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

簡體傳統

　　壹　　《中國語言地圖集》與漢語方言分區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作編纂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下文簡稱《地圖集》），由香港朗文（遠東）有限公司于1987年和1990年分兩次正式出版。有中文、英文兩種版本。《地圖集》共有50×36厘米彩色地圖三十五幅，每幅圖附有必要的文字說明。為了照顧非語言學專業的其他讀者的實際需要，文字說明中分區的地理、分區的特征行文比較詳細，具體的語言或方言事實的描寫都盡可能簡單。《地圖集》包含三部分內容：A是五幅綜合圖，其中A2是“中國漢語方言圖”，宏觀地展示了漢語諸方言分布的全景；A5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語言圖”，表現了廣西境內漢語諸方言和各少數民族語言分布的復雜面貌。B 是十六幅漢語方言圖，其中B8是“東南地區的漢語方言”，B10 是“安徽南部漢語方言”，B11是“江西省和湖南省的漢語方言”，B13是“廣東省的漢語方言”，B14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漢語方言”，B16是“海外漢語方言分布圖”，分a、b兩張。這幾幅圖都是從區域出發討論方言。其他各圖都是從方言出發討論分區。C是十四幅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圖。這種用多幅彩色地圖的形式，把漢語方言和各少數民族語言加以分類分區，標出它們的地理分布，在我國還是第一次。因此，《地圖集》的出版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被認為是我國科學文化領域的一項基本建設。
　　《地圖集》中漢語方言分區圖及文字說明部分，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組織全國部分方言工作者共同編制的，由李　榮、熊正輝、張振興担任主編。這項工作包括方言調查，新舊資料整理分析，繪制分區草圖和編寫文字說明等幾個步驟。起始于1983 年，　全圖定稿于1987年，最后校對時略有改動。這是中國漢語方言學界1979年重新振起以后承担的第一項大型工程，得到了有關各方的大力支持，體現了中國漢語方言學界集體合作，協同攻堅的優良傳統。工作過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在此之前所取得的漢語方言研究成果，以及積累起來的豐富的調查材料，同時又組織力量對廣東、江西、安徽、新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面上調查，對某些復雜地區的漢語方言也進行了部分核查。這些調查與核查涉及到將近600 個市縣或相當于市縣的方言點，調查人員的行程達數萬公里。因此，在這個基礎上繪制的漢語方言分區圖和隨圖的文字說明，不僅精煉地總結了在此之前的漢語方言的研究成果，同時包含了大量漢語方言研究的最新信息。它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漢語方言分區的實際面貌，比較清楚地表述了漢語各個方言區的重要特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漢語方言研究的一次重大進展。
　　《地圖集》第一集出版至今，已經整整過去了十個年頭。十年來，漢語方言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績，不斷有新的事實，新的材料公諸于世。特別是近年來，海內外的很多學者，對漢語方言分區問題表現了一輪新的熱情。無論如何，討論漢語方言分區的時候，總是要涉及到《地圖集》里對漢語方言分區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因而引發了對漢語方言分區地圖和文字說明的各種評論，如丁邦新1996，梁金榮等1997。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這都是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情。因為開展正常的學術評論，是一個學科繁榮的標志，也是一個學科取得不斷發展的重要條件。正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最近有機會重新檢查了漢語方言分區的各幅地圖，重新粗讀了有關的文字說明。十年前漢語方言學界為編制漢語方言分區圖而辛勤工作的情景猶在眼前。那是一段難忘的日子，現在想起來仍然十分令人振奮。
