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探尋“中國道路”

簡體傳統

“中國模式”已成熱門話題，而且是國際話題。主要起因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中國竟似安然度過，于是被認為有獨特的“模式”，國人也津津樂道。不少經濟界專家發表了許多精辟見解，頗有啟發，不過我還想從另一角度加以論述。
我認為，“中國模式”之說恐怕是個偽命題。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幾乎沒有兩個國家是相同的，英國與美國不同，德國與日本也不同。同時，人類社會的發展又有其共同規律。
現代經濟發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則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大“模式”。前者已為實踐證明失敗，后者則相對成功。中國正處于從前者向后者的轉型中，這個過程尚未結束，自有其歷史傳統和轉型中的階段性特色。

歷史反其道而行

分析有沒有“中國模式”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搞清改革開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系。
首先，中國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繼續，還是反其道而行的結果？
肯定“中國模式”者認為前30年成就很大，后30年是此前基礎上的修補發展；反對者認為前30年基本上是“蘇聯模式”——計劃經濟加高度集權，外加中國特殊的閉關鎖國和自己創造的各種“運動”折騰，即使在較好的年月也沒有擺脫短缺經濟的困擾，弄得國庫空虛、全民皆窮，經濟瀕于崩潰。如果沒有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弦更張，不可能有今日成就。
其次，這30多年來中國舉世矚目的快速經濟增長是如何取得的？
是尚未根本改動的“舉國體制”以及國有壟斷企業“優越性”的表現，還是打破枷鎖逐步放開民營經濟，部分實行市場化，把受壓抑的生產力釋放出來，走現代國家發展的共同道路的結果？
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進一步改革，反而應退守甚至強化舊的體制。實際上舊體制也回不去了，只有鞏固和加強有學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畸形體制。
“奇跡”論者喜歡說，中國以30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二三百年的道路，這是無視中國近代史的事實。中國的近現代史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走了170年。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通過辛勤耕耘逐步奠定了現代化基礎，不僅在物質領域有成就，而且在制度、文化、思想領域進行探索。
從這個意義上講，30年前的再起步絕不是緊接中國的中古社會（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在此以前可算中古），而是至少繼承了整個20世紀已取得的積極成果。
回首當年，如果我們在60年前就遵循合乎客觀規律的道路，現在理應達到更高的發展水平，而不必付出巨大的“趕超”代價。
建設與破壞交替循環的歷史是中國的不幸。
近代以來，中國時常在內憂外患中進兩步、退一步，有時還大規模破壞、并大踏步倒退。
遠的不說，八年抗戰打斷和破壞了當時卓有成效的現代化建設，緊接著多年內戰，建設更無從談起，到國民政府潰敗時已是民不聊生，百業凋敝，退到谷底。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得以在安定的環境中休養生息，進行經濟恢復和建設。全國人民煥發出極大的積極性，迅速走出谷底。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現代化建設成效顯著，有欣欣向榮之勢。當時也有“奇跡”之稱。
但緊接著我們又走了許多彎路，生產力遭到破壞，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經濟再次跌到谷底。
最近30年的改革，是從“文革”后的極低基數出發，出現高增長率的數字，自不奇怪。但在未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再維持這樣高的增長率。
何況，后30年改革與開放是分不開的。自國門大開以來，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許多壁壘已被打破，先進的發明創造可以現成地為我所用，省去了發明者艱苦探索的過程；繁榮的國際市場和高消費能力支撐了我們出口導向的經濟。
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標準”的討論為契機的思想大解放和生產力大解放，才是這30年來中國得以迅猛發展的動因。
中國13億人只要將原來被壓抑的積極性釋放出一部分，就可以產生可觀的爆發力，如果稱之為“奇跡”或“起飛”，也不是中國特有，許多后發國家在某個發展階段都有這一現象，這是遵循常規的結果。
如何對現實國情做出評估。也有不同看法。是形勢大好，還是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弊病也迅速滋生，腐敗彌漫到各個領域，社會矛盾嚴重尖銳化已到警戒線邊緣？
如果承認現實存在嚴重問題，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場經濟之過，還是改革不到位之過？政府應該繼續退出市場還是進一步強化干預？是“國進民退”還是限制國家壟斷資本，給民營企業以公平競爭的環境，給公民以更多自由發展空間？總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現有的基本體制，還是做進一步的改變？

