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第三輯我的自傳第28節值得感念的歲月

簡體傳統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28節值得感念的歲月
　　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范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于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革命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閣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于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于國會、總統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于采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后，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志》上看過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過目，并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系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系講印度哲學好了。”我忙回答說：“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于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鉆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說：“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于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愿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敘說至此，不由聯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后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于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后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系重點，但聽課者似仍不少。后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注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于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即為注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于課堂的。至于其余半數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后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后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見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于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后，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后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系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于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象。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講，待結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臺下自早聽到晚，最后竟無時間供他發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種態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是有利于學術發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揚的。
　　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于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于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范圍太大，難于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新青年》雜志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于舊學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于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只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于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今日全由于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于盡；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并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呆；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和，那也應弄清調和之必要及調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個很笨很呆的人，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而對此問題如果我說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系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輕輕放過，漠不關心？同時北大以及整個社會當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人們關心國事，文化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這種主觀要求和客觀環境推動下，1919年我首次將個人對此問題研究結果，在課外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作連續多次講演，介紹給北大同事、同學。1920年又于濟南向社會公開報告。第一次由陳政同學（哲學系）記錄。第二次由羅常培同學（中文系，解放后曾任語言研究所所長，1954年病故）記錄。后將兩次記錄稿加以整理，以講題為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生平第二本專著。該書出版后受到學術界注意，引來評論不少。可以說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張考卷，記錄了我在校期間學習與研究成績的高下優劣。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以適當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轉為儒家思想，決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為實行自己的辦學理想，我向蔡先生辭去教職，從此離開了北大，而北大影響仍留在我心上。我這個根本未曾入過大學之門的人，得以走上大學講臺，就我個人說，只不過因為我鉆研了一個冷門——佛學，而從根本上說，則是由于蔡先生實行兼容并包的主張，是由于蔡先生對后學的關心與愛護。而在進入北大之后，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于是得以經過自學鉆研，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并開始走向成熟。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