　　　　　　貳　　關于漢語方言的分區
　　對漢語方言的分區問題，許多學者做過十分有益的探討，但真正大規模付之實踐的是《地圖集》。《地圖集》的漢語方言分區圖和文字說明，是漢語方言研究理論和實踐上比較好地結合的產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提出了漢語方言分區的框架，在畫分層次上提出了全新的概念。傳統上往往用“方言——次方言——土語”三個層次來畫分漢語方言，同樣也用于畫分其他語言里的方言。這種畫分框架，在近期的討論方言分區的論著里，仍然不時可以看到，可見有很深的影響。顯然這是不準確的。它沒有反映不同層次方言的本質。這種三個層次的畫分框架，把方言的層次畫分，誤解成了方言的優劣差別，似乎方言有主次之分，有雅俗之分。從使用人口，對周邊方言的影響力，在推進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方言有優勢方言和非優勢方言的不同。但就方言本身而言，從語言結構和語言功能而言，任何方言都是平等的，無所謂主次、雅俗之分。其實，方言分區的時候，之所以必須分成若干層次，只是一種分類上的需要，也便于稱說。層次越大的方言，大類的共同性越概括，越抽象，能夠函蓋這個大類所有方言的共同特征也就越少；反之，層次越小的方言，小類的共同性越具體，能夠函蓋這個小類所有方言的共同特征也就越多。因此，方言的層次畫分，本質上只是根據共同特征所作的不同層次方言的一種分類。《地圖集》對漢語方言提出了“點——小片——片——區——大區”的五個層次畫分法。點指方言點，一般指縣市或相當于縣市的行政單位，在方言復雜的地區有時也用于指小于縣市的行政單位；若干個點組成小片；若干個小片組成片；若干個片組成區；有時若干個區組成一個方言大區。除了方言點外，其他各個層次根據實際情況范圍有大有小，有時候一個方言點就是一個小片。在同一個小片、片、區、大區內的方言，都具有比較明顯的共同點。這是用共同特征作標準，對漢語方言進行多層次的畫分。顯而易見，這種五個層次的畫分法，對比于傳統上的三級分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一種進步。
　　二、根據上述層次畫分法，《地圖集》把漢語方言分為十個區：官話區、晉語區、吳語區、徽語區、贛語區、湘語區、閩語區、粵語區、平話區、客家話區。其中官話區、閩語區指的都是大區。官話大區包括東北官話區、北京官話區、冀魯官話區、膠遼官話區、中原官話區、蘭銀官話區、西南官話區、江淮官話區等八個區；閩語大區包括閩南區、莆仙區、閩東區、閩北區、閩中區、邵將區、瓊文區等七個區。現在看來，官話大區下面再分八個區是合理的，起碼在分布上，便于跟其他的非官話各方言區取得綜合平衡。閩語大區應改為區，原來的七個區應改為片，原來的片應改為小片，這樣就跟吳語、粵語等方言的層次畫分取得一致了。
　　這個分區結果，跟以往學者對漢語方言的分區有明顯的不同。章炳麟《檢論》卷五《方言》（作于1900至1901年間），把漢語方言分為九種，只大致說出地域，都沒有準確命名。按今天的說法，姑且叫做北方官話、陜甘官話、華中官話（包括今贛語、客家方言和湘語的一部分）、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吳語、徽語、閩語、粵語。后來趙元任、李方桂等人有的分為七種，有的分為十一種，差別很大。五十年代以后，學者們對漢語方言的分區漸趨一致，大致有六區、七區、八區之分。分為八區的是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北話、閩南話、粵語。有人把閩北話和閩南話合并為閩語就是七區，又有人把贛語和客家話合并為客贛方言，這就只有六區了。但多數學者都一致認為，官話區下面還應該再分為北方官話、西南官話和下江官話三種。對比之下，《地圖集》和以往學者對漢語方言的分區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把官話大區再分為八個官話方言區。主要是把以往學者的北方官話再分為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原來的下江官話（江淮官話）范圍有所擴大，包括鄂東北黃崗、孝感地區的十六個縣市和江西的九江市、九江、瑞昌等三市縣，合稱為黃孝片。鄂東北的十六縣市有入聲，但沒有促音韻尾，“書虛，篆倦”兩對字同音，跟湖北境內的其他官話方言有顯著差別，趙元任管這些方言叫做“楚語”。從綜合特征上看，歸入江淮官話作為單獨一個片可能比較合理。《地圖集》西南官話的范圍和原來的差不多。
