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15(2004)01-0060-05
2002年7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察時,希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要努力担負起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職責。”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筆者認為有必要就“西方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這一熱點問題認真研究。因為,史學界對此不但頗有爭議,而且在經濟全球化和改革開放的今天,大學生對其也有一些模糊認識。為幫助學生更理性地認識這一問題,使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筆者首先就圍繞這一問題所產生的爭論作一概略分析,并提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幾點淺見。
一
關于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從總體評價上看,共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持完全肯定的態度,認為西方侵略帶來的是文明、進步。以曹炳生、周清泉、伍思等為代表。
曹炳生把中國近代史放到世界范圍內進行了研究,認為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西方殖民征服“不僅有利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向世界體系的拓展,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東方歷史的發展”。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打破了東方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在東方造成了一場最大的也是東方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二是促進了東方各國和地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最早遭受殖民征服的香港和臺灣地區已進入亞洲四小龍的行列,而沒有遭受殖民征服的中國北方則貧窮落后;三是促進了東方各國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近代民族的形成,導致了東方一系列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因此,西方入侵是“東方民族走上現代文明的唯一現實良機”。如果沒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類,特別是東方各民族所有優秀的自然才能將永遠沉睡,得不到發展。”[1]
周清泉、伍思也發表了類似見解。他們認為那種把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看作近代中國最主要的矛盾,把民族利益看作最高利益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脫離了客觀歷史事實”。[2]并進一步指出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西方文明起了決定意義的作用”。[3]因此,對于西方的殖民征服,“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應當指斥,而且還要加以鼓勵、幫助,使它盡快在全世界范圍內完成反封建的歷史使命。”[2]
第二種觀點認為帝國主義入侵給中國帶來的是數不清的災難,同時,也承認它在客觀上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這不是侵略者的本意,是“派生出來的結果”。“西方文明”與“西方侵略者手中的文明”根本不是一回事。龔書鐸、謝本書、劉大年、胡繩等一大批學者持此觀點。
龔書鐸明確反對侵略“有功”的說法。他以大量的史實從戰爭賠款、協定關稅、治外法權等方面論證了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嚴重危害,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是“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剝削、掠奪的歷史”,帝國主義“用軍事武裝侵略中國,在經濟上掠奪中國,在政治上支配中國,在文化上奴役中國”,最終造成了“中國的貧窮落后”。[4]所以說,帝國主義帶給中國的是“地地道道的厄運”。[5]
喬還田也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資本主義列強破門而入“給中國帶來的是數不清的災難,而不是福音”。當然,要羅列一些具體事例,來說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后對推動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所起的客觀作用,也不是一件難事。但這畢竟“不是侵略者的本意,更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只不過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對此,決不能估價過高,否則“主次不分,以至本末倒置了”。[6]
戴逸、胡繩、謝本書等都從不同角度作了論述,指出“客觀的某些局部效果不能掩蓋、更不能代替侵略的本質、目的及其給近代中國帶來的更大更嚴重的危害。”[8]
第三種觀點承認西方入侵具有破壞作用,但認為他們給中國帶來的客觀建設性作用遠遠大于破壞性作用,以李時岳、姜魯鳴為代表。
姜魯鳴認為西方殖民者的建設性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破壞了中國封建社會矛盾運動的慣性,加速了舊制度的滅亡和新制度的產生;二是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侵略的進一步加深,西方文明也盡快地傳播到中國;三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強行打入中國人的生活界域,對中國近代思想界產生了重大作用。同時,他也提到,帝國主義侵略也給中國造成許多災難性后果,對此中國人民不應當忘記,但要“正確處理歷史進步標準(生產力)與倫理原則的關系”,當二者發生沖突時,應以社會歷史進步為準。[9]
李時岳則著文指出:西方入侵給“外國資本主義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但對中國也并非完全無益”。那種對一方有利則必然對另一方有害的傳統觀念,并不能得到事實的支持。中國正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下“才發生了資本主義”。[10]
第四種觀點認為西方入侵對近代中國具有雙重作用:刺激促進作用和壓迫抑制作用,二者是參半的,哪一方面也不能忽視,以郭世佑、姜鐸為代表。
郭世佑在《對當前近代史研究理論的新思考》一文中指出西方侵略者“集侵略與進步于一身”,我們既要認清“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危害,充分肯定中國人民自衛反擊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同時也要注意“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中國近代史變化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任何強調一面而忽視另一面的觀點都是“失之偏頗的”。[11]
姜鐸也認為對西方入侵給中國近代化帶來的雙重作用“應根據歷史,做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而全面的評價”,不應忽視或否認任何一面。過去那種強調后一方面而忽視甚至否認前一方面作用的觀點“顯然不夠全面”;少數論者“過分強調了前一方面的作用,并把它說成是主要的方面”,也是“不值一駁的胡說”。[12]可以看出,第一種觀點全面肯定了西方殖民的進步作用,而第二種觀點認為帝國主義入侵給中國帶來的更多的是破壞、災難,第三種觀點在傾向上與第一種觀點比較一致,只不過語氣有所緩和和含蓄,第四種觀點是一種折衷的觀點。所以,分歧的焦點實際上在第一、第二種觀點之間。
二
研究西方入侵對中國的影響,必然要涉及到中國近代史的其他一系列問題,諸如如何看待反侵略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能否獨立發展等,史學界對此也有分歧。
(一)如何看待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
第一種觀點肯定反侵略戰爭,指出民族獨立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并給予高度評價。
胡繩指出,帝國主義所以沒能“瓜分”或獨占中國,而且最后在中國的大地上完全失敗,就是因為他們遇到了“中國人民堅持不懈,不斷增強的抗爭”。[13]
