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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10.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3X(2001)03-025-07
　　我認為，在今后的魯迅研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其一是魯迅的文化性格問題；其二是魯迅與區域文化的聯系。
　　一
　　還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針對以前魯迅研究中的不足，有識者提出了“回到魯迅那兒去”，當時它得到了普遍的認可。但幾乎隨著這個口號的提出，直至今日，我們仍始終不斷地在探討著“魯迅研究的新路向”，這不免讓人搔首：這“那兒”究竟在“哪兒”呢？
　　魯迅是說不盡的，以魯迅之博大精深，后人逼近魯迅必定是一個艱難跋涉的過程。但鑒于這些年我們對魯迅研究路向的探尋，我覺得似乎還可以在更徹底的意義上重提“回到魯迅那兒去”的話題。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講，新時期以來的魯迅研究的基本路向，大致上還是受魯迅之外的客觀因素所左右，不論是政治的，還是其他非政治的。例如，改革開放之初，談魯迅的改革思想、論魯迅的“拿來主義”等文章比比皆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現了一股“方法論”熱，于是，嘗試著用“新方法論”對魯迅及其作品進行分析一時成為時尚。以后“文化熱”掀起，“魯迅與西方文化”、“魯迅與中國文化”又成了熱門話題。這種種于魯迅研究的拓展，毫無疑問是很有意義的，其所取得的成績也毋容置疑，我只是覺得在這樣的“路向”中仍隱含一種傳統的思維慣性：以外部的“熱”點作為視點，以此去闡述，乃至演繹魯迅。魯迅仍然是一部“百科全書”，外部世界需要什么，我們都可以到魯迅那兒去尋找答案或依據。我所謂的我們現在仍有強調“回到魯迅那兒去”的必要，指的是要重視魯迅自身，重視魯迅身上最恒定的，最富個性色彩的，明顯的與他人有別的帶有基本特征性的東西，這是我們以前研究中相對欠缺的。換句話說，在新的世紀中，我們的魯迅研究需要注重“向內轉”。
　　迄今為止，魯迅還是不可重復的獨特存在。魯迅之為魯迅，自有他本質的東西，有他獨特的"DNA"，在我看來，主要的就是他獨特的文化性格。正是如此獨特的文化性格，決定了他特有的精神、氣質、思維方式。是性格才決定了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不論是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現實人生中。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們分析文學作品，尤其是敘事類作品時，我們非常注重研究人物性格；然而，在對創作文學作品的作家的研究中，我們卻鮮有關注作家性格的。事實上，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眾多的作家中，還沒有第二個像魯迅那樣從性格習性上被人們所議及，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原因。例如，或者贊譽他性格之“硬”、“韌”，或者挖苦他“多疑”、“好罵人”，而且把他的性格習性與他的籍貫加以聯系，則更為其他作家中所少見。在我看來，這種種或褒或貶，其實皆事出有因，它說明著，魯迅之為魯迅，就在于他自有其特殊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又與他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有一種深層的文化聯系。
　　眾所周知，最早權威性地提出魯迅性格這一命題的是毛澤東。他在1940年1月所作的《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二節“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中高度地贊揚了魯迅的性格：“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而且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過，此后我們的魯迅研究，并沒有太關注“性格”這一概念，其時，人們注重的概念是“戰士”、“旗手”、“偉人”等等。
　　毛澤東提出了魯迅性格這一命題，確實非常重要。不過，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革命家，他主要是從政治斗爭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對于魯迅性格特征的把握，也主要著眼于政治斗爭，強調的是一種斗爭精神。正如此前在《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中所說的：“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而是因為他站在民族解放斗爭的前列，他把自己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斗爭。……充滿了艱苦斗爭的精神。”在該演說中，毛澤東概括了魯迅的三個特點，第一是“政治的遠見”，第三是“犧牲精神”，而第二即是“斗爭的精神”：“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投降妥協。”其實，我以為一株始終不向兩旁偏倒，“獨立支持的大樹”的比喻，倒恰恰非常正確形象地勾勒出了魯迅基本的文化性格特征，即獨立自由的現代人格精神。