不要只看表面贊揚

對最近30年的中國變化，外國人有各種評論，并非都是贊揚。最極端的有“中國崩潰論”，還有相當多平實而深刻的分析批評，但我們選擇性的宣揚往往給人以一邊倒的錯覺。當然，肯定“中國模式”論的確在國際上也相當流行。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為何來？
一般說來，發達國家的競爭意識很強，他們的思維習慣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長，困難時期尤其如此。
例如“一戰”后歐洲遭受巨大破壞，就有斯賓格勒名著《西方的沒落》出現；上世紀50年代蘇聯衛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國一片恐慌，“導彈差距”之說盛行，激勵美國加緊發展航天事業；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上升，特別是外貿競爭力驕人，“美國衰落論”流行一時。
此說最早起自長年在美國執教的英國教授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興衰》，而最有危機感的是美國人自己。一時間研究日本優越性之著作成為顯學，其中突出的有著名東亞學家傅高義的暢銷書《日本第一》。
事實證明，“西方”既沒有在“一戰”后沒落，美國實力也從未落后于蘇聯或日本。
現在中國“崛起”之勢令外界矚目，而又適逢美歐經濟危機，尤其是美國特別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感到被挑戰甚至威脅，于是夸大中國力量，以激勵本國人。
奧巴馬對美國教育不滿，大講中國教育如何優越，不久就要超過美國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學生的中國家長們有幾人相信？
再者，外國人只重視中國當前經濟總量和競爭力，而不會真正關心全體中國人的禍福，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也無切膚之痛。
筆者十年前就曾與一位大力推崇中國快速發展的美國學者有過對話。我說：“你不能只看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國還有經濟落后的西部廣大地區和上億的貧困人口。”他說：“這是你們的問題，與我們無關。東部發達地區3000萬至5000萬人口就已經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這部分快速發展的實力已足以造成我們不能忽視的競爭力量。”我對此談話印象深刻。
站在外人的角度，他這樣考慮問題無可厚非。但我們自己呢？能置13億人的福祉和長遠的民族前途于不顧？即使單純談GDP，外人重視的是總量，而我們必須考慮人均水平。
西方人重視人權，而且似乎常常要對中國人權狀況有所批評，但是他們關注的也只是精英層面的政治權利，而對于底層勞動者普遍的人權狀況低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關心。
而正是這一狀況，部分地成就了中國暫時的經濟繁榮，同時也為跨國資本贏得了豐厚的利潤。他們在國際氣候會議上對中國施壓，但是中國增長“模式”造成嚴重水土污染、資源枯竭之禍國殃民、貽害子孫則不在他們關注之列，從最近國際上對中國稀土出口的壓力可見一斑。俗話說：“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為中國人，我們能隨著外人對“中國模式”的贊揚而飄飄然嗎？
毋庸贅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論。還有不少國際志愿者和公益組織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辭艱辛，為中國的環保、扶貧等等問題默默做出可貴的貢獻。這是另一回事，他們不屬于對“中國模式”唱贊歌之列。

