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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論
　　韓國與中國在地理上非常接近，生活于相同的儒教文化圈，因之，具有許多類似的女性問題。
　　換言之，韓、中兩國的女性，在長久的傳統社會中，受到儒教封建的束縛，屈從于父權文化，遭受性別壓抑，受到男性支配；社會教育女性順從與嫻靜是最高的美德，女性一直生活存在于歷史的周邊。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變化，女性的意識開始了覺醒。如果將中國女性文學的概念加以整理的話，可知女性文學、女子文學、婦女文學皆混合使用，女性文學的范圍是女性作家書寫有關女性、男性以及所有的社會生活之作品，并通稱為婦女文學。在韓國有關女性文學的議論也相當多樣化，女性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女性解放文學、Feminism（女權主義）文學等都混用，事實上，只是用詞上有所不同，內容上并無太大的差異。
　　不管使用何種用語，女性文學的真正意義應該是表現以女性為主體的生活方式，將女性的獨特生活領域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其中亦應包含人類生活普遍的、共同的精神與思想意義。
　　本文將試著由鄰近的地理環境、父權家長制的儒教影響，以及時間上較類似的歷史階段，對韓、中兩國女性小說如何發展，各有何種特質加以研討。
　　　　　　二、韓、中女性小說的發展過程
　　（一）韓國女性小說的發展
　　韓國文學史上女性小說的登場可追溯至1910年代，而1917年金明淳所著的《疑心的少女》可說是韓國女性小說的開端。1919年三·一運動前后，隨著日趨炙熱及活絡的新文學運動與女性運動，許多先進的女性紛紛登上文壇。她們雖然正面抵抗自己所處的封建社會習慣及男女不平等的制度，但卻未能得到更進一步的斬獲。然而不管怎樣，此時期依然是女性文學在傳統的男性中心文學領域中找到自己一片天地的時期。1930年代可說是表征女性意識覺醒之女性文學的開創時代，同時也可說是女流文學的成熟時期。1945年八·一五以后，女性力主女性人權，組織女性團體，開始致力女權的爭取。此時期新的女性運動開始擴散，但也經歷了1950年六·二五的戰火。而在經歷過了四·一九與五·一六之60年代，女性的解放依然未能完成。自1960年代起不停涌至的工業化波濤更使得韓國社會在1970年代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工業化雖然帶來了財富的積累與豐饒的物資，卻也使社會失去了人情味，而文學領域中的強烈刺激人們官能的商業文學也達到了全盛期。1970年代的文學可說是民眾文學與勞動文學的時代，文學深入人們的生活中，共同體會人們的苦痛及悲哀，并求尋得苦痛之源。而女性文學的覺醒與民眾文學可說是同出一源。女性學者趙惠貞認為所謂的民眾即是受壓迫的疏離集團，而民眾也包括了工人與女性；她并且認為不討論女性所面臨的壓抑與疏離的民眾運動只可說是片面性的運動。（注：趙惠貞：《解開恨之鎖，尋找自己的主張》，《文學思想》，1990.2。）女性與勞工所遭遇到的壓抑雖說是一直存在的，但進入近代的工業社會之后，這種壓抑更為深化，女性問題與勞工問題也成了社會問題。
　　女性解放文學這一用語首次出現于1980年代中期。《女性》、《另一種文化》、《女性運動及文學》等書紛紛出版，女性問題研究團體紛紛成立，女性問題開始被研究。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即可說是所謂女權論文學與女性解放文學，它們闡明了女性被壓抑的狀態，此狀態是如何與社會組織發生關聯，以及該如何克服此種狀態。而女性主義文學的基本觀點可說是在充分認識到男性中心主義、女性的差別主義與父權家長制的意識形態而產生的。
