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第三輯我的自傳第55節創辦《光明報》前后（3）

簡體傳統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55節創辦《光明報》前后（3）
　　八、青幫頭子杜月笙奉命出馬
　　《光明報》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當然為蔣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參政員王云五、成舍我兩人秉承國民黨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慶參加參政會為名，要我離開香港，重新回到受蔣介石嚴密控制和監視的重慶，為我所拒絕。后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李與吳稚輝、蔡元培、張靜江，人稱國民黨四大元老，他們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當時正住九龍半島酒店，也寫信勸我回重慶，信中說：“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無惡意。”并通知我機票已由吳鐵城的弟弟代為準備好了。對此我再次“辭謝”。最后國民黨搬出了青幫頭子杜月笙，讓他來出馬，“動員”我離開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請我一個人去“吃茶”，地點是“告羅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見面，首先講了許多恭維的話，說什么我在《光明報》上發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許多人都表示贊同等等。然后話題一轉，說：“重慶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張，盡可以與蔣先生面談。當面交換意見不是更好嗎？”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素以信義著于天下，說話從來是算數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說：“不必了，因為除了報上已發表的，我沒有什么另外的主張。更何況民盟總部在重慶，有張君勱、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當面談，他們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絕后不死心，后來又請我吃過一次茶，當然還是讓他碰了釘子。
　　九、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
　　國民黨的干涉和破壞活動當然為我們制造了許多困難，但更令人心痛的還是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惱的經歷之一，至今難忘。民盟的政治綱領早在重慶時即由我執筆寫好，并經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報紙創刊前一個多月，黃炎培即托人自重慶帶來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見是為避免使國民黨感到刺激，擬就的十二條綱領中有四條暫不發表。這四條內容包括反對由國庫負担國民黨費用，反對設立特務機關等。其實這種將綱領分成兩部分先后發表的意見，早在我尚在重慶時黃就提出過，后來大家取得非到適當時機不發表的諒解，這個分歧遂被暫時擱置起來，現在不過是舊事重提罷了。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發表民盟政治綱領，經過在港民盟成員多次討論和與在重慶的民盟成員多次信函往返，終于決定由我根據原來的十二條另起草一個十條綱領。這個改寫后的綱領后經重慶方面民盟成員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夢巖、周鯨文等堅持刪去第四條中“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執行”，而在第二條“結束黨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國民黨執政”等字樣。結果大家議論紛紜，久久定不下來，最后終于修改為“督促并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建國綱領”。后來在報上發表的那個政治綱領，就是經過這許多曲折產生的。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發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現了。青年黨曾慕韓首先提出發表時不具名的主張，而后被推為民盟主席的黃炎培又提出要為他個人參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則以為民盟這兩個重要文件的發表，都應由民盟的負責人共同具名，毫不隱瞞這些政治主張是我們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們鄭重負責的態度，并取信于國內外。有人又提議改由參加民盟的各黨派具名，而職教社又反對，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為黃炎培是該社負責人，有了職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議以“民盟駐港代表梁漱溟”名義，或解除我的報社社長職務再發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黨曾慕韓以不具名發表的意見未談妥為借口，拒不起草原應由其執筆的宣言。為了宣言與政治綱領同時按原定日期發表，我又不得不連夜趕寫宣言，經大家討論通過。最后在萬般無奈中，只得服從不具名發表的意見，在《光明報》上刊登了這兩個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發表時不具名，孫科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在香港發表公開談話，攻擊民盟，說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縱隊”，破壞抗日等等。而不具名發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國外，以獲得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為補救計，后由陳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書、國民政府外長）和陳翰笙二位向外國記者說明和保證，并由他們代為將這兩文件譯為英文，宣言與政治綱領才得通過這些記者轉發國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由九龍方面進攻香港，同時對香港炮擊和轟炸。《光明報》自同年9月18日創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過三個月。報紙無法辦下去，工作人員只得遣散。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幫助下多次遷移住處。12月25日日軍終于全部占領了香港，香港當局投降。在香港淪入敵人之手的初期，盜匪蜂起，日軍也乘機作惡，社會秩序無法維持。此時為了安全，我又與薩空了、張云川、黃瓚三人躲入西環一所小學校，住在三樓的一間空房里，住入此處以后，我們盡力深居簡出。白天各自讀書，夜間無電無法看書，幾個人就在一起閑談，各自介紹個人經歷的種種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環路距香港大學不遠的地方，遇見陸光榮，兩人正邊走邊談時，由兩樓之間忽然沖出一人，雙眼以下蒙著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對我，要我交出身上財物來。當我從衣袋里取錢包時，陸趁機逃離，向上坡方向飛跑，而此時正巧有一輛警車自上往下駛來。陸于是邊跑邊大聲喊叫：“robber！robber！”（強盜！）匪徒眼見警車向我們方向開來，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遞給他的錢包。
　　十一、離港出走返回祖國大陸
　　此后不久，范長江、薩空了問我是否打算在此時離開香港，我說當然想走，便約定與陳此生、范長江夫婦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軍完全占領香港兩周后，我換裝著中式夾褲夾襖，于黎明前離開所住的小學，由黃瓚送我到香港仔約定的一個僻靜處，登上預先租定的一條小漁船，趁著破曉前的昏暗，躲過日軍的檢查和封鎖，悄悄地離開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陸內地所經歷的種種艱險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寫過題為《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一長文，有較詳細的記述，這里就不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