地方競爭虛與實

還有一種論點：中國中央集權正在變為地方分權，以后發展動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區為單位的競爭，猶如大企業間的競爭，達到繁榮和優化，從而可望走一條中國獨特的前進道路。
此說也來自海外，可能受美國聯邦制的啟發，但是恰好忽視了中國的特殊國情。要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有幾個根本概念需要弄清楚：
一、競爭的勝負標準是什么？裁判是誰？企業的裁判是市場，最終是廣大消費者，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必須得到消費者認可，所以才有“消費者是上帝”之說；競技場上裁判有絕對權威，但必須遵循嚴格而盡人皆知的游戲規則，而在眾目睽睽之下，最終的裁判還是廣大觀眾。
反觀中國各級政府，在體制上不是對下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其轄區內的“子民”對“長官”并無任免權，甚至不能公開評判。其裁判是上一級長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競相取悅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獎懲、升降、任免權的上級領導，而且游戲規則不透明，只有“潛規則”，其運作不受當地居民監督。
二、競爭的目標是什么？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與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聯系起來，或可不顧“一路哭”，只求一己遷升、一家興旺、雞犬升天。
在百姓有充分發言權和監督權，且上下有通暢的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造福百姓與被上級認可的“政績”也許可以一致起來，但是現在中國遠不具備這種機制。
所以“政績”常常與百姓感受相脫離，也就是敢于為民請命，為百姓所擁戴的官員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寵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燒身。
三、持“地方競爭”論者還忽視了一個他們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的特點，那就是省級領導最終人事權在中央。這迥異于古代封建領地、近現代西方國家的聯邦制、20世紀初中國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實現的“聯省自治”，甚至是軍閥割據時的獨立王國。
不論現在地方長官有多大權力，可以如何對中央政策法令陽奉陰違，中央對地方的作為有時的確可能難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但其升遷終由上級決定。特別是現在異地為官，任期都不長，對本地并無企業主或封建領主那種主人翁感。他們成功的標準正在于快速升遷，如果持續多年留守一地，反被視為是失敗的表現。
所以不少官員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績，或者利用手中權力及時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不愿埋頭于長期方能見效的建設。因而只見大小城市高樓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統鮮能得到修治。造成許多悲劇的“強拆”，也與在這種體制下的“競賽”有關。即使有人下決心開啟一項利民的長期事業，一旦工作調動，也往往人去政息。
我無意指責今之個別地方官員，這主要不是個人品質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在現有體制下，地方競爭恐怕很難達到優勝劣汰的目的。

需要改革“舉國體制”

歸根結底，涉及到建國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單純為了GDP，或為了外揚國威、炫耀一個光鮮、輝煌的“盛世大國”，那么“舉國體制”、“舉省體制”乃至“舉縣體制”確實有效。
若真正以人為本，承認人除了滿足口腹之需外，還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長數字，還著眼于中華民族長遠的“文明崛起”，那么，應該承認，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已到了拐點。
健康的市場經濟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釋放出創造力，需要平等的權利以保證公平競爭，需要法治以規范和執行游戲規則，與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專制。在專制制度下的市場經濟也許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績，但必將制約長期發展。
另一方面，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它在促進優勝劣汰的同時也造成弱肉強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來各種各樣的改良理論和措施因此而生。一個好的體制既要保護優勝劣汰，又要遏制或彌補弱肉強食的弊病，這也是近百年來發達國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們已經意識到有些事物是不屬于市場的，例如教育和醫療。
當前我們的體制既制約“優勝劣汰”又擴大“弱肉強食”，市場經濟受到不合理的壓制，而一些本不該屬于市場的公共服務卻又被推向市場。要扭轉這種狀況已不能就經濟論經濟，就民生論民生。當前無論哪一個領域要向興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會遇到強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來自強大的既得利益權貴集團，其難以動搖的地位與現有體制分不開。
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這“舉國體制”——實際上就是不受監督的公權力。朝野日益高漲的“政改”呼聲即由此而來。對這個道理，居廟堂之高者顯然比處江湖之遠的草民體會更深。說與不說，允許說到什么程度，都改變不了事物自身運行的規律。當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財政，讓財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13億鮮活生命要的是安居樂業，過“有尊嚴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權利。即便是為了對外爭國家榮譽，加強所謂“軟實力”，耗用納稅人巨資辦多少“奧運”“世博”，建多少孔子學院，也無法遮蓋中國特色的貪腐、官員廉潔度國際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會缺乏誠信等負面形象。
因此，與其高唱“中國模式”，不如低頭尋找“中國道路”，因為中國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處，只要前進不要倒退，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是無法繞過的。