　　1980年代后期，女性主義文學經一番醞釀后，女性小說紛紛出籠。這些小說擺脫了以往小說的窠臼，開始尋求壓抑女性的現實主因。而1980年代的女性小說中雖然也有以國家分斷等社會變革問題為題材的小說出現，但大體上以中產階層女性為題材仍是這一時期作品的主流，這點也可說是1980年代女性小說的限制點。
　　（二）中國女性小說的發展
　　進入20世紀，西歐思潮傳入，展開了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旗幟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為勞工運動、青年運動、女性運動的重要發端，并開啟了中國女性運動的新紀元。以五·四運動為起點，中國的女性文學亦開始由女性本身來提出女性問題，以女性的觀點廣泛地來認識女性問題，換言之，五·四運動的精神成果是發現人與發現女性。
　　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中，五·四時期誕生了女性作家陳衡哲、冰心、廬隱、凌叔華、蘇雪林。給予她們深刻影響的是挪威作家伊孛生（易卜生）的作品《娜拉》，在人的覺醒與女性的覺醒上娜拉現象可說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原型。（注：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娜拉的離家出走是女性精神覺醒的宣言。五·四時期的女性作家受到娜拉很深的影響，控告父母為她們訂下終身對象的陋習，反抗傳統道德規范，要求自由戀愛、婚姻的自主性和個性解放。以五·四運動為起點，女性作家在素材的選擇上以及自我的情感表現上皆顯現出女性的特征，鮮明地表現出女性意識與新文學運動的相互關系，以及把以反對封建來爭取民主和自由作為目標，而另一方面，由女性特殊處境出發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張。
　　進入30年代以后，女性作家數量急減，表現女性問題和感情的作品日少。其原因雖很多，但可以以30年代以來接連不斷的內戰和民族戰爭來加以說明。在此戰爭期間，有民族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參戰了，在民族國家存亡之際，女性問題不得不被擱置于后。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國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女性的面貌也煥然一新，女性與男性一樣，廣泛地參與了國家的政治生活，在經濟上亦獲得自主權。土地改革，新婚姻法，使女性得以開拓男女平等的廣闊道路。
　　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遭逮捕，其后開始公開指控四人幫的罪行，批判文革，同時，也決定實施四個現代化。這時文學亦從“工農兵”的模式中解放出來，形成了體制的藝術性與多樣性。
　　　　　　三、韓、中女性小說的特質
　　（一）韓國1980年代女性小說的特質
　　1980年代后期登場的女性文學作品提出了女性問題。在成功地將此問題以文學方式表現出來的樸婉緒、李慶子、吳貞姬、金香淑、尹貞慕等人的作品中可歸納出對父權家長制度的挑戰、對女性自我正體性的探求、對社會意識的表現等三個特點。
　　1.對父權家長制的挑戰
　　東西方所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均是由父權家長制度的權力構架中所生出來的，故而女性解放運動家主張女性若想獲得解放就必須打破父權家長制文化，樸婉緒的小說中充滿了對壓抑女性的父權家長制社會的頑強反抗意識，她在以反抗父權家長制為題材的《你尚在夢中嗎？》與《生產瓢》中探討了父權家長制的男性支配社會的象征——重男輕女觀念的問題。
