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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文學存在特殊的版本問題
　　一般地說，版本學是通過對圖書流傳過程中版本變遷的研究，理清源流，分辨異同，鑒別真偽，判斷優劣，尋求規律，以利讀書治學和審定文物價值。長期以來，它的研究對象限于古籍版本。自唐朝始才拓寬其范圍，有了新書版本的研究和現代文學版本學的建設。我以為，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也存在值得研究的版本問題。一篇作品或一本書，只要是影響較大的，就常常會出現形式上甚至內容上不同的版本，造成其間差異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檢查官和編審者的刪改，有的是手抄本與印刷本的區別，有的是紙張版式裝幀的變化，有的是編輯排字校對的差錯，還有近年重新泛濫的翻版盜印，等等，而最能顯示當代文學特點的似乎是作者自己的修改。表面上看這種修改是自愿的而非強迫的，是作者精神個體性的表現，但促使作者作出修改的驅動力，歸根到底無疑來自時代和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起著決定的作用。當代文學中的版本問題固然還不足以構成專科版本學的一支，至多能夠成為現代文學版本學的一部分，但重視由作者修改導致的初版與再版的差異，對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入應該是有意義的。準確地說，這是一個從版本比較入手進行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課題。
　　我想以《紅旗譜》、《青春之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為例來探討這個問題。這四部作品向來被學界視為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變革題材長篇小說的經典文本，有一定的文學史地位。初版發行后，作者或早或遲或多或少都作過一些修改，這些修改在當代文學的版本變遷中也都具有某種代表性，有些修改也引起部分研究者注意，在評論文章和教材、論著中有所涉及，可是總還嫌不夠充分、細致和深入，需要進一步研究。下面就一部一部地來比較其初版和修改版的重要差異，分析其動因，品評其得失。在形成更適合這類作品的通用話語之前，我不得不沿用已經習慣的革命、路線、左傾、右傾一類非文學的話語，這是明知不很恰切但也無可奈何的。
　　　　　　《青春之歌》：把30年代人物裝進50年代框框
　　《青春之歌》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一年后由《中國青年》發表的批評文章引發一場爭論。爭論結束后，楊沫立即修改文本，1959年12月改畢，并寫《再版后記》介紹修改情況，次年再版。文革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按1960年修改版重印，除個別字句外基本沒有再動。全書分兩部，初版第一部29章，第二部37章，共37萬字，再版第一部大體保持原貌，第二部擴充、調整、合并為45章，全書共44萬字。
　　最大的修改是增加了林道靜在河北農村經受鍛煉的七章。初版寫林道靜在定縣小學教書時，被偽裝左傾的叛徒戴愉蠱惑，鬧學潮暴露了身份，于是逃回北平。修改版在這次學潮失敗后，出現了一位神秘的農村老太太，江華稱為“姑母”的老革命，她安排林道靜到鄰縣大財主宋家當家庭教師。當林道靜表示不愿到財主家里去教學時，“姑母”充滿慈愛地、“象哄小孩似的”笑著教育她：“不是叫你去享福，是叫你去工作呀。”“要明白，我那侄兒留下話，要叫你這個城市姑娘多受點鍛煉。”這七章實際所描寫的，并不是林道靜在長工當中做了什么工作，而是她接受“姑母”和長工們的教育，“徹底改變階級立場”，終于得到長工們的信任。情節的核心是在爭取讓林家過去的佃戶鄭德富不再恨她的艱苦過程中，林道靜的激烈思想斗爭，她對自身階級意識的“深刻、沉痛的自省”：“原來，我的身上，已經被那個地主階級、那個剝削階級打下了白色的印記，而且打的這樣深——深入到我的靈魂里。”她決心“撕去地主小姐的尊嚴，向被壓迫的佃戶低頭”，“徹底地把自己交給無產階級”。進而在“立場多么堅定，見解又是多么尖銳”的革命長工許滿屯的教育下，她承認自己有罪，要替剝削階級的父母“贖罪”。最后她聽從江華的決定回北平，離開農村前，“她感到身上有千萬根針在刺痛，也象有多少懺悔的言語要說出來”：“‘贖罪，贖罪……’這時，她又想到了這兩個字，可是，仿佛它們有了另外的一種意義。”楊沫加寫這段情節，是為了表現知識分子只有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改造思想，轉變立場，才能真正成為革命者。誠然，知識分子應該和工農相結合，應該改造自己的思想，三十年代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確實是走這條道路鍛煉成長的。但是修改版所展示的“懺悔”、“贖罪”式的結合與改造，卻是五十年代非正常狀態下的群體行為方式，林道靜的思想斗爭就呈現出某種病態的“眩暈”特征。她的心理被束縛在若干年后劃定的強制性思想改造框框里，壓抑、扭曲、失常。而且，按照修改版的描寫，陳大娘和鄭德富都是在林道靜訴說了自己的悲慘身世和童年苦難以后，才完全改變對她的態度，認她為同一個階級的人。幸虧楊沫聰明，早有防備，把林道靜設計成“苦命的閏女”，佃戶出身的生母被逼死，自己從小受后娘虐待，她才不難得到長工們的信任。假如楊沫把自己的家世移到林道靜身上，那個狠毒的地主婆就是她的親媽，根據這幾章所演示的“血統論”的邏輯，不知她怎么能把故事編圓。