　　現代漢語中“人格”、“性格”、“個性”等詞，在歐洲語文中常用同一個詞來表達，如英文均為Personnalite，法文中均為Personnalite，而在中國古代辭書中卻偏偏沒有這個詞，這很能說明中國舊文化傳統的特點。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正是揭開了爭取獨立人格的斗爭序幕。誠如陳獨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所指出的：“君為臣綱，則臣于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大力提倡獨立人格。陳獨秀在《敬告青年》里向青年提出六大希望，第一條就是“自立的而非奴隸的”：“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決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人格”這詞產生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其本來的涵義比較復雜，可以把它通俗而簡單地解釋為“個人的存在狀態”。即是說，一個人人格之高下，是依據他的存在狀態來判定的，如果一個人能保持獨立存在狀態，他的人格就是健全的，可稱之為“獨立人格”；反之，如果一個人是依附他人而存在的，或是對經濟的依附，或是對權力的依附，則他的人格是不健全的，可稱之為“依附人格”。幾千年的中國封建歷史，造成了大量的“依附人格”，多的是“幫忙文人”和“幫閑文人”之類。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說，似乎說明文人天生具有依附性。作為封建社會最后的知識分子和現代社會最初的知識分子，魯迅的一生則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巨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所顯示出來的可貴的人格獨立精神。
　　人的性格在青少年時期基本成型。18歲時的魯迅毅然決然地“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當時紹興士大夫家庭子弟除了讀書應試的所謂“正路”外，常走的還有兩條路，即做幕僚或商人，但是魯迅自有主張，不循常規，選擇了一條與父輩和家鄉人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開始顯示出他卓然獨立的性格特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魯迅曾把自己的寫作說成是“遵命文學”，這是曾經被大力宣傳為魯迅服從政治的一個口號，其實，魯迅對此是有具體說明的。誠然，“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但魯迅強調的是“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魯迅一生始終表現了對于經濟、權力依附的拒斥，概而言之，如面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高壓統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所表現出來的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具體而言之，則如“女師大事件”中與自己的頂頭上司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對簿公堂。即便是在左聯時期，魯迅仍堅持自己的獨立思想，依據的是客觀真理。他與周揚等人的沖突是眾所周知。即使在地位更高的人物前，他也絕不唯上，盲從。據馮雪峰《回憶魯迅》所記，1930年5月7日晚，李立三曾約魯迅談話，希望魯迅公開發表一篇宣言，如法國作家巴比塞一樣，表示擁護當時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魯迅沒有同意：“要我象巴比塞那樣發表一個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樣一來，我就很難在中國活動，只得到外國去住起來做‘寓公’，個人倒是舒服的，但對中國革命有什么益處！我留在中國，還能打一兩槍，繼續戰斗。”魯迅很關心，也很熱情地對待革命青年，然而對他們有些看法也不盲目迎合。據史沫特萊《憶魯迅》所記，1930年9月17日，左聯的一些朋友聚會慶賀魯迅五十壽辰，其間有一位青年女子向魯迅呼吁，希望他做左翼作家聯盟及左翼藝術家聯盟的保護者和盟主。但魯迅在最后的講話中說：他要真是裝作是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話，那就未免幼稚可笑了。他也不相信中國的知識青年，沒有體驗過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產生出無產階級的文學。“集會快結束時，一個青年人把身子彎向我，搖著他的頭，悲痛地說：‘這太令人失望啦，你說是嗎？我的意思是說魯迅對待無產階級分子的態度。