　　《女性新聞》創刊號（1987年12月）首次連載了以探討女性問題為主題的《你尚在夢中嗎？》。其情節大致如下：車文景與金赫柱是大學的同班同學，兩人的初次婚姻均以離婚告終。赫柱與寡母及前妻所出的女兒同住。兩人雖已論及婚嫁，但因文景已有一次結婚經歷而遭到金母頑強的反對，金母極力為赫柱安排相親，對象自然不是與赫柱同歲者，更不是已有一次結婚經歷的女子。赫柱與文景漸漸地疏遠，但在此時身為中學教師的文景卻發現自己懷孕了。當赫柱得知這個消息時，他已是即將訂婚之人。赫柱的母親脅迫文景把孩子拿掉，并留下一句“這絕不是赫柱的骨肉”之后掉頭而去。文景決心獨立扶養孩子，她的肚子一大起來便立即辭去了工作，隨后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并開了一家托兒所。而赫柱再婚后也生下一女，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是不幸他的妻子患了子宮瘤，在做過手術后被判定不可能再生育。金母察覺到香煙無人可繼的嚴重性后便想把文景所生的男孩抱回。有一天赫柱突然出現，向文景說要將兒子帶走，但是通過審判，文景保住了自己的孩子。
　　樸婉緒以批判我們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意識寫成了這一作品。作品的結局，主角將悲劇的所有原因歸咎于男子與父權家長制度，并下定決心要將自己的兒子養育成“拋棄生為男子就可凌虐及輕蔑女性的天賦權利的自由新男性”。
　　樸婉緒在上述作品之外也發表了長篇小說《活的人生的開始》，這可說是目前為止討論女性問題最成功的作品。作品描寫一個以賢妻良母的角色而自豪的女性，然而她在與丈夫的關系中經歷過幾次創傷后下決心離婚。作品揭露了女性受壓抑的現實，并主張男女應共同經營一個平等的人生。
　　文清姬是經營一家美容院與美容學校的職業女性，她奉養患了老人癡呆癥的婆婆，與做兼職講師多年終于成為一所地方大學的教授的丈夫生養了兩男一女。她一面工作，一面操勞家務，服侍身體不便的婆婆，服從丈夫，且為了家庭的和睦，忍受各種的不滿而生活。她的丈夫鄧仁哲是在寡母所教育的男性優越主義熏陶下長成的男子；他以為女人應屈居男人之下，必須服從男人且只為了家庭而奉獻犧牲。文清姬為了得到孝婦良妻的美名而致力于家庭生活，可是當她在醫院照顧自己的母親時，卻發現仁哲玩弄在美容院工作的玉姬。當外遇的事實暴露后，仁哲只敷衍地說了聲抱歉且聲言丈夫有外遇是妻子必須忍耐及寬容的事。清姬終于覺察到過去她的生活只是無謂的犧牲。于是她為了準備離別而獨自到束草旅行，當她離家的時候，也就拋去了婦德的面具。
　　在樸婉緒的小說中我們也確實地聽到父權家長制度崩潰的聲音，她因此被男性批評者指為欲使男人在家庭中去勢的厲害女人。（注：洪貞善：《一個女作家的自己愛》，《深井之水》，1985.11。）
　　李慶子則發表了女性問題系列小說集《絕半的失敗》。這個小說集由12篇短篇組成，從婆媳問題、上班族夫妻、毆打妻子、丈夫外遇、詐婚騙色、賣春、性的疏離、離婚、貧窮女性等角度來探討女性問題。這本小說集是將各種苦痛與被害的實例，通過女性的角度來加以文學化的最初的系列小說集，蘊含著極大的意義。讓我們先來看看銳利地暴露了父權家長制度下女性所必須經歷的不公平待遇的《兩面駝子》與《兩個女人》這兩篇作品。
　　《兩面駝子》描寫了一個已婚的上班族女性因家務與工作而身心交瘁不被任一方面了解的故事。作者將無法同時做好家事和工作的女性上班族的生活比喻為殘疾人駝子的生活。以婆媳問題為題材的《兩個女人》則是展示出兩個對立女人之間關系的作品。
　　主角明熙是一個30歲出頭的主婦，她丈夫是一家貿易公司的課長，夫婦倆有一個三歲的兒子并與兒子的奶奶同住。由于婆婆對丈夫的過度關心，明熙有一種被疏離的感覺，并且她與學歷不高的小姑關系也不好。有一天她因為在婆婆吃早餐前就清了桌子而激怒了婆婆，婆婆在盛怒之下去了小姑家。當晚晚歸的丈夫把明熙帶到公寓外面黑暗的樹林中毆打。次日明熙帶著兒子回了娘家，而她在與母親對話時也深深地感受到女性的無奈。
　　“女人為何要受這么多罪？”
　　“所以女人不想生女兒嗎！”
　　“把這些老舊的想法丟掉，媽！現在可不是以前。”
　　“好，爭爭吧！好好想想怎么樣才能打勝仗，我也不喜歡受委屈。”
　　母親頑強地說道，明熙睜大著眼睛打量著母親，一霎間她感到強烈的同情，包括她不屑一顧的婆婆，她也感到這種感覺。（注：李慶子：《絕半的失敗》，39頁，圖書出版，綠樹林。）