　　另一處大的修改是增加了林道靜領導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三章，以表現她入黨以后的思想提高和在革命斗爭中發揮的作用，“一二九”運動的面貌也盡可能寫得充實些。這個目的是部分地達到了。問題在于增寫部分把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胡適當成學生運動的對立面，罵他們是“恬不知恥的走狗”，劃入林道靜們“一掃而光”的“魑魅魍魎”之列，這就是把真實的歷史人物加以丑化，使之適合五十年代權威意識形態全面否定胡適的框框。這種寫法顯然有違歷史的真實。別的不說，單就對待愛國學生運動的態度而言，蔣胡亦未可厚非。事實是，日本人一直把胡適看作是“排日的煽動家”，“學生抗日運動的指導者”，不受日本歡迎的人。（注：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下卷第797頁。）“12月9日北大召開大會，蔣夢麟、胡適、傅斯年都登臺發言，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共同宣誓不屈服不南遷。”（注：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下卷第801頁。）胡適在12月13日發表《為學生運動進一言》，開宗明義重申他認為古今中外都適用的一條歷史的公式：“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他抨擊日寇漢奸公然推行的“華北自治運行”，贊揚“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是天下皆知的壯舉”。“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他說那一天下午他在大街上正碰著學生的游行隊伍，“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但是胡適歷來不主張學生罷課，認為“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濫用罷課作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因為“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國家的力量也靠這個那個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才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功夫。”（注：《胡適氏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發表于1935年12月13日《大公報》，轉引自《一二九運動資料》第一輯150-153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蔣夢麟則一再頂住國民黨政府要嚴厲懲處學生的壓力，對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愛國學生采取了保護態度，宣布“校長不能因學生愛國而開除其學籍”，（注：《蔣夢麟氏暢談方法》，轉引自《一二九運動資料》第一輯330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后他還同?位大學校長“聯袂赴市府，訪市長秦德純，請飭軍警和平對待學生，如有學生被傳去，請予以釋放。”（注：《北平晨報》1936年6月14日，轉引自《一二九運動史要》，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班編寫，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頁。）當然蔣夢麟同時也勸導學生努力研求學問，停止校外活動。胡適蔣夢麟的思想行為代表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楊沫的反對是可以理解的，修改版用漫畫式的諷刺筆法，描寫他們在復課問題上與左派學生的沖突，適應了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需要，也不足為怪。不過，胡適反對長期罷課的主張，并非沒有道理。