李錦全在《中國近代社會往何處去》一文中,駁斥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是蠢事”的觀點。指出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堅持民主主義革命,把中國推向前進,還是實行不抵抗主義,聽任中國變成殖民地?這是愛國與賣國兩條思想路線的斗爭。”[14]
龔書鐸、戴逸、喬還田也都高度評價了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指出正是由于“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使得帝國主義不能滅亡中國”。[4]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阻礙了歷史的進步。
周清泉、曹炳生從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矛盾這一論斷出發,認定清王朝封建統治者進行的抵抗斗爭、農民自發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和義和團運動,只是形式上的“民族自衛戰爭”,實際上是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抵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2]所以,他們認為決不能像過去那樣對西方殖民征服打上“非正義的侵略的烙印”,而對東方封建國家和落后地區對資本主義的抵抗“涂上了正義的反侵略的金粉”,否則,“歷史批判的天平就傾斜了”。[1]
(二)中國能否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
毛澤東曾說過:“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過去,這一觀點一直被史學界所認可,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如胡繩、龔書鐸、謝本書等仍持這一觀點,但也有少數論者提出異議,認為中國不能獨立地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
李時岳把中國與首先出現資本主義的歐洲作一對照,指出“在城市是封建統治中心的中國,在國家視工商業發展為社會隱患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萌而又衰,衰而復萌,前途難卜,其發展又豈止是‘緩慢’而已。”所以說,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只是一種“無法證實的假設”。而事實上中國資本主義正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打擊下才發展起來的,并且是“一夜之間嫁接成功的”。[10]
王笛姜鐸持類似見解,認為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自然而然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非科學的、天真的想法”。[13]
中國“如果僅僅依靠中國本身的力量,要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必然是十分緩慢的。”并且“不知要‘緩慢’到何年何月?”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陸續輸入,中國“才開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過渡”。[12]
(三)民族獨立與中國近代化問題
與前兩個問題相聯系,自然而然就引申到民族獨立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問題上,史學界對此形成了兩種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近代化包括經濟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民族獨立與實現近代化是互相聯系的,爭得前者是實現后者的前提。
劉大年指出:近代中國有兩個基本問題,即民族獨立和實現近代化,二者內容不一樣,卻又“息息相關,不能分離”,“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后,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在近代,人們曾經試圖先實現近代化,再解決民族獨立問題,諸如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但都行不通。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取得民族獨立,為中國實現近代化打開新的天地”。[16]
汪敬虞通過對中國資本主義有所發展卻又不能真正發展的翔實論證,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壓迫,“最終壓制和延緩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17]
龔書鐸、苑書義、謝本書等學者也認為近代中國人民不進行反帝斗爭,不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近代化就化不起來,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4]“歷史反復證明,想通過走殖民地道路實現現代化,把現代化寄希望于侵略者的恩賜,只能是與虎謀皮,是十足的夢囈。”[18]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近代化即“資本主義化(準確地說是半資本主義化)”。實現近代化與民族獨立沒有必然聯系,甚至認為民族獨立反而會阻礙近代化的進程。
馬勇在《辛亥革命:現代化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一文中明確指出:“現代化的發展與民族獨立不存在必然的關聯”,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過程早已標明,即使是那些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礙于他們的現代化運動”。“辛亥革命的先驅者不明白現代化與殖民地的分野,于是將推翻滿清、民族獨立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9]
伍思、曹炳生等也持類似見解。他們認為1840年以后中國所以導向了近代化進程,“西方文明起了決定性作用”,西方入侵是“東方民族走上現代文明的唯一現實良機”。所以,進行民族獨立會破壞這一良機,使東方永遠沉睡,得不到發展。
三
如何評價西方侵略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不僅涉及到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及發展道路的認識,而且影響到對許多具體事件和人物的評價;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僅影響到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對我們的現實生活亦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目前,學術界分歧的焦點是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和“西方侵略者手中的文明”,而中國與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呢,還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階級矛盾則是這一分歧的根源所在。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在今后的研討中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把兩點論和重點論結合起來,反對一點論、均衡論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帝國主義侵華的主要目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又“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20]在這里,毛澤東抓住帝國主義侵華的主要目的,同時兼及了西方侵略在客觀上所產生的進步作用,把兩點論重點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應該說,這仍然是我們今后研究這一問題的指南,那種簡單肯定或機械對等劃分的觀點都是失之偏頗的。
(二)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應作準確、全面的理解,以把握其精神實質
