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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鏡 論道德文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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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目錄：
一、道德治世神州顯
二、道德流失禍之端
三、背叛道德禍循環
四、偶崇道德奇跡現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各位教師、同學們：
大家好！今年的老子圣誕節以及清明節都已經過去了，這次所講的內容其實是在老子圣誕節之前準備好的，是作為向今年老子圣誕的一份獻禮而準備的。但是因為在講學的時間上安排不過來，就移到了今天，在這里講一下這一篇的內容。
由于這一次的內容，涉獵到了5000年漫長的歷史階段，所以就比較長一點，可能要三次才能講完。請大家還是在三調以后，處在松靜自然的狀態當中進行聽講，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以史為鏡論道德文化的復興》，副標題是《修身是中國文化的靈魂》。主要是將：
五千余年文化史，鉤陳一篇論雄雌；
厘定涇渭評道德，復興民族弘老子。
一、道德治世神州顯
世界東方的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文化歷史最悠久、文化沉淀最豐厚的文明古國之一。如果從有文字記載相傳的炎黃時代算起，中華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漫長歷史。
5000多年以來，東方的中國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這塊熱土，自豪地稱之為“神州”。“神州”的意思有多種解釋，但是都離不開以下幾種意思：這是一塊大道暢行尊道貴德的土地；是天神與人類和諧共處的沃土；是最利益于人類居住繁衍發展的凈土；是能夠培育眾多道德人才成為神仙的福地。
披閱歷史的記載，對比西方的歷史，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東方這塊土地在古代被稱為“神州”——名不虛傳。中國古代的精神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先進的文明。
精神文明，始終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靈魂，是物質文明正確發展的導航人。古老的中國之所以被稱之為“神州”，依據老子對精神文明和社會發展分期的揭示，我們不難看出，神州期就是道治、德治社會和仁治社會的時代。老子說：“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老子·德道經》）
《老子·德道經》是一部百科全書，包羅萬象。老子在“德篇”開卷章中，就以敏銳的目光，洞察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六個階段的必然性。道治、德治社會時期和仁治社會時期，社會細胞的人類祖先們處在德性淳厚尚未樸散的狀態，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老子·德道經》）的境界，人們心中崇敬、信仰、順應“無（○）”的大道，尊順、服從道，恪守德的規范而展開行為。心靈和行為都充滿著上善，心中無善無惡，所以德性完整而且淳厚，沒有分解樸散開來，那時就是自然的無為而治時代，道治、德治、仁治三個社會發展時期，就是中國精神文明的神州時代。
“無為而治”的本義，是一種唯道而治，是唯道獨尊而以德作為恪守不離的思想行為準則進行治身和治國的方法論。“無”，是老子虛無生萬有，用一（德）就足夠了的“道”。“無”，是道的一種代稱。“無為而治”，是道為而治，因為道生德養，道并不司理直接治理之職，故用“無”字表述尊道而治。當時的人類通過修之身，天人合一，而能夠直接與大道相感通，與神相感應。在道之下，人人一律平等，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善惡美丑之別，人人都自覺地慈愛萬物，平等相待。萬物都是“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老子·德道經》），道生德養，在唯道獨尊的自然信仰中，眾生平等，人與人都是兄弟姐妹，物我一體，沒有分別。“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而恒自祭也。”（《老子·德道經》）。只有道是最崇高至上之尊，而人類無貴賤，尊道而禮祭大道是社會共同自然信守的共識。
當人的私心欲望逐步滋生以后，由于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實踐的普遍性開始降低減少，能夠達到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數也同樣逐步減少，這就使人們對道的絕對信仰開始產生動搖。由于當時社會的領導者仍然是修之身天人合一的佼佼者，他們在民眾的公推下担任公職管理社會，因此社會的主流仍然是“無為而治”。當人們的心靈和行為的德性品質開始下降，進入德的崩解初始狀態，這時整個社會就下滑進入了仁治時期。這是道治、德治轉折過渡到仁治時代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仁治時期，人類就需要“法”的規范和制約，維護心靈德性和行為不離道德。因此作為五帝之先的軒轅，這位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世的黃帝，依據大道的規律法則創立了符合大道規則的人間法律，并且撰寫了一部修身治世的經典之作——《黃帝四經》。尊道貴德，順天應人而維系著整個五帝時代的仁治社會狀態。
古代中國的神州時期，在道德治世開極和仁德治世開極時期，各誕生了一位大智慧的圣人級人物，這就是伏羲和黃帝。這絕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大道無為化生的必然結果。
伏羲，修之身天人合一步入道境而創造了東方震旦的易道文化；黃帝，修之身天人合一步入道境而創造了法道文化；易道文化和法道文化為中華道德傳統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基因”，中國文化的DNA，就是唯道獨尊，尊道貴德的道德文化。在自然科學中，生物學超越了細胞水平，發現了生物的基因DNA，才使得人類進入了生物工程時代；而物理學超越了分子水平，發現了原子、電子、中子、質子等物質基因，才使人類進入了原子時代。
人類的精神文明要想進一步飛躍，就必須找到人類文明的文化基因，找到文化誕生的源頭活水。由于任何基因都是產生在它本身的原生態之中，而中國文化的原生態只要展開歷史的畫卷，就不難發現她并不是春秋戰國文化，不是義治、禮治時期的封建文化。依據老子五千言開篇中的揭示，義治與禮治時期的封建文化只是次生態文化，并不具備中國根文化的全息性，它只是全息性基因的一種蛻化變質。所以，只有代表道德文化最高形態的伏羲易道文化、黃帝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才是中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因文化。基因文化不能全面把握，那么社會發展也就必然殘缺不全，社會的偏殘缺廢也就在所難免。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大系統性上，是一部道德文化而不是單純的儒學文化，道德文化的歷史遠遠早于儒學文化數千年之久，并且道德文化是儒學文化的源泉。道，是中華傳統文化各家學說、各個學派的總歸宿和最高境界，也是世界各宗教理義中的最高境界之一。中華傳統道德文化，上溯其祖根，是初創于伏羲的“易道文化”；成形于軒轅黃帝的“法道文化”；成熟于老子創立的“德道文化”。這個“易道”、“法道”、“德道”，全部都是唯道獨尊。“抱道無離論天下”、“執一以為天下牧”的學說和思想，她們共構成“以易闡道、以法論道、以德證道”的三部曲，非常完美地構成了中華道德文化大系統。
道德文化，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柢，也是中華民族衍生發展的靈魂，同時也是后世各家學派誕生形成的生命源泉。道德文化這個基因，主宰著中華民族2500年以前的漫長歷史發展時期；同時，她的升降浮沉、殘缺重拾決定和影響著250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社會進程的迭蕩起伏。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道德文化之肇始，易道文化之發明：
太昊伏羲氏，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我國遠古時期的圣明帝王，又名太昊、太皞、宓犧、庖犧，風姓，以木德（仁）而王，是為春皇，都陳（今河南淮陽），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太昊伏羲葬于陳。神農氏踐位。
伏羲以龍紀官建制，自號龍師，其部落的子民也就是龍子龍孫。這些龍子龍孫繁衍生息，數千年之后演變成如今的中華民族，故華人就有“龍的傳人”之稱。因此，伏羲為“人文始祖”，“以木德繼天而王”。
班固在《白虎通德論》曰：“謂之伏羲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覆后，臥之去去，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伏則觀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治下伏而化之，故曰伏羲也。”
漢代《遁甲開山圖》云：“女媧氏歿，大庭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矢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15代，襲庖羲氏之號，1260年”。可見伏羲氏又代表原始氏族，并延續了上千年的歷史。據文獻記載：“黃帝時有萬諸候”。
另據《竹書紀年·太昊庖羲氏》，載太昊伏羲氏“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造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以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是謂龍師而龍名”。這些記載，說明伏羲氏族是由眾多氏族組成的較大的部落群體，并以龍為氏族圖騰。龍在當時也肯定是一種廣泛存在而尚未絕跡的動物。
伏羲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被國人確認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如《尚書·序》中說：“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期的有關伏羲的記載，多散見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和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自秦漢至明清約二千年間，至少在將近數十部的經史古籍中，保存著伏羲事跡。
據文獻記載，太昊伏羲氏繼有巢氏之后，早于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為百王先”，為“三皇之一”，列五帝之首。在人類社會文明進化時期，伏羲尊道而修身，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慧識和智識同步雙運，具有豐富的科學創造力。他通過修身運用內求法證出身內的河圖，從而天人合一感悟出無相的大道自然和有相宇宙的真理，從而演畫出八卦，成為易道文化創始者。據文獻記載，在中華民族流傳的人文始祖中，燧人發明火，有巢發明居，神農發明農業、藥物，惟有伏羲，他幾乎集中上古時期所有的發明創造，立下了齊天功績，后人因此稱他為“始祖”、“斯文鼻祖”。“太昊”，即是人們對伏羲的贊詞，意為伏羲功德無量，像日月那樣光明無私，是道在人間的化身。
《帝王世紀》說：“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于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紀。”《拾遺記》說：“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補史記·三皇本紀》說：“太暤包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里面記載了伏羲氏的出生。
由漢儒戴圣整理的《禮記》，又稱《小戴記》，是較多記述伏羲事跡的儒家重要文獻。如《禮記·月令》，載“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執伏犧牲”。《禮記·曲禮》，載：“伏羲作琴瑟以為樂”。《禮記·樂記》，載：“伏羲樂名《立基》”。
《漢書》、《帝王世紀》、《史記·補三皇本記》等古代文獻中，仍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伏羲史料，彌足珍貴。如：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律歷志》中說：“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漢書》敘事周密詳盡，具有很大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班固在這一部史學名著中認為夏、商、周三代國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可以上溯至伏羲時代，對伏羲的歷史貢獻給予了很高評價。
唐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記》載：“太暤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之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以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陳，東封太山，立一百十一年崩”。司馬貞的這段記載，主要以《帝王世紀》記載為依據，對伏羲的生平、功德和傳說內容進行了高度概括，成為目前研究伏羲事跡的主要文獻。
太昊伏羲氏，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我國遠古時期的圣明帝王，又名太昊、太皞、宓犧、庖犧，風姓，以木德（仁）而王，是為春皇，都陳（今河南淮陽），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太昊伏羲葬于陳。神農氏踐位。
伏羲以龍紀官建制，自號龍師，其部落的子民也就是龍子龍孫。這些龍子龍孫繁衍生息，數千年之后演變成如今的中華民族，故華人就有“龍的傳人”之稱。因此，伏羲為“人文始祖”，“以木德繼天而王”。
班固在《白虎通德論》曰：“謂之伏羲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覆后，臥之去去，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伏則觀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治下伏而化之，故曰伏羲也。”
漢代《遁甲開山圖》云：“女媧氏歿，大庭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矢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15代，襲庖羲氏之號，1260年”。可見伏羲氏又代表原始氏族，并延續了上千年的歷史。據文獻記載：“黃帝時有萬諸候”。
另據《竹書紀年·太昊庖羲氏》，載太昊伏羲氏“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造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以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是謂龍師而龍名”。這些記載，說明伏羲氏族是由眾多氏族組成的較大的部落群體，并以龍為氏族圖騰。龍在當時也肯定是一種廣泛存在而尚未絕跡的動物。
