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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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瑞德集團公司提供贊助的“當代歷史小說創作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凌力、吳因易、唐浩明、繆俊杰、謝永旺等四十余位作家、評論家、專家、學者在會上總結歷史小說創作近年來的成績，研究創作中出現的難點和問題。
　　謝永旺、繆俊杰等認為，歷史小說處于當代整個小說創作的最高水平，這主要來自對歷史人物在人性、人情方面的挖掘與描寫，從民族心理、文化意識和傳統觀念等各個方面，反思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與劣根性。這種全民族的反省，造成歷史小說繁榮的契機。
　　如何把握史實的可信性和文學的虛構性，在虛構歷史的基點上達到文學的真實。《文學評論》主編敏澤強調歷史小說家需要把讀者帶入歷史中去，非此便不能進入歷史小說的境界；歷史小說與傳記不同，有些傳記敘述了人物和事件的整個歷史過程，但成為不了藝術。凌力說，今人寫歷史小說好比藝術家花甲之年扮紅娘，關鍵是神似。營造歷史的時代氛圍也即追求某種神韻，以求在大的形式上不出格。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作家自己心里得有一幅當時的風情畫，選擇語言也要精心。但是，歷史小說創作真正的難點是表達一種思想的追求，因為寫歷史小說不僅是為了表現某一歷史事件，而是要從中抽象出一些人類普遍關心的東西。穆陶等人認為，歷史小說的真實性應該與嚴格意義上的史籍的真實性有所區別，而與文學的真實性息息相關。只要作品寫得生動感人，讀者就會認為它是真實的。對于小說家來說，重要的是先要把形象樹立起來，通過形象把我們對歷史的那種感觸表現出來。評論家朱寨、韓瑞亭認為應該對歷史和文學持雙重尊重的態度，在基本的史實和反映歷史題材的小說之間要區別一條界限，但就歷史小說創作而言，更強調歷史的真實。
　　如何掌握評價古人的標準，《白門柳》的作者劉斯奮說，道德判斷的激情往往激動著我們，但是古人有當時對事物褒貶的標準，如果沿用他們的標準就會陷入困境；而對封建社會采用現在的標準也不行，因此道德判斷的激情對創作顯得無力。為此不如放棄先入為主的道德判斷，讓讀者自己去做結論，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歷史事件，從中看到人類在社會前進中付出的代價，把創作的著眼點從道德判斷轉移到認識歷史與文化的豐富性，并以此作為自己的創作機制。
　　當作家處心積慮地尋求新的敘事角度，挖掘更為深刻或者更為邊緣的歷史內容的時候，一些評論家更看中歷史小說對“民族記憶的修復”所產生的美學價值。陳曉明說，對中國民間社會原初記憶的修復，是９０年代海外的熱門話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強調對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思想改造，沒有民間社會或者說干擾了它的自身發展，因此，歷史小說對歷史的重建也是在修復整個民族的記憶。他主張“民族記憶的修復”這種提法，意在改變對封建傳統簡單化的價值判斷。對中國文化的內在性需要進行認真的清理，而且這實際上是在傳統經典和意識形態的邊緣對歷史的重寫。張頤武說，９０年代全球化的進程改變了中國的形態，中國的歷史并沒有完全按照知識分子的想象發展，特別是伴隨東亞的崛起，人們嘗試重寫歷史，重新創造中國的本質，歷史小說的繁榮與這樣的背景密切相關。重述歷史不能采取簡單化的方式，而應該重視交織雜糅的當下狀態；不應僅僅關注“大歷史”，而且也要注意邊緣的、普通人的“小歷史”。讓現實生活中的每個人都能與歷史溝通，尋求創造新的生命的共同體。
　　關于歷史小說創作的選擇向度，評論家李樹聲強調歷史小說的哲學意識和精神境界。她認為，今天的時代了給歷史小說家較為寬松的心靈自由度，這是歷史小說創作的良好契機。但是就創作本身來說，在對歷史哲學的深入建樹方面，它還沒有超過某些當代題材的作品，由于缺乏對歷史的哲學觀照，有些歷史小說家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俯視或平視歷史，而是仰視歷史。董乃斌則認為，目前在歷史小說的寫作中還缺乏一種游戲的風格，即缺乏一種詼諧、調侃和幽默的風格，如果歷史小說全都寫得那么嚴肅，也是一種框框。一部作品有沒有幽默感往往是一個小說家是否成功的標志，因為生活本身是充滿詼諧與幽默感的。
　　與會者普遍認為，歷史觀念的變化對歷史小說創作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顧汶光強調歷史小說家深入史料的重要性。《莊妃》的作者顏廷瑞說，史料是經過歷代文人根據當時的政治與時代的需要撰寫的。因此我們今天首要的任務是對這些史料進行重新認識。《括蒼山恩仇記》的作者吳越說，歷史有兩種，一種是客觀構筑的歷史，一種是文字記載的歷史，我們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但是文字記載的并不是絕對可靠的歷史，歷史小說家要恢復歷史的真實不僅要以信史為根據，也要通過常識做判斷。小說家在書寫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時候，也不能忽略歷史上的小人物，以及以民間生活與常人之見為基點的亞歷史。
　　歷史小說創作觀念的變化首先發生在８０年代傳統的歷史小說創作領域，但其影響波及整個當代文學創作。與會者在發言中指出，從８０年代中期莫言的《紅高粱》開始，一批“新歷史主義”小說應運而生，像蘇童的《一九三四年大逃亡》、《妻妾成群》，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等等，這些作品明顯地帶著重構歷史的印跡，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和諷喻性，在這樣的歷史敘事中，以往敘述歷史重大題材時閃爍著的莊重嚴肅的光環暗淡了，小說家轉向對平民和卑瑣的人生及共人性的發掘，并以又一代人的感知去推測、描述他們心目中的歷史。一方面，這種創作態勢使歷史小說的敘述視角更加開闊，擴大了創作主體對歷史素材進行想象與藝術加工的范圍，拓展了把握歷史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人們對歷史觀念的演變和影響做更加深入的分析。陳駿濤認為，新歷史小說通過描寫逝去時代的氣氛來表現現代的感受，對歷史和歷史人物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這種小說對文壇的意義在于它們打開了一扇窗口，使人們看到中國的歷史還可以這樣寫，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關注歷史的視角，但是也為我們布下重重迷霧，在歷史觀上投下歷史不可知論的陰影。評論家張志忠認為，盡管今天與歷史存在著一定的對應性，但是歷史小說創作應該在直觀上跳出那種與現實的對應性，回到歷史的起點。讓人們從中看到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歷史行進的真實蹤跡，從而獲得一種來自我們歷史自身的啟悟。
　　
　　
　　
光明日報京0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子林19951995 作者：光明日報京0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子林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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