在以往的研究中,論者大都引用馬克思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等經典文章中的詞句作為論證自己觀點的資料,得出的結論卻大相徑庭。持肯定意見的論者常引用的是: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等。持參半意見的論者則引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肩負的雙重歷史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等。應該看到,馬克思在論述西方殖民侵略是否最終有利于印度社會的發展時,曾明確指出:“侵略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實行的一切能否造福于當地社會,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這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21]對此,肯定論者絲毫不曾提及這種做法是片面的,不足取的。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應通讀全文,并放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加以正確的理解,決不能斷章取義,更不能“隨意拈來馬克思著作的只言片語,簡單地往文章中一套作為自己論點的標簽。”[22]
(三)應加深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認識
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還是階級矛盾,是研究中論者分歧的根源所在,這實質上也就是如何對待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問題。1914年列寧在《民族自決權》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23]有的學者據此提出中國近代史也應該提到世界歷史的范圍內去研究,而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所以,把民族利益看作近代中國最高利益的觀點,是極其錯誤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筆者對此不敢茍同。需要指出的是,列寧在上述引文之后,緊接著還有一段話,即“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23]這就是說我們在分析民族問題時,應考慮各個國家的國情。
眾所周知,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逐漸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那么,應如何看待這樣社會中的民族主義問題呢?金沖及在《談談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民族主義思潮是有兩重性的,“如果把某一個民族的利益、意志和價值尺度強加到其他民族頭上,對其他民族進行侵略和壓迫……就是反動的或者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如果是激勵被壓迫民族奮起反抗外來侵略,愛國救亡,……而不是去侵略和壓迫別人,那末,它就是正義的,進步的。……應該說,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主流是正義的、進步的。”[24]這個分析頗有見的,它道出了民族主義的真正內涵。由此可知,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看到為了民族利益就指斥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列寧說得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革命的。”[25]所以說,中國人民正當的反侵略、捍衛民族獨立和維護國家主權的斗爭是同狹隘的民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四)有待于進一步研討的問題
在以往的研究中,關于西方對中國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響,特別是西方侵略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論述較詳,而對西方列強與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政治關系等則深入不夠。如:列強與清朝統治集團、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南京臨時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等,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也就是說列強是與中國當時的進步勢力相結合,還是與反動勢力相結合的問題。弄清這些對于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西方侵略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很有幫助的。
收稿日期:200唐山師范學院學報滬60~64K3中國近代史趙朝峰/宋艷20042004介紹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如何看待反侵略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能否獨立發展及民族獨立與中國近代化問題等四個方面的研究狀況,展示20年來研討“西方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這一問題的發展趨勢,并提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西方侵略/近代中國/民族主義
Western Aggression/Modern China/nationalism本文系2001年度湖北省教育廳重大科研項目“晚清厘金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建設”[2001Z38001]的階段性成果。賈淑榮/趙Summarizi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 upon Modern China from the Western Aggression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ZHAO Chao-feng 1, SONG Yan-li 2
(1. Law and Politics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China;
2. History Depart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Qufu 273100, China)How to appraise the effect upon modern China from the Western Aggression is one of hot issue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is article will predict the research tendency through offering a brief summery of four hot issues relating to this subject, and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posed. The four issues are as follows: 1, Evaluation of this subject as a whole. 2,Appraisal of anti-aggression war in modern China.3,Studies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modern China.4,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s independence and China' independence.趙朝峰(1969-),男,山東莘縣人,北京師范大學法律與政治研究所博士生,講師。北京師范大學 法律與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088;
宋艷麗 曲阜師范大學 歷史系,山東 曲阜 27310 作者:唐山師范學院學報滬60~64K3中國近代史趙朝峰/宋艷20042004介紹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如何看待反侵略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能否獨立發展及民族獨立與中國近代化問題等四個方面的研究狀況,展示20年來研討“西方侵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這一問題的發展趨勢,并提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西方侵略/近代中國/民族主義
Western Aggression/Modern China/nationalism本文系2001年度湖北省教育廳重大科研項目“晚清厘金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建設”[2001Z38001]的階段性成果。
網載 2013-09-10 2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