它使得青年人為之沮喪。’”但史沫特萊卻回答：“我完全同意魯迅的意思。”對于魯迅的這種性格的獨立性，不僅是身為上海文藝界地下黨負責人，自以為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周揚等人為之不滿，即使關系較密切且平時也非常尊重他的共產黨員如馮雪峰，有時也不能理解，甚至不無非議。胡風在他晚年所寫的《魯迅先生》中回憶，當時因魯迅在病中，馮雪峰為魯迅代寫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在念了擬稿后，魯迅只點頭表示同意，但略顯不耐煩的神色。出來后馮雪峰對胡風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顯然，，馮雪峰也不理解魯迅這種在不滿于別人的越俎代皰中所包含的獨立人格精神。其實，與此類似的，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中，魯迅已經明確地顯露過他性格中這種不愿成為他人——即使是親朋好友的“炸藥”的強烈人格獨立精神。
　　文如其人。魯迅一生的寫作，始終反映了他對人格獨立的關切和追求。魯迅還在青年時期所寫的論文中，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張，而“立人”的關鍵則在于“尊個性而張精神”，這是魯迅針對當時國民性中的弱點而提出的。誠如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中所感嘆的那樣：“中國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機會，多少感情被壓抑，被抹殺。”而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從一定意義講，其基本主題幾乎就正是“人”的發現。《狂人日記》首先宣告了中國現代文學對“人”的發現，這不啻是中國文學史、思想史上的一場地震。如果說，《狂人日記》徹底地否定了幾千年封建制度吃人的歷史，肯定了人不應該是筵宴的材料，人應該有生存的權利，那么，魯迅此后的小說，則更著重于深化“尊個性而張精神”的主題。例如《孔乙己》揭示的是封建科舉制度所造成的“依附人格”的悲劇；《阿Q正傳》寫的是人格的異化；《示眾》讓人感到人性麻木的悲哀；《在酒樓上》《孤獨者》及《傷逝》展現的是個性最終在強大的社會習慣勢力壓迫下論喪；而《彷徨》的最后一篇小說《離婚》，潑辣如愛姑者，也終于在七大人的一聲“來～～兮”中而崩潰。
　　至于《野草》，這部最具個性色彩的被稱之為“魯迅的哲學”（許壽裳語）的散文詩集，其中不少篇章，更相當清楚地展現了作者卓然獨立的人格精神。特別典型的是《影的告別》：“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嗚乎嗚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影”本身最具依附性，然而《野草》中的“影”居然向人告別而“獨自遠行”，盡管它明知將因此處于兩難境地中：“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在上一個世紀之初，魯迅是曾經如此地企盼著人格獨立的精神界之戰士：“故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洞燭幽隱，評騭文明，弗與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詣，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有從者任其來，假其報以笑罵，使之孤立于世，亦無懾也。”當然，魯迅也深知這在中國之艱難，魯迅概括出在中國扼殺個性的兩種方法：一曰“以獨制眾”，二曰：“以眾制獨”，二者“雖或若反，特其滅裂個性也大同”。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或正或反的歷史事實都證明了魯迅性格的寶貴。在新世紀的魯迅研究中，我們對此應該加以更多的關注。因為，人們不難察覺，魯迅當年大聲疾呼并且身體力行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問題，尚未消失了它的現實意義；魯迅卓然獨立的人格精神，正是“民族魂”的核心內容，正是在這意義上，“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
　　魯迅是中國的，魯迅也是世界的，這當然是人們的共識。然而，我以為同樣應該關注的是，魯迅是紹興的。這不僅僅指他出生于紹興，而是說在他身上有著強烈的越文化印痕。強調魯迅是紹興的，不必担心會縮小魯迅的意義，使他成為一個地方性作家而已，而是要真正認識魯迅的性格特征，對此是不能忽略。