　　（二）把晉語區從官話方言里分立出來。《地圖集》對晉語定義為“山西省及其毗鄰地區有入聲的方言”，因此晉語和山西方言是兩個概念。山西方言是從地理范疇指稱山西省境內的方言，主要是晉語，還有中原官話的汾河片和冀魯官話的廣靈話；晉語是從方言特征指稱山西及其毗鄰地區內蒙、陜西、河南、河北一帶有入聲的方言，不包括山西境內的中原官話和冀魯官話，也不包括山西及其毗鄰地區以外的有入聲的其他官話方言。
　　（三）把徽語區從吳語區里畫分出來。安徽南部的方言錯綜復雜，既有吳語的特征，又有某些江淮官話的特點，很早就引起學者們的注意。例如章炳麟《方言》區分漢語方言為九種，其中就指出：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處高原為一種。厥附屬者浙江衢州、金華、嚴州，江西廣信、饒州也。趙元任1962《績溪嶺北音系》也說過徽州方言在全國方言里很難歸類。后來的很多學者多把這一帶方言籠統地畫入吳語區。《地圖集》根據實際情況，在皖南地區畫出宣州片，歸入吳語區。更重要的是讓徽語單獨成區，包括安徽南部，以及相鄰的浙江舊嚴州府地區，江西的德興，原浮梁縣。共十六個縣市。
　　（四）把贛語和客家話分開。贛語和客家話是合二為一，還是各自分立，學術界長期以來就有不同意見。主張合的意見認為這兩種方言一致性太明顯，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讀送氣清音；主張分的意見認為這兩種方言還是有區別的，不過很少有人能舉出強有力的證據。《地圖集》把這兩種方言分開，主要的根據是：部分古濁音聲母上聲字客家話今讀陰平，
　　附圖

南昌分別說作“吃飯、吃茶、我、我個、是（我～南昌人）”。此外，還有一些別的差別，限于篇幅，這里不詳說了。
　　（五）平話單獨成為一個方言區。以往的漢語方言分區，很少提到平話。其實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常就有“官、平、壯、白、客”的說法，說明廣西境內除壯語外，漢語的官話（西南官話）、平話、白話（粵語）、客家話是四種平行的方言。平話內部有桂南平話和桂北平話之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是不送氣清音。這一點就足以把平話和廣西境內的其他漢語方言區別開來。因此，《地圖集》把平話單獨畫為一個方言區是可行的。
　　以上五項只是說到了《地圖集》對漢語方言分區最主要的新見解。經過十年來的實踐證明，《地圖集》對漢語方言的分區，大體上還是反映了漢語方言分布的實際情況的。至于說到漢語方言分區中的層次畫分，根據不同的需要可以有多種分法。例如為了粗略的方言比較的需要，可以把漢語方言分為官話和非官話，把晉語、湘語、贛語、吳語、徽語、閩語、粵語、客家話、平話統統列入非官話。為了說明方言和經濟的關系，可以把漢語方言分為沿海方言和內地方言，把粵語、閩語、吳語，和一部分官話方言（如膠遼官話、江淮官話）列入沿海方言，把大部分官話和晉語、湘語、贛語、客家話、平話、徽語列入內地方言。為了說明漢語方言的演變和接觸，還可以對漢語方言進行三分，例如把官話方言（江淮官話除外）列為北方方言一類，把閩語、粵語、吳語列為南方方言一類，把晉語、江淮官話、湘語、徽語、客家話、平話列為介于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過渡方言一類。所以方言的層次畫分無所謂唯一的、最好的畫分。但確實存在有通用范圍比較廣泛、能夠適應不同需要，比較合理的一種方言層次畫分。《地圖集》里對漢語方言的五個層次畫分，也許是我們目前能夠找到的一種比較理想的、比較通用的層次畫分。