伏羲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被國人確認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如《尚書·序》中說：“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期的有關伏羲的記載，多散見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和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自秦漢至明清約二千年間，至少在將近數十部的經史古籍中，保存著伏羲事跡。
據文獻記載，太昊伏羲氏繼有巢氏之后，早于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為百王先”，為“三皇之一”，列五帝之首。在人類社會文明進化時期，伏羲尊道而修身，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慧識和智識同步雙運，具有豐富的科學創造力。他通過修身運用內求法證出身內的河圖，從而天人合一感悟出無相的大道自然和有相宇宙的真理，從而演畫出八卦，成為易道文化創始者。據文獻記載，在中華民族流傳的人文始祖中，燧人發明火，有巢發明居，神農發明農業、藥物，惟有伏羲，他幾乎集中上古時期所有的發明創造，立下了齊天功績，后人因此稱他為“始祖”、“斯文鼻祖”。“太昊”，即是人們對伏羲的贊詞，意為伏羲功德無量，像日月那樣光明無私，是道在人間的化身。
《帝王世紀》說：“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于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紀。”《拾遺記》說：“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補史記·三皇本紀》說：“太暤包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里面記載了伏羲氏的出生。
由漢儒戴圣整理的《禮記》，又稱《小戴記》，是較多記述伏羲事跡的儒家重要文獻。如《禮記·月令》，載“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執伏犧牲”。《禮記·曲禮》，載：“伏羲作琴瑟以為樂”。《禮記·樂記》，載：“伏羲樂名《立基》”。
《漢書》、《帝王世紀》、《史記·補三皇本記》等古代文獻中，仍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伏羲史料，彌足珍貴。如：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律歷志》中說：“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漢書》敘事周密詳盡，具有很大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班固在這一部史學名著中認為夏、商、周三代國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可以上溯至伏羲時代，對伏羲的歷史貢獻給予了很高評價。
唐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記》載：“太暤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之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以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陳，東封太山，立一百十一年崩”。司馬貞的這段記載，主要以《帝王世紀》記載為依據，對伏羲的生平、功德和傳說內容進行了高度概括，成為目前研究伏羲事跡的主要文獻。
伏羲是中華文明的肇啟者，以畫八卦為標志，將中國歷史帶入新的文明時代。然而伏羲畫八卦又是建筑在河圖的基礎之上，關于河圖歷史上眾說紛紜，在此有必要作出一點探討。
河圖洛書，是中華文化之根，是中國道德根文化初始的基因文化，是八卦靈感的源起，是陰陽五行術數文化的發端。河圖洛書誕生于伏羲天人合一深度狀態的真知中。他是在運用修之身內求法，達到天人合一之境后，通過體之于身獲得此圖案，然后繪畫成可觀性的圖形進行保存，一直保存至周末而被毀。春秋戰國時期，因為貴德修身、天人合一的內求法，已經在社會上明顯隱退，能夠通過內求法獲證至內境出現河圖而與宇宙外河圖相應的人，明顯稀少下來。人們都開始外求于前人書畫記錄下來的河圖進行探索研究。按照傳統的說法，河圖、洛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找到最原始的河圖、洛書就等于找到了中華民族的最初源頭。直到周成王時代，記錄下來的河圖、洛書還在皇宮陳列著；經幽王之亂，西周的國寶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圖、洛書從此也就不見蹤影。
孔子因為沒有掌握系統性修身的內求方法，只知外求于歷史的記錄，因此天天祈盼河圖、洛書能夠重新再出現，但是他一直等到晚年也未能得見。河圖、洛書究竟是什么樣子？它們在上古時代有什么用途？歷史文獻未能記載下來，成為了千古難解之謎。
河圖洛書，是中國道德根文化中來自上古時代修身內求法而產生的圖案，伏羲正是通過修之身而內求，進入天人合一狀態以后，觀察到而誕生出這一圖案，并且記錄下來，并且由此而產生易理哲學而畫出八卦。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太極、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風水等等皆源生于此。它們被廣泛應用于中醫、易經、風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數、擇日等占卜學中。
“河圖”一詞，最早記錄見于《尚書》，其次在《易傳》之中，諸子百家多有記述。《尚書》記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書·顧命》有“天球，河圖。”傳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易·系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此時“河圖、洛書”是指什么？尚無記載。《周易·系辭傳》：“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禮記·禮運》：“河出馬圖。”因此孔子從古籍中記載得知，河圖為伏羲時代黃河出現一匹龍馬，其身上有文采圖案，謂之龍馬負圖，伏羲將其文字記載下來，因其出于黃河，謂之“河圖”。另外于《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禮記》中的這一段解釋，將古人在修身內求法中的觀察所得，移植成身外的實景現象，頗為有趣。其實，在修身內求法中，本身就將心意比喻為龍馬，而腎氣之精則喻為神龜，當實踐至金水分形階段時則會呈現龜形的全息圖像。人體脊髓內的腦脊液循環系統則喻為漕溪黃河。拴心猿鎖意馬，進入深沉的靜定之中，心液（擒龍、伏意馬）下降，腎氣之精（神龜）上升（亦稱伏虎），心內陽中陰精與腎內陰中陽精自然結合以后，必然會自動進入黃河漕溪的脊髓之內運轉，逆行而上進入大腦，在腦中呈現圖像，少數人可以在大腦出現內河圖全景圖像，類似旋極圖。當內河圖穩定以后，必然會由光點產生光柱沖出頭顱而與宇宙全息星象相連接；宇宙中的河圖亦同樣形成光柱下降，與這些光柱相連接，從而在心身了了若無之中，產生更為細致的全息圖形與圖像。記錄下來也就是河圖的產生之源，這就是古代修之身內求法而獲得河圖洛書的秘密，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種修身狀態。
中國的道德根文化，完全是一個“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真文化，也就是一種通過修身而達到天人合一，獲得自然、宇宙真知的文化。古代中國的文字以及歷史記載，都緊密地與修身實踐的結果相連。但是從夏啟以后，由于整個社會開始離道失德，家天下的“天下為家”取代了“天下為公”，人的私心貪欲與日俱增，修身文化才逐步退出主流社會，流傳于民間。而主流社會則純以后天智識為用，缺乏修之身的實踐。所以對古代修身實踐下所誕生的文字以及文化記載，逐步失去準確的解讀能力。這些現象早已萌生于夏啟時代，逐步嚴重地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自此肢解、歧解文化的現象日增，發展至近代似乎已經面貌全非。
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約6500多年。墓中用貝殼擺繪的青龍、白虎圖像栩栩如生，與近代幾無差別。河圖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而且墓葬主人在被埋葬時已經預知必被后世所發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龜腹玉片，則為洛書圖像，距今約5000多年。可知那時人們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圖、洛書之數了。據專家考證，形意墓中之星象圖可上合二萬五千年前。
這一考古發掘成果，更為明顯地驗證出中國道德根文化完全是誕生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內求法之中。青龍和白虎以及朱雀和玄武的圖像，全部都是在修之身而內求實踐之中，在人身內身國中可以完全呈現顯示的圖形，并且具有活力性。當修身進入內求法深層時，不僅四象可以呈現，整個宇宙的圖形皆可出現，這就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之境。所以古人才有“人身一宇宙”之說。
在宋朝之前，太極與河圖洛書的記述只有文字，一直到道家一代宗師陳摶，他又號稱“陳泥丸”。“泥丸”即是人體大腦中央區域，整個大腦又全息地與整個自然宇宙相對應。他采用此名，說明他的大腦中天人合一狀態極為完整細致。由此修身內求法所得，他才提供出了久已失傳的河圖、洛書、太極等完美的圖案。但是近代的研究者，卻罔顧陳摶是一位道家的宗師，棄道家修真運用內求法，獲得天人合一的體驗于不顧。妄言和誤導后學，推測陳摶老祖曾經在中原地區進行長久的考古工作，將道家一代宗師描寫成了挖別人祖墳的“盜墓賊”，說他可能是因挖掘出伏羲、神農乃至黃帝時代的古文書，而破解了太極圖與河圖洛書的千古之謎。
陳摶首創“龍圖易”，融合了漢朝至唐朝的九宮學說以及五行生成數的理論，提出圖像，名之為“龍圖”，始將消失兩千多年的“河圖洛書”及先天圖、后天圖、陰陽太極圖重現于世。
陳摶老祖提供出河圖洛書，并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因為宋代及明朝時期，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完整性，將會由于儒家理學派的出現使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再次出現嚴重的文化“基因突變”，使傳統文化向離道失德方向墮落更遠。理學派根本沒有承傳系統性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身內求方法。理學派只知僅憑后天聰明的智識，從古籍和道家學說中移植文字所記載的理論，裝扮充實自己的理論。如果河圖洛書仍不出現，理學派將會使中國的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徹底丟失，畸變成難以想象的形態。陳摶正是由于修之身達到天人合一之境以后，具有超前的預見性，才將自己的實證所得貢獻于社會；從而在將來理學出現時，能夠保護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不至于徹底敗喪于理學的絕境之中。為后代接續道德根文化基因，恢復尊道貴德的根文化留下了一線光明。
河圖洛書，是中華文化之根，是中國道德根文化初始的基因文化，是八卦靈感的源起，是陰陽五行術數文化的發端。河圖洛書誕生于伏羲天人合一深度狀態的真知中。他是在運用修之身內求法，達到天人合一之境后，通過體之于身獲得此圖案，然后繪畫成可觀性的圖形進行保存，一直保存至周末而被毀。春秋戰國時期，因為貴德修身、天人合一的內求法，已經在社會上明顯隱退，能夠通過內求法獲證至內境出現河圖而與宇宙外河圖相應的人，明顯稀少下來。人們都開始外求于前人書畫記錄下來的河圖進行探索研究。按照傳統的說法，河圖、洛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找到最原始的河圖、洛書就等于找到了中華民族的最初源頭。直到周成王時代，記錄下來的河圖、洛書還在皇宮陳列著；經幽王之亂，西周的國寶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圖、洛書從此也就不見蹤影。
孔子因為沒有掌握系統性修身的內求方法，只知外求于歷史的記錄，因此天天祈盼河圖、洛書能夠重新再出現，但是他一直等到晚年也未能得見。河圖、洛書究竟是什么樣子？它們在上古時代有什么用途？歷史文獻未能記載下來，成為了千古難解之謎。
河圖洛書，是中國道德根文化中來自上古時代修身內求法而產生的圖案，伏羲正是通過修之身而內求，進入天人合一狀態以后，觀察到而誕生出這一圖案，并且記錄下來，并且由此而產生易理哲學而畫出八卦。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太極、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風水等等皆源生于此。它們被廣泛應用于中醫、易經、風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數、擇日等占卜學中。
“河圖”一詞，最早記錄見于《尚書》，其次在《易傳》之中，諸子百家多有記述。《尚書》記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書·顧命》有“天球，河圖。”傳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易·系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此時“河圖、洛書”是指什么？尚無記載。《周易·系辭傳》：“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禮記·禮運》：“河出馬圖。”因此孔子從古籍中記載得知，河圖為伏羲時代黃河出現一匹龍馬，其身上有文采圖案，謂之龍馬負圖，伏羲將其文字記載下來，因其出于黃河，謂之“河圖”。另外于《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禮記》中的這一段解釋，將古人在修身內求法中的觀察所得，移植成身外的實景現象，頗為有趣。其實，在修身內求法中，本身就將心意比喻為龍馬，而腎氣之精則喻為神龜，當實踐至金水分形階段時則會呈現龜形的全息圖像。人體脊髓內的腦脊液循環系統則喻為漕溪黃河。拴心猿鎖意馬，進入深沉的靜定之中，心液（擒龍、伏意馬）下降，腎氣之精（神龜）上升（亦稱伏虎），心內陽中陰精與腎內陰中陽精自然結合以后，必然會自動進入黃河漕溪的脊髓之內運轉，逆行而上進入大腦，在腦中呈現圖像，少數人可以在大腦出現內河圖全景圖像，類似旋極圖。當內河圖穩定以后，必然會由光點產生光柱沖出頭顱而與宇宙全息星象相連接；宇宙中的河圖亦同樣形成光柱下降，與這些光柱相連接，從而在心身了了若無之中，產生更為細致的全息圖形與圖像。記錄下來也就是河圖的產生之源，這就是古代修之身內求法而獲得河圖洛書的秘密，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種修身狀態。
中國的道德根文化，完全是一個“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真文化，也就是一種通過修身而達到天人合一，獲得自然、宇宙真知的文化。古代中國的文字以及歷史記載，都緊密地與修身實踐的結果相連。但是從夏啟以后，由于整個社會開始離道失德，家天下的“天下為家”取代了“天下為公”，人的私心貪欲與日俱增，修身文化才逐步退出主流社會，流傳于民間。而主流社會則純以后天智識為用，缺乏修之身的實踐。所以對古代修身實踐下所誕生的文字以及文化記載，逐步失去準確的解讀能力。這些現象早已萌生于夏啟時代，逐步嚴重地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自此肢解、歧解文化的現象日增，發展至近代似乎已經面貌全非。
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約6500多年。墓中用貝殼擺繪的青龍、白虎圖像栩栩如生，與近代幾無差別。河圖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而且墓葬主人在被埋葬時已經預知必被后世所發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龜腹玉片，則為洛書圖像，距今約5000多年。可知那時人們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圖、洛書之數了。據專家考證，形意墓中之星象圖可上合二萬五千年前。