1936年春劉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后，就批評了學生運動中不講策略的“左”的做法，肯定蔣夢麟是對學生運動“中立甚至同情的分子”，（注：劉少奇：《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轉引自《一二九運動資料》第二輯第15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指示“要動員學生復課，一面讀書，一面救國，要尊重老師，團結家長，因為學生長期罷課，就會一脫離老師，二脫離家長，三脫離廣大群眾。”（注：轉引自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班編寫：《一二九運動史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118頁。）從30年代到50年代，對所謂“讀書救國論”的越來越粗暴的批判，正是反映了教育領域越來越嚴重的“左”的影響。
　　與此相聯系，修改賦予林道靜和余永澤的關系以鮮明的政治含義。一方面把余永澤緊緊地和胡適連在一起，寫他一心向上爬，讀書時請客吃飯找門路接近胡適，畢業后抱胡適的粗腿有了闊差事。另一方面強化林道靜與余永澤分手后的決絕態度，初版寫她從定縣農村逃回北平后，經過她和余永澤原來同居的房前，不由自主地追懷往事，產生了惶惑的心理，于是急忙避開，這晚她找不到睡覺的地方，“長這么大，她第一次渴望有一個家，有一張床，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家的溫暖和可愛。不知怎的這時又想到了余永澤，想到了剛才經過的門前。”“那可憐的人現在不知怎么樣啦，他會痛苦的，他不知會怎樣想念著我呢。”再版刪去了這些“不夠健康的”“小資產階級感情”的流露，改為：“她望著那兩扇黑黑的緊閉著的街門，心里突然產生了一種憎惡、懊惱與悔恨交織在一起的情感……”以后兩人偶遇，如同仇人見面，一個是“馬克思的大弟子”，一個是“胡適之的大弟子”，顯示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兩條道路，就是這樣壁壘分明，尖銳對立。
　　修改版還有意淡化有關林道靜的愛情描寫。如林道靜第一次參加“三一八”紀念集會后，初版寫盧嘉川“已經悄悄地喜歡上這個女孩子”，再版改為“他覺得這女孩子的感情真動人”。又如林道靜經江華介紹入黨后，初版有一段描寫她對江華“尊敬和感激的激情”，“充溢了她整個的心靈”，竟然激動地要求“你也象父親一樣替我另起一個好名字吧”，這時“從來很少紅臉的江華突然臉紅了”；“回到曉燕的屋里，她倒在床上卻怎么也睡不著了。幾年以來，這個年輕熱情的女同志第一次感到了愛情的饑渴，感到了渺茫的相思的痛苦。”接著是對盧嘉川的思念。諸如此類的分散的零星的明明暗暗涉及愛情的文字在再版時幾乎都刪掉了。刪改的目的顯然是避免過多的愛情描寫損害人物的革命純潔性和無產階級性，結果卻是損害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感情發展的連續性和情節線索的完整性。
　　與主線無關的一處小改動是戴愉的死，初版由江華執行共產黨的判決，再版改為由戴愉的上級兼情婦將他處死，大概意在暴露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險惡，但實在不合情理，不如不改。
　　　　　　《紅旗譜》：企圖調和表現與掩飾的矛盾
　　《紅旗譜》指梁斌以冀中地區革命斗爭歷史為題材的系列長篇小說的第一部，1957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初版后，“根據讀者意見”修改了三次，1978年4月出第四版。為免繁瑣，我只談四版和初版的不同。
　　全書59章，初版不分卷，四版分三卷，1-24章為卷一，從清朝末年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寫到1928年朱老忠江濤濟南探監，25-40章為卷二，寫1930年初的反割頭稅斗爭，41-59章為卷三，寫1932年夏的保定二師學潮。這樣分一下當然在文面上有助于結構的清晰，但作品的實際結構并無改變。
　　修改較多的是卷三，約占全書修改量的百分之九十，特點是改動的地方多，每一處的改動文字并不多，所有修改都圍繞著學潮中的路線問題。歷史上，這次學潮（及隨后的高蠡暴動）是中共保屬特委在王明左傾路線領導下發動的錯誤的失敗的行動，但參與學潮最后被捕被殺的都是單純可愛血氣方剛獻身革命的學生。初版后作者介紹經驗說：“關于政策問題曾經過反復醞釀，開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傾盲動’思想，后來想到，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在當時都是執行者，當然也有責任，但今天在文學作品中寫起來，主要寫他們在階級斗爭中的英勇，這樣便于后一代的學習，把批判的責任留給我們黨的歷史家去寫吧！”（注：梁斌：《漫談＜紅旗譜＞的創作》，《人民文學》1959年第6期。）然而來自評價者和領導者的意見卻希望他在作品中批判王明路線。既要表現革命斗爭，又要批判左傾盲動，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作者煞費苦心，從三方面進行了修改。