　　文學是有地域性的。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如屠赤水《鴻苞集》中所言：“燕趙尚氣，則荊、高悲歌；楚人多怨，則屈騷凄憤：斯聲以俗移。”法國的丹納則在他的《英國文學史》引言中，明確地把地理環境、種族與時代認作決定文學的三大因素。其實，較之別的現代文學作家，人們更注意到魯迅與他所屬的區域文化的聯系。還在弘文學院期間，他的同學就有評語：“斯誠越人也，有臥薪嘗膽之遺風。”（見沈瓞民《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斷》）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陳源散布“某籍某系”的流言，而且嘲諷周氏兄弟“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些論調的散布者們其實也是注意到了魯迅與越文化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還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為紀念魯迅八十壽辰，毛澤東曾作七絕二首，其一曰：“博大膽識鐵石堅，刀光劍影任翔旋。龍華喋血不眠夜，猶制小詩賦管弦。”其二曰：“鑒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劍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前一首說的是魯迅的膽識，后一首卻轉而贊譽魯迅故鄉紹興的愛國主義傳統。顯而易見，毛澤東也甚關注魯迅與其故鄉的一種深層的文化聯系。
　　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壟斷產生知名人物的專利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產生某些優秀人物。但象紹興——越文化的中心地那樣，在歷史的長河中連綿不斷地涌現出眾多的杰出人物，而形成令人矚目的特殊的文化現象，這在別的地方確實是罕見的。特殊的文化現象就有特殊的研究價值。越文化悠久厚重而又優秀的傳統，是最初滋潤魯迅這棵“獨立支撐的大樹”生根、發芽、成長的土壤。魯迅首先是從區域文化的“母體”中，獲得某種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壯“發育”的基礎；也因此，魯迅身上必然帶有無法磨滅的越文化印痕。
　　越文化源遠流長。越人為古部族之一，歷漫漫史前時期，幾經遷移，興衰起落。在紹興偏西約100公里之建德山地發現的距今約10萬年之“建德人”，可能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越人的最早祖先。在紹興偏東約69公里所發掘出來的距今約7000-5000年河姆渡遺址，可視為越文化之嚆矢。紹興西南之余杭所發掘的距今約5000年之良渚文化，可能也是越人的一個部族聚居中心。到公元前11世紀之末，《竹書記年》中有周成王二十四年記載的“于越來賓”，這是越人第一次見諸歷史文獻，這是該地區史前時期與歷史時期的分界線，此后越文化之輝煌，則是世所共知。
　　越文化與魯迅的影響，最主要的有三種途徑。
　　第一，是已為魯研界所注意到的即紹興先賢對魯迅的影響。我特別想提及的是，魯迅1912年隨教育部遷北京后，曾在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里“寂寞”地抄錄、校輯著《會稽群故書雜集》《嵇康集》（嵇康，紹興上虞人）《謝承后漢書》（謝承，山陰人）等古籍。《會稽群故書雜集》輯集會稽先賢著作八種，記錄了先賢事跡和有關會稽郡風景名勝古跡的傳說。此書的輯錄工作其實早在魯迅少年時期已經開始。1914年夏，周作人將保存在家鄉的魯迅原輯《會稽群故書雜集》散稿陸續寄到北京，10月，魯迅輯成，同月21日作序：“禹勾踐之遺跡故在，士女敖嬉，噼睨而過，殆將無所眷念”，為此輯錄此書，以“序述名德，著其賢能，記住陵泉，傳其典實”，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于故。”1913年9月，魯迅有意于整理《嵇康集》，23日他遍尋琉璃廠各書肆，未見一本《嵇康集》。一周后，在京師圖書館借到吳寬叢書堂鈔本十本，即抄作底本，自此至1935年，前后校勘《嵇康集》長達23年。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魯迅對之似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謝承后漢書》的整理魯迅也著力甚多。1912年4月間已在南京作過第一次校抄。在北京又對照不同版本，抄錄、校訂，于1913年3月輯成6卷本《謝承后漢書》，并作序。魯迅在“紹興會館”中“寂寞”地沉浸在紹興先賢的古籍中，讓人想起聞一多在《神話與詩》中對杜甫的一段評論：杜甫“思想成熟得特別早，一半因由于天賦，一半大概必是孤僻的書齋生活釀成的。在書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時間構成的；沿著時間的航線，上下三、四千年，來往的飛翔，他沿路看見的都是圣賢、豪杰忠臣、孝子、騷人、逸士——都是魁梧奇偉、溫馨凄艷的靈魂。久而久之，他定覺得那些莊嚴燦爛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實在，而且漸漸活現起來了，于是他看得見古人行動的姿態，聽得到古人歌哭的聲音。甚至他們還和他揖讓周旋，上下議論；他成了他們其間的一員，于是他只覺得自己和尋常的少年不同，他幾乎是歷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關系比和今人的關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時間里，不是在空間里活著。”