這一考古發掘成果，更為明顯地驗證出中國道德根文化完全是誕生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內求法之中。青龍和白虎以及朱雀和玄武的圖像，全部都是在修之身而內求實踐之中，在人身內身國中可以完全呈現顯示的圖形，并且具有活力性。當修身進入內求法深層時，不僅四象可以呈現，整個宇宙的圖形皆可出現，這就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之境。所以古人才有“人身一宇宙”之說。
在宋朝之前，太極與河圖洛書的記述只有文字，一直到道家一代宗師陳摶，他又號稱“陳泥丸”。“泥丸”即是人體大腦中央區域，整個大腦又全息地與整個自然宇宙相對應。他采用此名，說明他的大腦中天人合一狀態極為完整細致。由此修身內求法所得，他才提供出了久已失傳的河圖、洛書、太極等完美的圖案。但是近代的研究者，卻罔顧陳摶是一位道家的宗師，棄道家修真運用內求法，獲得天人合一的體驗于不顧。妄言和誤導后學，推測陳摶老祖曾經在中原地區進行長久的考古工作，將道家一代宗師描寫成了挖別人祖墳的“盜墓賊”，說他可能是因挖掘出伏羲、神農乃至黃帝時代的古文書，而破解了太極圖與河圖洛書的千古之謎。
陳摶首創“龍圖易”，融合了漢朝至唐朝的九宮學說以及五行生成數的理論，提出圖像，名之為“龍圖”，始將消失兩千多年的“河圖洛書”及先天圖、后天圖、陰陽太極圖重現于世。
陳摶老祖提供出河圖洛書，并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因為宋代及明朝時期，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完整性，將會由于儒家理學派的出現使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再次出現嚴重的文化“基因突變”，使傳統文化向離道失德方向墮落更遠。理學派根本沒有承傳系統性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身內求方法。理學派只知僅憑后天聰明的智識，從古籍和道家學說中移植文字所記載的理論，裝扮充實自己的理論。如果河圖洛書仍不出現，理學派將會使中國的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徹底丟失，畸變成難以想象的形態。陳摶正是由于修之身達到天人合一之境以后，具有超前的預見性，才將自己的實證所得貢獻于社會；從而在將來理學出現時，能夠保護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不至于徹底敗喪于理學的絕境之中。為后代接續道德根文化基因，恢復尊道貴德的根文化留下了一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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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方法，在尊道貴德的前提下，自古迄今不易不替。伏羲當年，同樣是依據修身而天人合一獲得河圖，依據河圖而畫出八卦。據《易·系辭》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這短短72字，是有關伏羲生平活動的最早記載和描述，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系辭〉》中記載完全一樣。“以通神明之德”，則是易道文化的靈魂之所在。以易為工具，以修身為基礎，才可能跨弦通靈，通靈達神，而明明其德，遵循其德而行、而為。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的記載，知上述72字乃孔子所為，并且在出土的《帛書〈二三子問〉》中同樣得到了證實。
我們從孔子的評述中，也不難看出孔子當時修身的層次和天人合一的狀態，還只是“志于道，據于德”，而遠不及于伏羲、黃帝和老子。他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概念模糊，未能闡明“修身合道”之意，孔子曾說：“《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這一段話足見孔子并不沉迷于易術的高尚品格性，但也反應出孔子缺乏修身內證的逆向求證，只能用后天智識觀察吸取易中之德，而未能見易中之道。所以，他未能直接揭示出伏羲的易學源于道，就是易道文化。以易尊道、論道、證道、合道；以易演化“道生德養”萬物之義，天下循道而治理之理。
作為《易》的基本組成部分，八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是道家文化的創始，同時也影響了儒家幾千年，所以《易》又有“中華文化之源”的說法。八卦的誕生，是伏羲易道文化的結晶。《賁》卦《彖》曰：“剛柔相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由此發源，因此八卦是中華文化文明起始的重要標志，也是人類文化史的首創，源自于肇始文明的伏羲。太昊伏羲氏時代，“不設法度而天下不亂”，所依靠的就是人們自覺信仰尊奉大道的心靈和八卦的經天緯地之功用。
八卦易道揭開了整個人類的文明進程。八卦是古老一元四素學說（德與道為一元，象數理氣為四素）的完美體現，她既是道的規律性，又是德性能量物質，又是數，又是象，又是術，又是理，又是氣，又是方位。人們把八卦的八個符號稱之為“無字天書”，把“易術”稱之為“天機”。其有廣大悉備的體系，囊盡道○、德一、太極、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宮萬象之體用。八卦的核心理論是陰陽一斷一連兩個爻符號，建立了“一陰一陽謂之道”，即一虛（道、○、無相）一實（德、一、有相）表述著“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經》）的真理，是修身治世實踐道學的源頭體系。中國古來史家奉《易經》為“群經之首”，是“大道之源”，是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八卦高深精奧的理論，即使在六千年后的現代，當代世界的一流科學家也無不為之驚嘆不已。
《易》為中華文化群經之首，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中國古代各種學術支派，無不起源于此易道文化。綜觀人類文明發展史，《易經》這部古籍文獻使古今中外的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乃至國君、百姓均對其特別關注，千百年來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欽定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盛贊其為：“《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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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是七千年中國文明史的源頭活水，被中國三大學宗奉為圭臬：道學尊其為修身治世天人合一秘笈的奠基之作；儒學奉其為《十三經》之首；佛學也推其為“理宗”；而且她也雄居世界著名經典之列。其地位之顯赫、聲譽之崇高、影響之深遠、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謂之為“天下第一書”。這在古今中外的人類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和空前絕后的。
歐洲的哲學權威榮格，在英文《周易》再版序言中說：“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周易》（八卦），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周易》（八卦）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價值，而且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有相同的地方。”
瑞士一代心理學大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G.Jung，1875-1961)，贊譽《易經》：“很可能再沒有別的著作像這本書那樣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生動氣韻。”
德國辯證法大師黑格爾(G．W.F Hegel)，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
美國哲學家卡普拉(F Gapra)，在《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中說：“可以把《易經》看成是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權威們認為，它在中國幾千年來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經》才可以相比。”
丹麥著名量子物理學家玻爾(N．H．D．Bohr)，在1927年建立了互補原理，引起世界轟動；但當他在1936年到中國講學時見到《易經》太極圖時，便驚嘆“中國人幾千年前就有了互補的理論思想，并以圖形表示”。他手捧《易經》如獲至寶，將太極圖定為其族徽勛章的標志圖案。
日本19世紀下半葉明治維新時，統御大權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閣。”正如唐太宗開國宰相虞世南所云：“不讀《易》不可為將相。”
德國現代生物遺傳學科學家申伯格(M．Schonbergr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鑰匙：宇宙公式<易經>和遺傳密碼》一文中說：“首次發現的六十四個生物遺傳密碼的‘詞’，與六十四卦相對應。”
美國國際易經學會主席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說：“我們說《易》是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的原點和源頭活水毫不為過……”
英國劍橋學者李約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說：“中國類似《易經》等古代科學技術知識曾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為全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
《易經》推動西方科學發明的發展，創造產生了豐厚的成果。萊布尼茨(Gottfled Wihelm Leibhiz 1646--1716年)，率先翻開了西方易學應用史的新篇章。
萊布尼茨，是德國人，他是世界著名的大科學家、大數學家和微積分的奠基人。1666年獲阿爾夫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因長年研究數學的結果，與牛頓同時獲得微積分創始人的殊榮。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11月間，萊布尼茨收到了他的朋友寄給他的太昊伏羲氏的“64卦卦序圖”與“64卦方圖”。寄件人，是他的好朋友在中國的傳教士鮑威特。這位苦于研究二進制的世界著名大數學家看后，大吃一驚。原來，他大半生所研究的“算術二進制”，中國的太昊伏羲氏在六千多年以前已經解決了。萊氏以連畫為一、斷畫為零判斷，不但在這兒發現了數字和符號的涵義，而且由八卦的八個符號的寫法悟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數值意義與數序關系，從而發現了二進制的二元算術理論。
后來，在他給鮑威特的信中說：“我的二元算術和伏羲易著之間的關系，人們知道伏羲是中國古代的君王，是世界有名的數學家，中華帝國、東方科學的創立者。這個易圖可以算現代科學最古老的紀念物。然而，這種科學依我所見，雖為六千年以上的古物，數千年來并沒有人了解它的意義，這是不可思議的。”他驚嘆道：“中國人，了不起！”
萊氏正是運用太昊伏羲氏的“算術二進制”，繼續做出了“二元命數法”及其相關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他對“加法器”的改進與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臺手搖計算機。更重要的是，他首次用數學方法研究邏輯，演繹出著名的“數理邏輯”。今天仍為國人所仰慕不已、并引以為自己行動圭臬的西方“數理邏輯”思維，其淵源竟來自于中華的古老易學！這真是一個黑色幽默。
萊氏的“數理邏輯”迸發出八卦的慧靈，并未就此遏制，假借萊氏之手又傳到了英國。1854年英國昆士學院數學教授布爾（George Boole LLD，1815--1864年)，發表的《思想研究》一書，“對邏輯作一數學分析”，就是萊氏數理邏輯思想的繼續。
然而，對“二元算術”的認識是一碼事，利用“二元算術”大律掀起波瀾形成潮流又是一碼事。直至1938年，這個塵封六千年的“二進算制”八卦，被美國一個名叫冼能（GlandeE.Shannon）的碩士班研究生所接受。這位碩士研究生以非凡的天才，產生了“火花放電”的世界科技劃時代效應。冼能將二進制邏輯應用于電路中，著為《替續器及開關電路的符號分析》論文，打開了伏羲八卦二進制實用塵封的閘門。即陽連畫為一，陰斷畫為零，逢二進一，終于使“手搖計算機”發展成了“電動計算機”，乃至電子計算機，也就是當今風靡全球的電腦。終于，人類打開了電腦時代的閘門。
八卦的魔力，在6000年后使萊布尼茨的哲學、數學乃至數理邏輯學永遠載于世界文化寶庫中，使冼能躍居于“落實于電路之中”的首功地位。太昊伏羲氏也被推舉為世界尖端科學舞臺的巨擎！
太昊伏羲氏所創畫的八卦，作為當代世界尖端科學的標志，被嵌在完成于1946年的世界首臺電子計算機（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上，成為中華民族始祖太昊伏羲氏對世界尖端科學貢獻的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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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電子計算機的發明與廣泛應用，世界其他尖端科學亦籍以迅速拓深和發展。當代世界尖端科學，諸如混沌理論、一元數學理論、物元分析理論、天地生偶次序理論、全球地質構造呂德斯線理論、地球經絡穴位理論、地球自然節律理論、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論、生物全息理論、宇宙全息理論、生物64種遺傳密碼破譯理論、人類基因工程理論等等，其中就有十三項的母體理論皆源于“八卦”原理。
由此可見，古往今來，人們盛贊“八卦”，稱之謂“無字天書”，這種說法的確不是空穴來風。正因為八卦以大道最簡潔、最直觀、最簡易的象數形式，高度概括涵納了天地萬物的變易氣理，才使她具有了無中生萬有的無窮生機和魅力。
這些智者的真知灼見，以及無可辯駁的科學成果，都充分反應出《易經》中具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所不包的易道真理，一個陰爻“○”和一個陽爻“一”中所蘊含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真理，既簡明扼要又豐富萬有。居于○而用于一，才是駕馭宇宙萬有的根本之道。離開道○和德一而研究萬事萬物，必定自生歧途萬端，最終還是必然要回歸于道○德一，從而整體綱領性地把握自然之道。與其遲歸，不如早歸速歸。
再次回顧這些史實，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么十六世紀后西方取得了如此輝煌的科學文明創造成果，而屢屢將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遠遠地甩在身后了。當我們這些炎黃子孫拋棄尊道貴德，遺棄“修之身其德乃真”以后，在大肆篡改割裂古人道德智慧文章，并且痛加否決毀滅之時，她卻悄然西游歐洲和世界各國，以頑強的生命力在西方這片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憑借著西方精神文化信仰尚未沙漠化的土壤，結出了令國人驚羨不已的輝煌科技成果，至今也仍為炎黃子孫們所仰以鼻息。
我們離道失德丟失文化基因的病癥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罹患，在漢代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開始侵入肌膚，在明朝的“八股興而經說亡”之后就已經病入骨髓，在國家教育中徹底背叛了易道文化、法道文化和德道文化，異化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離棄了自己精神文明的源頭活水，衰敗也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中華文明肇始的易學，在國內至今仍僅以街頭擺攤卜筮的末流身份茍延殘喘地寄身于中華大地，我們羨慕西方文明中的科技發明創造成果，我們希望自己的國家人才輩出富于科學創造力，可是我們的教育卻將自己民族祖先通過修之身而在天人合一狀態下獲得的科學成果，視為迷信和糟粕。這，的確是民族丟棄道德根文化的劇痛和科學的悲哀。