　　最后帶著孩子回到夫家的女主角也覺悟到婆婆與自身都受到同樣的壓迫。不過李慶子的《絕半的失敗》雖然作為最初的女性小說集有很大的意義，但也得到了對男性的憤怒與憎厭太過表面化的批評。（注：樸惠敬：《超越憤怒與對立》，《文學思想》，1990.2。）
　　2.女性自我正體性的追求
　　1980年代中以探究女性存在的意義為小說主題的女性作家不少，她們將自我價值的追求視為寫作的主要課題。傳統的父權家長制社會將女性的角色限制于妻子、母親及媳婦，女性本身是無法從這些角色中尋求到自身存在的價值的。女性已對父權家長制度下自身的角色感到后悔并開始追求自我的本質。
　　吳貞姬的作品《暗黑處的家》描寫了在二十余分鐘的燈火管制時間內女主角的意識與無意識的世界，即通過黑暗來描寫主婦日常生活的疲憊與無意義。在家人歸家前發生的這二十余分鐘的燈火管制，使得女主角感到陌生與茫然。這個外表上看起來十分幸福的五十多歲的家庭主婦在漆黑中看到了自己分裂的內心世界。雖然這種難以忍耐的茫然與不安主要是源于已塵封多時的遭到輪奸的記憶，而被孤立及拋棄的感覺及中年主婦的虛無感也澎湃在她的心中，這種虛無感使她的精神陷入錯亂的狀態。
　　吳貞姬雖然用心地剖析了深埋在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的中產階級婦女的內心，但是她對主婦的問題，并未從主婦與社會間的關系的角度來把握，而只注重個人的心理的層次，結果，終究無法突破女性的刻板印象這個瓶頸，（注：樸惠蘭：《女性文學的檢視》，《生活的女性學》，39頁，圖書出版，另一種文化。）同時也被批評為是喪失了歷史前進意識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過于高漲的自我意識的表現。（注：成民燁：《存在深淵中的凝視》，《風的心靈》（解說），文學和知性社，1986。）
　　此外，我還要提及一部將女性描寫為在父權家長制度中只是一個為男人看家的看門人的作品，那就是金香淑的《玻璃守門人》。這部作品中出現的女性全沒有自己的名字，而依丈夫的職銜被稱為院長夫人、室長夫人等，其意圖即是要表現出女性歸根結底不過是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集團中担任侍候男人的守門人之象征意義。所謂的玻璃就是家庭，丈夫即是妻子自身所照的鏡子，而這面鏡子中所出現的影像是否和諧就要視丈夫的公司是否認定丈夫的能力而定了。室長的妻子感覺到自身的生活是帶著假面的生活，她完全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連丈夫不在的時候，也要為了配合丈夫的身份，維持一個模范主婦的美名而奔命于婦女會的事務。可是一等她覺悟到自身的生活并非是自己一個人的生活，而只是為了配合丈夫的身份而過的虛假的生活時，她便開始感覺到喉嚨與食道中腫瘤的痛楚。
　　3.社會意識的表露
　　因受到1970年代開始興起的民族文學與民眾文學的影響，女性小說往往具有極強的社會意識。女性不再將自身的問題局限在家人與家庭的范疇之中，而希望通過客觀地反省自身在全體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認識女性的人生意義。
　　金香淑的《下沉之島》是將富川警察局的性拷問事件文學化的作品。小說主角的女兒是一個參與反體制運動的大學生，卻因為向權力對抗、挑戰而付出了被監禁且遭到警察性拷問的慘痛代價。主角的女兒克服了女性的羞恥心，并向世間揭露了這件事，可是終究因無法承受一連串的人格污辱，她終于向權力屈服了，承認自己所揭露的不過是夸張的謊言。她的屈服使得她的支持者感到失望與憤怒，而她也被釋放了。但對自己的卑懦感到極端羞恥的主角的女兒認為重新回到大學只是與老一代的虛偽、安逸及自私妥協，最后她選擇了成為勞動者的這條路而離開了家。而另一方面總是以自己圓滿的家庭生活而自豪的女主角，在目擊了經歷了身為女性覺得最羞恥的事的女兒的掙扎過程，并且得知了丈夫的外遇事實后，陷入了無比的痛苦與矛盾中。而主角的女兒卻將母親的賢妻良母的角色批評為是家庭中心的自私主義。
　　母親與女兒間的距離無法接近，矛盾也越來越多，母親借酒澆愁，對過去依恃的賢妻良母之形象感到徹底的絕望，最后終于成了漸漸地沉沒的“下沉之島”。這部作品將母親所認同的傳統女性形象與女兒所主張的女性自我改革意識之間發生的矛盾通過心理展現作了纖細的描寫。