　　北洋軍閥的反動和教育部的腐敗，促使魯迅的生活從現實的“空間”轉向越文化的“時間”中去，這似乎顯得很自然。這種“自然”中，就表明了魯迅與越文化傳統的深刻的，幾乎是先天性的聯系——這實質上已涉及第二個途徑：越文化某些悠久厚重的文化積淀，已經深深地溶入于這一民族的血液之中，意識深處，構成了該民族的“文化基因”。事實上越文化對魯迅的影響，還表現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這是迄今為止魯研界還少有人關注，但實際上是很有意義的一個問題。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學科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華古史中的越文化，是中華多源文明中最悠久最優秀的區域文化之一。“考古發現，生活在東南沿海‘飯稻羹魚’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輕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木槳、陶舟模型與許多鯨魚、鯊魚的骨骼，都表現了海洋文明的特征。……古越人的發明創造如植茶、養蠶、干欄式建筑等等，現在也都成為代表中華民族文明的事物而為世人所稱道。”“過去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之源，一切重要的發明創造都生產生于此方，然后才向南方傳播。試舉一例：直到現在有些歷史書中仍說養蠶繅絲為黃帝正妃嫘祖發明，但在黃帝之前兩千年，河姆渡古文化遺址中已經有絲織工具的圖像，足證古史記載失實。近年來考古發現與民俗調查的許多研究成果說明，黃河文明已經形成中華文明的主流；但也應該承認，就文明的起源而言，南方更早于北方這一歷史事實。”1999年海內外百位著名史學教授、專家聯名所寫的這份建議書《重寫中華古史》，所舉證的例子主要的即是越文化。確實，越文化在它的史前時期就顯示在此后一脈相傳的并且表現在眾多個體身上的不斷創新、超越自我的精英意識。然而越先民更可寶貴的品性是不畏艱難，不知屈服，堅韌不拔，頑強拼博的精神。根據歷史地理學，第四紀學、古氣候學、古生物學的綜合研究，從晚更新世以來，在今寧紹平原一帶，曾經發生過三次海進海退。河姆渡文化的形成是在距今約2.5萬年的第二次海退之后，但以后又發生第三次海進，海進在距今7000-6000年前形成高潮，越人被迫開始了大規模的部族遷移。最后，大批越人進入了南部山區，會稽山此后成了越人聚居的中心。會稽山地水土資源貧乏，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越先民一切從頭開始，重新創業，如《吳越春秋》所記：“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以給食。”越人在會稽山地居住了3000多年，在與嚴酷的自然環境的斗爭中，他們不畏艱難，堅韌不拔的精神，集中地凝聚在他們所創造的“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中。早在三十年代，顧頡剛在他的《古史辯》中推斷：“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近人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教授也持同樣觀點：“禹的神話出自越地，已經不必置疑。”神話傳說中的“胼手胝足”、“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禹，其實是曲折地反映了越先民與“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的惡劣自然環境搏斗的精神。維柯在《新科學》中認為，原始人類還沒有抽象思維能力，用具體形象代替邏輯概念是當時人們思維的特征。是人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神話是“真實的敘述”，不過他和詩一樣，不能照字面直解，它是古代人類認識事物的特殊方式，是隱喻，是對現實的詩性解釋。當我們透過這種“隱喻”，確實可以發現在此后歷史中仍不斷重復顯露出來的存在于越族中那種極硬、極韌的精神特征。魯迅曾說柔石有浙東“臺州式的硬氣”，“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其實，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紹興，方孝孺式的人物更多。例如魯迅幾次提及的明末山陰王思任，怒斥奸相馬士英，曾上《請斬馬士英疏》；又函書馬士英，痛斥他“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并宣告“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拒絕馬士英退避紹興。1646年夏，清軍突破錢江防線南下，邀王思任與清合作，他堅閉大門，大書“不降”二字。紹興失守，他移居鄉下，不入城，不剃發，絕食而亡。山陰祁彪佳，拒絕清之禮聘，置《別廟文》《絕命詞》于桌，赴門前水池中謝世，志書記載：“東方漸明，柳陌淺水中，露角巾寸許，端坐卒矣，猶怡然有笑容，年四十四。”清末的徐錫麟、秋瑾自不必說，還有馬寅初，他在解放前怒斥“四大家族”，國民黨用盡種種手段，也無法壓制他的聲音。解放后，面對全國性的大圍剿，他明言：“我雖年過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從魯迅和他眾多同鄉身上共同透露的那股“硬氣”，我們不能不正視其中確實存在著一種文化“基因”。越族在它早期興衰起伏的漫長過程中所積聚起來的巨大心理經驗體系，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必然會遞傳于后代。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同人體結構一樣，是由遺傳獲得的。