道德文化之發展，法道文化之誕生：
翻開《史記》第一卷，太史公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尊道貴德、依法修身、法治昌明的時代。這一歷史時期，共有五位賢君圣主統領天下，協和萬國，他們分別是軒轅黃帝、顓頊、帝嚳、唐堯和虞舜。
三皇時代的道治與德治社會，隨著社會人們私心和貪欲的增加，尊道貴德的信仰與信念開始在私心貪欲的阻隔中相對道治和德治時期有所淡化，不能保持住純真的“少私寡欲”的狀態。不能無私無欲，也就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見素抱樸”，也就不能毫無條件地尊從順應大道。此時，易道治世也就失去了道德心靈并行不悖的穩定支撐。僅憑易道就難以達到社會的和諧和穩定的發展。
此時，在整個社會離道失德出現重大轉折的關鍵時期，就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杰出的修之身而治天下的一位奇才，他就是軒轅黃帝。黃帝通過“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掌握著無所不包的道法，依據道的法則，創造制定出世間法、人間法、社會法規范心身，實踐天人合一以明大道之法。他創造出法道文化，針對人們離道失德而產生的身國內現象和社會國家的共象，進行符合自然大道法則的規范性制約，使中國社會離道失德的現象不至于失控而迅速衰敗，法道文化規范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不要脫離大道。這就是他所創造的法道文化，他的法道思想、修身而治天下的理論和方法，主要保留在他的《黃帝四經》一書之中。
黃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號軒轅氏、有熊氏。黃帝為少典之子，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黃帝時各部落之間互相侵伐，百姓受苦，黃帝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依道法治理社會，他整頓軍隊，用武力統一各部落，于阪泉戰勝炎帝，又于涿鹿擒殺九黎族的首領蚩尤，得到各部落的擁戴，被擁為聯盟共主，建立道法為治基礎上的民主聯盟共和國。
黃帝法道文化與伏羲易道文化，有著極深的淵源，都是源出于修之身天人合一以后，感悟自然大道法則規律誕生的大智慧和科學創造力。例如伏羲氏“造書契，作甲歷，定四時，造琴瑟”；而黃帝則招納以道修身而有造詣的人才，共同進行“造文字，定干支，作甲歷，作音律”等，這些都是在先祖伏羲易道文化的基礎上，全面予以繼承和進一步發展。黃帝軒轅氏帶領先民開發原始農業，研討醫藥經典，發明指南儀，制造干戈、戰車，燒制陶器，冶煉寶銅，立銅為幣，定歷法律率，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立干支算數等方面，對人類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依據史載，在太昊伏羲氏作甲歷之后，就只有黃帝這位遠古帝王制作甲歷。在中國歷史上，伏羲氏和軒轅黃帝作甲歷，中國的紀元與紀年就正式開始了。
由此可見，古往今來，人們盛贊“八卦”，稱之謂“無字天書”，這種說法的確不是空穴來風。正因為八卦以大道最簡潔、最直觀、最簡易的象數形式，高度概括涵納了天地萬物的變易氣理，才使她具有了無中生萬有的無窮生機和魅力。
這些智者的真知灼見，以及無可辯駁的科學成果，都充分反應出《易經》中具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所不包的易道真理，一個陰爻“○”和一個陽爻“一”中所蘊含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真理，既簡明扼要又豐富萬有。居于○而用于一，才是駕馭宇宙萬有的根本之道。離開道○和德一而研究萬事萬物，必定自生歧途萬端，最終還是必然要回歸于道○德一，從而整體綱領性地把握自然之道。與其遲歸，不如早歸速歸。
再次回顧這些史實，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么十六世紀后西方取得了如此輝煌的科學文明創造成果，而屢屢將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遠遠地甩在身后了。當我們這些炎黃子孫拋棄尊道貴德，遺棄“修之身其德乃真”以后，在大肆篡改割裂古人道德智慧文章，并且痛加否決毀滅之時，她卻悄然西游歐洲和世界各國，以頑強的生命力在西方這片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憑借著西方精神文化信仰尚未沙漠化的土壤，結出了令國人驚羨不已的輝煌科技成果，至今也仍為炎黃子孫們所仰以鼻息。
我們離道失德丟失文化基因的病癥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罹患，在漢代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開始侵入肌膚，在明朝的“八股興而經說亡”之后就已經病入骨髓，在國家教育中徹底背叛了易道文化、法道文化和德道文化，異化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離棄了自己精神文明的源頭活水，衰敗也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中華文明肇始的易學，在國內至今仍僅以街頭擺攤卜筮的末流身份茍延殘喘地寄身于中華大地，我們羨慕西方文明中的科技發明創造成果，我們希望自己的國家人才輩出富于科學創造力，可是我們的教育卻將自己民族祖先通過修之身而在天人合一狀態下獲得的科學成果，視為迷信和糟粕。這，的確是民族丟棄道德根文化的劇痛和科學的悲哀。
道德文化之發展，法道文化之誕生：
翻開《史記》第一卷，太史公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尊道貴德、依法修身、法治昌明的時代。這一歷史時期，共有五位賢君圣主統領天下，協和萬國，他們分別是軒轅黃帝、顓頊、帝嚳、唐堯和虞舜。
三皇時代的道治與德治社會，隨著社會人們私心和貪欲的增加，尊道貴德的信仰與信念開始在私心貪欲的阻隔中相對道治和德治時期有所淡化，不能保持住純真的“少私寡欲”的狀態。不能無私無欲，也就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見素抱樸”，也就不能毫無條件地尊從順應大道。此時，易道治世也就失去了道德心靈并行不悖的穩定支撐。僅憑易道就難以達到社會的和諧和穩定的發展。
此時，在整個社會離道失德出現重大轉折的關鍵時期，就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杰出的修之身而治天下的一位奇才，他就是軒轅黃帝。黃帝通過“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掌握著無所不包的道法，依據道的法則，創造制定出世間法、人間法、社會法規范心身，實踐天人合一以明大道之法。他創造出法道文化，針對人們離道失德而產生的身國內現象和社會國家的共象，進行符合自然大道法則的規范性制約，使中國社會離道失德的現象不至于失控而迅速衰敗，法道文化規范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不要脫離大道。這就是他所創造的法道文化，他的法道思想、修身而治天下的理論和方法，主要保留在他的《黃帝四經》一書之中。
黃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號軒轅氏、有熊氏。黃帝為少典之子，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黃帝時各部落之間互相侵伐，百姓受苦，黃帝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依道法治理社會，他整頓軍隊，用武力統一各部落，于阪泉戰勝炎帝，又于涿鹿擒殺九黎族的首領蚩尤，得到各部落的擁戴，被擁為聯盟共主，建立道法為治基礎上的民主聯盟共和國。
黃帝法道文化與伏羲易道文化，有著極深的淵源，都是源出于修之身天人合一以后，感悟自然大道法則規律誕生的大智慧和科學創造力。例如伏羲氏“造書契，作甲歷，定四時，造琴瑟”；而黃帝則招納以道修身而有造詣的人才，共同進行“造文字，定干支，作甲歷，作音律”等，這些都是在先祖伏羲易道文化的基礎上，全面予以繼承和進一步發展。黃帝軒轅氏帶領先民開發原始農業，研討醫藥經典，發明指南儀，制造干戈、戰車，燒制陶器，冶煉寶銅，立銅為幣，定歷法律率，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立干支算數等方面，對人類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依據史載，在太昊伏羲氏作甲歷之后，就只有黃帝這位遠古帝王制作甲歷。在中國歷史上，伏羲氏和軒轅黃帝作甲歷，中國的紀元與紀年就正式開始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從太昊伏羲氏至炎帝神農氏，從炎帝神農氏到黃帝軒轅氏，中華古姓氏伴隨著龍的圖騰一脈相傳。至黃帝軒轅氏之后，一直到舜、禹，個個古帝，皆是黃帝軒轅氏的后裔，即龍的子孫。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姬氏。”
《尚書·序》記載：“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藉生焉。伏羲、黃帝、炎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從《尚書》的“言大道也”和“言常道也”兩句綱領性概括之中，大道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祖根，是文化的源頭活水。自從中國有了歷史的記錄，我們就不難看到，東方文化史就是一部尊道貴德而修身的文化史。尊道貴德修身是中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德修身與中國文化血肉相連，永遠也無法抹去。一旦分裂開來，也就無法正確地解讀中國文化史。社會的發展一旦離開道和德，也就必然誤入歧途。
《列子·湯問》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但是稀見有人作出正確的解釋：“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云，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虒俞師曠方夜擿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這個故事并不是寓言，也不是神話。它就是一個修之身，突破有相宇宙環境以后，與道同體進入無相自然的高維空間內（古代亦稱為“虛空”、“法界”），親身觀察體悟所得。只有修身才能“徐以神視，塊然見之”、“砰然聞之”。在古代人們惜紙墨如金的時期，祖先們為什么要將這種史實詳加記載呢？這不就是要告誡后人：有相的世間之外，還存在著無相的自然環境，昊天之上，存在著道的環境，只有修之身才能知曉嗎？！
正如這段歷史記載所言，黃帝就是一位歷史上杰出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成功實踐者。據史料所載，黃帝生有異于常人的稟賦，早期即遇到廣成子的一位徒弟而初識“至道”。他29歲改姬王而稱玉王時，就以德令行天下。并且親自前往崆峒山拜廣成子老先生為師，“再拜稽首”其“至道”，前后達3個多月。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大約十年后，寧封子在青城山著成《龍騰經》，黃帝專程前往拜讀，并筑壇于山祭拜大道而領受經典，他賜封寧封子先生為“五岳丈人”。其間又垂問寧先生真一之道的奧義，寧封子則指引黃帝尋找峨嵋山天真皇人，軒轅遂又前往峨嵋山請問“真一之經”。《抱樸子內篇·極言》篇中介紹說：“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
軒轅黃帝在位時，九黎族的首領蚩尤作亂，傳說蚩尤有八十一個兄弟，全長著猛獸一般的身軀，銅頭鐵額，以沙石為食，兇猛無比。他們制造各種各樣的兵器，侵略奴役別的部落。黃帝征調諸侯的軍隊，在涿鹿之野與蚩尤進行一場決戰。蚩尤令風伯雨師縱風雨和大霧彌漫戰場，正在危急關頭，九天玄女將兵信神符授與黃帝，最終使蚩尤兵敗被擒。平定蚩尤叛亂后，黃帝巡行天下，又獲得上天賜給的寶鼎，觀測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用以制定歷法，順應天地四時的規律，推測陰陽的變化，講解生死的道理，并馴養鳥獸蠶蟲。帝德廣布于天下萬民，“天不異災，土無別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寶”（《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憂天下九州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營百姓，形色憔悴而齋戒三月，經過刻苦修身，進入天人合一境界而對至道“知之”、“得之”。黃帝在58歲左右確立中國最初始“聯邦共和國體制”，保留12氏圖騰，作為黃帝所屬之“相”，亦作為天下人之屬相，12氏與10天干相配，一年一個值班。黃帝對史傳的“河圖”同步內觀外應，以應天象，畫野分州，以分星次。自此百官以為“星官”，12相及28宿均“天人合一”，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封神”。并且與倉頡研究已發明漢字的規范和文字的創造規律，倉頡發明的漢字已經在各部落首領與巫師間推廣流行。
黃帝自己同時亦對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理天下的經驗進行著述。《漢書·藝文志》載其典籍有：《黃帝四經》4篇；《黃帝君臣》10篇；《黃帝銘》6篇；《雜黃帝》58篇；《力牧》22篇等共計12類26種。其它還有《黃帝內經》等等。黃帝的學說和思想是一個“尊道貴德、修身治國”的龐大系統型文化體系。其中以《黃帝四經》論述法于道而修身治天下，最為全面，在漢代時與《老子·德道經》并稱“黃老學說”，被皇室所用而開創了文景之治的輝煌，在歷史上最為著名。
《黃帝四經》既是一部“尊道貴德、修身治國”的寶典，同時也是一部尊道貴德、民主法制的全書。也正是因為她具有符合大道法則，民主與法制和諧并行，修身治世兼備的特點，這就被獨裁和專制所能不相容，因此才會在漢武帝時期被漢儒董仲舒與漢武帝聯手剿滅，使黃帝所有與政治治國相關的經典全部都驟然地從歷史中消失無蹤。漢武帝與董仲舒的行為，不僅使中華民族一直賴以實現天人合一，從而明徹大道修身治國的寶貴文化在國家教育中喪失，而且使中國民主與法制的歷史發展突然發生鴻溝般的斷層，以至于中國文化中的民主與法制遠遠落后于西方的誕生時間，并且招致封建獨裁和專制社會奴役中華民族數千年之久。
1973年，在湖南長沙市的馬王堆3號西漢墓中出土的古佚書中，終于發現了《黃帝四經》，從而使失傳了兩千多年的《黃帝四經》重現于世。《黃帝四經》分《經法》、《十六經》、《稱》、《道源》，合稱《四經》。《四經》的理論嚴謹，系統周密，邏輯分明，約一萬一千余言。這在惜墨如金的古代，這部經典也算得是長篇巨著。《黃帝四經》中所體現出來的“尊道貴德、修身治國”的精神文明，不僅僅是中國精神文明治國之大成，而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精神文明道德治世的專著，是一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巨著。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尊道貴德，修身治國”，在《黃帝四經·五正》中有詳細的記載。黃帝問閹冉說“我想布施五正以治理國家，你看如何起始去施行呢？”，閹冉說：“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內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通俗地說：順應大道，欲以道德治理國家，首先必須修身，內治于自己的身國。身國內的道德環境達到“中氣以為和”而符合道的法則，然后才能運用自己的“正善治”施治于外環境和他人。這樣外與內都在道法原則的基礎上銜接互動變化，才是正確地使事情圓滿成功的方法。
“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淵，以求內刑。內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通俗而言就是：后天肉身的智識還沒有達到自知而明道的法則時，就需要以道修身進入深靜深定；在虛靜深定之中，求證內身國法道變化轉換的規律和法則。性命之身內部完成了人法道的變化，身國內的形名都獲得了向大道的真實轉化，也就必然自知尊道貴德，恭服于大道而謙躬其身地行事于世間。