　　尹貞慕的《母親》中的主角在越南戰爭中失去了丈夫，她懷著要將兒子培養成博士和部長的夢想，經歷了各種困難，那是為了要籌集孩子的學費。可是當她聽到兒子因示威而被監禁的消息時感到了強烈的被背叛感。十年的耕耘，一遭便成荒地，使得母親茫然不知所以，而兒子在給不來會面的母親的信中寫道：
　　母親，母親您知道嗎？我自小從未作過壞事，進了大學后也一直照著我所學的而行動。教授、書上都是這么說的：法律是為了萬民的平等而存在的；知識是為了受壓迫的人民而使用的；世間的所有的學問是為了提高人與人的生活的本來的目的……（注：尹貞慕：《母親》，《探路》，287頁，東方。）
　　為了與孩子會面，這一件那一件地收拾著行李準備出發的沉痛的母親的形象，讓我們看到了因理解兒子的志愿而改變了自己想法的堅強的母親的模樣。
　　金仁淑的《一齊走的路》是將一對勞工夫婦以濃厚的感情一齊攜手走人生之路的故事文學化的作品。熙宰的媽是一個平凡的勞工的妻子，她對整日埋首于工會事務一點也不顧家的丈夫有著極大的埋怨。雖然她也是勞工出身，比起任何人來都更了解丈夫事業的重要性，但由于現實生活，她不得不采取反對的立場。丈夫為工會終日奔波，甚至無法參加孩子的周歲宴會，這使得她代替了毫無消息的丈夫受到親戚們強烈的責難。可是當滿懷委屈與不滿的她在工運現場找到了丈夫時，卻漸漸地理解了丈夫的想法，她也從而變成了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強韌而積極的新女性。作者在作品中告訴我們一個人走不如兩個人一齊走來得有意義，闡明了女性問題的正確解決并非建立于男女間的特別對立，甚至性的壓迫之上，而是要從人類解放之上出發，強調了男性與女性要一齊解放。
　　1980年代的女性小說所顯示的特征即是主角多為中產階層的婦女，而這些小說的題材及所顯示的矛盾的形象亦是十分廣泛與多樣。對父權家長制度挑戰的女作家從重男輕女的思想、波媳問題、女性對其在家庭中所扮演之角色的失望及對自身存在價值的探求等來討論中產階級婦女所受的壓迫。但是今人惋惜的是女性問題自身卻漸漸淪入只注重個人的層次而與現實社會脫節，即是一方面以憤怒與警戒之心暴露及控訴迫害女性的實例，一方面又將女性問題局限于所謂的男女不平等的窄小面上。坦白地說，今日我國的女性文學雖有幾部杰出的作品，但總的來看仍停留在一個揭發文學的階級。（注：高靜熙：《超越素材主義的新人性的實踐》，《文學思想》，1990.2。）現在，應不再將女性問題局限于個人的范圍，而應將其視為父權家長制度所衍生的全體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問題，進而從透徹地對社會構造的認識中嚴肅地來探討它。女性們要雪洗冤屈就要有自己的主張，（注：趙惠貞：《解開恨之鎖，尋找自己的主張》，《文學思想》，1990.2。）必須配合總的狀況提出新的見解。結果是我們所期待的女性文學的走向將不是集中于男女間的不平等問題，而是強調為了人類的發展，男女必須一齊改變，不要只從女人一己之見來看這個問題，而應從歷史與社會的關系中來找出人類解放的新里程。
　　（二）中國新時期女性小說的特質
　　新時期為文學發展新的階段，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建國初的17年，經歷了相當曲折的發展過程，并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很深的傷害。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1978年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后從1979年開始，文藝獲得了真正的解放，開始視文學為主體意識的展現。文學的創作日漸繁榮，這一期間稱之為新時期。