　　其一是刪削初版中明顯帶有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色彩的正面描寫，加進批評盲動思想行為的議論文字，把江濤樹為堅持反對左傾路線的代表人物。初版江濤與夏應圖、張嘉慶并無原則分歧，四版變成他們之間存在路線的分歧。例如，44章學潮開始時，四版反復說明是老夏“決定召回在鄉同學，開展護校運動”，而江濤則“要把人們分散到鄉村去，號召廣大農民起來抗日”。回校后守門的韓福老頭感到奇怪，要他們快跑，初版是：“江濤說：‘跑什么，又沒偷人家，沒摸人家的。’”四版改為：“江濤說：‘你說不應該回來，我也說不回家，群眾要回來，老夏堅持要回來！’”江濤看韓福有些急躁，初版說：“不要緊，怕什么哩！”四版改為：“沒辦法，群眾勁頭大，我現在是身不由己。”再加48章結尾，在購糧行動后四版加了一段敘述者的議論：“老夏和嘉慶雖然性格不同，一個是文文謅謅，一個是暴里暴騰，但思想是一致的；同樣的是對反動派的殘忍估計不足，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又加55章開頭寫護校學生開會決定執行上級（初版為“特委”，四版為“學聯”）決議，沖出市區到鄉村去開展革命運動，四版在前面加：“大家都擁護江濤的意見，他們不愿再為那種盲動思想去做無謂的行動。”接著寫江濤受命于危難之際，出來找特委負責人賈湘農請示，見面后初版是江濤“向他匯報學校內部的情況”，四版改為“向他談了和盲動思想斗爭的情況”，初版兩人還有一段較長的對話，暴露出賈湘農濃重得近乎迷狂的左傾機會主義思想和心態，江濤的情緒完全受賈湘農支配，四版統統刪去。
　　其二是改寫了小魏擅自逃跑的情節。初版小魏對學潮立場動搖，挨餓想家，逃跑時被士兵開槍打死；四版小魏認為“到農村去開展農民的抗日運行”比在學校堅持更有益，成功地逃出城市，還影響不少同學也走他的路。改得很有趣，敘述者對人物的態度轉了一百八十度大彎。例如45章寫小魏回校后：
　　（初版）張嘉慶又問：“怎么樣？家庭生活怪溫暖吧？”
　　（四版）張嘉慶又問：“怎么樣？鄉村里抗日的空氣怎么樣？”
　　（初版）小魏紅著臉笑了兩聲，說：“嘿嘿！只在家里住了一夜。”
　　（四版）小魏紅著臉笑了兩聲，說：“嘿嘿！沒有一個人愿當亡國奴呀！”接著敘述小魏的愛人長得挺漂亮，初版寫“他就時刻不愿離開她，離開一天就寫信，成了有名的愛睡老婆的”，四版改為“兩人并肩作戰，在鄉村里開展工作”。46章寫小魏餓肚子的垂頭喪氣，牢騷話里有：“今日格CP，明日格CY，一連幾年鬧學潮，回家算啦，越發覺得心里空得難受。”四版改為：“看書解決了小魏的思想問題，他下定決心：到鄉村去工作。”等等。《紅旗譜》初版對小魏命運的安排與《播火記》初版對朱老星命運的安排非常相似，作者的原意當然是借敵人的武器執行自己的批判，表現革命信念不堅定者決沒有好下場，但這里的不堅定卻是對盲動冒險做法的疑慮，所以后來要改寫，為小魏平反，讓他活下去。
　　其三是細改有關保定二師學潮性質宗旨的詞句，把學潮上級領導從特委改成學聯，給學潮主要人物添加堅決抗日的話語，文中凡出現“共產黨”、“革命”之類字樣，不論出自何人之口，幾乎全都變成“抗日”、“救國”。略舉幾例：
　　（初版）“說咱這是共產黨的學校”，
　　（四版）“說咱這是抗日的學校”，（44章，韓福的話）
　　（初版）“這咱保定又鬧起學潮，看樣子革命要成功？”
　　（初版）“這咱保定又鬧起學潮，看樣子咱農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也該鬧起來了！”（49章，朱老忠的話）
　　（初版）“為了革命嘛，沒說的。”
　　（四版）“為了救國嘛，沒說的。”（49章，嚴志和的話）
　　（初版）“全國革命形勢在高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蘇區的擴大，都足以鼓舞人心。”
　　（四版）“日本帝國主義打響了侵略的第一槍，就調動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全國革命的高潮就要到來。”（54章，江濤的話）
　　綜合上述三個方面，可見梁斌所作的修改是盡量抹去二師學潮中王明左傾路線的痕跡，把盲動冒險招致失敗的責任推給青年學生，拿抗日救亡的大旗掩蓋國內革命的實質，力圖給人以批判左傾盲動思想的印象。但這不是批判，而是用改寫歷史的方式來粉飾。當時河北農村并無抗日運動，黨的工作重心也不在抗日上。1932年6月24日中共黨內文件提出：“中國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兩政權——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專政與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尖銳的對立，這是中國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這是全國革命危機生長的最主要的標志。”（注：轉引自王檜林主編：《中國現代史參考資料》上冊第490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為貫徹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方針，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通過《關于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六七月的保定二師學潮和八九月的高蠡農民暴動就是保屬特委執行王明路線的產物。初版的描寫還是比較真實的，四版把歷史改得面目全非了。在表現歷史事件與掩飾指導思想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矛盾，為了調和矛盾，瞞住不懂歷史的讀者當然是最簡便易行的辦法。