“黃帝于是辭其國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談臥三年以自求也”。黃帝于是安排好國事，辭別國家的大臣，獨自登上博望山，依照天人合一、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清靜苦修了三年之久，內證自己身國中的法道治理全過程，而使“內形”已得。
黃帝在他的四經中開篇之首，就鄭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據道的法（法則、規律）而生成世間常法。他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尊從大道而生成世間法是他創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間法）只有遵從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無相（虛靜）結構環境中的狀態，道生法則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從道的規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則的世間常法。他要求治國者“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正道，乃得名理之誠”，“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黃帝四經》）。這里所強調的“唯執道者”、“虛靜謹聽”，既是唯道獨尊，同時也是強調“虛靜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執道，才能使世間法不離道。只有能進入虛靜的修身實踐者，尊道貴德才能公正無私，才能以常法維護世人尊道、畏道、順道，從而尊道貴德。
《黃帝四經·經法》中還說：“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圣，無私者智，至智者為天下稽”。黃帝在這里僅用“公”、“明”、“正”、“靜”、“無私”這六個字，就將修身治世的精華高度概括起來。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備公心，不僅能自明自知，同時還能達到至明無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會和國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組成，是“抱德無離”之意，“執一以為天下牧”（《老子·德道經》）之義。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進入虛靜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靜的境界中必然會成就為圣人；修身而無私者，他的后天智識必定會豐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賢人層次的人，他的聰明而且行為尊道貴德；賢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視為楷模榜樣的人。
《黃帝四經·姓爭》中說：“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這一段解釋開來就是：虛空和宇宙中充盈著尊貴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義）的德性能量；但是人們如果不具備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則，不規范心念和行為，那么這些能量也無法進入社會和人體之內滋養人的性命。用道所產生的法（刑）規范人的心念和行為，是天德養精神內治身國、外治社會的前提和必須的措施。沒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論是道法還是世間常法，都無法真實地行德于身國內和社會之中。世間的法治雖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與人世間的法治這兩者之間是父子關系（穆：古時宗廟制度，父居左為昭，子居右為穆。穆穆：端莊盛美）。人世間的法治，如果不教導人們尊道貴德，教育人們修身去主動獲得天德進入心身滋養精神靈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規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細，刑律也將會越用越濫，最終必然頹傾崩塌。只有德治與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現《詩·大雅》中稱誦贊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黃帝四經》中說：“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吾畏天愛地親民”。“畏天愛地親民”，就是黃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這是確保治世者能夠“愛地親民”的基礎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難以真實地敬畏大道，從而自覺地尊道貴德。私心和貪欲也就無法扼制地無限膨脹，權力就能使人變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覺地尊道貴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駕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證。道德教育，絕不是口頭的說教，只有修身實踐進行真實地體悟，才能產生真實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為師”；治世者要倡導民眾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貴德，“毋壅民明”，“吾愛民而民不亡”，“毋亂民功，毋逆天時”，“號令合于民心，則民聽令，兼愛無私，則民親上”，“主得臣輻者王（凝聚力象車輻之聚于軸心）”，“賦斂有度則民富”，“長利國賓社稷，世利萬夫百姓”等等。黃帝的法道文化是一個系統性的“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諧觀與民主治世思想。
黃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實踐中的真知灼見，是一種高度自覺并且終生恪守不違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無法正確地進行解讀。黃帝在滅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荊斬棘，開山通路，走遍華夏各地，每到一處就必定要建筑祭壇，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禪”。據孔子說，《三墳》一書中載有黃帝專題述說上天大道的內容，可惜后人弄失傳了。黃帝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順應天道，創立法道學說，以道法而生世間法，為歷史上五帝時期社會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并且影響著三王時期；而且對漢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直至漢武帝時代才突然被人為地堙滅于黃土之下。
《黃帝四經》在塵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紀末重現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會在21世紀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紀的東方中國。
“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淵，以求內刑。內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通俗而言就是：后天肉身的智識還沒有達到自知而明道的法則時，就需要以道修身進入深靜深定；在虛靜深定之中，求證內身國法道變化轉換的規律和法則。性命之身內部完成了人法道的變化，身國內的形名都獲得了向大道的真實轉化，也就必然自知尊道貴德，恭服于大道而謙躬其身地行事于世間。
“黃帝于是辭其國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談臥三年以自求也”。黃帝于是安排好國事，辭別國家的大臣，獨自登上博望山，依照天人合一、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清靜苦修了三年之久，內證自己身國中的法道治理全過程，而使“內形”已得。
黃帝在他的四經中開篇之首，就鄭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據道的法（法則、規律）而生成世間常法。他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尊從大道而生成世間法是他創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間法）只有遵從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無相（虛靜）結構環境中的狀態，道生法則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從道的規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則的世間常法。他要求治國者“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正道，乃得名理之誠”，“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黃帝四經》）。這里所強調的“唯執道者”、“虛靜謹聽”，既是唯道獨尊，同時也是強調“虛靜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執道，才能使世間法不離道。只有能進入虛靜的修身實踐者，尊道貴德才能公正無私，才能以常法維護世人尊道、畏道、順道，從而尊道貴德。
《黃帝四經·經法》中還說：“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圣，無私者智，至智者為天下稽”。黃帝在這里僅用“公”、“明”、“正”、“靜”、“無私”這六個字，就將修身治世的精華高度概括起來。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備公心，不僅能自明自知，同時還能達到至明無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會和國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組成，是“抱德無離”之意，“執一以為天下牧”（《老子·德道經》）之義。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進入虛靜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靜的境界中必然會成就為圣人；修身而無私者，他的后天智識必定會豐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賢人層次的人，他的聰明而且行為尊道貴德；賢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視為楷模榜樣的人。
《黃帝四經·姓爭》中說：“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這一段解釋開來就是：虛空和宇宙中充盈著尊貴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義）的德性能量；但是人們如果不具備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則，不規范心念和行為，那么這些能量也無法進入社會和人體之內滋養人的性命。用道所產生的法（刑）規范人的心念和行為，是天德養精神內治身國、外治社會的前提和必須的措施。沒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論是道法還是世間常法，都無法真實地行德于身國內和社會之中。世間的法治雖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與人世間的法治這兩者之間是父子關系（穆：古時宗廟制度，父居左為昭，子居右為穆。穆穆：端莊盛美）。人世間的法治，如果不教導人們尊道貴德，教育人們修身去主動獲得天德進入心身滋養精神靈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規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細，刑律也將會越用越濫，最終必然頹傾崩塌。只有德治與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現《詩·大雅》中稱誦贊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黃帝四經》中說：“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吾畏天愛地親民”。“畏天愛地親民”，就是黃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這是確保治世者能夠“愛地親民”的基礎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難以真實地敬畏大道，從而自覺地尊道貴德。私心和貪欲也就無法扼制地無限膨脹，權力就能使人變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覺地尊道貴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駕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證。道德教育，絕不是口頭的說教，只有修身實踐進行真實地體悟，才能產生真實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為師”；治世者要倡導民眾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貴德，“毋壅民明”，“吾愛民而民不亡”，“毋亂民功，毋逆天時”，“號令合于民心，則民聽令，兼愛無私，則民親上”，“主得臣輻者王（凝聚力象車輻之聚于軸心）”，“賦斂有度則民富”，“長利國賓社稷，世利萬夫百姓”等等。黃帝的法道文化是一個系統性的“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諧觀與民主治世思想。
黃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實踐中的真知灼見，是一種高度自覺并且終生恪守不違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無法正確地進行解讀。黃帝在滅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荊斬棘，開山通路，走遍華夏各地，每到一處就必定要建筑祭壇，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禪”。據孔子說，《三墳》一書中載有黃帝專題述說上天大道的內容，可惜后人弄失傳了。黃帝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順應天道，創立法道學說，以道法而生世間法，為歷史上五帝時期社會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并且影響著三王時期；而且對漢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直至漢武帝時代才突然被人為地堙滅于黃土之下。