　　女性作家開始登上文壇是在1979年之后。1979年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化方面也從“工農兵”的題旨中解脫，使得體制的藝術性與主題的多樣性成為可能。文學一旦從政治中解放，即開始思考人的問題。素材、主題、表現方法、思想等所有權利皆歸還給了作家。在如此的變化過程中，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獲得更大的利益：因為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曾受到更多的限制，所以，解放感也比男性更強烈。她們趁著解放潮流，為了滿足創作欲望，開始向文壇躍進。
　　這一時期代表的女性作家可舉宗璞、張潔、茹志鵑、張抗抗、王安憶、鐵凝、諶容等，這些作家大都在全國優秀短篇小說或優秀中篇小說等各種評比中有過獲獎經驗。她們的作品以傷痕文學為始，創作了許多凝視從政治斗爭現場到平凡日常生活場景中的各式各樣人的生活的作品，并漸漸轉到討論疏離和人道主義的問題，而且借由女性的經驗，對所感受到的壓抑和妨礙加以深刻的研究。
　　這一時期的女性作家大體上有兩類特征，女性意識的表現和社會意識的表現。王緋將這兩種特征分為女性文學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來加以說明。（注：呂晴飛主編：《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評傳》，4頁，中國婦女出版社。）
　　女性文學的第一世界即內在世界，女性文學的第二世界即外在世界。女性文學的第一世界是對女性自身世界的開拓，是女性的自我表現；而女性文學的第二世界指稱女性世界以外，是對所有社會之人間生活的表現。女性文學的這兩種世界關系緊密并互相影響。張抗抗曾呼吁道：“我們需要第二世界。”（注：張抗抗：《我們需要兩個世界》，《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
　　第一，討論女性意識的作家。描寫女性本身的生活情感和女性特有的愛的感受、愛的痛苦，母性愛，并指控傳承幾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強調性別平等的關系，追求男女平等，主張女性的獨立人格，將女性意識作最適切表現的作品是1982年張抗抗所發表的《方舟》。《方舟》描寫三名離婚女性獨自適應社會的苦難過程。方舟的意思是并排而行的船，有木筏之義。將在社會中漂流的三位女性的人生比喻為茫茫大海中的木筏，這象征著女性不幸的生活。這三位女性雖脫離了家庭的父權家長制卻仍無法逃脫出社會的男性優越主義。另外，比這篇作品更早發表的是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該篇作品描寫的是因革命的道義心，雖與前妻無愛情而仍與之結婚的一男子和一離婚女性的悲戀。在政治因素的強大壓力下所達成的無愛情的婚姻，與封建時代奉父母之命而結合的婚姻有何不同？此作品作為描寫長期以來視為禁忌的主題的第一部作品，有著另一層意義。
　　借著婚姻而領悟到人生的真正意義和價值的小說，還有張抗抗的《北極光》。小說的主角陸岑岑，因不幸的婚姻而領悟到真正的愛情。作品揭示了不幸的婚姻帶給女性的內心痛苦，從而要求婚姻自由以及正當的離婚權利。這一時期女性作家的小說，多以婚姻或愛情為主題，并在處理這類主題中，反映婦女因男性而決定命運的被動位置，因為在中國法律上、經濟上男女雖平等，但數千年傳承下來的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仍繼續存在，并壓抑著女性。
　　第二，處理社會意識的作家。1979年以后所出現的女性作家，大都從事教師、技術員等職業。諶容、張潔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與男性一樣到農村或邊疆勞動。她們與男性并無區別，再加以中國文學傳統上重視文以載道，作家對社會現實相當關心，這時期的女性作家亦習于以中性（注：李子云：《近七年來中國作家創作特點》，《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1986年第10期。）的眼光來注視社會現實，觀察問題，從而超越了女性意識，在主題選擇、主題處理，甚至觀點上與男性作家也無差異。張抗抗說：“她們所寫的是人的問題，是這一世界上男性與女性所面臨的共同之生存和精神危機。”（注：張抗抗：《我們需要兩個世界》，《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將此特征作適切表現的作品是諶容的《人到中年》。作品中火辣辣地批判了社會的痛弊，完全沒有顯露出任何的女性色彩。內容是敘述眼科女醫師陸文婷，受到非常惡劣的待遇和艱辛的生活。小說將知識分子的問題提出來作為社會問題討論。