　　還有一處細小的修改值得注意。卷一14章寫運濤巧遇賈湘農后，回到村里告訴朱老忠。初版朱老忠的話里有這樣一句：“你要是撲摸到這個靠山，一輩子算是有前程了！”運濤問他：“要不，我去？”初版寫朱老忠揚起下巴，呵呵笑著說：“去吧！可是你去了，也要慢慢撲摸著看。”四版把朱老忠的話改為：“你要是撲摸到這個靠山，咱受苦人一輩子算是有前程了！”后一句是：“去吧！去吧！放心大膽地去吧！”修改后朱老忠的思想覺悟固然提高了，形象更加高大了，但初版的話自然流露出農民造反者擇主而事和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心理，人物更顯真實，朱老忠本質上仍是一個農民革命的英雄。
　　《紅旗譜》里對時間的表述似乎也有點問題。第一次明確出現年份是運濤從黃埔軍校畢業當見習連長時給家里信上落的“1926年7月”，按故事進行的時間上推，朱老忠回鄉應為1922年春天。初版開頭虎子十幾歲出走，25年后回鄉，四版開頭“小虎子才十五歲”，出走30年后回鄉。由此推算，朱老鞏大鬧柳樹林的時間初版應為1897年，四版為1892年。但小說寫此時出場的嚴老尚“庚子年間，當過義和團的大師兄”，庚子年指1900年，四版比初版出入更大。書中寫二師學潮發生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年即1932年，與史實相符，但四版在54章加了一句“去年‘一·二八’敵人又在上海登陸”，卻與史實相悖了。這都是作者修改時不夠嚴謹周密之處。
　　　　　　《山鄉巨變》：犧牲幽默和真實以遷就教條
　　《山鄉巨變》正篇1957年完成，先在《人民文學》連載，1958年7月由作這家版社出版。續篇1959年11月定稿，先在《收獲》刊載，1960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經作者修訂，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印行，稱上下篇。
　　周立波對作品的修改不算大，僅在幾個人物的描寫上作了局部變動，但即使只言片語的刪改，也頗值得玩味。
　　貫串全書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清溪鄉黨支部書記李月輝，他關心人，脾氣好，群眾給他起了個小名叫“婆婆子”。他在1955年春天執行“收縮”方針，砍掉團支書陳大春辦的自發社，犯了“右傾錯誤”，做了檢討。在李月輝形象中寄寓了周立波的反諷，作者實際上是肯定和贊揚李月輝的，并不以“反右傾”為然。但再版從初版的立場后退了。初版上篇第一章“入鄉”寫縣委書記告訴下鄉干部鄧秀梅：“清溪鄉有個頂好的支部。”再版把“頂好”改為“很老”，不加評語。第十章“途中”寫李月輝和鄧秀梅的一段對話，李月輝講述他在全鄉黨員大會上讀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讀到毛批評右傾機會主義者是“小腳女人”時，陳大春當面大聲指斥李月輝自己是“小腳女人”，初版接下來是：
　　“我想你不會生氣。”鄧秀梅笑道。
　　“我氣什么？我只懶氣得。小腳女人還不也是人？有什么氣的？”
　　“是呀，婆婆子們本來都是小腳嘛。”鄧秀梅笑著打趣……
　　再版把中間李月輝的話改成：“我不氣。經過學習，我認識到，毛主席的批評是完全對的。”這一改，簡直不象李月輝說的話，幽默的情趣頓時消失，思想的光輝也變得暗淡。第二十一章“鏡面”寫鄧秀梅希望“超過區委的指標，今年就能基本合作化”，李月輝認真地勸她“切忌太冒，免得又糾偏”，鄧的反應是：
　　（初版）“又是你的不求有功，但求不冒吧？你真是個婆婆子，李月輝同志。”鄧秀梅笑著說他。
　　（再版）“又是你的不求有功，但求不冒吧？你真是有點右傾，李月輝同志。”鄧秀梅嚴肅批評他。
　　再版讓鄧秀梅按照左傾教條“批評”李月輝的“右傾”，于是本來在鄧秀梅形象中時時透出的作家的幽默感也消退了幾分。
　　另一個主要人物是常青社社長劉雨生，“他為人和睦，本真，心地純良，又吃得虧，村里的人，全都擁護他。”他一心一意參與合作化運動，不管家里事，以致標致堂客無法忍受跟他離婚。周立波沒有把他塑造成高大完美的英雄，除家庭問題外，初版還寫了他不少缺點：工作能力不強，生產技術不精，外加眼睛近視得厲害。這個形象當然不符合英雄無缺點的文學教條，再版刪去了近視眼這一點，身體上完美無缺了，但一些表現生活情趣的細節也就沒有了。
　　小說上篇寫了幾個落后頑固的不愿入社的農民，其中一個是老貧農陳先晉。初版第十五章“戀土”寫他的發財心理用了較多的筆墨，有一段是：
　　事體好些的時候，陳先晉喜歡站在山上的土邊上，或是先人的墳頂，望對門三面環山的屋場，心里盤算，只等發了財，就要買了對門的山和屋場，在那里修建一座六縫五間，氣派軒昂的大瓦屋。前門挖一口藕塘，屋后栽一些桃樹。平素，當他經過人家的好田的時候，心里常常地默神：一旦有了錢，他要買了這丘田，他甚至于盤算到發財以后的這樣的一些小事，長工作田，自己一定要親身帶領，不等他們吃空子偷懶。
