟悉之長，避自己陌生之短，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取材于日常瑣事，著筆于事物細處，但又使人從平凡之中辨別出新異滋味，在細微之處窺見宏旨精義，做到所謂“一粒沙里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⑦］。如他的《想北平》就十分典型。正如作者所言，以北平之大，歷史之久，風景之多，如果只寫其某一點，“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那么，欲寫出舊北平的整體情貌，該如何入手呢？作者基于對北平的熟悉和深切體味，從豐繁的事物中，精選出常被一般人忽視、看似平凡細微的事物：那長著紅酸棗的老城墻；那面向著積水潭，背后是城墻，坐在石頭上看水里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的安適情趣；那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不遠的建筑格局；還有那墻上的牽牛，墻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以及紅紅綠綠的青菜攤，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棗、柿子……。正是上述這些看似極端平常、普通、微末的材料，卻為我們描摹出了當年的北平所獨有的整體情貌和氣氛，表達了對那有可能即將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的故鄉深深的眷戀之情。又如他的《我的母親》，這是一篇感情沉摯的悼念之作。對于自己熟悉之至的母親，要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作者通過一些看似瑣細的事情的記述，如丈夫死后靠自己的辛勤勞作養活一家，給人家洗衣服，“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無論手中怎么窘，“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客人”……寫出了母親勤勞、好客、“寧吃虧，不逗氣”、剛強等高尚的品德，寄托了作者對慈母病逝北京的悲痛之情。
　　詼諧幽默，這是老舍散文的第三個顯著的特色。老舍素有幽默大師之稱，他的散文跟他的小說、戲劇、曲藝一樣，也具有鮮明的幽默的特征。老舍的幽默，首先是一種心態，他說：“我是一個愛笑的人”，貧寒的生活，以及中國傳統喜劇藝術和歐美幽默作家的影響，構成了他獨特的幽默心態。老舍的散文小品正是以這種心態，親切自然地導引我們，從平凡的處所，發現缺欠可笑之處，從而使我們在笑中得到美感與啟迪。老舍認為：“給人啟發和感觸，這才是幽默的真諦。”因此，他的幽默小品與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閑適小品又不完全相同。他擷取的是日常生活，身邊瑣事，諸如寫信、取錢、相片、忙、有了小孩以后等一些極平常的、近乎無事的物事。但一經他以文化的觀照，就從小我范疇的肌膚之感上升為對生命的理性思考，顯示出豐富的思想意蘊。他的笑既有對自我的解剖，又有對民族的反省；既有對人生苦澀的吟味，又有對時弊的譏諷，表現著他對真善美的追求。為了達到“招笑”、“風趣”的美學效果，他有時抓住描寫對象的矛盾、不諧調，用夸張的手法表現出來，即他所說的“看透宇宙間的種種可笑的因素，而后用強烈的手段寫畫出來”。他有時采取白描手法，不落痕跡，如《有了小孩以后》，作者捕捉小孩的天真稚態，完全如實描畫出來，在成人的視角下，顯露其“狡猾可喜”。他有時利用對照映襯，突出兩極反差，如《吃蓮花的》、《取錢》等，于鮮明的對比中，顯露出社會世態的荒誕不經。他有時又靈活運用諧音、比喻、粘連、反語、民間諺語、歇后語等語言手段，使文章諧趣橫生，讓人忍俊不禁。
　　樸素自然，流暢簡練的語言，這是老舍散文的第四個顯著的特色。老舍散文常用口語，語言平白如話，自然流暢，絲毫沒有雕琢的痕跡，讀來令人感到十分親切。但流暢又不失之繁冗，做到了既暢達又簡練。老舍曾勸寫散文的人，先去練習寫韻文，“因為韻文的句子有一定的長短，句中有一定的音節”，能使人“明白如何翻過來掉過去地排列文字，調換文字。有了這番經驗，再去寫散文，我們就知道了怎么選字練句，和一句話怎么有許多的說法”。老舍自己既擅長散文，又擅長韻文，其語言藝術達到了十分高的境界。請看他的《青島與山大》開頭一段寫景的文字：“北中國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風與黃河的水得到色彩與情調：荒、燥、寒、曠、灰黃，在這以塵沙為霧，以風暴為潮的北國里，青島是顆綠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黃色地圖的邊兒上。在這里，可以遇見真的霧，輕輕的在花林中流轉，愁人的霧笛仿佛像一種特有的鵑聲。在這里，北方的狂風還可以襲入，激起的卻是浪花；南風一到，就要下些小雨了。”作者用“荒”、“燥”、“寒”、“曠”、“灰黃”來概括我國北方的“色彩”與“情調”，文字精練，字字如斬釘截鐵；后面描寫青島之美，多用比喻，語句參差，節奏舒緩，句句如山泉流淌。在語言方面，老舍的散文跟周作人的散文有許多相似之處，讀他們的作品，如同喝一杯西湖的龍井茶，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嘴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
　　①老舍：《論創作》，１９３０．１０。
　　②發表于１９３６年６月《宇宙風》。
　　③參考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１９３４年４月３０日給曹聚仁和１９３４年５月６日給楊霽云的信。
　　④老舍：《八方風雨》。
　　⑤見１９８２年第５期《十月》，吳組緗：《〈老舍幽默文集〉序》。
　　⑥⑦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收稿日期：１９９５—６—１。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職稱：副教授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98-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國良19951995 作者：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98-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國良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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