魯迅性格當然不能簡單地用遺傳解釋，但他個人心理素質上，與越文化傳統確實有著天然的聯系。歷史學中年鑒學派布羅代爾認為：長期的連續性與短期的急劇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才是歷史本質的辯證關系。所謂長期連續性是指“幾乎不發生變化的歷史”，即人類同地球表面環境進行斗爭的歷史。而短期的急劇變化像一陣又一陣沖擊著巖石的海浪一樣，將長期的連續性沖破了，并且產生了“從一個世界向另一個世界的過渡，這是一場非常壯觀的人間戲劇，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杰出的人物。”參照布羅代爾的這個理論，我們就比較好解釋紹興何以每當在歷史發生急劇變化之際總會產生杰出的人物的特殊的文化現象！
　　第三，魯迅與越文化的聯系，還通過家庭血緣關系而得到溝通，家庭內長輩的性格、氣質一般對子女或多或少會有影響。孫伏園在《哭魯迅先生》中寫道：聽到魯迅去世的消息后他趕到北京，往謁周老太太，“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遺傳的，只是老太太比魯迅更溫和、慈祥、曠達些。‘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么？’聽老太太這話，很像是讀魯迅先生的文章，內容的哲理和外形的筆法都是相像的。”這后一句話，孫伏園說得實在很有意思。又如魯迅的祖父介孚公，性格有點特別，倔強，硬氣，好罵人，上至“昏太后”（慈禧）、“呆皇帝”（光緒），下至家族子侄輩。周作人在《雨天的書》中稱之為“浙東性”：“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是喜罵人的脾氣。”周建人《魯迅去世已經十年了》一文中，曾說魯迅剛強耿介的性格“很像祖父”。周介孚對人的有些批評，表面上看來不近人情，但仔細想來卻不無道理。例如，有一次魯迅從南京學堂回來，說考試得了第二，但遭到周介孚的批評，說魯迅不用功，如果用功的話，本來可考到第一。但對成績很差，考了倒數第二的小兒子伯升，反而夸他“尚知努力”，說他本來就笨，要不是“尚知努力”的話，本來會倒數第一的。這番話別出新裁，不是一般人講得出的，與魯迅有些文章中的思維方式，也不無相似之處。
　　當然，越文化對魯迅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以上三種途徑，此外還有如師友、風俗、地方藝術等等方面的影響。總而言之，生于斯，長于斯，故鄉紹興給魯迅烙下了深深的越文化印痕。18歲之后魯迅雖然離開了家鄉，但不管他是否意識到，在他的意識深處，一生始終存在著一個越文化的“場”。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魯迅作品中不時流露出來的“故鄉情結”。應該說，魯迅對故鄉的感情是復雜的，愛憎交織，難以一言蔽之，在現實的層面上，不乏有對社會的落后、民眾的愚昧的批評，乃至激烈的詛咒，但在歷史的層面上，較多的是對優秀文化傳統的肯定和贊譽。如1912年所作《〈越鐸〉出世辭》，開門見山曰“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異，后先絡驛，展其殊才；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他的《吶喊》《彷徨》，時時處處涉筆于故鄉人、事。《朝花夕拾》更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小引”中明確地表達了故鄉的物產“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使我時時反顧”。《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慘白色的小花”，但當筆下涉及故鄉的景色人事時，卻讓人感到一點亮色，一絲溫情，如那“江南的雪”、“故鄉的風箏時節”，特別是那《好的故事》。在他大量的雜文中，也時或涉及故鄉的人事，或例，或證。在他去世前一個月，他寫下了《女吊》，借此重申了他此前所定《死》一文中的“一個也不寬恕”的態度：“大概是明末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地！’這對于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一般的紹興人，并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仇，卻也是事實。單說文藝而言，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在他逝世前二日所寫的，也即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最后一段，又談到了紹興：“我的剪辮，卻并非因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斷發文身’，今特效之，以見先民儀矩，……”
　　其次，越文化的印痕，還顯現在魯迅的精神氣質上。魯迅的精神氣質，我以為用“硬”、“韌”二字即可概括。“硬”、“韌”正是越文化突出的傳統。“硬”上文已有所述。“韌”，“勾踐復國”是見之史書記載的最早的典型例子。越地多文化名士，對學業如無“韌”勁，也不可能事業有成，越人處事認真執著鍥而不舍的精神，是越地所以涌現出如此眾多杰出人物的重要原因。到過紹興的人，必定會對“東湖”、“柯巖”、“吼山”等景點中的“石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越人幾千年來就是憑著簡單的勞動工具，硬是把一座座高山鑿空，筑起城墻，建起石橋，鋪就石板路，制造出種種石制品，如石臼、石磨……，這“石文化”中蘊涵的不也正是“硬”和“韌”二字！
