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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輯 我的自傳
第9節 我的自學小史:中學
七、五年半的中學
我于十四歲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順天中學堂”(地址在地安門外兵將局)。此雖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間中學,卻是與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學堂”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順天”指順天府(京兆)。福建人陳璧,先為五城御史,創五城中學;后為順天府尹,又設順天中學。兩個學堂的洋文總教習,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與伍光建同留學英國海軍)担任。漢文教習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紓(琴南)為主,我們則以一位跛腿陳先生(忘其名)為主。當時學校初設,學科程度無一定標準。許多小學比今日中學程度還高,而那時的中學與大學似亦頗難分別。我的同班同學中竟有年紀長我近一倍者——我十四歲,他二十七歲。有好多同學雖與我們年紀小的同班受課,其實可以為我們的老師而有余。他們詩賦、古文詞、四六駢體文都作得很好,進而講求到“選學”《昭明文選》。不過因為求出路(貢生、舉人、進士)非經過學堂不可,有的機會湊巧得入大學,有的不巧就入中學了。今日學術界知名之土,如張申府(崧年)、湯用彤(錫予)諸位,皆是我的老同學。論年級,他們尚稍后于我;論年齡,則我們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級上是年齡最小的。當時學堂里讀書,大半集中于英算兩門。學生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這上邊。年長諸同學,很感覺費力;但我于此,亦曾實行過自學。在我那班上有四個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莊,北京),三姚萬里(伯鵬,廣東),四就是我。我們四個都是年紀最小的——廖與王稍長一兩歲。在廖大哥領導之下,我們曾結合起來自學。這一結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見年小同學愛玩耍不知用功,特來勉勵我們。以那少年時代的天真,結合之初,頗具熱情。我記得經過一陣很起勁的談話以后,四個人同出去,到酒樓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議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氣稱謂相稱,而主張以每個人的短處標出一字來,作為相呼之名,以資警惕。大家都贊成此議,就請他為我們一個個命名。他給王的名字,是“懦”;給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這三個字都甚恰當。我是傲,不必說了。那王確亦懦弱有些婦人氣;而姚則以賽跑跳高和足球擅長,原是一粗暴的體育大家。最后,他自名為“惰”。這卻太謙了。他正是最勤學的一個呢!此大約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總感覺不夠之故;而從他自謙其惰,正可見出其勤來了。
那時每一班有一專任洋文教習,所有這一班的英文、數學、外國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這些位洋文教習,全是天津水師學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門徒。我那一班是位呂先生(富永)。他們秉承王先生的規矩,教課認真,做事有軍人風格。當然課程進行得并不慢,但我們自學的進度,總還是超過他所教的。如英文讀本Carpenter’sReader(亞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書的一半時,廖已讀完全書,我亦能讀到三分之二;納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冊未完,我與廖研究第三冊了;代數、幾何、三角各書,經先生開一個頭,廖即能自學下去,無待于先生教了。我趕不上他那樣快,但經他攜帶,總亦走在先生教的前邊。廖對于習題一個個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齊悅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不齊,字跡潦草,比他顯得忙亂,而進度反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從當年那些經驗上,使我相信沒有不能自學的功課。同時廖還注意國文方面之自學。他在一個學期內,將一部《御批通鑒輯覽》圈點完畢。因其為洋版書(當時對于木版書外之銅印、鉛印、石印各書均作此稱)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飯前劃出一點時間來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點完功,眼睛變得近視了。這是他不曉得照顧身體,很可惜的。這里我與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國文方面的:國文講義我照例不看;國文先生所講,我照例不聽。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國舊書。但我國文作文成績還不錯,偶然亦被取為第一名。我總喜歡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時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多半失敗。記得一位七十歲的王老師十分惱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嚴重地批著“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的批語。而后來一位范先生偏賞識我。他給我的批語,卻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十九歲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們畢業。前后共經五年半之久。本來沒有五年半的中學制度,這是因為中間經過一度學制變更,使我們吃虧。
梁漱溟 2014-07-03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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