　　再版完全刪掉了這一段，還在下一段“陳先晉年年在半飽的、辛苦的奔忙里打發日子”后面刪去一句：“但他一天也沒有斷絕發財的心念，總是想買田置地，總想起新屋。”在“他在半生里，受盡了人家的剝削”后面刪去一句：“但又只想去剝削人家。”勉強答應入社的第二天天剛亮，他就掮起鋤頭出門去了，婆婆放心不下，叫女兒去看看，初版寫他“在土里哭呢”，再版改為：“蹲在土里，低著腦殼，不曉得在想些什么。”這些不利于人物形象的真實、生動和豐滿的刪改，顯然都是為了遷就“貧農有社會主義積極性”的教條。
　　區委書記朱明是小說里描寫的最高一級領導干部，上篇第十一章“區上”寫了朱明召集的一次碰頭會，會間吃飯時，他有一段插話：“搞社會主義，大家要辛苦一點。這次合作化運動，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緊。中央規定省委五天一匯報，省委要地委三天一報告，縣里天天催區里，哪一個敢不上緊？”初版后面還有：“少奇同志說：不上緊的，就是存心想要調工作。”這最后一句近乎點睛之筆，暗示出運動中上行下效層層加碼越來越左的奧秘，也透露了朱明本人左傾作風的深層心理原因。此處所謂“調工作”即意味著撤職降級，的確抓住了各級領導干部的要害，左的風氣就是這樣自上而下蔓延開來的。再版為避劉少奇刪掉這句話，殊為可惜。
　　　　　　《創業史》：點明了兩條路線斗爭的主題
　　《創業史》第一部原載1959年4-11月號《延河》，196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77年再版，《出版說明》特別指出：“這次再版時，作者又進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
　　最重要的修改莫過于在“第一部的結局”里指名攻擊劉少奇。“題敘”之后，第一部上下兩卷共30章，按時間順序敘述的故事進程不過從1953年早春到初夏，“結局”卻跳到了冬天，中間的跳躍是靠作者的議論、毛澤東的指示、黨中央的決議完成的。這種打破常規的寫法顯示出極其強烈的革命功利性，當然是為小說的政治主題服務的，但并不能產生美感。再版少引了幾段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刪節了作者對統購統銷的解釋性和抒情性議論，使議論、引用、摘錄都直接對著農業合作化問題，比初版減少了一點閱讀時的累贅。然而卻增加了一段文革式的“大批判”話語：
　　土地改革以后，劉少奇等人散布的所謂“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呀，“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呀，“四大自由”呀，“確保私有財產”呀，等等，等等，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亂，社會上資本主義思想的泛濫，到一九五三年冬天才煞住了這股逆流。
　　這段議論實質上就是《創業史》第一部想要表達的主題，如此露骨又如此武斷，且不說其思想的膚淺謬誤，單從藝術的角度看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敗筆。
　　為了把兩條道路斗爭特別是兩條路線斗爭的主題通過故事情節充分表現出來，明確地指點出來，柳青還對改霞進工廠事件作了相應的修改。第十五章寫改霞鄙棄那些羨慕城市生活的富裕中農的姑娘，初版接著寫：“改霞考工廠不是為了這些；她從畫報上看到過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個那樣的女工。新中國給郝建秀那么可憐的女孩子，開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從她的事跡受到了鼓舞。”再版改為：“她打聽到國家要先工業化，農村才能集體化以后，郭振山叫進工廠的話，對她才有了影響。”后面在描寫改霞的內心矛盾時，再版加了一句：“聽下堡小學的一個教員說，黨中央書記劉少奇講話，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接下去寫梁生寶組織貧苦農民進終南山割竹子對改霞心理的震撼，初版有一句是：“他這大膽的行動，又動搖了改霞考工廠的決心。”再版把后半句改成：“又動搖了郭振山授意改霞考工廠的決心。”再版反復強調改霞想進工廠是受郭振山的鼓動，以至把語句也改出了毛病。
　　第十九章還增加了一段郭振山和改霞的對話：
　　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改霞問郭振山：
　　“劉少奇在黨里頭是……”
　　“毛主席下來就是他！”郭振山帶勁地說，“你問這個話做啥？”
　　改霞說：“俺學校有個教員說，劉少奇講國家要先工業化，然后農村才能集體化。”
　　“啊！你也聽說啦？”郭振山滿意地說，“這該明白了吧？”