《黃帝四經》在塵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紀末重現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會在21世紀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紀的東方中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黃帝四經·十六經》中說：“昔者黃宗質始好信，作自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達自中，前參后參，左參右參，踐位履三，是以能為天下宗”。這一段話白話釋意就是：從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黃帝，他的資質純樸近道（無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經》），崇尚對大道的信仰。行為舉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書·堯典》）。慧識與智識同觀于四面（并舟同行為方），輔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識判斷，他的修為就像《老子·德道經》中所說：雙足不出大門，能知曉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戶之外，能通曉天道之義。神運能四達而無礙，信息反饋都自然歸納于虛靜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懶懈怠，還是深入慧觀與智觀，“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黃帝四經》）。左右之陰陽，前后之陰陽，一體而觀，并且同時參予前后左右身邊具體事務的實踐，參和悟并舉。他處下不爭，謙虛謹慎，對登上高位堅持辭讓再三。這也說明黃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讓”的“禪讓”儀式后，才被民主推選為黃帝。所以，他才能夠成為天下的宗主。這一段記錄，可以幫助我們破解“堯舜禪讓”的千古之謎。
相傳黃帝在乘龍歸位以后，他的孫子高陽即位，就是顓頊帝。顓頊傳位給帝嚳，帝嚳傳位給堯。據《史記》所記載，堯有通神之智、高天之愛，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贊嘆：“偉大崇高的堯啊！獨尊上天為大，一心效法天道！寬廣坦蕩啊，人們無法形容！”《五帝本紀》上說，堯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樣是一位修身有明顯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現的方位，來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節氣，將一年劃分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眾按照節令從事生產。
堯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問掌管四方諸侯的領袖說：“四岳，我在位已經70年了，你們誰能順應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說：“為人君者，當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們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個叫舜的人，德行出眾，或許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堯的探詢目光，就繼續說道：“舜是個盲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愚昧，母親頑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卻能和他們和睦相處，力盡孝悌之道，使他們不走向邪路”。堯說：“好啊，我將令我的兩個女兒下嫁給他，以觀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經在歷山耕田，在雷澤捕魚，在黃河岸邊做陶器。因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們都能互相推讓地界；他捕魚的地方，人們都推讓好的捕魚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沒有出現過次品。他無論住在哪里，那個地方一年就會變成一個村落，兩年就會變成小鎮，三年就會變成一個大都市了。堯認為舜很好，就讓他担任司徒之職，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條不紊；舜接待諸侯賓客，遠方的客人就變得莊敬和悅了。最后，堯讓舜到山林川澤去，遇上了暴風雷雨，舜也沒有迷路誤事。堯認為舜具備圣智圣德，就讓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舜于是觀測北斗七星以判斷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時，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著他召見諸侯，協調校正四時節氣，統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標準，修明五種禮儀，按照四方諸侯公、侯、伯、子、男這五種封爵，分發給他們象征瑞信的五種玉圭，并且寬減五種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諸侯言傳身教地講述治國的道理。
堯帝知道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賢，就沒有把帝位傳給他。堯說：把帝位傳給丹朱，雖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傳給丹朱，雖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總不能為了一個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堯觀政于舜20年后，讓舜接掌天子之位，又過了28年，堯帝駕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舜治喪三年，然后將天下讓給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來朝覲的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覲丹朱，訴訟的人也來找舜而不找丹朱，謳歌者謳歌舜而不謳歌丹朱。舜說：這是天意啊！由于這樣他才登臨帝位治國。
堯舜治世之時，百姓自覺攝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約束，傳說當時“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讓路，犬無吠聲，稻生雙穗，夜雨晝晴”。詩人屈原歌頌這段盛世時唱道：“皇天無私阿兮，攬民德焉錯輔；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對一切人都是公正無私、平等慈愛的，見具有德性的人就給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賢君都是因為德行高尚，才能夠享有天下的土地。
從黃帝開始，五帝的統治都自然承傳了“唯道獨尊，尊道貴德，清靜修身，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孔子贊嘆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回顧這段天下為公、大道昌明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文明之初是一個對大道恭敬順從、唯道獨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時代，而那時代的君王德配陰陽，允恭克讓，順應天道，從而使百姓過著童真般無憂無慮的生活。
堯不將君位傳給兒子卻傳給舜，舜也未將君位傳給兒子卻傳給禹，禹帝不將君位傳給兒子啟卻傳給益，這一段佳話史稱“禪讓”。生活在黨同伐異、明爭暗斗的后世之人，丟失了修之身對大道進行體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貴德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品德能誕生出最和諧的民主。許多學者對這段史實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那是愚腐，有人說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說那是一場虛構。《尚書》和《史記》其實都忠實地記載著在仁治時代，人心離道失德遠未達到后來那么嚴重，尊道貴德而民主推選，是一個必然的社會規則。
大禹說：“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順應大道旨意的一個人。由于你順應大道旨意，上天就總是賜下幸福給你。”舜聽到大禹講這樣的話，就說：“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來了，鳳凰也來了，百獸也起舞了。”他又說“奉天之命治理萬民，唯有順應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遠”。他就以對大道恭敬的心讓位給大禹。
古經《左傳》上說：“所謂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獨尊，人們自覺地尊道貴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夠保證孤寡不善、權傾天下的人間帝王“忠于民”呢？難怪當萬章詢問孟子，堯將天下讓給舜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時。孟子干脆地回答說：沒有這件事，堯沒有權利將天下給舜，是上天將天下給舜的。這全是唯道獨尊的必然。
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尊道貴德時代，這就是經過修身實踐而自覺地尊道貴德信于神、畏于天、順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盡管人間的罪孽從未中斷過，盡管出現了荒淫暴虐的夏桀與商紂，祖先們卻未失去對大道的堅定信仰。這就是：皇天公義蕩蕩，大道明察昭昭，罪惡必遭懲罚，因果周期律循環必有報應。
這個道德的信仰，就是揚善棄惡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當年的夢想。
從炎黃起，經堯、舜、禹到夏、商、周，凡兩千五百年間，唯道獨尊，尊道貴德，信仰大道，修身證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們確信，他們與昊天大道之間有天經地義的血緣關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則”。大道是炎黃的大道，是堯、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純古樸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遙遠。盈盈萬物，生生不息，無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經》），無一不飽含著大道的深情厚愛。
相傳黃帝在乘龍歸位以后，他的孫子高陽即位，就是顓頊帝。顓頊傳位給帝嚳，帝嚳傳位給堯。據《史記》所記載，堯有通神之智、高天之愛，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贊嘆：“偉大崇高的堯啊！獨尊上天為大，一心效法天道！寬廣坦蕩啊，人們無法形容！”《五帝本紀》上說，堯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樣是一位修身有明顯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現的方位，來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節氣，將一年劃分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眾按照節令從事生產。
堯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問掌管四方諸侯的領袖說：“四岳，我在位已經70年了，你們誰能順應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說：“為人君者，當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們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個叫舜的人，德行出眾，或許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堯的探詢目光，就繼續說道：“舜是個盲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愚昧，母親頑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卻能和他們和睦相處，力盡孝悌之道，使他們不走向邪路”。堯說：“好啊，我將令我的兩個女兒下嫁給他，以觀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經在歷山耕田，在雷澤捕魚，在黃河岸邊做陶器。因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們都能互相推讓地界；他捕魚的地方，人們都推讓好的捕魚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沒有出現過次品。他無論住在哪里，那個地方一年就會變成一個村落，兩年就會變成小鎮，三年就會變成一個大都市了。堯認為舜很好，就讓他担任司徒之職，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條不紊；舜接待諸侯賓客，遠方的客人就變得莊敬和悅了。最后，堯讓舜到山林川澤去，遇上了暴風雷雨，舜也沒有迷路誤事。堯認為舜具備圣智圣德，就讓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舜于是觀測北斗七星以判斷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時，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著他召見諸侯，協調校正四時節氣，統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標準，修明五種禮儀，按照四方諸侯公、侯、伯、子、男這五種封爵，分發給他們象征瑞信的五種玉圭，并且寬減五種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諸侯言傳身教地講述治國的道理。
堯帝知道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賢，就沒有把帝位傳給他。堯說：把帝位傳給丹朱，雖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傳給丹朱，雖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總不能為了一個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堯觀政于舜20年后，讓舜接掌天子之位，又過了28年，堯帝駕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舜治喪三年，然后將天下讓給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來朝覲的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覲丹朱，訴訟的人也來找舜而不找丹朱，謳歌者謳歌舜而不謳歌丹朱。舜說：這是天意啊！由于這樣他才登臨帝位治國。
堯舜治世之時，百姓自覺攝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約束，傳說當時“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讓路，犬無吠聲，稻生雙穗，夜雨晝晴”。詩人屈原歌頌這段盛世時唱道：“皇天無私阿兮，攬民德焉錯輔；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對一切人都是公正無私、平等慈愛的，見具有德性的人就給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賢君都是因為德行高尚，才能夠享有天下的土地。