　　三、提出了漢語方言分區的兩個基本標準。早期的漢語方言分區，不可能提出明確的分區標準，因為當時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早期的漢語方言分區，難免有憑印象的主觀色彩。必須等到掌握了足夠多的方言事實之后，才能提出必要的分區標準。在《地圖集》工作初期，雖然已經掌握了很多資料，但還是很不夠，這才有后來近600 個縣市的面上調查和若干地區的資料核查。在這個基礎上才逐漸形成了關于分區標準問題的一些基本思想。一般說來，方言分區既要考慮綜合判斷特征，又要考慮區別性特征，還要考慮人文地理特征。這是方言分區的三個因素。確實很難只用一個標準，特別是用一個絕對排他性的標準，對方言進行自始至終的畫分。當然，也很難設想可以采用多種標準，對方言分區產生相同的效果。不過，其中有一兩個標準對多數方言的畫分，可能起到較大的制約作用。我們重讀漢語方言分區圖的文字說明，一下子就會發現，對主要方言區的畫分，從大處看有兩個重要的標準：一個是古入聲字的演變；一個是古濁音聲母字的演變。按照古入聲字的演變標準，可以把官話和非官話分開，官話方言絕大多數地點古入聲字今讀舒聲（江淮官話和其他官話的零星地點除外），非官話方言古入聲字今仍讀入聲，例外的情況很少；根據古清音聲母入聲字的演變，又可以把官話大區分為八個區。按照古濁音聲母字的演變標準，可以畫分九個非官話方言，當然也可以用來把官話大區分開。例如：官話大區——除江淮官話和其他官話的零星地點外，官話方言沒有入聲，古入聲字今讀舒聲。
　　　東北官話：古入聲清音聲母字今讀上聲的字比北京多。
　　　北京官話：古入聲清音聲母字今分歸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聲。
　　　冀魯官話：古入聲清音聲母字今讀陰平，或多數讀陰平。
　　　膠遼官話：古入聲清音聲母字今讀上聲。
　　　中原官話：古入聲清音聲母字和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
　　　蘭銀官話：古入聲清音聲母字今讀去聲。
　　　西南官話：大多數地方古入聲字不論清濁都讀陽平。
　　　江淮官話：古入聲字今讀入聲。
　　晉語區——古入聲字仍讀入聲。
　　吳語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仍讀濁音聲母。
　　徽語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大多數讀送氣清音，但也有讀不送氣清音的。
　　贛語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今讀送氣清音；古次濁聲母上聲字一般不讀陰平。
　　湘語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有的地方仍讀濁音，有的地方不論平仄都讀為不送氣清音。
　　閩語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今多數讀不送氣清音，少數讀送氣清音。
　　粵語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多數地點今逢陽平陽上讀送氣清音，逢陽去陽入讀不送氣清音。
　　平話區——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今讀一般都是不送氣清音。
　　客家話——古全濁音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今讀送氣清音，但一些口語常用字（如“渠笨”）往往讀不送氣清音；部分古濁音聲母上聲字今讀陰平。
　　可見，一個古入聲字的演變，一個古濁音聲母字的演變，完全可以作為漢語方言大區和區這兩級的畫分的基本標準。這兩個標準是從大量的方言事實中選擇歸納出來的，因而有比較強的概括性和系統性，適應范圍也相當廣泛。尤其重要的是，實踐已經證明這兩個基本標準可操作性強，它不是純理論或純方法論的東西。還必須指出，這兩條標準，一方面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漢語方言的結構特點，另一方面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漢語方言的歷史演變規律。用結構特點，用歷史演變規律，來給漢語方言分區，這是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最為理想的分區標準了。我們現在還找不出比這更加理想、更加可以具體操作的其他標準了。