　　作者意在通過改霞在工業化和合作化之間的思想搖擺，郭振山再三鼓動改霞“參加工業化”，說明他破壞了梁生寶和徐改霞的愛情關系，使得梁生寶沒能娶上這個“湯河上有名的俊女子”，令讀者為之遺憾，而郭振山不過是劉少奇路線的擁護者和宣傳者。這個意圖在初版本表達出來，但覺得不夠明顯，于是再版時作了上述修改，把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關系問題上的黨內最高層思想分歧，體現在農村普通黨員、小學教員和小學生女團員身上。再版之后，柳青還打破多年來在關于改霞形象的爭論中一貫的神秘的沉默，對來訪的研究者點明了路線斗爭的主題：“改霞在蛤蟆灘也是一種路線的代表。梁生寶和郭振山在合作化問題上的沖突，就是通過改霞表現的。到了第三部，就要明說郭振山破壞人家的婚姻。……政治不是兩條線，任何時候都是三條，一個世界，還有不結盟國家嘛！一定的時候，第三條線上的人是多數。”（注：閻綱：《四訪柳青》，《當代》1979年第2期。）
　　再版又對梁生寶和徐改霞的戀愛心理描寫作了多處刪削，以突出兩人關系中的政治因素和梁生寶對合作化事業的癡迷，第二十九章前面刪除了梁生寶童年“學好”的事跡和激勵精神的紅軍戰斗故事，目的也在突出他的社會主義覺悟和對路線問題的敏感。此外，還刪去了一些與路線斗爭無關的抒情議論文字。
　　　　　　為什么修改本總不如初版本
　　按常理，作家對自己作品的修改，應該是精益求精，越改越好。但根據以上四部長篇修改本與初版本的比較及修改情況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不論思想還是藝術，這些修改本都比初版本遜色，修改并不成功，或者簡直就是失敗。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帶普遍性的現象，它從版本的角度揭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某些特質和規律。
　　這些文學經典的版本變遷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四部作品修改的時間，從《青春之歌》大改的1959年下半年起，到《山鄉巨變》再版前的1978年止，這二十年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左的傾向在總體上愈演愈烈，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從反右傾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斗爭就是一切，“寧左勿右”成為社會風尚。在這種不正常的社會環境下，革命的作家們很難對以革命名義推行的左傾錯誤堅決抗爭，他們必須服從政治，為宣傳黨的路線服務，質言之，他們不可能絲毫不接受左的影響。雖然小說最后的修訂本都出版在文革結束之后，但實際修訂完成都是在極左路線仍在肆虐、文革罪惡尚未清算、“兩個凡是”統治全國的時期，那個時期必然給這類革命的經典作品留下左的意識形態的痕跡。
　　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經典，內容上不外乎描寫中共革命歷史和現實政治運動，創作方法上屬于革命現實主義。但“革命”與“現實主義”并不是總能和諧融洽的，錯誤路線領導的革命尤其如此。一旦它們發生矛盾，常常是要求作家犧牲現實主義以服從革命，即削弱真實性以加強政治性。對“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創作方法的提倡、推崇、闡釋和實踐，更把現實主義的“寫真實”原則當作所謂“修正主義”文藝主張大加撻伐，實質上也就拋棄了現實主義。前述四部長篇的修改版，在描寫生活的真實性程度上都不如初版，正反映了前三十年當代文學思潮中現實主義不斷萎縮的歷史特征。小說中所寫的革命運動，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在高層指導思想上都難免有錯誤，但這與作品成敗并無必然的聯系。關鍵不在于寫什么，而在怎樣寫。現實主義藝術家只要忠于生活，以真誠的態度直面現實，刻畫出運動的真實面貌，就算完成了他的藝術使命。四部小說的修改之所以不成功甚至根本失敗，就因為跟初版相比，反而偏離了運動中生活的真實。
　　這四部作品的初創都在50年代。其間雖然發生了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重大事件，但并沒有構成對四位老共產黨員作家的沖擊。他們的創作也不是直接受命于某人，而是源于生活的積累、感情的激發和革命作家的責任感，此時的心態還是相當自由的。修改時就不同了。作家已經遭到直接針對其人其書的批評和攻擊，盡管1959年關于《青春之歌》的討論中有茅盾、何其芳等名人為之辯護，70年代末四部作品重印時否定文革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然而作家們已失去當年那種尚可稱為自由創造的心態，他們對粗暴的教條主義批判心有余悸，潛在的恐懼感使他們謹小慎微。楊沫誠惶誠恐地接受批評意見，梁斌費盡心思改寫當時的“路線”，周立波勉為其難去遷就左傾教條，柳青拼命也要表明自己的觀點。他們的修改不是為了改得更好，而是為了不犯錯誤，或者避免引起誤解，沒有藝術的追求，只有政治的表白。并沒有什么人逼迫他們這樣那樣改，他們是受溶入靈魂的權威意識形態的驅使。我們從這種泯滅個性的修改中看到了一代革命作家令人悲哀的心態。從初版到再版以至三版四版的變化，也反映出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作家艱難困苦的心路歷程。