從黃帝開始，五帝的統治都自然承傳了“唯道獨尊，尊道貴德，清靜修身，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孔子贊嘆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回顧這段天下為公、大道昌明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文明之初是一個對大道恭敬順從、唯道獨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時代，而那時代的君王德配陰陽，允恭克讓，順應天道，從而使百姓過著童真般無憂無慮的生活。
堯不將君位傳給兒子卻傳給舜，舜也未將君位傳給兒子卻傳給禹，禹帝不將君位傳給兒子啟卻傳給益，這一段佳話史稱“禪讓”。生活在黨同伐異、明爭暗斗的后世之人，丟失了修之身對大道進行體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貴德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品德能誕生出最和諧的民主。許多學者對這段史實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那是愚腐，有人說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說那是一場虛構。《尚書》和《史記》其實都忠實地記載著在仁治時代，人心離道失德遠未達到后來那么嚴重，尊道貴德而民主推選，是一個必然的社會規則。
大禹說：“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順應大道旨意的一個人。由于你順應大道旨意，上天就總是賜下幸福給你。”舜聽到大禹講這樣的話，就說：“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來了，鳳凰也來了，百獸也起舞了。”他又說“奉天之命治理萬民，唯有順應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遠”。他就以對大道恭敬的心讓位給大禹。
古經《左傳》上說：“所謂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獨尊，人們自覺地尊道貴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夠保證孤寡不善、權傾天下的人間帝王“忠于民”呢？難怪當萬章詢問孟子，堯將天下讓給舜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時。孟子干脆地回答說：沒有這件事，堯沒有權利將天下給舜，是上天將天下給舜的。這全是唯道獨尊的必然。
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尊道貴德時代，這就是經過修身實踐而自覺地尊道貴德信于神、畏于天、順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盡管人間的罪孽從未中斷過，盡管出現了荒淫暴虐的夏桀與商紂，祖先們卻未失去對大道的堅定信仰。這就是：皇天公義蕩蕩，大道明察昭昭，罪惡必遭懲罚，因果周期律循環必有報應。
這個道德的信仰，就是揚善棄惡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當年的夢想。
從炎黃起，經堯、舜、禹到夏、商、周，凡兩千五百年間，唯道獨尊，尊道貴德，信仰大道，修身證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們確信，他們與昊天大道之間有天經地義的血緣關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則”。大道是炎黃的大道，是堯、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純古樸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遙遠。盈盈萬物，生生不息，無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經》），無一不飽含著大道的深情厚愛。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二、道德流失禍之端
據司馬遷的《史記》所載，堯、舜、禹皆因為尊道貴德敬畏大道，遵守民主選舉而擇賢禪讓。可是，當禹將君位禪讓給益的時候，天下人竟然不跟從益，卻去朝拜禹的兒子啟，高喊著：我們君主的兒子啊！我們君主的兒子！因此夏禹死后，禹之子啟殺益而奪取首領的位置，開創了父傳子、家天下的離道失德棄仁的時代。從此，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代。從那時起，整個中國就逐步遠離大道，只敬畏崇拜血肉之軀卻握有權力的人，父傳子，家天下，“欲與天公試比高”，就在神州開了先河，“神州”的本義開始黯然失色。
歷史發展至此，“天下為公”突然演變成“天下為私”，“神州”驟然蛻變成“人州”。這個社會健康劇變病癥的病因到底在何處呢？幾千年來智者們眾說紛紜，觀點多樣，莫衷一是。有的諉過于物質文明的發展，有的在精神文明中尋覓，有的從人性中進行猜想。但是遍觀各種分析，卻都似乎難以切準這個社會健康演變的脈搏，難以說明白、道清楚其中的病因。
我們如果能夠把握住社會健康演變的脈搏，那么尋找社會健康驟變的病因也就不難。近代社會的人們鉆在太極白中研究萬物，不肯抬起腳來向前邁進一步。只研究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研究社會健康演變的推動力到底是什么？哲學界歷來對社會發展力爭論不休，有的認為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的認為是科學技術，有的認為是資本，有的認為是精神文明。然而睿智的老子卻說：“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圣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文子·道原》）。什么是“一孔”，什么是“一門”呢？如何“一度循軌”呢？老子又告訴我們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是以圣人執一以為天下牧”（《老子·德道經》）。道和德才是社會健康發展的根本，萬物都是道生德養，社會也毫不例外。離開道德必病患，遠離道德必沉疴，丟棄道德必喪亡。“天下為公”之所以淪為“天下為家”的病根，就在于整個社會已經開始全面離開道德。
大道本身是虛，是○態。道生一，這個“一”在老子的心中就是德。然而老子指出這個“一”中又含有“孔”、“門”、“軌”。，這個“孔”、“門”、“軌”又是指的什么呢？這是在強調這個“一”具有一體兩面性。這個德一的另一面，就是黃帝所闡釋的“道生法”的“法”。“德”與“法”都是“一”，都是道所直接化生，“德”與“法”是“一”的一體兩面，同樣都是生二、生三、生萬物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基因。
關于這個“法”，由于黃帝在他的《四經》中，已經用一萬一千余言將道法與常法闡釋于老子之前，所以老子在他的五千言中也就未作詳論。老子在自己的五千言中只有兩處五次提到了“法”：“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德道經》）。指出道法和常法的關鍵，是要引導人們——特別是“人之王”自己，要法于天地的無私，法于道的大公，法于自燃而為萬物照明鏡。老子同時尖銳地指出：“法物茲彰，而盜賊多有”（《老子·德道經》），離道棄德而只知一味單純地運用常法刑律治世，是舍本逐末，法規刑律越彰顯，就越說明社會亂象叢生，盜賊猖獗。
同樣，由于黃帝所處的時代是“失德而后仁”的歷史轉換時期，社會剛脫離“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德道經》）的狀態，社會人心所急需的是用“法”來維護人們不要離道失德。因此《黃帝四經》側重于論道法和刑法，對德的闡釋就并非重點，他在一萬一千言中用“德”字，使用了45次。《黃帝四經》中，同樣是高度地重視德與常法（刑）的主次關系的。他高度強調：“先德后刑，順于天”，“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與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望失其當，環視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等等尊道貴德、以刑相輔的至理明言。他甚至強調和揭示出：“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獨知王術，故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玄德，只有修身能夠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后才能具備。具備玄德的王者才能真正懂得帝王之術。真正懂得王術的王者輕松駕馭天下，但是天下人并不知道其中是道法顯于王身的秘密。
這些重德、修德、守德的叮嚀告誡，雖然都極為關鍵而重要，但是與整部《四經》中闡法的細膩和廣度相對比而言，仍然并未占據主導地位。
關于“法”，我們必須了解和掌握，在中國文化中它是分為“道法”和“常法”兩大系統，其中常法中又包含刑法。這些概念如果不掌握好，也就難以解讀《黃帝四經》和中國文化史。
“道法”，又分為“道法則”與“道法術”。“道法則”，是虛相結構環境中的法律，也就是老子所講的“孔”、“門”、“軌”；而“道法術”，則是輔助修身者接近道境和進入道境的技術方法。中國的根文化是道德文化，尊道貴德，修身證道，天人合一，一直是2500多年前中國文化的主流。修身文化流傳至今，在這個離道失德已經處于智治時期的社會中，我們的修身文化內部，其實同樣如同禹傳啟時期一樣，對這個道生一的“一”，始終存在著兩大流派。一種流派重德一，一種流派重法一，而且重法一的流派最容易興旺發達，人們趨之若鶩。然而重法一的流派，由于拋棄了“一”的另一面，不論在社會上如何具有市場，卻鮮有能真正進入道境者。
據司馬遷的《史記》所載，堯、舜、禹皆因為尊道貴德敬畏大道，遵守民主選舉而擇賢禪讓。可是，當禹將君位禪讓給益的時候，天下人竟然不跟從益，卻去朝拜禹的兒子啟，高喊著：我們君主的兒子啊！我們君主的兒子！因此夏禹死后，禹之子啟殺益而奪取首領的位置，開創了父傳子、家天下的離道失德棄仁的時代。從此，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代。從那時起，整個中國就逐步遠離大道，只敬畏崇拜血肉之軀卻握有權力的人，父傳子，家天下，“欲與天公試比高”，就在神州開了先河，“神州”的本義開始黯然失色。
歷史發展至此，“天下為公”突然演變成“天下為私”，“神州”驟然蛻變成“人州”。這個社會健康劇變病癥的病因到底在何處呢？幾千年來智者們眾說紛紜，觀點多樣，莫衷一是。有的諉過于物質文明的發展，有的在精神文明中尋覓，有的從人性中進行猜想。但是遍觀各種分析，卻都似乎難以切準這個社會健康演變的脈搏，難以說明白、道清楚其中的病因。
我們如果能夠把握住社會健康演變的脈搏，那么尋找社會健康驟變的病因也就不難。近代社會的人們鉆在太極白中研究萬物，不肯抬起腳來向前邁進一步。只研究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研究社會健康演變的推動力到底是什么？哲學界歷來對社會發展力爭論不休，有的認為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的認為是科學技術，有的認為是資本，有的認為是精神文明。然而睿智的老子卻說：“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圣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文子·道原》）。什么是“一孔”，什么是“一門”呢？如何“一度循軌”呢？老子又告訴我們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是以圣人執一以為天下牧”（《老子·德道經》）。道和德才是社會健康發展的根本，萬物都是道生德養，社會也毫不例外。離開道德必病患，遠離道德必沉疴，丟棄道德必喪亡。“天下為公”之所以淪為“天下為家”的病根，就在于整個社會已經開始全面離開道德。
大道本身是虛，是○態。道生一，這個“一”在老子的心中就是德。然而老子指出這個“一”中又含有“孔”、“門”、“軌”。，這個“孔”、“門”、“軌”又是指的什么呢？這是在強調這個“一”具有一體兩面性。這個德一的另一面，就是黃帝所闡釋的“道生法”的“法”。“德”與“法”都是“一”，都是道所直接化生，“德”與“法”是“一”的一體兩面，同樣都是生二、生三、生萬物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基因。
關于這個“法”，由于黃帝在他的《四經》中，已經用一萬一千余言將道法與常法闡釋于老子之前，所以老子在他的五千言中也就未作詳論。老子在自己的五千言中只有兩處五次提到了“法”：“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德道經》）。指出道法和常法的關鍵，是要引導人們——特別是“人之王”自己，要法于天地的無私，法于道的大公，法于自燃而為萬物照明鏡。老子同時尖銳地指出：“法物茲彰，而盜賊多有”（《老子·德道經》），離道棄德而只知一味單純地運用常法刑律治世，是舍本逐末，法規刑律越彰顯，就越說明社會亂象叢生，盜賊猖獗。
同樣，由于黃帝所處的時代是“失德而后仁”的歷史轉換時期，社會剛脫離“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德道經》）的狀態，社會人心所急需的是用“法”來維護人們不要離道失德。因此《黃帝四經》側重于論道法和刑法，對德的闡釋就并非重點，他在一萬一千言中用“德”字，使用了45次。《黃帝四經》中，同樣是高度地重視德與常法（刑）的主次關系的。他高度強調：“先德后刑，順于天”，“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與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望失其當，環視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等等尊道貴德、以刑相輔的至理明言。他甚至強調和揭示出：“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獨知王術，故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玄德，只有修身能夠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后才能具備。具備玄德的王者才能真正懂得帝王之術。真正懂得王術的王者輕松駕馭天下，但是天下人并不知道其中是道法顯于王身的秘密。
這些重德、修德、守德的叮嚀告誡，雖然都極為關鍵而重要，但是與整部《四經》中闡法的細膩和廣度相對比而言，仍然并未占據主導地位。
關于“法”，我們必須了解和掌握，在中國文化中它是分為“道法”和“常法”兩大系統，其中常法中又包含刑法。這些概念如果不掌握好，也就難以解讀《黃帝四經》和中國文化史。
“道法”，又分為“道法則”與“道法術”。“道法則”，是虛相結構環境中的法律，也就是老子所講的“孔”、“門”、“軌”；而“道法術”，則是輔助修身者接近道境和進入道境的技術方法。中國的根文化是道德文化，尊道貴德，修身證道，天人合一，一直是2500多年前中國文化的主流。修身文化流傳至今，在這個離道失德已經處于智治時期的社會中，我們的修身文化內部，其實同樣如同禹傳啟時期一樣，對這個道生一的“一”，始終存在著兩大流派。一種流派重德一，一種流派重法一，而且重法一的流派最容易興旺發達，人們趨之若鶩。然而重法一的流派，由于拋棄了“一”的另一面，不論在社會上如何具有市場，卻鮮有能真正進入道境者。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在黃帝時代，人們之所以能夠僅憑道法進行修身就能進入佳境，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大環境還是尊道貴德的時代，人心淳樸，信德豐厚，少私寡欲，德性未樸散為五常，所以容易依法修而進道境。今人的心境就連三王時代都差之甚遠，不修德心又怎么可能僅憑法修而直趨佳境呢？！以史為鏡，也就不難明白其中的道理。
幾千年以前，據《史記·夏本紀》記載，禹在世時也仿效堯、舜，薦舉益為繼承人，并且“任之政”，但是，諸侯們皆去益而朝啟。天下人竟不跟從尊道貴德修身而賢明的益，卻去朝拜禹的兒子啟，高喊著：我們君主的兒子啊！我們君主的兒子！禹雖然傳位于益，但是禹之子啟殺益而奪取了首領的位置。