　　這兩個標準都是語音標準。能不能拿出一兩條或苦干條詞匯、語法標準，來畫分漢語方言呢？不要說十年前不可能，就是十年后的今天，也還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就漢語方言研究的進展情況來說，語音方面的研究先行一步，掌握的資料相對較多；詞匯、語法的研究起步較晚，掌握的資料到目前為止還是很少很少的。等過了若干年以后，詞匯和語法的研究很深入了，那時也許可以拿出幾條詞匯、語法標準，來給漢語方言分區。還有人問：根據這兩個標準，只能畫分出漢語方言大區和區，但管不住片、小片、方言點的畫分，是不是缺陷？肯定是缺陷。但這是無可奈何的。因為我們實在提不出那怕只有一條標準，可以畫分全國的所有方言。這也許僅僅是理想。
　　　　　　叁　　關于晉語和平話
　　方言是復雜的。方言的分布也是復雜的。其中往往涉及到與方言有關的人文地理等復雜因素。所以在討論方言分區的時候，經常要考慮到方言特征的多重性和非確定性問題。假設有A、B兩個方言點，以這兩個方言點為圓心，以一定的距離為半徑，畫出A、B兩個部分重疊的方言區。那么，處于圓心位置的方言點A和B，其區別性的方言特征最為明顯，離圓心越遠，其方言特征越模糊，到了兩個方言區部分重疊的地方，既可能同時具備A、B兩個方言點的區別性特征，也可能同時消失A、B兩個方言點的區別性特征，當然還有第三種可能，就是具備不同于A、B的新的區別性特征。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在重疊部分的方言地帶找出方言點C，并且以C方言點為圓心，以一定的距離為半徑，畫出第三個方言區C。這種多重性和非確定性無疑給漢語方言的分區帶來很多的困難。因此，在漢語方言分區的時候，在注意通觀全局，綜合平衡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不能太拘泥了。否則就無法給漢語方言進行分區。
　　例如在畫分方言大區和區的時候，也還要綜合考慮其他因素，給上文所說的古入聲字的演變、古濁音聲母字的演變這兩個基本標準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制條件或附加條件。還必須允許存在一定條件的例外或特殊現象。《地圖集》里多處討論這樣的問題，這里舉兩個明顯的例子。有入聲的標準應用于晉語必須加上地域上的限制條件，只限于“山西省及其毗鄰地區”。因此，B2圖根據古清音聲母入聲字自成調類的事實，把山東境內渤海邊上的利津、桓臺、鄒平、章丘四處自成章桓小片，畫入冀魯官話，不能畫入晉語區，認為是一種特殊現象。同樣的道理，河北境內有一些零散的地點方言，也有入聲，也不能畫入晉語區。又如古入聲字今讀陽平的標準應用于西南官話，但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境內有75個縣市的古入聲字自成調類，有8個縣市的古入聲字今讀陰平，有13個縣市的古入聲字今讀去聲。因此對上述96處方言點必須加上四聲調值的附加條件。B6圖給西南官話完整的定義是：“古入聲今讀陽平的是西南官話，古入聲今讀入聲或陰平、去聲的方言，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調值與西南官話的常見調值相近的，即調值與成都、昆明、貴陽［、武漢、重慶、桂林］等6處的調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話”。這樣就把96處看似例外的方言點，大部分都包括在西南官話的范圍之內，真正例外的只是很少數。
　　下面再具體討論晉語和平話方言的分區。
　　一、關于晉語。晉語指山西及其毗鄰地區有入聲的方言，包括山西、河北、河南、陜西、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區的175個市縣旗。使用晉語的人數約4，570萬。《地圖集》首次把晉語從傳統的官話方言區單獨分立出來。晉語分立以后，官話大區的范圍進一步縮小，似乎打破了漢語南北方言總體平衡的格局，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討論，對晉語的研究大大深入了。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通過討論，大家對晉語的特殊性有了比較一致的認識。