　　除此之外，年輕女作家喬雪竹和蔣濮的《今夜霜降》、《水包子》，描寫農村的昨日與今日，文體強毅嚴肅，并無流露出女性作家的風貌。另外，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王安憶的《小鮑莊》、張辛欣的《北京人》，也沒有女性的柔弱、感性的情緒。這種超越女性意識的作品，在這時期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占了相當大的部分。
　　新時期文學的成果是掙脫了過去束縛于“工農兵”的題旨，在各方面變得相當寬廣多樣，而且總體上文學的水準更高。可說作品的藝術個性增強，使各層次水準均衡地發展，因之也為90年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如上所述，新時期女性小說家的作品大體分為兩類：一是討論女性的自我發見、質的感受、對男尊女卑的不滿等的女性意識作品，另一是超越女性意識、直視社會現實、與男性作家并無任何不同的社會意識作品。女性作家的關心不再局限于女性生活觀，而是轉而關心人類、社會、歷史方面，與男性作家的區別模糊了，這可說是新時期女性文學的重要成果。如果不是如此發展，將使女性文學只限于女性文學而已，而無法成為所有人類的文學。
　　　　　　四、結論
　　韓、中兩國女性文學的抬頭，隨著兩國歷史社會的變化而發展，女性文學的發展階段可說非常相似。1917年韓國女性主義開始登場。經過1945年八·一五解放，六·二五戰爭，1960年四·一九以及五·一六，并以此過程為跳板，形成了1970年代產業化的爭速發展，與此同時出現了民族文學的風潮，同時女性文學也蓬勃開展。而中國女性文學的發達亦是由五·四時期開始，經過30年代國內戰爭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在四個現代化的潮流中，文學經歷了現代化的過程。此時，女性文學正式地發展。韓國在19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學正式展開，而中國亦是在1980年代女性作家的創作活動開始活潑蓬勃。兩國女性文學發展過程如此相類似，吾人認為是因為兩國幾乎在相同時期受到了西歐所傳入的女性解放運動的影響。
　　比較韓國女性小說與中國女性小說的特質，我們可知兩國發展樣式有所差異。韓國女性文學得以發展，可說是由1970年代民眾文學而開始的，在暢言苦痛的過程中，女性文學亦開始覺醒。然而1980年代韓國女性文學主要局限于中產階級女性的問題，對受到疏離的勞工女性并沒有表現出關心，而且，雖然指出了女性問題，但仍只停留在私人的層面上，無法與社會相聯系。相反地，新時期中國女性小說，有些作品令人無法分辨出作家是女性或是男性，換言之，中國女性作家并不只耽于炫耀女性美，專于探究愛情故事，也不只一味抱怨婚姻制度中不合理的女性地位。那是因為，中國女性文學發展的基礎，在1949年之后，于土地改革或婚姻法制定上，女性在法律上、經濟上于某種程度都能有所獨立。未來，韓、中兩國的女性文學要更為發展，應調和女性意識與社會意識，將女性文學升華為真正的人的文學。
　　
　　
　　
東方叢刊桂林61～75J4外國文學研究盧惠淑19991999韓國淑明女子大學　盧惠淑 作者：東方叢刊桂林61～75J4外國文學研究盧惠淑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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