　　再次，魯迅的思維方式中，也留有越文化的印痕。魯迅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和強烈的批判精神，和越文化傳統的思維方式是一脈相傳的。越文化傳統的思維方式，首先表現為“崇實”。越先民在非常困難的自然環境下求生存，求發展，并且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明，這決定了他們實事求是的思維特征。正如丹納在談到古代的日耳曼族來到自然條件惡劣的尼德蘭時說：“為了要生存，要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穿，要防冷，防潮氣，要積聚，要致富，他們沒有時間想到旁的事情，只顧著實際和實用的問題。住在這種地方，不可能象德國人那樣耽于幻想，談哲理，到想入非非的夢境和形而上學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來不可；行動的號召太普遍了，太急迫了。而且連續不斷；一個人只能為了行動而思想。幾百年的壓力造成了民族性，習慣成為本能，父親后天學來的一套，在孩子身上變做遺傳。”（《藝術哲學》）東漢時上虞王充，著《論衡》，即以“實事疾妄”為指導思想，批判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等虛妄迷信。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后來的浙東學派，均提倡和堅持這種崇實思維。強烈的批判意識是越文化傳統中思維方式的第二個特點，浙東學派中諸多代表人物，如陳亮、葉適、王陽明、黃宗羲、章學誠等，均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一批杰出的批判家。陳亮、葉適對茍安求和的批判，王陽明對程朱理學教條的批判，黃宗羲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章學誠對各種偽史學的批判，都有著振聾發聵和開風氣之先的意義。
　　魯迅文化性格的形成原因是復雜的，它是中西文化、現代和傳統文化碰撞的結果，其“固有之血脈”則是越文化。本文僅僅只提出了關注魯迅的文化性格及他身上的越文化印痕問題的必要性，期望著魯研界今后對此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1-05-06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社版25～3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越20012001新世紀的魯迅研究應該進一步“回到魯迅那兒去”，要重視魯迅自身，重視魯迅身上最恒定的，最富于個性色彩的，明顯的與他人有別的帶有基本特征的東西，如魯迅的文化性格和魯迅身上的越文化印痕就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兩個問題。魯迅之為魯迅，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文化性格，即獨立自由的現代人格精神，這種文化性格不僅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而且在這之后仍然是中國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形成魯迅寶貴的文化性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們可以發現越文化深層的印痕。魯迅/性格/越文化陳越(1943-)，男，浙江紹興人，紹興文理學院教授。紹興文理學院，浙江 紹興312000 作者：《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社版25～3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越20012001新世紀的魯迅研究應該進一步“回到魯迅那兒去”，要重視魯迅自身，重視魯迅身上最恒定的，最富于個性色彩的，明顯的與他人有別的帶有基本特征的東西，如魯迅的文化性格和魯迅身上的越文化印痕就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兩個問題。魯迅之為魯迅，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文化性格，即獨立自由的現代人格精神，這種文化性格不僅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而且在這之后仍然是中國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形成魯迅寶貴的文化性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們可以發現越文化深層的印痕。魯迅/性格/越文化

網載 2013-09-10 2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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