不能不承認，在廣袤的北方地區，晉語方言連成一片，獨具入聲的特征，而周邊的方言都沒有入聲，應該認為這確實是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據此把晉語從官話方言里分立出來，正好體現了《地圖集》對漢語方言分區的一致性原則。現在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有學者認為光憑有入聲這個方言特征就把晉語分立出來，理由不充分。因為江淮官話也有入聲，現在還在官話的范圍內，為什么它不分立出來呢？二是有學者提出，晉語分立出來后，它是跟冀魯官話、中原官話、西南官話等官話方言一樣，成為官話大區里的一個區呢，還是跟閩語、吳語、粵語等南方方言一樣，成為與官話方言“平起平坐”的方言區呢？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首先，1948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繪制的《語言地域圖》（中國分省新圖第五版第14頁，上海申報館），把漢語方言分為“北京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粵語、閩南話、閩北話”等十一種，其中的下江官話，就是后來所說的江淮官話。可見江淮官話分立的歷史最少比晉語早四十年。傳統上把江淮官話分立出來，與西南官話、北方官話并立為官話方言的三區之一，重要根據就是江淮官話有入聲。人們很容易接受這一重要事實，至少持異議的不多。現在根據同樣的方言特征，把晉語分立出來，本來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其次，即使僅僅從入聲這個方言特征考慮，晉語的入聲在分區上的意義顯然跟江淮官話的入聲不一樣。如上文所說，晉語的入聲連成一片，在北方地區的漢語方言中顯得非常特殊，其形成原因和形成歷史，至今還不能作出滿意的解釋。而江淮官話的入聲實際上只是吳語等南方方言入聲地區的延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往往把江淮官話區看成是南方非官話方言區和北方官話方言區的過渡地帶。因此，同樣一個入聲標準，可以容忍江淮官話分立，而不能容忍晉語分立，這是說不過去的。這里順便說明，方言畫區的標準和畫分方言區層次的標準經常是一致的，但不完全等同。就有無入聲這一條來說，它是畫分方言區域的標準，但不完全是畫分方言層次的唯一標準。根據有無入聲可以把江淮官話和周邊的官話方言區分開來，把有入聲方言的畫入晉語；同樣，根據有無入聲可以把江淮官話和周邊的其他官話區分開來（但難以跟相鄰的吳語、贛語等方言分開來），把有入聲的方言畫入江淮官話。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來考慮方言區畫的層次問題。
　　現在再來討論第二個問題。這實際上說的是應該把晉語放在哪一個層次的。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并不重要。把晉語從官話方言里分立出來，以引起學術界對晉語的深入研究，在這方面《地圖集》已經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有人以為這樣說是捍衛晉語分立的一個擋箭牌，這是誤解了。討論問題總有重要、次要之分。應該看到，現在學術界有興趣討論晉語在漢語方言分區中的層次地位，正是研究進一步深入的結果。從層次上看，把晉語放在與吳語、閩語、粵語等南方方言同一個層次上，并無不可。其一，晉語有入聲，如上文所說它的入聲的意義和江淮官話是不一樣的，和吳語、閩語、粵語等南方方言的入聲性質是相同的。其二，有入聲只是晉語的重要特征之一，晉語還有許多其他的重要特征。例如溫端政1997提出“晉語入聲音節兩分”的特點，就非常值得重視。例如太原的入聲音節［zэ?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有明顯的詞匯意義，就是“日”字，如“日久天長、日雜店、日子、日食、日歷”等；一類沒有詞匯意義，作為前綴構成形容詞和動詞，也可以寫作同音字“日”，如“日怪、日搗、日臟馬爬、日哄、日能”等。這種現象表面上看是詞匯問題，但從晉語的入聲來看，也是語音的系統性問題。