　　　　　　向編輯、出版社、研究者進一言
　　既然這些經典文本的修改版與初版之間存在如此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又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學史意義，我們就有理由呼吁當代文學的編輯、出版和研究者認真注意版本問題。
　　目前的大致狀況是：文革后出版社印行的包括收入作者文集的，都是作者最后的修訂本，圖書館流通的也是修訂本，十年文化浩劫使舊版本所剩不多，初版幾成珍本，有些圖書館甚至將殘余初版作“剔舊”處理或予以封存，所以一般讀者包括普通中文系大學生都只能看到修改版。而專業研究者的論著和教材卻主要依據初版，少數提到修改也是語焉不詳，比較籠統概括，意見仍有分歧，但無論肯定否定，大多顯得空洞，缺乏文體的修改材料作為證據。也就是說：一般閱讀的和專業研究的是內容有不同的版本，多數研究者又忽視修改后版本的差異。這種由出版者和研究者造成的脫節的狀況，既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更沒有尊重歷史的原貌。我以為，應從出版和研究兩方面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出版部門應該提供閱讀和研究通用的文學經典的“善本”書。唐ｔāｏ＠①說得好：“書籍不是古董；既然稱為善本，自應以內容的正確無詆和完善不缺為主。”（注：唐ｔāｏ＠①：《晦庵書話》，第497頁，三聯書店1980年版。）當代文學作品不是古籍，更不能以古為善，越早越好。而這些經典的作者都已作古，其文本的初創和修改都已成為歷史，只有正確完整地反映出作品的歷史面貌包括修改過程，才能稱為善本。我建議有識的編輯家和出版家，根據文本的修改情況，選擇適當的版本作底本，編輯出版這些經典的校注本。一般情況應以初版本作底本，注明以后所作的修改，《紅旗譜》、《山鄉巨變》和《創業史》都應如此。但《青春之歌》再版時增寫篇幅較大，則宜以再版作底本，注出初版和三版的不同處。注釋可置于章后或書尾，以免影響閱讀的流暢。凡有類似情況的其他經典文本均可編印校注本。
　　對這類經過修改的當代文學經典，研究者一定要把文本的修改過程納入研究視野。分析評價自可見仁見智，所據版本則需求全責備。如果被評價的部分只為某一版獨有而他版皆無，就該說明或加注。初版本固然保存了歷史的本來面貌，修訂本同樣留下了修改時的歷史真相，它們都出自作者的手筆，都是研究作家作品的珍貴原始材料，只有先后之別，而無真偽之分，我不應厚此薄彼。版本變遷的過程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發展變化，表現了文學史的革種規律性，應該成為當代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尤其重要。總之，面對塵埃尚未落定的當代文學史，更須堅持一切從實際——作品實際和歷史實際——出發的原則，對作家和對歷史的任何諱飾都不是科學的態度。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弓右加（屮下加又）
　　
　　
　　
海南師院學報海口38～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福湘19981998本文以《紅旗譜》、《青春之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為例來探討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在認真分析和比較的基礎上，作者認為：不論從思想還是藝術上看，四部作品的修改版均比初版本遜色，有的可以說是失敗。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值得探究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它從版本的角度揭示了當代文學的某些特質和規律。經典文本/版本學/修改/當代文學 作者：海南師院學報海口38～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福湘19981998本文以《紅旗譜》、《青春之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為例來探討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在認真分析和比較的基礎上，作者認為：不論從思想還是藝術上看，四部作品的修改版均比初版本遜色，有的可以說是失敗。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值得探究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它從版本的角度揭示了當代文學的某些特質和規律。經典文本/版本學/修改/當代文學

網載 2013-09-10 21: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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