當時各部落的首領和民眾，為什么不擁戴禹舉薦的伯夷和后來確定的益，而相反選擇禹的兒子啟？因為自從黃帝創立法道文化以后，歷經數代，人們以法論道，研法證道，日漸趨向唯重其法而不以德為貴。法顯德隱，人們離道失德越來越嚴重，最終棄德而單純重法，這就是病癥之所在。疾患，就發生于對道生一，對這個“一”的一體兩面整體性的把握片面追求和盲目追隨于法而棄德。
歷史記載中，據說啟的耳朵上掛兩條青蛇，駕兩條大龍，曾經三度登天，竊取了上天神曲《九歌》和《九辯》，在千仞高原上為自己演奏。
從這段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民眾棄伯夷、離益而擁戴啟的一些端倪。啟的行為是三次駕龍上天，私入天界進行偷竊天寶。這種偷竊行為本身就是喪失德性之舉，應當被當時社會所不恥。但是，他能乘龍上天的法術本領卻掩蓋了他失德偷竊的恥辱，他為一己之私而在千仞高原為自己演奏，反而成了他通天本領的炫耀。由此為發端，人類的私心貪欲就開始公然竊取天道的榮耀利己利私。“失德”與“自私”這兩種背叛大道的行為，在世人只重眼前利益的心靈中，完全被法術本領所取代，掩蓋了背道失德的可恥行為。
禹的時代，人們的尊道貴德，從啟的行為之中，其實已經昭示著整個社會已經漸行漸遠。已經陷入一生二的陰陽漩渦之中旋動不已。脫離仁治社會時期，滑入義治社會的時代從此就開始了，“天下為公”也就蛻變成為了“天下為家”。
在古代唯道獨尊，天道獨尊，蛻變成漢代的“獨尊儒術”以后，在“唯儒獨尊”長達幾千年的洗腦過程中，在人們丟失了修身法寶，就一直都不愿意正視自己民族的根文化。對道德根文化既陌生、也盲目，對于文史中記載的一些史實的真實性也就常常嗤之以鼻，那么對于證道的方法論也就知之甚少。
黃帝的法道文化，其實內含“心法”和“法術”兩種方法。只有以“心法”修身為帥，“法術”為輔地修身，才是完整的修身方法。從啟的行為分析，他只是一位重法術修身而丟心法修身的人，他不是神，而是一個充滿私心貪欲的凡人，他以法術竊取天道的榮耀為炫耀。他如果不憑借龍作為乘御的工具，也就根本無法上天偷竊，啟是依靠法術招龍乘御上天完成偷竊。據史載，禹的父親鯀為了完成治水的重任，也曾經上天偷竊過一種名為“息壤”的物品，用于攔截洪水。古希臘的記載中，也有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幫助人類生存的故事。中國的鯀盜天帝的息壤為人類治水，被天帝派祝融殛于羽山。普羅米修斯盜天火給人類，被宙斯鎖于山上，讓鷹啄其肝臟。鯀與普羅米修斯都是為人類犧牲自己。
對于天帝和宙斯為什么不讓偷竊天寶用于人類，人們一般都難以站在道○的高度去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只知站在人類本身集體利益的小范圍內進行甄別，贊美他們為人類犧牲自己的美德，因而也就更加加重人們心靈上本質性的離道失德。夏啟的盜《九歌》與《九辯》，因為純粹是為了一己之利、個人之貪欲；雖然不見人敢于贊美其行為，但是在當時，人們羨慕他的本領那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史載的故事并非全然都是神話，我們分析一下龍的消失，也許能明白其中一二。
龍，在古代應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動物物種。這就像中國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的來源一樣，都是選取客觀存在的動物。而且作為古代氏族的圖騰標示，不可能選擇子虛烏有構想的圖案而確定，其它部落不可能承認虛無縹緲圖騰的共識性。中國龍之所以在上古時期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都與人類和睦相處而存在，這是因為當時的人類敬畏天道，從不敢殺戮龍這一帶有特殊靈性的動物。龍突然從歷史中消失，就是因為人們的離道失德。
在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龍存在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在距今約10000多年的洪荒年代，先民們就對龍頂禮膜拜。在三皇五帝時代，龍與人共存，和睦相處的信息就廣為存在。人文始祖伏羲氏號稱“龍師”，前面我們曾引據《竹書紀年》的記載，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龍族”，有長龍氏、潛龍氏、居龍氏、降龍氏、土龍氏、水龍氏、青龍氏、赤龍氏、白龍氏、黑龍氏、黃龍氏等，而且都以龍為本部落的圖騰標志，在淵源上各氏族皆自認由龍所“生”，由此而開啟龍的“傳人”紀元。修之身而進入相應階段層次者，都不會否認龍的存在性和“龍的傳人”的客觀性，因為人類的脊柱骨和脊椎間隙組織內分別攜帶儲存著龍紀和魚紀的信息基因，在內證中能夠被啟動并且呈現全息圖像反應。
龍，《說文》：“龍為長麟蟲，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登天，秋分潛淵”。龍的這些特點充分反應出：東方的龍，只可能是因為歷史上某些特殊原因造成它們的消失，但并不是物種的真正滅亡。“龍”字，最早見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甲骨文中有36個不同寫法的“龍”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龍”字都屬于象形文字。羅振玉釋作“龏”，郭沫若釋作“龔”，該字呈雙手捧龍之象，具有崇敬龍的含義，明確表明龍的形象與先民對龍的尊敬。《博雅》說，有鱗的叫“蛟龍”；有翼的叫“應龍”；有角的叫“虬龍”；無角的叫“螭龍”。《瑞應記》說，黃龍是神精，是四龍之長。《述異記》說：蛟千年化龍，龍五百年化角龍，千年化應龍。這些記載說明，龍的種類繁多，不一而足；龍的層次有落差，品有高下。所以有人認為龍有“六大區系，九種原龍”，這個認識比較有見地。
龍，在尊道貴德、修身治世的歷史時期中，由于它能幽能明，隱顯自然，通達于天地之間，遨行于宇宙與法界之間，所以它是那個歷史時期修身有成者往來于幽明天地之間的坐騎，是人界與法界交通的工具，也是天人交流的信使。迄今，修身界仍然保留著許多與龍進行交流的方法，包括招龍、升龍、降龍、止龍等乘馭的訣竅以及如何辯識天龍與地龍，哪一種是可以供給乘馭的種類，乘馭時身上絕不能攜帶任何金屬等等密傳技術方法。黃帝當年“窮道盡真，遂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抱樸子內篇》），乘龍升天，而只留下衣冠冢。黃帝乘龍上天這段記載，到底是指肉身的升天，還是單指當時人們神運觀察到的場性現象？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但是也不應當輕易否定前一個現象存在的可能性。
龍，有天龍與地龍之別。傳說中的天龍，具有司水布雨、利益農桑、調節氣候的功能，具有鎮邪伏魔、保境安民的職責；地龍則具有滋養地靈、孕育人杰的本領，所以古人把龍看作是人類生產、生存的恩賜者、護佑者。當人們因為離道失德，普遍丟失了修身方法，不能直接感格天道以后，人們就以時隱時現的龍為瑞符、吉祥，于是龍成為千古吟誦歌詠、膜拜推崇的主要題材。
《九歌》中對龍的贊頌令人景仰，《云中君》的“龍駕兮帝服”，《湘君》的“駕飛龍兮北征”、“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大司命》的“乘龍兮轔轔”，以及《河伯》的“駕兩龍兮驂螭”等等，無不把人們引入龍的世界；唐宋時期的賦中還有“龍賦”，例如白居易的《黑龍飲渭水賦》、王安石的《龍賦》、宋歐陽修的《百子坑賽龍詩》、陸游的《龍掛》等，都著力描寫龍的神奇與威武。
龍有善龍與惡龍之別，物種并不相同。東方的龍與西方的龍，也不是同一概念。西方傳說中的龍（Dragon），是一種類似巨型爬行動物，是一種身有雙翅、嘴生獠牙、口中噴火的惡獸。它作為西方神話里財富的守護者與和平破壞者的形象而存在，是邪惡和暴力的標志，也是戰爭的象征。圣經《啟示錄》中的龍，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英語國家文化里具有“恐怖”和富有“惡性攻擊”的涵義。西洋龍無論在歷史淵源、文化內涵、精神實質上，都無法與中國龍所具有的悠久、祥瑞、和諧、尊貴和繁榮等因素媲美。中國龍無論從其基本概念、歷史淵源，文化效應、民族心理影響方面，都與西洋龍差別甚大，它們是神性與邪性、吉祥與災殃、和平與暴力、進步與倒退等的本質區別。在對一個社會文化的影響方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幾千年以前，據《史記·夏本紀》記載，禹在世時也仿效堯、舜，薦舉益為繼承人，并且“任之政”，但是，諸侯們皆去益而朝啟。天下人竟不跟從尊道貴德修身而賢明的益，卻去朝拜禹的兒子啟，高喊著：我們君主的兒子啊！我們君主的兒子！禹雖然傳位于益，但是禹之子啟殺益而奪取了首領的位置。
當時各部落的首領和民眾，為什么不擁戴禹舉薦的伯夷和后來確定的益，而相反選擇禹的兒子啟？因為自從黃帝創立法道文化以后，歷經數代，人們以法論道，研法證道，日漸趨向唯重其法而不以德為貴。法顯德隱，人們離道失德越來越嚴重，最終棄德而單純重法，這就是病癥之所在。疾患，就發生于對道生一，對這個“一”的一體兩面整體性的把握片面追求和盲目追隨于法而棄德。
歷史記載中，據說啟的耳朵上掛兩條青蛇，駕兩條大龍，曾經三度登天，竊取了上天神曲《九歌》和《九辯》，在千仞高原上為自己演奏。
從這段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民眾棄伯夷、離益而擁戴啟的一些端倪。啟的行為是三次駕龍上天，私入天界進行偷竊天寶。這種偷竊行為本身就是喪失德性之舉，應當被當時社會所不恥。但是，他能乘龍上天的法術本領卻掩蓋了他失德偷竊的恥辱，他為一己之私而在千仞高原為自己演奏，反而成了他通天本領的炫耀。由此為發端，人類的私心貪欲就開始公然竊取天道的榮耀利己利私。“失德”與“自私”這兩種背叛大道的行為，在世人只重眼前利益的心靈中，完全被法術本領所取代，掩蓋了背道失德的可恥行為。
禹的時代，人們的尊道貴德，從啟的行為之中，其實已經昭示著整個社會已經漸行漸遠。已經陷入一生二的陰陽漩渦之中旋動不已。脫離仁治社會時期，滑入義治社會的時代從此就開始了，“天下為公”也就蛻變成為了“天下為家”。
在古代唯道獨尊，天道獨尊，蛻變成漢代的“獨尊儒術”以后，在“唯儒獨尊”長達幾千年的洗腦過程中，在人們丟失了修身法寶，就一直都不愿意正視自己民族的根文化。對道德根文化既陌生、也盲目，對于文史中記載的一些史實的真實性也就常常嗤之以鼻，那么對于證道的方法論也就知之甚少。
黃帝的法道文化，其實內含“心法”和“法術”兩種方法。只有以“心法”修身為帥，“法術”為輔地修身，才是完整的修身方法。從啟的行為分析，他只是一位重法術修身而丟心法修身的人，他不是神，而是一個充滿私心貪欲的凡人，他以法術竊取天道的榮耀為炫耀。他如果不憑借龍作為乘御的工具，也就根本無法上天偷竊，啟是依靠法術招龍乘御上天完成偷竊。據史載，禹的父親鯀為了完成治水的重任，也曾經上天偷竊過一種名為“息壤”的物品，用于攔截洪水。古希臘的記載中，也有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幫助人類生存的故事。中國的鯀盜天帝的息壤為人類治水，被天帝派祝融殛于羽山。普羅米修斯盜天火給人類，被宙斯鎖于山上，讓鷹啄其肝臟。鯀與普羅米修斯都是為人類犧牲自己。
對于天帝和宙斯為什么不讓偷竊天寶用于人類，人們一般都難以站在道○的高度去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只知站在人類本身集體利益的小范圍內進行甄別，贊美他們為人類犧牲自己的美德，因而也就更加加重人們心靈上本質性的離道失德。夏啟的盜《九歌》與《九辯》，因為純粹是為了一己之利、個人之貪欲；雖然不見人敢于贊美其行為，但是在當時，人們羨慕他的本領那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史載的故事并非全然都是神話，我們分析一下龍的消失，也許能明白其中一二。
龍，在古代應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動物物種。這就像中國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的來源一樣，都是選取客觀存在的動物。而且作為古代氏族的圖騰標示，不可能選擇子虛烏有構想的圖案而確定，其它部落不可能承認虛無縹緲圖騰的共識性。中國龍之所以在上古時期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都與人類和睦相處而存在，這是因為當時的人類敬畏天道，從不敢殺戮龍這一帶有特殊靈性的動物。龍突然從歷史中消失，就是因為人們的離道失德。
在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龍存在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在距今約10000多年的洪荒年代，先民們就對龍頂禮膜拜。在三皇五帝時代，龍與人共存，和睦相處的信息就廣為存在。人文始祖伏羲氏號稱“龍師”，前面我們曾引據《竹書紀年》的記載，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龍族”，有長龍氏、潛龍氏、居龍氏、降龍氏、土龍氏、水龍氏、青龍氏、赤龍氏、白龍氏、黑龍氏、黃龍氏等，而且都以龍為本部落的圖騰標志，在淵源上各氏族皆自認由龍所“生”，由此而開啟龍的“傳人”紀元。修之身而進入相應階段層次者，都不會否認龍的存在性和“龍的傳人”的客觀性，因為人類的脊柱骨和脊椎間隙組織內分別攜帶儲存著龍紀和魚紀的信息基因，在內證中能夠被啟動并且呈現全息圖像反應。
龍，《說文》：“龍為長麟蟲，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登天，秋分潛淵”。龍的這些特點充分反應出：東方的龍，只可能是因為歷史上某些特殊原因造成它們的消失，但并不是物種的真正滅亡。“龍”字，最早見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甲骨文中有36個不同寫法的“龍”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龍”字都屬于象形文字。羅振玉釋作“龏”，郭沫若釋作“龔”，該字呈雙手捧龍之象，具有崇敬龍的含義，明確表明龍的形象與先民對龍的尊敬。《博雅》說，有鱗的叫“蛟龍”；有翼的叫“應龍”；有角的叫“虬龍”；無角的叫“螭龍”。《瑞應記》說，黃龍是神精，是四龍之長。《述異記》說：蛟千年化龍，龍五百年化角龍，千年化應龍。這些記載說明，龍的種類繁多，不一而足；龍的層次有落差，品有高下。所以有人認為龍有“六大區系，九種原龍”，這個認識比較有見地。
龍，在尊道貴德、修身治世的歷史時期中，由于它能幽能明，隱顯自然，通達于天地之間，遨行于宇宙與法界之間，所以它是那個歷史時期修身有成者往來于幽明天地之間的坐騎，是人界與法界交通的工具，也是天人交流的信使。迄今，修身界仍然保留著許多與龍進行交流的方法，包括招龍、升龍、降龍、止龍等乘馭的訣竅以及如何辯識天龍與地龍，哪一種是可以供給乘馭的種類，乘馭時身上絕不能攜帶任何金屬等等密傳技術方法。黃帝當年“窮道盡真，遂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抱樸子內篇》），乘龍升天，而只留下衣冠冢。黃帝乘龍上天這段記載，到底是指肉身的升天，還是單指當時人們神運觀察到的場性現象？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但是也不應當輕易否定前一個現象存在的可能性。
龍，有天龍與地龍之別。傳說中的天龍，具有司水布雨、利益農桑、調節氣候的功能，具有鎮邪伏魔、保境安民的職責；地龍則具有滋養地靈、孕育人杰的本領，所以古人把龍看作是人類生產、生存的恩賜者、護佑者。當人們因為離道失德，普遍丟失了修身方法，不能直接感格天道以后，人們就以時隱時現的龍為瑞符、吉祥，于是龍成為千古吟誦歌詠、膜拜推崇的主要題材。
《九歌》中對龍的贊頌令人景仰，《云中君》的“龍駕兮帝服”，《湘君》的“駕飛龍兮北征”、“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大司命》的“乘龍兮轔轔”，以及《河伯》的“駕兩龍兮驂螭”等等，無不把人們引入龍的世界；唐宋時期的賦中還有“龍賦”，例如白居易的《黑龍飲渭水賦》、王安石的《龍賦》、宋歐陽修的《百子坑賽龍詩》、陸游的《龍掛》等，都著力描寫龍的神奇與威武。
龍有善龍與惡龍之別，物種并不相同。東方的龍與西方的龍，也不是同一概念。西方傳說中的龍（Dragon），是一種類似巨型爬行動物，是一種身有雙翅、嘴生獠牙、口中噴火的惡獸。它作為西方神話里財富的守護者與和平破壞者的形象而存在，是邪惡和暴力的標志，也是戰爭的象征。圣經《啟示錄》中的龍，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英語國家文化里具有“恐怖”和富有“惡性攻擊”的涵義。西洋龍無論在歷史淵源、文化內涵、精神實質上，都無法與中國龍所具有的悠久、祥瑞、和諧、尊貴和繁榮等因素媲美。中國龍無論從其基本概念、歷史淵源，文化效應、民族心理影響方面，都與西洋龍差別甚大，它們是神性與邪性、吉祥與災殃、和平與暴力、進步與倒退等的本質區別。在對一個社會文化的影響方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熊春錦 2014-07-06 14: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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