這種入聲音節兩分的特點，在晉語內部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和一致性，在晉語外部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三，即使入聲和入聲音節兩分這樣重要的特征，仍然不是晉語分立的全部條件，應該說晉語分立還有重要的人文歷史地理等其他因素。例如，趙秉璇1995指出，晉語的區域畫分同古代歷史行政區劃是一致的。山西境內晉語各片的畫分，與山西歷史行政區域基本吻合，山西境外晉語的分布區域歷史上都曾隸屬于山西；山西的中原官話地區歷史上曾長期隸屬于河南和陜西。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歷史上行政區域的畫分往往和方言的區畫一致，這在其他方言區里也不鮮見。關于這一點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關于平話。廣西境內的語言和方言都極其復雜。《地圖集》根據廣西當地“官、平、壯、白、客”的傳統說法，從其分而不從其合，把平話單獨畫為一個方言區，跟粵語、閩語、吳語等處于同等地位。這個似乎不合于方言分區中的所謂綜合平衡原則，因為桂南平話和桂北平話的總人口只有200多萬，并且相對分散。因此，有學者認為，把平話單立為一個方言區理由不足。還有的學者認為平話實際上就是“平常話”的意思，對傳統上的名稱不必太重視，它跟粵語有很多共同點，應該作為粵語的一個片。這里的關鍵在于能不能把平話和粵語的關系說清楚。張均如、梁　敏1996關于平話有詳細的討論。韋樹關1996把南寧附近的平話和粵語廣州話作了詳細比較，提出了20條不同點，其中語音15條，詞匯2條，語法3條。下面摘引三條，參考張均如1987略加綜合補充，十分值得重視：
　　（1）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平話一般不送氣，這是平話的共同特征；粵語逢陽平陽上調一般送氣，逢陽去陽入調一般不送氣，這也是粵語的共同特征。例如：
　　　排　題　茶　倍　近　坐　罪　像　席[席子]
　　附圖

　　（2）很多口語常用詞，平話和粵語不一樣。例如：
　　　　吃　　給　　說　　傘　　明天　　昨天　　在
　　附圖

　　（3）平話和粵語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也不一樣。例如：
　　　哪　　誰　　哪兒　　什么　　　　這個　　　　那個
　　附圖

　　以上說的是方言特征上的顯著差別，證明平話自成方言區是可以成立的。從平話形成的歷史來看，更能支持平話立區的論斷。韋樹關1996指出，平話在廣西的歷史要比粵方言久遠得多。平話是秦漢至唐宋間，由中原南來的漢人帶來的漢語，經過長期的發展而形成的。平話在廣西形成的時間估計至晚不會超過宋代。據《宋史》載，北宋皇ｙòｕ＠⑦年間（公元1049—1053），壯人儂智高起兵反宋，立“大南國”。宋王朝派名將狄青率領20萬大軍前往鎮壓，在昆侖關大敗儂軍。狄青的軍隊號稱“平南軍”，鎮壓儂智高之后，遂留軍屯守。所謂“平話”就是“平南軍”人所說的話。因此，平話在廣西至少都有上千年的歷史。而粵方言則是明末清初特別是鴨片戰爭以后，由大批經商的廣東人沿西江而上帶入廣西的，在廣西的歷史不過三四百年之久。張均如1987還指出：“從壯侗等民族語言的漢語借詞推測，在官話、白話進入廣西之前的漫長歲月里，平話曾是廣西各民族之間的主要交際用語。后來，處于‘官’、‘商’有利地位的官話、白話大舉進入廣西，逐漸成為城鎮中的主要用語，這樣各地平話的使用范圍日漸縮小。”這段話有相當的道理，可以舉出語言事實為證。其一，張均如1988舉出壯語里二十八個古平話借字，如“鞍、桶、磨、臺（桌子）、凳、鐮（鐮刀）、秤、鋸、箸、金、眼、銅、丈、尺、斤、兩、錢、鋪、墟、書、學堂、筆、墨、讀、算、國、省、兵”等；其二，平話甚至對后來進入廣西的粵語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粵語勾漏片方言分布于廣西玉林、梧州地區十三個縣，就本片的廣大農村地區來說，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不論平仄都讀不送氣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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